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两位伟大革命先驱：孙中山和陈独秀，既是革命的同路人，又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两党领袖。他们革命的轶事颇值得今人追思。

陈独秀创办《新青年》，发动新文化运动，世人皆知。他是新文化运动旗手。新文化运动使白话文成为爱国民主运动广泛开展的有力宣传工具，也直接为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培养了一批有革命伦理觉悟的青年和群众，使之成为进行政治斗争的强大力量。陈独秀对青年群众政治思想的领导作用巨大，所以早在40年代，毛泽东就赞赏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

五四运动爆发后不久，陈独秀因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而被捕。全国的学界、教育界，安徽各界、上海各界都积极营救陈独秀，时安徽省长吕调元、广东军政府主席岑西林等政界要人和社会名流章士钊、马寅初等也一一致电政府，要求释放陈独秀。⑴众多营救陈独秀出狱的活动中的各阶层人士，他们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学术观点不同或不尽相同，但绝大多数人是支持新文化运动的。北洋政府逮捕陈独秀未能阻止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而营救活动反而宣传了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的功绩。在营救陈独秀出狱活动中，起了重要作用的人士便是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

新文化运动兴起时，孙中山正忙于召开非常国会会议、联络南方军队成立军政府并举起护法旗，艰难地进行着捍卫共和的斗争，无暇关注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爆发后，新文化运动进一步开展时，孙中山关注到上述运动的伟大作用，并高度评价和赞扬。他说“全国学生之奋起，何莫非新思想鼓荡陶钅容之功”，⑵“一般爱国青年，无不以革新思想，为将来革新事业之预备。于是蓬蓬勃勃，抒发言论”，“……社会遂蒙受绝大之影响。……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推其原始，不过出版界之一二觉悟者从事提倡，遂至舆论放大异彩，学潮弥漫全国，人人皆激发天良，誓死为爱国之运动”。正当孙中山非常关注新文化运动和群众的反帝爱国民主运动时，陈独秀之被捕便激起孙中山的激愤。时在上海的孙中山一见到北洋军阀政府的代表许世英，就说：“独秀我没见过……你们做的好事，很足以使国民相信我反对你们是不错的证据。”“你们不敢”杀死他。“他们这些人死了一个，就会增加五十、一百，你们尽做着吧！”许世英听了孙中山一番话连忙说：“不该，不该，我就打电报回去。”⑶孙中山这一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在政界显赫的声望和政治地位，对北洋政府的影响是巨大的。当局迫于压力，只好将陈独秀释放。孙中山的一席话对于营救陈独秀出狱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孙中山如此器重尚未谋面的陈独秀，正是这位安庆人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轫者，五四运动的总司令。

五四运动对孙中山是一个推动，故孙中山敬佩和赏识陈独秀，是因为陈发动和领导了新文化运动和群众的反帝爱国斗争。陈独秀早在1915年就认识到：中国要进行政治革命须“从思想革命开始”，首先“要革中国人思想的命”。⑷“须使共和名副其实，必须改变人的思想，要改变思想，须办杂志”。⑸这就是陈独秀长时间苦苦思索所得出的结论：救中国，建共和，首先要进行思想革命。1915年9月15日，由陈独秀为主撰编的《新青年》创刊。《新青年》的创刊标志新文化运动的兴起。至1919年新文化运动的高涨和群众反帝爱国斗争发挥着伟大的革命作用时，孙中山进一步认识到“欲将革命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⑹“中国欲图根本救活，非使国民群怀觉悟不可。”⑺于是孙中山才认识到办刊物的重要性。他也模仿陈独秀要办杂志。孙中山在1919年6月、7月先后指派戴传贤（戴季陶）、朱执信筹办了《星期评论》（创刊于1919年6月8日）和《建设》杂志（1919年8月1日问世）。该二刊物同《新青年》、《每周评论》一道宣传新文化、新思想，希望“国民群怀觉悟”进行反帝爱国民主运动，创造共和。

