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1988年的冬天，安庆城又被裹进了潮湿、寒冷之中，屋内的供暖总是很差，经常比户外更寒冷。年轻人叫朱洪，32岁，是安庆市党校的一名教师，如今他正准备完成他的第一本书。和他比个头的老人叫陈松年，78岁，像大多数这个年纪的人一样，和善、天真，容易沉溺于琐碎的事物。当谈起他的父亲时，除去生活里细节，他似乎没兴趣进行任何深入的探讨，尽管在父亲人生最后岁月里，他是唯一陪伴左右的儿子，而他的父亲又曾在二十世纪中国历史扮演如此显赫的角色。

即使仅仅作为一名研究者，朱洪仍能清晰的意识到阴影曾是多么强大。五年前，当他决定以陈独秀作为研究课题时，他的师长警告他“这是在踩高压线”，“这个案是不能翻过来的”。

朱洪从未想过去翻案，他被一种好奇心所牵引。已被“右倾机会主义”、“托派”甚至“汉奸”这些粗暴标签覆盖的陈独秀，会是怎样一个人？他的一生是如何度过的？

旋即他发现自己被拖进了一个复杂而陌生的世界。倘若你要理解陈独秀，就必须了解晚清到民国的转变，了解他的朋友，吴越、胡适、钱玄同、蔡元培，刘半农……这些名字似乎都很熟悉，但却又很陌生。

出生于1956年的朱洪，算是典型的革命者后代。他的父亲是南下干部，随着获胜的共产党军队到来，留在安庆，成为当地的一名官员，他的母亲也为地方政府工作。他们坚信一个新时代已经到来。

毛泽东在1958年的到来，曾给这个小家庭带来无限的欢乐与回忆。那是大跃进的高潮时刻，毛泽东从武汉顺长江而下，来到老城安庆。在短暂的停留中，他在长江游了泳，视察了安庆一中，校园里也搭建了土高炉炼钢铁。似乎很少人意识到这是灾难的序幕。上万人拥挤在人民路上，随着毛泽东的缓慢行驶的小轿车奔跑。这天人民路上，失落了许多东西，其中，最多的是七零八落、各式各样的鞋子。他的父亲特意新穿的皮鞋也跑丢了一只，不过他看到了毛泽东的面孔。朱洪的母亲，则是毛泽东乘坐的轮船上两位临时接待员中的一位，与毛主席面对面的经验，让她一生难忘。

几年后，个人崇拜演变成一场真正的全民狂热。一个更为诡异的时代开始了。一方面，人们对于一个人产生了如此强大的迷信，他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都足以成为思想和行动的指南，不容质疑；另一方面，人们去破坏、摧毁所有昔日的偶像和信仰，寺庙里的佛像、几百年的碑文、家传的信物、父子、夫妻关系，朋友间的友谊，都成了过时之物，必须被销毁；一方面，人们宣称这是史无前例的“文化革命”，另一方面，它又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反文化、没有文化的革命，单调的标语、单一的思维形态禁锢每一个人，粗暴战胜了精致与优雅，割裂了文化传统，也将整个世界抵挡在门外……

和他那一代的大多数人一样，朱洪在这样的环境中度过青春，依靠零星获得的书籍和思想，获取养分。1978年，他考取宣城的劳动大学，学习哲学。

就是在哲学课中，他第一次更为系统的接触到陈独秀。思想禁锢的阴影仍然浓重，哲学是按照阶级斗争来划分的，与党的关系成为了衡量一个人物的最重要的标准，这标准中写满了“成王败寇”。陈独秀则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他要为大革命失败负责，背叛了中央，成为了托洛茨基派。至于他之前的功业被一笔带过，他创办的《新青年》，与他紧密相关的五四运动，都仅仅被视作孕育中国共产党的前奏。

四年后，朱洪开始以陈独秀为研究对象时，他首要的任务是将这位历史人物从僵化的党派定义中解放出来，重新置于时代背景中，他是一个身经历史转变的知识分子，一个丈夫、父亲、朋友，而不仅仅是一个党派的建立者。

