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巍巍独秀园

  发表日期:2009年1月18日      作者:冯东书     【编辑录入:西城大官人

200710月,赴安庆瞻仰落成的“独秀园”,其规模之宏伟,出人意料。占地1.37平方公里,南京大学专家设计得庄严肃穆。环顾海内,作为个人陵园,除中山陵之外,罕有可比肩者。

中华民族以此告慰 仲甫先生的在天之灵。

这是和他建树的历史伟业相称的。“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总司令” ,“是他集中了一些人,这才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毛泽东语)。他是党的一大到五大的五届总书记。

特别是他一生坎坷,由于高尚的人格而蒙受太多的苦难,这是党内外复杂的斗争造成的。正如恩格斯讲:“党内有路线斗争、思想斗争和权力之争。”这一点从来没有间断过,只是 仲甫先生挑了太多历史的重负!

近一个世纪的历史烟尘,使他成为一个大有争议的人物!一个个“历史巨人”是他的对立面。从而展示其人格魅力和生活的戏剧性。

公正的历史老人,终于还是逐步拂去加在他身上的污泥浊水。在新世纪到来之时,他迎着新世纪的曙光重新站出来——说明中国的进步。

北京在五四大街竖起了他的雕像。

中学教科书对他作了全面肯定和高度评价。

“独秀园”的立项和落成,当然不仅是地方之举,不仅是旅游景点,而更是一个重要的标志。说明党在走向成熟,民族在觉醒。北京街头雕像前石碑上的两个字就是“曙光”,说明他重新站出来的意义。

“独秀园”在安庆市东北郊区约10公里处,上次来是曲折的小路,绿荫夹道。这次来是汽车长驱直达。

当地陈独秀研究会 李银德先生,给我们讲了几十年间建墓的沿革。先是 仲甫先生的三子从四川扶灵东来,本是入土为安,但并不得安。墓碑上甚至不敢写上陈独秀或 仲甫先生的名字,而是用一个只有家人知道的别名。若干年后,湮没于荒烟蔓草之间,甚至难以寻觅了。而后又改建一次,碑上如何写呢?称“同志”,不可。称“先生”含有敬意,也不可。即直呼其名。碑高一米。不久又为荒草所掩没。若干年之后,“文革”的劫难过去了吧,又重建,始达到常人陵墓的局面…… 仲甫先生之灵的翻身过程,也是世事演进的纪录。

临近陵园,有一广场,北侧竖着一个大的牌坊,这是陵园的南大门了。“独秀园”三个字是 仲甫先生的手笔。他的书法古朴老到,一望而知。站在那儿向北望去,层层递进,颇为深远。中间有高耸的铜像,近看是他年轻时的身影,高度颇有讲究——九米。“九”是个位数的极致。“九天之上”、“九泉之下”都是“九”。高于三湘之地那三个铜像;其中彭老总的像略高,是81,是取“八一”军魂之意。

铜像前,有大型石雕。正面是打开的《新青年》杂志的封面,背面是他在《新青年》上提出的“六义”:

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

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

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和同行 诸君,在此品味良久,真是不简单啊!这六句话,既是个人的安身立命之道,又是治国安邦的正确方略。以此对照我们走过来的路,使人感慨,更见其高瞻远瞩,思想的睿智深邃。

两侧草坪上,各有巨石一块,一块上书“民主”,一块上书“科学”,呈自然状态,如从天而落,突兀出现在绿草如茵的地毯之上,象征着“民主与科学”的横空出世!“五四”以后,经历抗日战争的民族厮杀、解放战争的阶级搏斗,建国后有历次运动。总之“德先生”、“赛先生”姗姗来迟。在走过漫漫征途,回顾往事时,为了迎接未来,我们还是要呼唤“民主与科学”。今天,要有“科学的发展观”,“坚定不移地发扬民主”,“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这些诉求终于成为党当前的纲领,成为历史的最强音。

最后来到 仲甫先生的墓前,墓在石栏环抱的平台之上,忽然想到下一个问题,里边有没有他的遗骸呢?因为“文革”殃及名人的陵墓,如我们南通张謇的墓被挖,尸骨不存;最近知道田汉亡故于“秦城”,骨灰盒里居然只放着他写的《国歌》歌词;……面对这庄严的陵墓,不忍谈这些。还是换一个话题吧,建此陵园耗资8000万,“钱是哪来的?”银德同志告知,“北京拨一些,这样,省里、地方也出一些。而主要还是民间筹集的”。他还兴致勃勃地说:“下边还要建纪念馆。外地企业家热情得很,争先出钱呢!”凡有识之士都有共识: 仲甫先生拥有未来。

我们在陵园处处徘徊良久,有时坐下来小憩,不免浮想联翩。因为陈的一生太丰富了。

“独秀园”落成,是否可以说他的历史地位终于确立,画了一个句号了呢?还有什么事情要做呀!