陈独秀出狱后不久，《新青年》开会讨论编辑方针，议决由几人轮流编辑的《新青年》又改为由陈独秀“一人编辑”。随后，陈在《新青年》7卷1号上发表的《本志宣言》，明显地含有社会主义的思想因素，主张“新时代新社会”是“自由的平等的”，更是“劳动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进而指出新社会的“真的民主政治，必会把政权分配到人民全体。”“我们主张的是民众运动、社会改造”。《宣言》是代表陈独秀由一位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过渡的作品，也是《新青年》从宣传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开始转向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的作品。由于陈独秀思想的演变，《新青年》也发生性质的变化。1919年11月12日，陈独秀写《实行民治（民主）的基础》一文，表明他由资产阶级民主观向无产阶级民主观转变。⑻时过不久，陈独秀就站在劳动者的立场上发言了。12月1日的《晨报》发表陈的《告北京劳动界》，文中指出“劳动界诸君呀！18世纪以来的‘德谟克拉西’是那被征服的新兴财产工商阶级，因为自身的共同利害，对于征服阶级的帝王贵族要求权利的旗帜。”“如今20世纪的‘德谟克拉西’，乃是被征服的新兴无产劳动阶级，因为自身的共同利害，对于征服阶级的财产工商界要求权利的旗帜。”两种不同性质的民主，代表着两个互相对立的阶级利益。这标志着陈独秀已扬弃了资产阶级民主观，确立起无产阶级民主观了。同时，陈独秀还号召“劳动者联合起来”，学生“恳恳切切”做劳动者的“朋友”。1920年1月初，广东军政府的政务会议经孙中山同意，议决筹办西南大学。负责筹办的汪精卫、章士钊等先后函邀陈独秀来上海，共商事宜。陈独秀于1920年1月29日到上海。⑼其间，陈独秀又受武汉文华大学等单位邀请，去武汉演讲了《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知识教育与情感教育问题》、《新教育之精神》等专题报告会。⑽最使北洋政府当局恼火的是《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而该文“持论底榜样”便是陈独秀赞扬的马克思的《资本论》，也有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⑾2月9日，陈独秀由武汉潜回到北京，后旋遭警察盘问。为了免遭北洋政府警察的迫害，陈独秀在李大钊的护送下，第二次离京南下到上海。后因西南大学未得筹办便成泡影，陈独秀也就留在上海，创办工人刊物，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并实施李大钊第二次护送自己时途中秘密计划——“组织中国共产党”。

此时的孙中山自第一次护法运动失败后，对南北军阀同样祸国殃民有了初步认识，但对怎样救国，怎样建设真共和仍是一筹莫展。他想整顿久已涣散的中华革命党，但收效甚微。陈独秀领导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民主运动给了孙中山新的推动力量。1919年10月，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正式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并公布了规约。孙中山的思想显然也受到了陈独秀一系列革命活动的影响。此时孙中山思想既保留着旧的因素，同时也孕育着扬弃旧因素的新因素。所以孙中山这时才认识到“改造中国之第一步只有革命”。这也是孙中山的资产阶级旧三民主义转向后来形成的“联俄、容共、扶助农工”的反帝反封建的新三民主义过程中的中间性状态。而此时的陈独秀将主要精力从事于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创建中国共产党，并将在全国范围内兴起新民主革命的斗争。

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和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先驱陈独秀在20年代共同走过了一段革命的征途。1920年3月31日，孙中山宴请陈独秀，由胡汉民、廖仲恺、戴传贤等作陪。⑿两位声名显赫的人物首次见面。宴会之间，两个阵营的领袖由于革命情怀部分相同，共识又共鸣地交谈，投机而又热烈，宴饮甚欢。1个多月后，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第7卷6号（即《劳动节纪念号》）上，孙中山亲笔题下“天下为公”4个大字。1920年11月，孙中山、陈独秀两人又共同出席祝贺上海机器工会成立大会。由此可知，两人携手协作，共同推进中国革命，也为1924年的国共两党合作提供了一个好的先兆。

