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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的几封告别信

  发表日期:2011年8月4日   出处:《炎黄春秋》    作者:丁弘     【编辑录入:西城大官人

在许多史册上,提到陈独秀在离开党前后,有给中共中央的五封信和一封《告全党同志书》。但多语焉不详。当时他说了什么呢?几十年,原件无以看到。流行的《独秀文存》60万字,所有文字的时间下限在1922年,当然没有1929年写的这些材料。最近安庆(陈独秀的家乡)陈独秀研究会会长李银德先生提供160万字的陈的文集,始看到这些文章。

陈被自己一手建立,并当了五届总书记的党开除党籍,这是罕见的、叫人称奇的事情。几十年间,对开除他出党,社会主流意识告诉我们的理由是简单而明确的:即他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领错了路,造成大革命的失败,给党带来极为严重的损失。

他的这几封信,不是即兴的便笺,不仅是给自己辩解的文字,而是内容丰富的大文章。他的文风流畅、恣肆,这是他的个性和学养使然。这时他骨鲠在喉,一吐为快,行文更有浩荡的气势。他对党面临的问题,有全面的分析和深刻的思考。他揭示了共产国际的谬误,同时严肃地解剖了自己。这些信体现了他集思想家和政治家于一身的风采,洋溢着中华民族所涵养积淀的凛然正气。是留给党、留给世人极为宝贵的历史文献。

他和共产国际之间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中共在1922年的二大时参加了共产国际,成为国际的一个支部,接受它的组织领导。由此而产生的后果,是预先没有想到的。国际对中共抓得很紧,不断派人前来,耳提面命,具体指挥,一切决策源于莫斯科。陈独秀在信里具体说明了1921年到1927年自己作为总书记和国际相处的情况:

———1922年,中共二大刚结束。国际派马林来,他要求全体中共中央委员到西湖开会,提议加入国民党,力言国民党不是资产阶级政党,而是阶级联合的政党。当时中共中央五个委员李守常(大钊)、张特立(国焘)、蔡和森、高君宇和我一致反对此建议,理由是:党内联合混合了阶级组织,和牵制了我们的独立政策。最后,国际代表提出“中国党是否服从国际决议?”中共中央为了尊重国际纪律,不得不接受了国际的意见。

———加入国民党后,共产党丧失了自由。“马林因此垂头丧气,回了莫斯科,继他而来的是鲍罗廷,他的皮包中夹有苏联对国民党的巨量物质的援助。”

———1925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扩大会议。陈独秀提出戴季陶****的小册子,不是个人偶然的事,而是资产阶级企图巩固自己的努力,以控制无产阶级,走向反动的表现。陈提议退出国民党,不为国民党的政策所牵制。一时国际的代表和中央负责同志们一致严厉反对他的提议,为了尊重国际的纪律和中央多数的意见,总书记不再坚持自己的意见。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正是执行戴季陶的主张,大捕共产党,围剿省港罢工委员会和苏俄视察团,收缴苏俄顾问的枪械。国民党议决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最高党部,要求交出参加国民党的全体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的名单。这时,陈主张准备独立的军事力量和蒋介石对抗,派彭述之同志代表中央,到广东去和国际的代表面商计划。国际代表不赞成“我们要求把支持蒋介石的枪械,匀出五千支以武装广东农民。”国际代表说:“这要惹起国民党的疑忌。”这是一个严重的时期,是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公开强迫无产阶级服从它的领导的时期。国际的代表居然说:“现在是共产党应为国民党作苦力的时候。”陈独秀认为到了这时,“党已经不是无产阶级的党,成为资产阶级的极左派,陷入机会主义的深渊了。”

———陈独秀写报告给国际,陈述自己的意见,主张由党内联合改为党外联盟。否则不能执行自己的独立政策,以获得民众的信任。国际看了陈的报告,一面在《真理报》发表文章,严厉批评;一面派远东部长吴廷康到中国来,纠正中共退出国民党的倾向。陈说:“那时我又以尊重国际和中央多数的意见而未能坚持。”

