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宣传民主与科学思想，传播马克思主义，促进中国共产党创立的过程中，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发挥了特殊的作用，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和中国革命的中坚力量。

但是，共产国际却认为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是因为中共领导层大都是知识分子所造成的，于是一再指示中共要“注意工人成份”，一再片面强调和强制推行中共领导层“工人化”，使中国革命受到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陈独秀时期党中央重视培养、吸收、提拔、重用工人党员

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是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先驱。建党之初，在还没有工人党员或者工人党员极少的情况下，当然不会有工人出身者跻身中共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第一届中央委员会和第二届中央委员会的成员确实都是由知识分子组成的，确实没有工人出身的人参加。但是，这是由于中国的国情和历史的原因所造成的，不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错，也不是中国共产党的错。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第一届中央委员会（时称中央局）。中央局成员3人：陈独秀、张国焘、李达。3人都是知识分子，当时中央局没有工人出身的成员。

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第二届中央委员会（时称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5人：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邓中夏。5人都是知识分子，中央执行委员会仍没有工人出身的成员。

随着工人运动的迅猛发展，党中央注重从工人中发展党员，并将其中的先进分子选拔到中央领导集体中来。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第三届中央委员会（时称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9人：陈独秀、蔡和森、李大钊、谭平山、王荷波、毛泽东、朱少连、项英、罗章龙。其中工人委员3人：王荷波、朱少连、项英。这是中国共产党创立以来工人出身的党员第一次走进中共中央委员会。

候补委员5人：邓培、张连光、徐梅坤、李汉俊、邓中夏。其中工人候补委员3人：邓培、张连光、徐梅坤。

中共第三届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共14人，其中工人出身6人，占42．9% 。

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第四届中央委员会（时称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共10人：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项英、瞿秋白、彭述之、谭平山、李维汉、向警予（1925年5月—1927年5月）；其中工人委员1人：项英.。

候补执行委员5人：邓培、王荷波、罗章龙、张太雷、朱锦棠。其中工人候补委员3人：邓培、王荷波、朱锦棠。

中共第四届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共15人，其中工人出身4人，占26．7% 。

1927年5月，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第五届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33人：陈独秀、李维汉、瞿秋白、蔡和森、李立三、邓中夏、苏兆征、项英、向忠发、张国焘、罗亦农、赵世炎、张太雷、陈延年、谭平山、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恽代英、彭湃、夏曦、贺昌、易礼容、彭述之、杨之华、罗珠、罗章龙、李涤生、顾顺章、杨其珊、陈乔年、彭公达、罗登贤。其中工人出身7人：苏兆征、项英、向忠发、罗珠、李涤生、顾顺章、罗登贤。

候补委员14人：毛泽东、郭亮、黄平、吴雨铭、陆沉、刘伯庄、袁达时、毛科文、陈潭秋、薛六、林育南、庄文恭、李震瀛、王亚璋。其中工人候补委员2人：薛六、王亚璋。

中共第五届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共47人，其中工人出身9人，占19.2% 。另外，在中共“五大”，苏兆征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成为工人出身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第一人。

纵观陈独秀主持一至五届党中央工作六年期间，他注重开展工人运动，接连三次领导上海工人大起义。为了大量吸收工人党员，壮大党的队伍，1922年7月，由陈独秀主持的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和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第二条规定：“党员入党时，须有党员一人介绍于地方执行委员会，经地方执行委员会之许可，由地方执行委员会报告区执行委员会，由区执行委员会报告中央执行委员会，经区及中央执行委员会次第审查通过，始得为正式党员；但工人只须地方执行委员会承认报告区及中央执行委员会即为党员。”这条规定简化了工人入党的程序，放宽了工人入党的门槛。充分说明了陈独秀对工人阶级、工人运动和大量吸收工人党员工作的重视。

在陈独秀担任中共一至五届总书记期间，中共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共84人，连任者不重复计算则为56人；其中工人出身（连任者亦不重复计算）15人，占26．8% 。在工业基础非常薄弱、产业工人队伍相对弱小、工人文化水平普遍不高的情况下，陈独秀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层中工人成分的平均比例能够达到四分之一强，应该说比例是不小的。这充分说明陈独秀不仅重视大量吸收工人党员，而且重视把优秀工人出身的党员提拔到党的领导核心中来。

共产国际在“八七会议”上作了一次中共领导层“工人化”的预演

大革命失败后，为了转移人们的视线，推卸应负的责任，在决计让陈独秀当替罪羊之后，接着又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开出了一个新的“药方”——对中共中央实施“工人化”。