社会主义在五四时期似乎是一种时髦的东西，实际是一种思潮。时粤军司令陈炯明也曾自称为社会主义者，并一度与苏俄政府有联系。1920年8月粤桂战争爆发，10月陈炯明率部攻占广州。11月1日，孙中山任命陈炯明为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28日，孙中山偕伍迁芳、唐绍仪等离沪重返广州。29日，重新组成军政府。此际，陈炯明向孙中山请示：邀聘陈独秀为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兼大学预科校长。陈独秀受邀请后，旋商函李大钊，是否去广州应聘。李大钊立即复函，认为领导广东教育工作，有两个重要作用：一可以将新文化和社会主义思潮广泛地带到广东去；二可以在广东发动共产主义组织。⒀李大钊的意见与陈独秀的想法不谋而合。陈对广东抱有很大的希望，认为广东人民素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也想借此机会一方面从事广东教育改革工作，一方面宣传马克思主义，建立广东的共产主义组织。行前，陈独秀向陈炯明提出应聘的3个条件：“一教育独立，不受行政干涉；二以广东全省收入十分之一拨充教育经费；三行政措施与教育所提倡学说作同一之趋势。”⒁12月11日，陈炯明电促陈独秀来广东，“并保证决以全省收入十分之一以上为教育经费”。⒂陈独秀接电后，决定受聘。他去广州前安排好上海方面的工作，由李汉俊代理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书记。12月25日，陈独秀到达广州，⒃下榻大东酒店。后定居近泰康路的回龙里九曲巷11号三层楼房的二层。房门口贴一张字条，曰“看云楼”，此乃陈为自己住所起的雅号。广东宣传新文化的人群主要是陈公博、谭平山、谭植棠等。他们都是陈独秀在北大时的学生，也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师生情谊深厚。此时他们在广州创办的《广东群报》（由陈炯明出资），这为陈独秀在广东的革命活动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陈独秀刚住下的“看云楼”便云集各界人士，他们纷纷邀请陈发表演说。陈独秀也很乐意接受并把演说看作是传播新思想的重要方式，便有求必应。仅在1921年1月间，他就演讲了《新教育是什么？》、《社会主义批评》、《教育与社会》、《中学生之将来》、《工业学校与劳动运动》、《如何才是正当人生》、《女子问题与社会主义》等多场。这些演说词皆发表在《广东群报》、《新青年》、《民国日报》、《曙光》杂志上，计有40多篇文章，大力宣传科学社会主义和教育改革的方针。陈独秀之所以能自由地发表演说，宣传社会主义和教育革新，显然得益于孙中山领导的南方政府所给予的宽松的舆论环境，陈独秀思想也部分为孙中山认同。