———1927年,北伐开始,“我们在《向导》上批评抑制工人运动和向农民索派军费,大受国民党压迫的现象。这时我在中央扩大会议的政治决议案起草中提出:“中国革命有两条路,一是无产阶级领导,始终贯彻目的;一是由资产阶级领导,必然中途背叛革命。(!)我们此时虽然可以和资产阶级合作,同时要夺取领导权!国际驻上海的远东部一致反对我的意见,我受到批评,又没有能够坚持自己的意见。”

———1927年北伐军占领上海后,我认为市政府的选举和就职并不是中心问题。中心问题乃是无产阶级力量若不能战胜蒋介石的军事力量,小资产阶级不会倾向我们。蒋介石必然在帝国主义的指挥下屠杀群众(!)蒋的背叛不是个人行为,而是全中国资产阶级走向反动营垒的信号。当时由述之去武汉向国际的代表和党中央陈述意见,和决定进攻蒋军的计划,他们对上海的事变不甚满意,“国际电令我们将工人的枪械收藏起来,避免和蒋冲突。亦农看到电报,激愤地把电报甩在地上。那时我又以服从国际,未能坚持自己的意见。”

———马日事件后,我两次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退出国民党。最后一次我说:“武汉国民党跟着蒋介石走,我们若不改变政策,也同样是走蒋介石的道路了。”当时只有任弼时说一声:“是的呀!”和周恩来说:“退出国民党后,工农运动是方便得多,可是军事运动大受损失了。”其余的人以沉默的态度答复我的提议。

陈独秀和鲍罗廷商量,鲍说:“你这个意见我很赞成。但是我知道,莫斯科必不允许!”

我自始至终未能积极地坚持我的意见,到此时,我实在隐忍不下去了,向党中央提出辞职书。理由是:国际一面叫我们执行自己的政策,一面不允许我们退出国民党,实在没有出路,我实在不能继续工作。

共产国际对陈的独立思考早就反感。对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在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间有争论。斯大林需要一个替罪羊,说:“失败恰恰是中共抵制了国际的指示。”说是中共的领导(实指陈独秀)执行了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斯大林派出国际新的领导罗明纳兹,根据国际电令,召开中共“八七”紧急会议,撤销了陈独秀的职务。对陈的这些信,国际的代表决定不准公开,并和中共中央代表一起,找陈谈话,给陈讲明。接着在当年11月15日党中央作出开除陈的党籍的决议,认为陈在“八七”会议后,给中央的信是“反国际、反中央、反党之一贯路线的旗帜”等等。这样给陈独秀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抗日战争时,根据需要,又改为“右倾投降主义”。由此枝节横生,给他戴了叛徒、汉奸、托派等等许多帽子,成为20世纪最大的冤案,历70年。199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上海版),对大革命的失败有了这样的评说:“大革命失败的责任,过多的归咎于陈独秀个人,这不仅是不公正的,而且党也不能正确地吸取教训。”

对陈独秀的信中陈述的事实,史学界已不再有疑议。陈在信中对自己的责任没有推卸,而是反复自责,他说:“机会主义的政策固然来源于国际,然而中国党的领导者为什么不向国际抗议,而忠实的执行,这个责任又推向谁呢?若根据我过去的错误,对我有任何严厉的处罚,我都诚恳接受,而没有半句话可说。”这又是一种政治品格,实事求是,严于律己。

政策和策略的思考

在这些信中,陈独秀对党早期的政治路线和策略思考作了深刻的反思:

他被党开除一个月之后(1929年12月10日)有《告全党同志书》,开头即说:“我随诸同志之后,建立本党以来,忠实地执行了国际领导者斯大林等机会主义政策,使中国革命遭到可耻的悲惨失败,虽夙夜勤劳而功不补过……”