许多年来,国人,特别是史学界的朋友,为 仲甫先生的正名,披荆斩棘。“陈学”曾被称为“险学”,颇有风险呢!综观这门独立的史学工程,包含着本体还原层,历史反思层,现实观照层。在研究“陈学”之外,还有通俗宣传的所谓“启蒙”工作,远没有到“马放南山”的时候吧。

一、关于本体还原。路过合肥,晤 沈寂先生(安徽省陈独秀研究会会长),他正在继续撰《陈独秀年谱》,构建一部巨著,致力于更细致、更科学的记述。一个重要的现象是,早已还原了的历史事实,有人不承认。有的媒体还是依然故我。

如“右倾机会主义”,这是 仲甫先生最后一顶帽子。这顶帽子之难脱,恰是因为这是 仲甫先生高尚人格的展现,折射出了反面的情况。陈独秀一再对共产国际的右倾提出意见,终于闹翻了。陈独秀写《告全党同志书》,第一句话即指斥斯大林的机会主义。斯大林是那样的钟情蒋介石,说“青天白日旗不能丢”,“谁离开国民党,谁就是离开革命”。陈终于拍案而起,在服从组织(当时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和追求真理之间,选择了后者。他预知后果,被迫出党。在斯大林的权威如日中天之际,谁曾敢对他如此抗争?

瞿秋白的《多余的话》反映出,他对敌人的杀害是视死如归,而对共产国际的指示“右倾的后果只能由陈负责”感到精神的痛苦和折磨,最终发出自己的心声,临刑前写下了并不多余的《多余的话》。

有的媒体,今天仍咬定“右倾”之说。和当年的共产国际一样,反映一种政治需要和道德的缺失。

《告全党同志书》中反映陈的耿耿情怀,这使蒋介石发现了他是“真共产党”。于是悬赏三万,重点追捕,长期关押(1932年至1937年,被押于南京老虎桥监狱。监狱也成了他的研究室和政治舞台)。斯大林开除之,蒋介石逮捕之,构成世纪大冤案。多么具有戏剧性!

陈的人格魅力,给真正的共产党人赢得了光荣。也折射出了党内斗争的复杂性。陈概括说:“善非恶之敌。”好人斗不过坏人呀!

二、关于历史反思。如 石钟扬先生在《文人陈独秀》一书中说:“关于陈独秀,我认为他首先是文化领袖,其次才是政治领袖。就文化而言,他呼唤的科学与民主具有永恒的魅力。就政治而言,他则是一个悲剧人物。”反思历史,他在党内不过十年(1920年建党到1930年离开党),其中是慷慨悲歌地陷于是非的漩涡。有人对“陈学”工作,曾认为应争取其“回党”,才是最后的成功。这当然很好,因为对党健康发展有利。可是他一生主要的贡献不在“共运”。他自己愿意回党吗?康生等及时抛出“汉奸”的诬陷,沈钧儒等社会名流强烈抗议,为其辩诬。周恩来劝慰,徐特立斡旋,说“问题解决了”。陈独秀说:“我看永远没有解决的时候。”他知道,这不是康生的个人行为。这样,他只有最后和党告别了。

半个多世纪过去,党本身有了很大的变化,陈是否愿意回党呢?类似的问题是对历史的反思。我写了篇《留在民间又何妨》,说明自己的观点。

三、关于观照现实。陈独秀今天好似生活在我们中间似的,谁也无法否认他睿智思想所显示的预见性。其晚年的思想有三个亮点:

1.我们对民主理念的发展,是一个曲折渐进的过程。先是“手段论”,认为“民主”只是一个手段,这有“成功”的喜悦和不幸的结局。后是“目的论”,这是拨乱反正。近些年又有“生命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谁都知道“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呀。其实,陈独秀对民主早有深刻的阐述。他认为“民主”是普世的价值观,是人类经几百年的斗争所取得的成果,不存在“资产阶级民主”这个东西,谁给民主贴上资产阶级的标签而加以反对之,谁就是在搞法西斯了。“文革”之后,报刊上不是大量出现了“封建法西斯”这样的评说吗。