陈独秀在广东从事教育有半年多时间。首先他制订了教育经费年度核算表，总计费用是357万元（不含县办教育事业费），其中学校经费215万元，社会教育费90万元，特别费（包括行政费、留学生费、建筑费）52万元。⒄这个预算表不久就为孙中山总裁和陈炯明省长所批准。⒅陈独秀还提出《广东全省教育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省教育委员会为全省教育最高行政机关。委员会由政务委员和事务委员组成。政务委员8人，由省长委托4人，由省大学校长、学长、各专门学校、师范学校校长及大学教授互选4人。事务委员若干人，委员长由全体委员互选产生，总管全会事务。这个《广东全省教育委员会组织法》也得到孙中山总裁和省长陈炯明的批准。1921年1月中旬，广东省长公署正式设立省教育委员会，陈独秀、汪精卫、戴传贤、许永清被委托为该会的政务委员。陈独秀被选为该会委员长。在省教育委员会陈独秀委员长的领导下，议决：筹设编译局、宣讲员养成所、贫民教养院、劳动补习学校等社会教育机构。⒆陈独秀提出改革教育的三大纲领：1、未成年教育即中小学教育、幼稚园等，分期使其普及。2、成年教育即补习教育与社会教育，凡补习学校、图书馆、博物院、剧场、戏院、音乐、一般宣传和特殊宣传皆包括在内。3、专门教育即以工业教育为主，除高等专门学校及大学工科外，以设立甲种工业学校，普及乙种工业学校为目的。陈独秀还认为永久的教育根基是在未成年教育，而目前尤以成年的社会教育为最要，使在短时间内改变一般民众的思想和知识程度，同时努力普及工业教育。⒇陈独秀认为新教育是客观的、教育主义是社会的，并说：“社会的力量大过个人远甚，社会能够支配个人，个人不能够支配社会”。改革教育的着眼点及其目的都在改革社会。半年多时间里，陈独秀在广东教育方面做了不少艰辛的工作，其雄心勃勃，千方百计地筹划。在广东，陈独秀领导教育方面的工作虽然得到了孙中山总裁的支持，但时间和多种因素的限制，而宏图未展。陈独秀在广东教育事业上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工作：1、创办宣讲员养成所。其宗旨是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造就开展群众工作的干部。所长由陈公博担任，教员有谭平山、谭天度等人，养成所出来的学生后来多数成为广东党、团的骨干分子。2、开办工人夜校。主要开办了“机器工人夜校”(21)和“理发工会工人夜校”(22)等，为了使“工人有求知识的地方”。3、首创中学男女同校，开广东现代中学新风貌之先河。(23)此外还创办了“注音字母教导团”培养中小学国文教师百余人。开办“俄语学校”，由俄人米诺尔及其夫人任教等。陈独秀还着手筹建西南大学(24)、市民大学、编译局、通俗图书馆、幼稚园等，还创刊《劳动与妇女》周刊，积极地宣传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者展开论战。陈独秀在广州的言和行，在当地引起强烈反响，有支持也有反对。由于陈独秀主持的广东教育革新，引起了从省议会的一些议员、教育界的学阀、政客、孔教徒、守旧派、基督徒等封建顽固派和极左的无政府主义者在各个方面发动了反对陈独秀运动，力主把陈独秀驱逐出广东。一时闹得广州乌烟瘴气。时陈炯明在一次宴会上问陈独秀：“外间说你组织什么‘讨父团’，果真有此事？” 陈独秀答道：“我的儿子有资格组织这一团体，我连参加的资格都没有，因为我自幼便是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25)陈独秀含着讽刺挖苦的意味而幽默的回答反而使宴会上那些蠢伯们莫名其妙地“哈哈大笑”。此事虽小也可见当时攻击陈独秀的所谓“讨父”、“仇孝”、“公妻”、“妇女国有”的谣言何等猖獗。陈独秀予以一一坚决驳斥。后来陈独秀感到广东教育革新最棘手的是权限和经费问题，“故萌退志”。同时，上海方面，李汉俊等人于5月间派包惠僧来广州，要他回沪主持党的工作。1921年7月，中共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推举陈独秀为中共中央书记。于是，陈独秀决定回上海。从广州回上海的船上，包惠僧问陈独秀“中国革命怎么革法？”陈说共产主义在中国怎样进行还要摸索，“由于各个国家的情况不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形态也各异，在中国是什么样子还要看发展。”(26)可见那时的陈独秀便意识到对中国情况深入分析，深刻认识，才能将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与中国社会的具体情况相结合，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1921年9月中旬，陈独秀回到上海，又住在老渔阳里2号（该房子是陈的老友柏文蔚赠送的），没有固定的经济收入了，也没有职业。此后陈独秀以革命为职业，殚精谒虑地在中共中央书记岗位上为中国共产党的事业而奋斗了。