他说:“我坚决认为,中国革命过去的失败,客观上的原因是次要的,主要是党的机会主义之错误,即对资产阶级国民党之错误。当时中央负责同志,尤其是我,都应公开地、勇敢地承认过去这种政策,毫无疑问是彻头彻尾地错了。但只是简单地承认还不够,必须忠实地、彻底地认识过去错误之内容及其原因和后果,然后才可望不再继续过去的错误……”

五天之后(12月15日),又有长篇宏论《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对失败的后果他说:“我们加入国民党和长期留在国民党的结果是:在无产阶级群众面前,掩饰了国民党的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性,松懈了工农群众对国民党的戒备,提高了国民党的政治地位,组织和强固了资产阶级对工农的统治,终致国民党对工农不断地大批屠杀,和他的政权意外地巩固。”

对产生这种错误的深层原因,陈独秀作了这样的分析:“共产国际的认识错误,在于他们以为殖民地的资产阶级受帝国主义压迫需要革命。因此可以形成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这种联合战线的方式必然是国民党。国际说他是‘各阶级的联盟’。这是阶级的混合,而不是独立政党的联盟。他们不懂得中国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政治上非依赖帝国主义不能生存。这种依赖外力的幼稚的资产阶级,必须靠更残酷地剥削工农,才能勉强抵制住和资本技术更高的帝国主义国家工农业的竞争,才能维持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因此,阶级冲突更不可调和……他们一看到工农运动,马上感到是比帝国主义更根本的危险。所以中国资产阶级很快地反对革命,乃是阶级性之必然。”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在这些信中,谈起工作中的策略,他十分明确地强调要贴近群众和贴近实际,他检讨右倾机会主义的同时,坚决批判盲动主义。请看他个性化的坦诚语言:“现在中央领导机关中,许多鼓吹盲动最力者(他不客气地点到名字)至今谁曾公然承认自己的错,以表示自己及党的真诚性,仍在实行盲动的政策和命令主义。你们是头尾颠倒的意见:革命高潮时,主张以民主革命为限;革命低潮,反而不提民主主义的口号,如‘8小时工作制’、‘废除不平等条约’等,以使党不脱离民众。你们仍是不断命令同志们(党的最忠诚、最精锐的分子),离开群众,暴露自己,不断地上街示威(实是示弱),这没有一点出路。如此盲动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双管齐下,结果必然把党送到死路上去!”后来白区党组织损失百分之百。

他曾在一封信中详说“中东路事件”,认为党的宣传策略应贴近中国人的思想感情,不能认为提保卫苏联才是国际主义,不能因为贴近实际,贴近生活的口号就是什么“取消派”。

这些都反映出他实事求是的观点,和对革命的忠诚。他深刻地思考和辩证的方法,是当时一般人所不及的。

这些信的历史地位

把这些信放在历史背景中来看,它的价值耐人寻味。

一、这些信,是大革命时期留下来的第一手材料。起码它从另一个角度给我们诉说了当时的情况。“正史”常常被涂抹得太多,鲁迅说:“从野史和笔记,可以得到一些真的消息。”起码是“兼听则明”吧,所以它的价值是无可替代的。人的良知未泯,“正史”也会渐渐真的“正”起来。如史书上说了:“从共产国际命令式态度和中共中央被迫接受的情况看,说明国际对中共的领导有着先天的缺点。中国的革命全靠万里外的外国人决策,不能不隐含着可能的重大失误。”

二、他从自己深切的体会,提出一个囚困于国际纪律和坚持真理之间的矛盾。他受到煎熬,看到错误路线给中国革命带来的灾难。他在信中说:“党内重大政治问题,即领导机关政治路线的错误,不应该用组织纪律掩盖。”他引述了列宁的话:“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纪律,是要有正确的政治领导为先决条件方会实现。否则一定变成废话。”他冲破了错误路线控制下形成的精神枷锁,写信给中共中央,实又是提出国际共运中的一个大问题。他是一个先觉者。当时不仅在中国,就是在全世界的国际共运中,能够如此对国际说“不”的能有几人!他称“斯大林小组织”,不认为他有资格代表党。当时斯大林的权势正在上升。苏共正以非常的手段,从“民主集中制”变为“个人集权”。这不能不承认陈的敏感性和无畏的勇气。