人们往往认为共产国际对中共领导层实行“工人化”是在中共“六大”开始的。其实，共产国际对中共领导层实行“工人化”早在“六大”召开一年之前就开始了。据袁南生《斯大林、毛泽东与蒋介石》一书载，1927年7月，新任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来到中国，下车伊始就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令：“无论何人都不及由工人出身的人来领导正确，必须加强中共领导层的工人成分。”。罗明纳兹坚决贯彻执行共产国际的这个指令。“八七会议”在罗明纳兹的亲自主持下选举中央政治局委员时，凡工人出身者都获得了高票：向忠发20票，苏兆征20票，瞿秋白19票，罗亦农18票，顾顺章17票，王荷波17票，李维汉17票，彭湃17票，任弼时14票；7名候补委员中，邓中夏13票，周恩来12票，毛泽东12票，彭公达11票，张太雷11票，张国焘9票，李立三7票。

“八七会议”上的这次选举，实际上是为中共“六大”实现“工人化”作了一次试探性的预演。

中共中央领导层“工人化”在“六大”达到高潮

共产国际在“八七会议”临时政治局选举中进行“工人化”的预演之后，虽然取得一定的成效，但是并不十分理想。于是决心在“六大”彻底实现中共中央领导层的“工人化”。

为了达到通过“六大”彻底实现中共中央领导层“工人化”的目的，共产国际早在筹备期间就要求中共在“六大”代表这个层次上力求“工人化”了。因为只有实现代表的“工人化”，才能保证选举党中央委员会的“工人化”。据当年的“六大”代表唐宏经回忆，“1928年初，我在奉天兵工厂做工时，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不久，中共满洲省临委决定由我担任工运部长，领导全东北地区的工人运动。同年4月，在满洲省临委第二次党代会上，我当选为省委常委。正在这时，省临委接到中央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通知。当时，党内有一种不正确的认识：认为大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由于党内工农出身的干部太少。因此，通知要求最好选工人、农民作代表，使领导干部中多增加些工农成分。省委决定让我、王福全、于冶勋、朱秀春、张任光代表满洲省委出席这次会议，并由我负责带队。我们5个人中，除张任光是学生出身外，其余4人都是工人出身。”满洲省出席中共“六大“的代表5人，工人出身者4人，占80% ，其它地区的代表也都与满洲省的情况大体上差不多。

共产国际不仅对出席中共“六大“的代表要求“工人化”，对此前出席共产国际第九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同样要求“工人化”。1928年6月中共六大前派遣到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第九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团中，75名代表中工人41人，占54．7% 。

1928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选举产生了第六届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23人：杨福涛、顾顺章、向忠发、彭湃、徐锡根、卢福坦、李涤生、张金保、苏兆征、关向应、罗登贤、毛泽东、杨殷、周恩来、李源、蔡和森、项英、任弼时、余茂怀、王藻文、瞿秋白、李立三、张国焘。其中工人出身的中央委员13人：杨福涛、顾顺章、向忠发、徐锡根、卢福坦、李涤生、张金保、苏兆征、关向应、罗登贤、李源、项英、王藻文。

候补中央委员13人：徐兰芝、王凤飞、王灼、唐宏经、刘坚予、夏文法、史文彬、李子芬、周秀珠、甘卓棠、邓中夏、罗章龙、王仲一。其中工人出身的候补中央委员8人：徐兰芝、王凤飞、王灼、唐宏经、夏文法、史文彬、周秀珠、甘卓棠。这样，中共第六届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共36人，其中工人出身者21人，占58．3% ！

1928年7月19日，中共中央在莫斯科召开六届一中全会，共产国际代表布哈林、米夫等参加会议。选举结果是：

中央政治局委员7人：苏兆征、项英、周恩来、向忠发、瞿秋白、蔡和森、张国焘。其中工人出身的3人：苏兆征、项英、向忠发。

政治局候补委员7人：关向应、李立三、罗登贤、彭湃、杨殷、卢福坦、徐锡根。其中工人出身的4人：关向应、罗登贤、卢福坦、徐锡根。

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共14人，其中工人出身的7人，占50% 。

中央政治局常委5人：苏兆征、向忠发、项英、周恩来、蔡和森；候补常委3人：李立三、徐锡根、杨殷。8人中工人出身的4人，占50% 。

共产国际不仅加大中共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局中工人出身者的比例，更重要的是，他们对接替陈独秀主持全党工作仅一年的瞿秋白也不放心，于是选中工人出身的向忠发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总书记）。至此，共产国际欲使中共中央领导层“工人化”的计划基本实现。