20年代以革命为职业的共产党员，组织上每月只能给30元—40元的生活费。这点生活费供给陈独秀一家开销是难以为继的。那时，商务印书馆聘请陈独秀担任馆外名誉编辑。陈表示“月薪不必多，编辑事务也不太繁重，因为他（陈独秀）主要工作是办党。愿任商务名誉编辑，不过为维持生活，结果说定：月薪300元……”(27)好在还有点亚东图书馆出版的《独秀文存》的版权费勉强支撑着。这样，陈独秀才专职搞党的工作。陈独秀此时在上海中央机关工作，只有他和李达、张国焘3人，别无其他工作人员。他们聚会常在陈住宅的客堂间或厢房里。陈独秀主持全面工作外，还主编《新青年》，并将其作为公开宣传刊物。李达编辑《共产党》月刊，作为秘密宣传刊物（从第3期至第7期止）。(28)张国焘主持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此时中央局还决定成立人民出版社，出版15种共产主义读物。

正当陈独秀在中共中央积极开展领导工作时，上海的报纸已经有了陈独秀回上海的消息，引起了法租界巡捕房的注意，便派出密探侦查。10月4日下午2时，有3位“白相人”（即法租界巡捕房的密探）从陈宅前门敲门，包惠僧开了门，“白相人”推门便要见陈独秀。包说“陈先生不在上海”。陈妻高君曼也附和说：“陈君不在家”。“白相人”又说要买《新青年》。包又说：“这里并不是卖《新青年》的地方，大自鸣钟有卖的”。“白相人”边说边跨进门，指着地上堆着的《新青年》说“这不是有吗？”此时，正在楼上谈话的陈独秀、柯庆施等人听见楼下声音嘈杂便下楼来。一见密探们搜查《新青年》等印刷品，陈独秀等人想从后门出去，后门又由法租界巡捕房的人把守，难以逃脱。后来，法租界警探不由分辩地将陈独秀夫妇，包惠僧、杨明斋、柯庆施等5人押上2部警车，送到法租界巡捕房。同时还将《新青年》等印刷品一并搜去。被拘禁后的陈独秀化名王坦甫，高君曼报名林氏，包、杨、柯3人分别报名为杨一如、牟有德、胡树人等。全部都是假名。法巡捕房以为没有捕到陈独秀，便派警探继续把守陈宅，凡到陈宅找陈先生的全部捉拿到巡捕房，后来北京众议院副议长、上海法学院院长褚辅成，时任上海河南路商界联合会长兼《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的主编，身兼中共党员和国民党党员的邵力子2人被捕进巡捕房。而周佛海和张国焘2人比较机警才幸免于难。褚、邵2人被带见陈独秀。由于褚辅成一见陈独秀便拉着说“仲甫怎么回事？一到你家就把我拉到这儿来了！”这样一来陈独秀的身份暴露了。于是陈对警探厉声抗议：“你们是来抓我的。为什么连我的客人也连带抓进来呢？”稍后警探们弄清褚、邵2人身份后当晚便将他们释放了。

第二天，法巡捕房审问陈独秀等5人，说包惠僧、杨明斋、柯庆施、高君曼等4人是陈的党徒。身着9323号囚衣的陈独秀倔头犟脑地说：“他们是我的客人，高是家庭妇女，包、杨、柯陪我太太打牌（被捕当时，4人正在打牌）。有事我负责，和客人无关。”庭后，巡捕房将高释放。陈等4人仍回牢房。庭审前，在牢中，陈独秀对包惠僧等人说：“法巡捕搜去的信件可以证明我是在搞共产党。因此，我可能要被监禁一个时期，你们不可说出真情，一切都推在我身上好了。这样，我虽一时不能出狱，其余的人可以先行获释，继续工作。”庭审后，陈又对包说：“我家里有马林给我的信，如果被搜出来可能要判7、8年刑。我是打算坐牢了。你们出去后继续干，不愿干的也不勉强。” (29)10月6日，《申报》刊登了“陈独秀被捕为编辑《新青年》等书刊”及审讯的消息。陈独秀被捕消息各大报纸纷纷登载。上海、广州等城市又闹得沸沸扬扬，满城风雨。为了营救陈独秀，多方都积极行动。李达“通报各地的组织派人到上海来”营救。马林花巨资请法国律师巴和为陈独秀案辩护。最重要的营救途径是李达电请孙中山设法救陈出狱。同时，在上海的汪精卫也去电广州，请孙中山设法。孙中山在广州打电报给法租界的法国驻沪总领事，并命令广东省银行（孙中山兼任银行总董事长）电嘱该行在上海的代理行上海中华银行付银元1000元给汪精卫。孙中山命令汪精卫将该钱供作营救陈独秀出狱的的用途。陈独秀第3天由褚辅成、张继等保释候审。第5天，包、杨、柯等3人也被保释出狱。法租界警务处当局接到法驻沪总领事的电话及收到汪精卫交与的1000元银元的罚款于10月26日正式结案：查《新青年》已被封闭禁止出售，被告（陈独秀）明知故犯，罚洋1000元，销毁查抄书籍，释放陈独秀。(30)