2.“个人崇拜”曾经肆虐中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否定“两个凡是”,一时被认为是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唯一”一词是胡耀邦同志加上去的,使论点更为严密。其实,陈独秀对这一观点,早提出、并作过具体的阐述了。就是他那一段有名的话:“人类社会进化无穷期,世界上没有万世师表的圣人,没有推动万世而皆准的制度和包治百病的学说这三件东西。”

陈独秀说的多么完整、透彻。只是官本位客观需要“唯书、唯上”,它本能地要培养个人崇拜。陈独秀也曾清楚指出,斯大林这样的人是制度产生的,不是有了斯大林才有苏联的暴政,而是因有那个制度才有斯大林。他指出,反对个人崇拜,只反对个人是不行的,而是要解决制度问题。今天个人崇拜的幽灵仍在徘徊。他的话今天仍有现实意义。

3.如何认识“社会主义”是重大的问题。“十月革命”之后,我们崇拜苏联,甚至称之为“老大哥”,认为它是国际共运的核心。陈独秀则说:“认为苏联是社会主义,是糟蹋了社会主义。”他对苏联的内外政策极反感。对斯大林和希特勒合击波兰,更是怒发冲冠了。他是把“克格勃”和“盖世太保”,斯大林和希特勒视为一类的历史现象。实践又证明他是正确的。这些年,我们为苏联的红旗落地而惋惜。其实,苏联上空飘扬的是革命红旗吗?

今天,陈独秀的思想仍然领导着时代的潮流。“独秀园”落成不是一个句号。但愿是一个新的启蒙运动的开始。

千百年来,我们崇拜皇帝,崇拜政治领袖,因为他们握有权柄。这也是权威主义者的需要。其实,真正需要的应该是崇拜真理,崇拜伟大的思想家。国际歌不是说“我们要为真理而斗争”、“没有神仙和皇帝”吗。日本万元钞票上印的头像是福泽谕吉。他是一个思想家。他只是在明治维新时代翻译了大量西方著作,给大和民族输入了新的文化品格,日本因此形成了一次新文化运动,社会发展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正如 石钟扬先生讲的,陈独秀主要是文化领袖。从“五四”时起,他就是中国文化运动的“总司令”。更重要的,他的光辉思想不仅有现实意义,且又拥有未来。

胡耀邦总书记谈陈独秀

1984年初,陈独秀的一位后代,向中央提出恢复陈独秀党籍的意见,中央书记处专门开会讨论了这个问题。认为不应当恢复陈的党籍,但指示中央党史研究室写一篇文章,澄清他的历史。胡绳同志是研究室主任,形成了两万多字的送审稿,稿件否定一些荒谬的诬陷,但仍有重大是非,因袭旧说,没有根据历史事实更正。这引起耀邦同志注意,又专门召开会讨论。时在19841123日,耀邦同志说:“长期对陈否定是不公正的。他为中国革命建立了很大功劳,不能将大革命的失败归昝于陈,当时党处在幼年时期,有共产国际脱离实际的指导。对陈这样有大贡献的历史人物,要有深远的历史眼光,公正、实事求是的精神,正确评价,以便后人得到教益。”

国家主席杨尚昆为陈独秀作证

陈独秀的罪名是谁定的?杨尚昆在回忆文章中说:

19273月,苏共中央的《真理报》一直在说蒋介石的好话。“四一二”大屠杀之前,45日,斯大林还说:“没有必要驱除国民党右派,蒋是服从纪律的。” “四一二”后他又要人们相信武汉的国民党没有右派,“是反帝中心”。话音刚落,宁汉合流,汪精卫和蒋介石联合反共了。斯大林怎么办呢?728日《真理报》说:“共产国际的领导是完全正确的。” “中国共产党犯一系列错误。”把责任完全推给了陈独秀。

当时,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陈独秀是被国际捆住的,大事由不得他。从1923年到1927的五年中,苏共中央政治局为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开过122次会议,作出过738个决议,共产国际的代表一直在中国指导着中共的工作,甚至代表中共活动。

( 摘自《老年生活版》冯东书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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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人邮件:guest@feitium.net 发表时间:2009/1/21 11:5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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