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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与陶希圣谈"国共合作"

  发表日期:2010年3月7日   出处:南方都市报((广州)        【编辑录入:多声

 

洞悉党际合作幽深曲折的陈独秀和陶希圣谈到:孙中山先生当年容共联俄,在与越飞的联合宣言中说得很清楚,共产制度不宜行于中国,苏联帮助中国的是国家统一。孙中山是民族主义联俄,而不是共产主义联俄。

1937年,北大教授陶希圣弃学从政,逐渐成为国民党核心权力之要角。在半年多的时间里,他私下拜访陈独秀10次以上。
1937年,北大教授陶希圣弃学从政,逐渐成为国民党核心权力之要角。在半年多的时间里,他私下拜访陈独秀10次以上。

洞悉党际合作幽深曲折的陈独秀和陶希圣谈到:孙中山先生当年容共联俄,在与越飞的联合宣言中说得很清楚,共产制度不宜行于中国,苏联帮助中国的是国家统一。孙中山是民族主义联俄,而不是共产主义联俄。国民党的人因为联俄容共,跟着共产党走,是错误。共产党因为联合国民党,加入国民党,要组织党团,搞阶级斗争,破坏三民主义,也是错误。两方面都搞错了,才演变到今天这个局面。”


在中国近代史上,陈独秀与陶希圣都是有争议的历史人物。他们同是书生“政治家”,因风云际会相遇、往来,后期两人更是惺惺相惜。陈独秀与陶希圣前后共有两次交往,第二次是陈独秀辞世前5年的1937年国难之时。这一年,已是北大教授的陶希圣弃学从政,加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五组,逐渐成为国民党核心权力之要角。被开除出党的陈独秀是阶下囚,于“七七事变”后获特赦。这段时期,陈、陶身份悬殊,却是两人真正深入交往的时期。

1937年10月,陈独秀获特赦后迁往武汉,在战事频频的半年多时间里,陶希圣私下拜访陈独秀10次以上。陈、陶党派不同,但两人同有读书人底色,又曾是“党人”、“军人”,这种新兴群体的身份,使他们对时局的“党争政争”看法互有异同。尽管陶希圣与陈独秀怀有“主义”参政的意识不尽相同,却并不妨碍他们的深入交往。

国难当前,第二次国共合作已于1937年9月正式形成。1927年后处于政治边缘的中国共产党重回中国的政治中心,只是陈独秀早已远离中共舞台。陈独秀出狱后一再表白他已摆脱党派的拘束,中共曾派人劝陈独秀到延安,陈独秀感触地说,大钊死了,延年、乔年也不在了,延安就不去了。陈独秀虽说决意不再与任何党派有瓜葛,但他毕竟担任过五届中共总书记,身份边缘而不坠,仍不断有说者上门。陈果夫、陈立夫欲聘陈出任劳动部部长之职。陈独秀明白“他叫我当部长是假,叫我点缀门面是真”。刚从延安出走的张国焘和谭平山也先后游说陈独秀组织共产党或第三党,陈均无意。

身为国民党参议员的陶希圣也请陈独秀参加他们的所谓低调谈话会,“先生始终毫无表示”,一次,陶希圣忍不住问陈独秀:“你有没有组党的意思?”陈独秀说:“假如我们真正相信唯物史观,就该知道一个社会里,不会有两个共产党,一个是杀人放火的强盗,另一个是无产阶级民主政党”。陈再三对陶说他无意组党,更无意回党。

1938年6月3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决议恢复毛泽东、陈独秀等26人的国民党党籍。通权达变的毛泽东立即建议恢复“党内合作集团”,在保留共产党党籍条件下,共产党公开加入国民党。毛还准备向蒋介石提交参加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单,并提出把国民党改变为“民族联盟”。多疑的蒋介石把毛的建议视为“特洛伊木马”式的花招而拒绝。陈果夫干脆认为,中共“拟仍用十三年至十五年之方法,以消灭本党。”所谓的“民族联盟”,是斯大林的意图,1938年2月17日,斯大林指示说:中国统一战线的形式,可以考虑两种方案:一是国民党和共产党联盟;二是建立由国民党和共产党组成的民族革命联合会(其他党派参加)。

蒋介石希望以一种政治结构来容纳和掌控中共,他私下对陈布雷说:“我以为与其用政治力量抑制其他党派或思想之存在,不如融合其他党派于一信仰——三民主义与一个组织之下。共为国家民族前途而努力。简言之,即化多党为一党。”对此,中国青年党和国家社会党表示考虑和接受,但遭到共产党的反对。中共代表博古和王明说:“合作可,合并则不可。”蒋介石后对周恩来表明,对各派“惟愿融成一体(其意可为一党)”,希望共产党融入国民党,而不是跨党。蒋介石说,“我的责任就是要将两个党合成一个组织……此目的达不到,我死了也心不安,抗战胜利了也没有什么意义。”周恩来则答得更干脆:“党不能取消,国共两党都不可能,只有从联合中找出路。”中共对10年前国共两党从政争到武争之血的教训记忆犹深。

无党无派的陈独秀对国民党的建议不以为然,陈独秀对包惠僧说:“由它去吧,当初国民党开除我,我没有声明,现在恢复我,也用不着声明。”陈独秀之所以对再次“容共”表示消极,与他对当年孙中山“容共”政策看法有关。

一次,洞悉党际合作幽深曲折的陈独秀和陶希圣谈到:

孙中山先生当年容共联俄,在与越飞的联合宣言中说得很清楚,共产制度不宜行于中国,苏联帮助中国的是国家统一。孙中山是民族主义联俄,而不是共产主义联俄。国民党的人因为联俄容共,跟着共产党走,是错误。共产党因为联合国民党,加入国民党,要组织党团,搞阶级斗争,破坏三民主义,也是错误。两方面都搞错了,才演变到今天这个局面。”