陈独秀等此次出狱，虽然马林花了很多钱请律师和打通会审公堂各个关节，但最起关键作用还是声名显赫的孙中山，也足见孙中山对其当时的革命同路人陈独秀挚友之情何等深厚。

1922年4月，陈独秀又到广州，为筹备全国第一次劳动者大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他先前在广州开办的宣讲员养成所、机器工人夜校等像播下去的革命种子发芽、长叶、开花、结果，使那时的广州呈现一派生机勃勃的革命景象。

1922年5月1日—5日，陈独秀代表中共中央在广州召开全国劳动大会，领导各地代表与广州工人举行五一节庆祝大会。陈独秀演说《劳动节的由来及意义》，会后举行10万人规模的示威大游行。5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陈独秀在会上演讲《马克思的两大精神》，号召青年研究马克思学说，“还须将其学说实际去活动，干社会的革命。”(31)

陈独秀在两个大会结束后，想去拜访孙中山。陈独秀由陈公博安排先去了惠州访问陈炯明。此时陈炯明因反对孙中山的北伐，已被免去了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等职务。陈独秀访问时见陈炯明的室内挂满了军用地图，桌上架满了军用电话。陈独秀本来想调解孙中山与陈炯明的矛盾，见此情景，觉得已事不可为了。“广东恐怕不久必有变故”，(32)面对刀光血影的军事动乱，一介书生的陈独秀对孙、陈的军事对抗是无能为力“化干戈为玉帛”了。很快，陈独秀返回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

据陈公博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宣言》里，将孙中山为首的南方政府与北洋军阀政府相提并论，批评得一文不值。中共“一大”通过的《纲领》、《决议》和《宣言》三者的基本思想是一致的。但是对于《宣言》是否要发表的问题产生了不同的意见。直到中共“一大”快结束的时候，“才提出一折中方案，将来宣言应否发出，授权新任的书记决定……”(33)大会选陈独秀为书记，李达为宣传主任，张国焘为组织主任（此指工人运动的组织）3人组成中央局。当时陈独秀书记决定不发出这个《宣言》。陈认为以孙中山为首的南方政府与北洋军阀的北方政府毕竟是有很大区别的。况且陈本人当时正在南方政府管辖的广东省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非常原则地指出：中共对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国民党应采取什么态度？这个问题直接涉及到当时中共要进行的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如果立即干社会主义革命，那么南北政府自然都在反对之列；倘若是干民主革命，那就应当联合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

1922年1月21日在苏联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为中国共产党解决上述的问题起了促进作用。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中国方面出席会议的有共产党、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国民党的代表。会议期间，列宁正在生病。然而病中的列宁十分关注中国的革命，并抽空接见了中国国民党参加会议的代表张秋白和中国共产党参加会议的代表张国焘。列宁问：“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是否可以合作？”列宁的提问也表达了他对中国革命的关注及国共两党合作的愿望。(34)

国共可否合作？如何合作？这是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与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两党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也是极其复杂的过程。