但是，他们对中共中央领导层的“工人化”程度仍然觉得不理想，于是又利用中央全会的机会“补选”或“增补”一些工人出身的党员担任中央委员或候补委员。如1930年9月，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补选温裕成、李维汉、陈郁、徐炳根、陆文治、贺昌、邓发7人为中央委员，其中工人出身者5人；补选袁炳辉、陈云、林育英、王克全、朱德、黄平、恽代英、陈潭秋8人为候补委员，其中工人出身者3人。此次补选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共15人，其中工人出身者8人。
1931年1月7日，扩大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增选博古、陈云、韩连会、刘少奇、王明、沈先定、许畏三、王克全8人为中央委员，其中工人出身者5人。

共产国际除了在中共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层面“增补”外，还在更高层次的中央政治局搞“增补”。在第六届历次中央全会上，先后增补工人出身的关向应、徐锡根、陈郁、卢福坦、陈云、邓发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先后增补温裕成、顾顺章、王克全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这种“工人化”的路线持续五年多，直到1934年1月六届五中全会增补王稼祥、凯丰、朱德等为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10人之多，其中只陈铁铮（孔原）1人为工人出身，说明“工人化”的热潮开始有所降温。

自1928年7月“六大”之后至1938年11月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这10年期间，党中央委员会成员由于各种原因牺牲、脱党、叛变呈高发期，随之补选、增补、撤职、开除的也相当频繁。其间，党中央委员会成员的是是非非、上上下下、生生生死死、出出进进的纷繁杂乱在中共党史中可以说是少见的。限于篇幅，在这里就不再一一详述了。

中共第六届中央委员会工人中央委员的分野

共产国际在“六大”竭力推行中共领导层“工人化”，但在极其严酷的革命斗争中，中共第六届中央委员会工人中央委员并非铁板一块的革命化，而是鱼龙混杂，分野极大。

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壮烈牺牲的有杨福涛、王凤飞、夏文法、罗登贤、李源、甘作棠、项英等人为党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的精神将彪炳千秋，永垂青史。

脱党的有王灼、周秀珠、唐宏经等人。

叛变投敌的有向忠发、顾顺章、卢福坦、徐锡根、李涤生、余茂怀、王藻文等人。他们背叛党、背叛革命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多，即叛徒多。在中共第六届中央委员会中，工人出身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21人，其中自首变节、叛变投敌的7人，占三分之一，加上脱党的3人，计10人之多。

二是快，即叛变快。1930年9月扩大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增补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温裕成、顾顺章仅过七、八个月就叛变了。卢福坦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仅6个月就叛变了。得到连续提拔的徐锡根，1931年1月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上任中央政治局委员，10月升任政治局常委，仅过3个月就叛变了。还有连续得到提拔的王克全，1930年9月六届三中全会补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补选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仅过1个月就叛变了。最快的是党中央总书记向忠发，据陈琮英回忆：“周恩来同志得知向忠发被捕的消息后，立即组织人营救。执行任务的同志刚刚出发，得知向忠发已叛变，就回来了。为了证实这个消息是否准确，周恩来同志亲自到小沙渡后头的高堤上，这个地方能看到他住房的窗户，只见窗帘拉开（这是暗号），晓得出事了。向忠发确实叛变了。”向忠发从被捕、叛变到处决，前后不到三天。1931年4月24日，中共六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当即叛变，快得惊人。

三是高，即层次高。这些叛徒在党内地位都很高，向忠发是党中央总书记，卢福坦、徐锡根是党中央政治局常委，王克全是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温裕成是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军委委员。顾顺章还是中央特科负责人。

四是狠，即手段狠。这些叛徒不是一般的自首变节，离开党算了，而是叛变得极为彻底。他们叛变后，都是立即带着敌人来毁灭党的组织，搜捕党的重要干部，妄图将中国共产党一网打尽。据邓颖超回忆，向忠发被捕后，“我就迅速地通知他所知道的几个地方的同志马上转移。下午又得到他叛变的消息。当时，我还有些怀疑，紧接着又得到内部消息：他已带领叛徒、军警到他唯一知道的中央机关（看文件的地方）……”另据陈琮英回忆道：“向忠发被捕当天，我和杨秀贞也同时被捕，被押到巡捕房。我被捕当天见到向忠发，见面时，当着敌人他对我说：‘你什么都可以讲，他们（指敌人）早知道了，你不要瞒。’我当时抱着刚出生三个月的小女儿，装糊涂说：‘讲什么呀？我是农村来的，我什么也不知道’。”向忠发不仅自己叛变，而且催促别人叛变。连与他同居的妓女杨秀贞都没有像他那样软骨头，真是无耻到了极点。周恩来曾痛骂向忠发“节操还不如一个妓女！”