在一张老照片里，他与陈松年隔桌而坐，探着身子在说话。两个人都穿着深蓝色的中山装，朱洪带着黑色的鸭舌帽，正侧耳倾听。陈松年正张口讲着什么，颧骨突出，鼻梁挺直，脸部的线条清晰、富有楞角，黑灰白夹杂的短发竖立在头底，皮肤黑黑的，据说他很像青年陈独秀。背景则是一个杂物架，香烟、水杯、粉笔、苹果，无序的摆放在一起，散发着物质刚刚开始丰富的八十年代的味道。他住在这两间十多平米的小房子，已很多年。

每一次，朱洪都带上一包香烟，陈松年就一支接一支，边吸边谈。这样的见面没进行几次，1990年冬天，陈松年患癌症去世，去世前还滑了一跤，摔坏了腿。

朱洪的《陈独秀传》的出版，是一个漫长而无望的过程。1983年，当他写完只有6万字的《陈独秀传略》，正是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高潮时刻，这样的研究难以发表，1989年，他完成了更厚、更全面的《陈独秀传》、准备出版时，天安门事件发生了，书稿再次束之高阁。

二

当朱洪讲起这些往事时，我们坐在一家名为金色年代的茶餐厅里吃煲仔饭。餐厅内的装饰象征着此刻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想象。矗立的罗马柱、天花上的仿制的水晶灯，还有巴洛克风格的红色沙发，墙壁上还有金黄框的油画肖像，青一色的十九世纪人物，我对面这一幅满是落腮的白胡须，像是屠格涅夫、又似乎是托马斯•卡莱尔……

餐厅里飘散着饭菜香和周杰伦的含混唱腔。餐厅正临人民路，半个世纪前万人围观毛主席车队的就发生在这里。陈松年住过的那幢二层楼房就在马路对面，几年前它被拆除了，让位给一座更高、贴满白磁砖的新大楼。而在楼旁则是徐锡麟的纪念雕像，1907年，这位刺杀安徽巡抚恩铭的起义者，正是在这里被处死的，他的心肝被挖出来，被恩铭的亲兵炒来吃了。

那是个激越而肃杀的年代。没有资料记载，陈独秀听到这一消息的反应。那时，他正在东京，和章士钊、苏曼殊同处一室，学习英语和法语。他28岁，人生阅历已显得过分丰富。他中过秀才，读过新式学堂，开过图书馆，创办过报纸，研制过炸弹，组织过暗杀团，他的倔强性格和过人才华已有显现，但没人能预料到他日后的成就。他只是那一代青年中的一位。他们目睹着中国的声誉在十九世纪末跌入谷底，看着外来者正准备瓜分古老的家园，亲历已经传导了上千年的价值观、知识系统的崩溃，体验着作为睁开双眼的一小群人的悲愤与无力，他们既不知如何抵御外来者的侵蚀，也不知如何去唤醒仍在沉睡的广阔内陆……

他祖父一代的杰出人物们，选择了自强，以为只要引进坚船利炮就足以捍卫自己的价值观，比他们更年长一代的维新派则希望达成制度上的变革，但寄望于皇帝的指令。到了他们这一代，这一切都被证明为幼稚的幻影。一种新的情绪正在升起——只有清除掉满族人的统治，将中国重新收回到汉族人的手中，变革才可能真正发生。在二十世纪最初的十年中，排满比抗拒俄国、日本或是英国，更占据着年轻一代的心。比起将近三百年的官僚机构，这群年轻人势单力薄。暗杀成了这种不对等冲突的选择。

那是个重义轻生死的岁月。1907年的陈独秀已目睹了自己朋友的一连串死亡。在1902年的东京和自己一同剪下学监辫子的邹容已病死在上海的狱中，时年18岁，他那本《革命军》风行中国；他的安庆同乡吴越也死在刺杀出洋五大臣的火车上，自制的炸弹不够精密，列车启动引起的晃动提前引爆，五大臣只受了轻伤，吴越却应声而亡……

暗杀与死亡激发起恐惧、仇恨与愤怒。但是，这一代人很快又发现，1911年武昌起义的成功，并未带来期望的结果。满族人的统治结束了，但新世界却并未到来。

个人生活的不幸又加剧了他的悲观。他在上海以编辑为生，却发现销路不及去年的十分之一。1914年夏天，在给东京朋友章士钊的信中，陈独秀写道：“自国会解散以来，百政俱费，失业者盈天下。又复繁刑苛税，惠及农商。此时全国人民，除官吏匪探之外，无不轻生重足而立……”他说自己“静待饿死而已”，而这个国家唯一的希望是“外人分割耳”。