1921年12月10日带着实现列宁愿望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由陈独秀介绍并安排与陈在日本留学时的老友、国民党要人张继晤谈后，在陈指派的翻译张太雷陪同下，离开上海去中国南方考察。马林一行途径汉口、长沙、广州等地，于23日到达桂林，他们一路考察，一直思考国共如何合作的事。马林一行在桂林呆了2周，与孙中山会谈了3次。此后，马林等人去广州，并停留考察工人运动10多天，又与张继及陈炯明等国民党领导人进行会谈。(35)

1922年2月，马林一行回上海后，便根据他对国民党的考察，对中国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直接感观，建议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两党党内合作。这个建议立即遭到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抵制。陈独秀于4月6日写信给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表吴廷康（维经斯基的化名），提出了反对加入国民党的6条理由，正式表白拒绝马林的建议。(36)

7月16日至23日，中共举行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最低纲领是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即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帝国主义压迫，达到中华民族的独立。该纲领是适合与国民党合作的基础（最高纲领本文不赘），最后会议通过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大会还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中共对国民党的态度有了明显的转变，当然这是共产国际起了作用。更重要的是中共要实现它的民主革命纲领而奋斗。但此时中共主张国共两党是平行的外部联合，而不能采用由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党内联合。

对于陈独秀为首的中共所主张的国共两党的外部联合，“国民党的总理孙中山严词拒绝了，他只许中共及青年团分子加入国民党，服从国民党，而不承认党外联合。”(37)但是孙中山的意见对中共没有什么约束力。对于两党究竟怎样联合，中共领袖陈独秀和国民党领袖孙中山二人意见无法一致。

事情要解决还得从中共方面转变态度。中共“二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该《议案》：中共“完全承认第三国际所决议的加入条件21条，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从此，共产国际与中共的关系便正式地成为上级与下级、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而且共产国际是个高度集中的组织，上述21条中的第17条规定：“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及其执行委员会的一切决议，所有加入共产国际的党支部都必须执行……”第21条规定：“党员如果原则上否认共产国际所提出的义务和提纲，应该开除出党。这一条也适用于党的紧急代表大会代表。”(38)这样不言而喻，共产国际对加入的各国共产党拥有最高权力。中共既然是它的一个支部；当然要受共产国际纪律约束的。共产国际必将对以陈独秀为领袖的中共产生广泛、深刻的影响。最先的影响便是国共两党合作的形式问题。陈独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必须执行共产国际下达的指令性的意见。

中共“二大”期间，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莫斯科，他于7月11日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提交一份有关考察国共两党及其合作的报告。报告中叙述了中国国民党是由知识分子、侨民、士兵和工人4类成员组成的，是个多阶级联盟的政党“起领导作用”的是知识分子。其中一部分人“自称为社会主义者，孙中山是其中之一”，因此社会主义者加入国民党是“可能”的。(39)而马林却错误地认为中国共产党“诞生太早了”，“说得确切些，勉强缀合得太早了”，“简直不能把它称为一个政党”。对“中国政治生活说来没有价值”。(40)

《马林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马林根据他对国共两党的认识，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提出了关于中国革命的战略，即中共党员“到国民党中去进行政治活动……（共产）党则不需要放弃独立”。(41)

当时列宁正在患病不能理事，故马林的意见得到斯大林、季诺维也夫的同意后，由共产国际执委会于7月18日作出决定：中共中央委员会“所有工作必须在菲力浦〈斯内夫利特〉（即马林）同志紧密联系下进行”。(42)共产国际决定中国共产党必须以党内合作的方式与中国国民党建立民主革命的联合战线。