顾顺章叛变后也是立即供出中共驻武汉的地下交通机关、鄂西联县苏维埃政府和红二军团驻武汉办事处，使机关遭破坏，被捕牺牲十余人。顾还以知道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共领导人的地址为由，要求将他解往南京面见蒋介石，邀功请赏。由于他是中央特科负责人，掌握情报机密，于是他又告诉敌人有中共党员打入特务机关，要求当局在其到南京前，不要将他被捕事向南京发电报。可见向忠发、顾顺章之流对工人阶级和中国共产党叛变得何等的彻底和无耻！

五是大，即损失大。由于这些叛徒层次高，掌握党的大量核心机密，一旦叛变，对党损害极大。向忠发、顾顺章叛变后，都是带着特工到党的机关搜捕党的干部，如果不是及时获得机密情报，后果不堪设想。即使这样，仍有不少党的优秀干部被叛徒出卖，壮烈牺牲。所以有人称他们为“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

永远记取历史的惨痛教训

共产国际强制中共领导层“工人化”最突出的标志是将工人出身的向忠发放置在中共中央主席（总书记）的位置上。向忠发早年在汉阳兵工厂当学徒，两年后进造币厂做工，后来又到轮船上做过事。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湖北的共产党员林育南、许白昊等领导工人成立了武汉工团联合会，他从此开始参加工人运动。那个时候向忠发就被群众称为“大工贼”了。后来陈独秀的秘书黄玠然回忆说：“在武汉时期，许多人特别是工人同志，都知道有个向忠发，其表现很活跃，是工人组织中的一个头头，有人送他个外号叫‘大工贼’。”向忠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在庄严的党的“六大”会议上讨论发言时竟嬉皮笑脸地说：“现在‘大工贼’要讲话了”。向忠发自称“大工贼”，有人写文章说，当时“博得大家哄堂大笑”。对于这样一个恬不知耻的流氓无产者兼政治小丑令人作呕的丑恶表演，我不知人们笑从何来。但是共产国际相中了他，布哈林在中共“六大”上特别强调指出：“向忠发同志，他不是知识分子，是个工人；不是机会主义者，是个革命者。”在中共“六大”，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在大会上极力吹捧工人出身的向忠发，并利用他放炮，攻击别人。由于向忠发受到共产国际的青睐，有共产国际作靠山，所以他能够乘着“工人化”的风头顺利登上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总书记）的“宝座”。盛岳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一书中说：“向忠发之所以爬上宝座，仅仅是因为工人阶级出身。中共六大在共产国际的压力之下，把一艘正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航行的船，交给一个未出过海而只是划过长江小船的人去掌舵，实在是极大的风险。正是这一决定，使得李立三能够从向忠发的领导无能中掌握实权，从而推行他那灾难深重的立三路线。”(〔美〕盛岳著、奚博铨等译：《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第201页)

就是这样一个被共产国际捧上天的政治小丑，最后无耻地背叛了党和革命，对共产国际的“工人化”无异于一记响亮的耳光！

顾顺章与向忠发的情况差不多。他早年是混迹于上海滩的一个流氓，会玩魔术，善于耍赖斗狠。后参加工人运动。1926年到苏联学习政治保卫工作。回国后，利用工作的特殊性，忘乎所以，日渐腐化，吃喝嫖赌，五毒俱全。当时任中央特科二科(情报科)科长、大地主家庭出身的陈赓曾满怀忧虑地对人说：“只要我们不死，准能见到顾顺章叛变的那一天。”后来顾顺章的叛变证实了陈赓确实有一双识妖辨奸的火眼金睛。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精辟地指出：“流氓无产阶级是旧社会最下层中消极的腐化的部分，他们有时也被无产阶级卷到运动里来，但是，由于他们的整个生活状况，他们更甘心于被人收买，去干反动的勾当。”向忠发、顾顺章之类就是这样“甘心于被人收买，去干反动的勾当”的“流氓无产阶级”的典型，共产国际却把他们奉为至宝，让他们来领导中国革命，实在是可悲的。

周恩来对“六大”和“工人化”作过深入的研究和总结。他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中说：当时在组织上还搞了一条，叫作领导干部工人化，使领导机关更加混乱，宗派性增加了。这个根也是从共产国际的指示来的。

六大的召开，首先去的代表就有问题。当时强调工人化，在七十五个代表中，有四十一个工人，后来叛变的十六个代表中，有十四个工人。在选举中央委员的时候，只强调工人成份，中央委员二十几个人中，很多是工人，而当时党内真正有威信的同志有些没有被选入。