但一年后，《新青年》杂志创刊了，它几乎立刻象征了另一个变革年代的到来。中国的问题不仅是技术上落后，专制政治制度只是表面的现象，根本的原因是文化。统领了中国两千年的儒家文化，才是一切不幸的源头。此刻，最重要的工作要去埋葬这种旧文化，将个人从这种文化束缚中解放出来。

同时，它也将希望交给了一个新群体——青年。对于一个一切依赖于习惯、稳定的农业社会来说，老年是力量的中心，他的经验和价值观是智慧的源泉。但在这个强调变化与竞争的新时代中，青年才是希望所在。他们的智慧与性格都尚未成型，他们能带来新的可能性。

接下来的5年中，陈独秀迎来了人生中最辉煌的岁月。他主办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杂志，是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大学的文科学长，缔造了一场文化运动。在围绕《新青年》而兴起的新一代知识分子中，他没有鲁迅的穿透力、胡适的学术素养，却是所有人中最具方向感的一位。他寻找目标、树立标靶，呼引众人一拥而上。

但是这一切似乎太慢了。文化拯救的方案诱人，却让人迟迟看不到结果。陈独秀选择了将影响力转化成行动，他介入实际政治，组建党派，期待用更快的结果。

但他的悲剧性也由此展开，他被自己一手缔造的组织所吞噬。以至于他离世60年后，他的丰富个体性，似乎仍埋藏在那些简单的标签里。

三

朱洪的《陈独秀传》最终在1994年出版。我没读过这本书，不过这并不重要。我见到他时，又15年过去了，他已经写作了将近二十本与陈独秀相关的著作，把它们叠在一起，快够得到他的下腰了。这些著作经常情节重复，也没有寻找到理解的新角度，缺乏历史的洞察力，但它们逐渐拼起一个完整的陈独秀的生平，它已经实现了他25年前的设想。

超过两周的时间里，安庆一直在下雨。长江边的码头静悄悄的，像是陷入时间的停滞。这座安徽南部的江城，像是中国很多三级城市一样，被忽略、被遗忘。很少有人记得，就在一个世纪前，它是安徽的省府，是繁华的港口，是中国不多的开风气之先的城市。这里产生了中国第一家近代军事工厂，造出了中国第一艘轮船，开办了中国最早的白话报纸之一，创办了一批新式学堂，孕育了一代革命者。

那时，长江是主要的航运通道，货物、人员、观念，在此繁忙的传递。长江上客运业是不同国家争夺的对象。飘着米字旗的怡和、太古洋行，悬挂着星条旗的旗昌洋行，来自日本的船运公司，还有清王朝的招商局，它们的客轮都曾云集如此。沿江而下，就是南京、上海，中国最繁华之地。安庆人习惯了听轮船的汽笛，也习惯了外来的观念。陈独秀、吴越这批年轻人，不正是在南京、上海、接着是东京，看到一个崭新世界，并准备用新理念来改造旧中国吗？那个安庆，是古老的桐城学派，和现代的西方冲击，共同造就的。传统与革新之间的张力，激发了一代人的才情，陈独秀本人不正像是传统的文化、码头文化和西洋理念的混合体吗？

现在，安庆扑面而来的是它的没落。城市里仍有旧时代的记忆，但是早已面目全非。徐锡麟街、吴越街，除去名字，它与那些人与事，毫无关联。几年前建立起陈独秀的墓园，崭新得毫无历史的风霜，而纪念馆中空空如也，只剩下喷绘出的单调历史纪录。倒是墓园不远处的水泥厂说出了这个时代的新故事——那些巨大的管道与柱子，像是乡村的闯入者，格格不入却又强大有力。江边的陈家的老屋早已被拆毁，只剩下一条两米长的石条案孤零零的横卧在那里，老屋的遗址归属当地的自来水厂，被修建成了平整的篮球场。当我们试图进入参观遗址时，面目阴沉的保安像是对待窃贼一样警惕，仿佛陈独秀一直是自来水厂的私有物产。老屋原址还竖立着一块墓碑，它建立于1990年，上面只说这是革命烈士陈延年、陈乔年家的旧址，刻意忘记了陈独秀是他们的父亲……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作者的邮件：edmund.z.xu@gmail.com，他最近的一本书是《醒来—110年的中国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