8月，马林携带着共产国际的指示又来到上海。尽管中共“二大”刚结束不久，马林还是建议中共中央召开专门会议，讨论国共两党合作的问题，以便贯彻共产国际的指示。8月29日、30日，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开了会议。出席会议的有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太雷、张国焘、马林等人。会上马林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并“力言国民党不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党，而是多阶级联合的党，无产阶级应该加入进去改进这一党以推动革命。”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蔡各森等一致反对加入国民党，“其主要理由是（国共两党的）党内联合乃是混合了阶级组织和牵制了我们独立政治”。(43)会上，陈独秀发言甚多……但面对共产国际执委会，作为中共支部的书记陈独秀也是位卑言微的。所以陈独秀声言“如果这是共产国际的不可改变的决定，我们应当服从，至多只能申述我们不赞同的意见。”马林对陈独秀等人说：“这是共产国际已经决定的政策。”此时，陈独秀只好说对共产国际的决定也“只能有条件的服从……只有孙（中山）先生取消打手模及宣誓服从他个人等原有的入党办法，并根据民主主义的原则改组国民党，中共党员才能加入进去。否则即使是共产国际的命令，他也要反对。”(44)会议采纳了陈独秀这一意见。会毕，共产国际的指示得到了贯彻，中共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作为中共领袖，个性倔强的陈独秀被共产国际降服了。

此前，孙中山领导的南方政府在广东的政局突变。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发动叛变，率4000余人的军队围攻并炮击孙中山的总统府。孙中山一行逃离广州，于8月14日抵上海。孙受此沉重打击，极其沉痛地说：“文率同志为民国而奋斗，垂三十年。中间出生入死，失败之数，不可缕指，顾失败之惨酷，未有甚于此役者。”更何况叛变者乃孙受信任的陈炯明部队。(45)

在孙中山处在孤立无援的困境时，陈独秀等在上海拜访了孙中山，并多次谈到国共两党合作之事。孙中山“赞成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孙也同意陈独秀的意见，“允许取消打手模和宣誓服从他的原有入党办法，并依照民主化的原则改组国民党”。几天后，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以个人身份“由张继介绍，孙（中山）亲自主盟，正式加入了国民党为党员。”(46)

9月4日，孙中山召集在沪的国民党员张继等53人座谈，接受中共的建议，改进党务，座谈会邀请了陈独秀、马林等，并倾听陈独秀、马林等人的意见。6日，孙中山为首并指名陈独秀、丁惟汾、茅祖权、覃振、张秋白、吕志伊、田桐、管鹏等9人组成起草委员会，负责起草国民党党纲和总章草案。(47)陈独秀热情洋溢地提出一份新纲领和组织机构草案，并送给孙中山。此后在国民党改组委员会议上未被通过。

1922年11月5日—12月5日，中共代表陈独秀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刘仁静等在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由国际代表拉狄克起草《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决议。会议期间，陈独秀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东方问题总提纲》的起草工作，(48)并撰写了《中国共产党目前的策略》。这是陈独秀的一篇有关论述国共两党党内合作的文章。陈独秀在文章指出：1、要和国民党合作，“而且要在国民党中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及为工人阶级利益与自由的口号”，也就是要在国民党内提出中共的口号。2、国民党若与反对势力或帝国主义妥协，中共“即宜反对之，绝不容顾忌。”(49)陈独秀是基于上述认识和努力，赞同和接受国共两党的党内合作方式。共产国际“四大”闭幕后，陈独秀与瞿秋白一起回国。1923年1月10日陈抵达北京，2月20日回到上海。

当陈独秀从莫斯科还未回到上海时，1923年1月2日，孙中山在上海召开改进国民党党务会议，任命陈独秀等21人为国民党参议。(50)此际，广东政局又发生变化。1月14日，滇军、桂军击败了陈炯明部队（陈炯明退入惠州）进入广州。2月21日，孙中山回到广州，宣布设立大本营，续行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职权。稍后，3月26日，陈独秀也来到广州，筹备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陈独秀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收到了由共产国际1月12日通过的《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该《决议》贯彻了俄共（布）中央政治局采取其派至中国全权大使越飞关于对华政策的建议，“全力支持国民党” (51)的精神，要求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是适宜的”，但是中共“必须保持自己原有的组织和严格集中的领导机构。中国共产党重要而特殊的任务，应当是组织和教育工人群众，建立工会……”“中国共产党应当对国民党施加影响，以期它和苏维埃俄国力量联合起来，共同进行反对欧美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52)无疑《决议》中提到的国共两党合作形式与苏俄的外交政策直接挂钩。而只字不提中共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