在《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一文中，他说：“在‘八七’会议后，就把与机会主义作斗争看成了简单的人事撤换，这种形式主义影响到后来关于领导机关的工人化，把工人干部当作偶像，对知识分子干部不分别看待。那时李立三同志当广东省委书记，曾说：知识分子的作用完了，今后只有依靠工农干部。”谈到张国焘和瞿秋白争论不休时，周恩来说：“后来布哈林出来讲话，说就是你们这两个大知识分子在吵架，再吵就把工人干部提拔起来代替你们。要让工人干部来代替他们。他这话在当时和以后影响都非常不好”。周恩来还专门谈到“代表成份”问题，他说：“代表有七十五人，各地方的都有。到会的代表，连工作人员旁听的，共有一百十二人。不健全的地方在于：一、太重视工人成份。……七十五个代表中，工人有四十一人，经过大革命锻炼的人不多。二、没有把当时有革命经验的干部集中起来参加‘六大’。” 周恩来又说：“在选举中，有多选工人为中央委员的倾向。三十六个中央委员中就有二十一个是工人。……由于太强调工人成份，很多较好的知识分子干部参加中央工作就受到了限制”。（《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80、181、185、186页）

周恩来还强调，这种把知识分子党员领导干部与机会主义等同，把领导干部工人化当作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标志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列宁曾指出：“革命家的组织所应当包括的首先是并且主要是以革命活动为职业的人......既然这种组织的参加者都有这种共同的特征，那末，工人与知识分子之间的任何区别也就应当完全消除。”（《列宁选集》第１卷第３２３页）。具有坚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信仰，决心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并且以从事无产阶级革命工作为职业的知识分子与社会上的知识分子是完全不同的。他们已经不再属于他们出身的家庭所在的那个阶级，也不属于小资产阶级，而属于无产阶级了，并且属于无产阶级先锋队部分，其中最杰出的是无产阶级的领袖人物。把党员的家庭出身或其参加革命前的社会成分当作决定党员革命性的唯一标志，推行唯家庭出身论即唯成分论，搞领导干部工人化和领导机关工人化，歧视、排斥知识分子党员干部，是完全违反列宁上述教导的。那末，推行领导干部工人化的后果又如何呢？张闻天总结了党在这个问题上的经验教训，他指出："我们党内常常以党员的成分做提拔干部的标准。如像仅仅因为这个同志是工人，而被很快的越级的提拔到领导机关中来。这种提拔的结果，一般的总是不好的。或者被提拔者得意忘形，以为工人出身，就是金字招牌，而不肯虚心学习，或者因为工作不称职，而无聊消极。这种提拔，于党于被提拔者均无利益。"（见《六大以来》〔下〕第９３页）

中共领导层“工人化”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虽然只是一段插曲，但它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造成的危害极大，遗毒极深。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苏区搞“肃反”，凡是非工农出身的党员、知识分子干部，一律视为“AB团”分子。甚至字写得好的人，讲话有条有理的人，即被当成“AB团”杀掉。半个世纪后，籍贯在江西万安的朱德夫人康克清曾对党史研究人员说道：“只要你胸前插上一支钢笔，就被视为知识分子，就有遭受迫害的可能。如果戴上一副眼镜，那就更糟......”(《文献和研究》1984年第一期)。显而易见，这是推行共产国际“工人化”，仇视、排斥乃至迫害知识分子所造成的灾难。

这种带有浓重极左色彩的“唯成分论”在中共党内根深蒂固，遗毒深远，即使建国之后仍很盛行。至“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这种遗毒泛滥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极左的“文革”把知识分子划为资产阶级的范畴，诬之为“臭老九”。把工人阶级的领导庸俗化为派“工宣队”进驻机关、学校、科研等部门和单位领导“斗、批、改”。在“文革”高潮中召开的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把许多久经考验的革命领导干部排除在“九大”和第九届中央委员会之外，却将只有小学文化的上海国棉十七厂保卫科保卫员王洪文等造反派拉进中央委员会。后来又破格提拔王洪文为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并把他作为领袖的接班人刻意培养。王洪文与当年的向忠发何其相似乃尔！人们从“九大”的这些现象联想当年“六大”的“工人化”高潮，确实有一种似曾相识之感。

历史实践证明，共产国际强制中共领导层“工人化”是一个错误的“药方”，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带来极其严重的损失。这种用极左的外衣包装、实质确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货色，在中国长期存在，几度泛滥，“文革”中达到极致，直到粉碎“四人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后，这种遗毒才算失去市场。但是，彻底肃清这种遗毒并非易事，任重而道远。所以，我们要以史为鉴，永远记取这个惨痛的历史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