三、陈独秀从“五四运动”中过来,德谟克拉西(民主)是他牢固的政治理念。他作总书记时,明确主张“中国共产党不采取党魁制,而采取民主的委员制,权力不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他提倡发表不同意见,不搞一言堂。这些信反映出对党内政治生活的动向极为不安。他一再强调党内重大政治问题应由大家讨论,不应对不同意见立即追查、高压,认为没有保持一致而予以处分,甚至开除。他在信中要求公开他的信,但国际和中央的代表找他谈话,指出发表不同意见是错误的。要求他在一周之内,写出批判“反对派”的文章。他说:“恰恰需要反对派。”还说:“他们怕我对执行错误路线进行自我批评。如果我不作自我批评,他们不会开除我。相反,他们会继续利用我的口和笔。”陈独秀提出党内生活应民主化的问题,揭示党内已有国际传来的专制主义的“病毒”。“民主集中制”在党内的兴废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四、陈的这些信,显然是国际共运的派生物。托洛茨基在苏共中是仅次于列宁的第二号人物。他和斯大林在东方路线上有根本分歧。他主张中国党应保持独立性,而斯大林认为“退出国民党就是退出战场”。在斯大林的观点造成严重后果之后,斯大林反复说明是中共没有执行国际的指示。斯、托之间的矛盾后来不可调和。陈独秀理直气壮在信中肯定托氏的观点,说:“我们党当时如能执行托洛茨基的路线多好……”次年(1930年),托氏逃亡国外,仍未能免于一死。后来,“托派”成为国际共运中最危险的敌人,这是斯大林的心态。当然,现在在俄国和中国,“托派”都得到了平反,历史作出了公正的评价。斯人林在30年代不断地进行大清洗,制造了人间罕见的悲剧,这是陈独秀当时也难以料到的。

一个叫人后怕的事

陈独秀被通知去苏联学习,他断然拒绝。显然他看透了,他气昏了。他说:“我干中国革命,去苏联学什么!中国革命为什么要外国人领导,外国的革命请教中国人行吗!”中国革命应由中国人自己来领导。”这石破天惊之语,实是中共和国际关系沉痛而实事求是的总结。

表面上国际解除了他的职务,中共开除了他的党籍,可是在此之前,他的信中实际上已经绝望地告别了———这是现在流行的新词汇“双向选择”吧!他说:“最后,你们拿出开除党籍的话吓唬我,阻止我发表意见,我现在正式告诉你们:在你们,决没有理由可以开除发表政治意见的任何同志;在我,只知道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奋斗,而不计其他!”

陈独秀这种浩然正气,义无反顾的精神,在几封信中一再反映出来,这是应该注意的,因为这是他独立的人格最为闪光的表现。

例如他说:“党只有勇敢地执行自我批评,方能获得群众,决不会因此失掉群众……看着党日益危亡,而袖手旁观,默无一言,这也是一种罪恶!”

他说:“我们都知道,谁一开口进行自我批评,党的错误还没有纠正时,谁就自己先失掉了党籍。但是我们要权衡一下,自己个人一时失掉党籍,和拯救整个党的危机,孰轻孰重?”

他说:“他们会借故开除党籍,我知道这个。然而我爱党之心,逼迫着我一定要走向不顾个人利益之路!”

他说:“现在党的错误不是枝节的、局部的问题,仍和过去一样(指从右倾又到盲动),是斯大林领导的国际整个机会主义政策在中国之表演。每个党员都负有拯救党的责任,应该毫不隐晦地站在托洛茨基同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下,坚决地、不可调和地、不中途妥协地和机会主义者斗争到底。不惜一切牺牲,以拯救党,拯救中国革命。”

如果当时陈独秀同意到苏联去,后果会如何?当时十多个国家的共产党派去学习的同志,可能因为旁观者清,有不同的看法,均被杀害。陈何能幸免?

人们为陈独秀捏一把冷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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