陈独秀再三强调“中山先生容共是为了结合全民族的力量,求中国自由平等而容共,不是为共产主义而容共。陈独秀清楚,两党宗旨根本不同,始终会爆发冲突,最后导致失败。

孙中山不认为国共关系是一种党际合作关系,在所有孙中山著作和孙中山逝世前的国民党文件中,不曾有过“容共”提法。在国民党“一大”会上,甚至孙中山本人都没有提出所谓的“三大政策”,“这是日后总结的提法”。也许,历史记忆在不知不觉中随后见之明而改变。国民党文件中,最早出现与“容共”相似的提法,是孙中山逝世后,1925年5月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对全体党员之训令决议案》中提到的“容纳中国共产党分子”,此后,“容纳共产分子”之类的提法渐成习惯用语。孙中山只是在国民党“一大”会上的一次演讲中提到“新青年”一方已“诚心悦服本党三民主义,改共产党为国民党员”。毛泽东也说过,“中国革命之父的所有这些原则(指民族、民权、民生——引者注),都是我党党纲的神圣组成部分。”国共合作初期,双方都没有“容共”、“联共”的提法。由此看来,陈独秀阐释孙中山的“容共”本旨并不是凌空蹈虚,是大致合乎孙中山原意的。

孙中山之所以同意共产党加入到国民党的一个主因与苏俄有关,三者是互动关系,也即是说,孙拉“新青年”主要是想获得俄援以反英,通过国共合作的方式达至与共产国际合作。陈独秀对陶希圣说道:

中山先生反英。他在广州倡导革命,必然反英。因为广州是香港的势力范围。他在英国的影响之下倡导革命,就要反英。中山先生为求中国自由平等而反英,为了反英,方才决定联俄。假如苏联是诚心诚意帮助中国,中苏联合起来,将英国的势力排出东方之外,中国便能求得自由平等。

联俄反英帝国主义,使中国获得自由平等的民族意识,使得孙中山虽然不认同共产主义,却不反对革命的结果。反英帝的要求越迫切,争取苏俄援助的愿望就越强烈。孙中山明白,与共产国际的一个东方支部合作,更能获得苏俄的支持。

但在陈独秀看来,苏俄后来并没有诚心诚意帮助中国,苏俄的对外政策,由“世界革命利益中心”演变为“苏联利益中心”。陈对陶谈道:

“亚洲是列强的殖民地和次殖民地。俄国革命打倒了帝俄。中苏合作再排除英国势力在亚洲之外,那就不仅中国得到民族自由,就是亚洲所有的民族都得到自由。”“不幸苏联承袭帝俄的帝国主义传统,……中山先生如在,愈要反对。”

陈独秀痛定思痛,有此结论并不奇怪,早在1925年下半年陈独秀就提出中共退出国民党,但被共产国际拒绝。陈独秀始终认为中共长期被“逼迫”留在国民党内是大革命失败的主因,党际合作难以行得通。国共两党均“以俄为师”,都具有列宁主义形式,其组织形态和政治文化具有许多相通和相似之处,但是,“一个真正的列宁主义政党,是不可能容纳另一个列宁主义政党在其党内活动的”,这本身就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或者说,从来就没有一个适合的政治结构可容纳两党。

第二次国共合作也有此弊病,二次国共合作的最终形成,是一种“没有成文纲领,只是遇事协商”的“东方式合作”。由于中共无法在上层和中层参政,参政渠道只是一个民意机构——国民参政会。为了防止不自觉地支持了国民党的最大限度地限制共产党的企图,中共必须同国民党掌权人物划清界限。国民政府最高咨询机构国民参政会,是战时最高民意机关,中共有七个席位,毛泽东是其中之一,但毛一次也没参加过会议。蒋介石邀请其他6位中共参政员到国民政府工作,愿以骨干任之,也遭拒绝。非常时期必有非常之举。到了1939年,国共合作口号从“统一和独立”逐渐转为“统一和斗争”,甚至出现博古说的奇怪现象:1939年形成一种三角关系,日本攻击国民党和共产党,国民党攻击日本和共产党,共产党攻击日本和国民党。

与陈独秀从政治斗争看问题不同,陶希圣是从历史角度看苏俄问题的。陶希圣认为苏俄之所以变化是由于“共产主义是随时代与环境而演变的。”他分析说:

从马克思到列宁,从列宁到史达林,共产主义经过了强烈的演变。同样的,从陈独秀到李立三,从李立三到毛×泽东,也经过了强烈的演变。”“即如十九世纪末年,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蒲列哈若夫的思想领导了初期社会民主工党。蒲列哈若夫无疑的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初期社会民主工党也无疑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组织。但自后起的布尔塞维克看来,那不过是左翼自由主义而已。

显然,陶希圣的这些看法并非自说自话!

 

早年读过《资本论》的陶希圣一直以为,中共早期领导人真正读过马克思全集的人很少,这话不假。毛泽东直到70年代还一再抱怨党内真懂马列的人不多,基本上没几个对马克思主义系统研究过的。陶希圣说:“中共党人真正读过马克思全集,至少读过《资本论》三大本者,如李季、刘仁静以及彭述之等,都被干部派(中共正统派——引者注)开除而参加反对派。”20年代末,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占优势的《响导》时期的中共知识分子大多数都被列入“反对派”,陈独秀更是首当其冲。这种现象,实在是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的一个悖论。中国革命的完成,也许并不需要读懂《资本论》,毕竟,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农业国家的历史演进,并非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逻辑推理结果。

陈、陶的这些见解,经历了半个世纪,不见得被历史风吹雨打去。

作者单位: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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