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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与“革命”

  发表日期:2011年10月31日      作者:孙郁     【编辑录入:西城大官人

1

“革命”一词,今人已不太喜欢碰它,那与“文革”的灰色记忆有关吧?海外早有人喊出“告别革命”,那是对旧有的遗存的一次叛逆。但“告别革命”是个复杂的话题,要是细究,也与五四学人告别孔家店一样,内在的逻辑是,推倒重来,不再走昨天的路。不过这一个口号也提出了一个问题,陈独秀那代人开始的革命,是否必要?在历史的进化中,精神上的突变、断裂,究竟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因素多呢,还是益处多?

谈到“革命”这个词,不由地想起古书里的一段话:“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晚清之后,留日的学生从日文中重新发现了该词,但那是日本人对英文的翻译,内蕴与汤武的流血历史稍稍有别。晚清的文人,曾以谈“革命”为时髦,党人之中尤钟情于此类话题,且津津乐道。那时的文人面临的议题是“排满”,办法呢,自然不是和平主义,大多主张血与火的解放。章太炎《排满平议》云:

近世革命军兴,所诛将校什九是汉人;尔游侠刺客之所为,复不以满人、汉人为别。徐锡麟以间谍宫于安庆,适安徽巡抚为恩铭,故弹丸注于满人之腹。令汉人为巡抚,可得曲为赦宥耶?吴樾所判满人、汉人则相半,谁谓汉官之暴横者,吾侪当曲以相容乎?然而必以排满为名者,今之所排,既在满洲政府,虽诛夷汉吏,亦以其为满洲政府所用而诛夷之,非泛以其为吏而诛夷之。是故诛夷汉吏,亦不出排满之域也。或曰:若政府已返于汉族,而有癸辛恒灵之君,林甫俊臣之吏,其遂置诸?应之曰:是亦革命而已。

章太炎的弟子中,有许多是喜谈革命的。周氏兄弟就主张“思想革命”,钱玄同有“文字革命”狂言,吴承仕呢,直接变成了马克思的信徒,比老师走得还要远。不过在章氏圈子之外诸多高举旗帜的人中,陈独秀大约是最有革命气节的人,说其一生献身革命,也不为过的。文章中,以革命为题者甚众,其中《文学革命论》、《俄罗斯革命与我国民之觉悟》、《革命与作乱》、《革命与制度》等等,都杀气腾腾,绝无温良恭俭让的柔弱之气。陈氏的相信革命之伟力,非“汤武”时代的,他将此视之为“犹古之遗也”。在他眼里,欧洲的近世文明所以能够出现,与法兰西的革命有关。倘不是法兰西人的涤荡旧物,废除君主贵族统治,欧洲大约还在旧的暗影中徘徊。陈氏不太喜欢日本式的改良,虽多次赴日,却并不欣赏东方主义的情调,倒是对法国式的摧枯拉朽颇感兴趣。法国之外,让他激动的还有俄国的社会革命,他以为其中“为民主主义人道主义之空气所充满也”。较之章太炎、周氏兄弟,陈独秀并不满足于思想革命与文学革命,他注重的是制约文学与思想的社会的转化,晚清的文人大多相信进化论,但言及社会问题,进化论就上升到革命话题上,这好似有着必然的逻辑关系。“五四”前后,陈独秀每每谈到革命,就有些兴奋,甚至对该词有崇仰之态。《文学革命论》开篇就说: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何自而来乎?曰,革命之赐也。欧语所谓革命者,为革故更新主义,与中土所谓朝代鼎革,绝不相类;故自文艺复兴以来,政治界有革命、宗教界亦有革命,伦理道法亦有革命,文学艺术,亦莫不有革命,莫不因革命而新兴而进化。近代欧洲文明史,宜可谓之革命史。故曰,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乃革命之赐也。

可以将这一段话,视为陈氏精神逻辑的核心点。治学也好,治党也好,均以洗心革面之态为之,那是他的不与别人相同的地方。陈独秀的文章大多是讲道理的,非学术的陈述。他的悟性颇佳,看问题点到为止,不甚追究。比如描绘中国社会落后的根由,几乎针针见血,有惊世骇俗之论。可是讲到域外文明,只是提纲式的、感悟式的,显得并不严密。托洛茨基说陈氏不是理论家,可说点明了其身上的特点。不过“革命”一词,后来被世人用得过滥,凡事皆云“革命无罪”,便渐渐走到了反面。后世学者,讨论“文革”灾难,以及民族虚无主义的形成,每每将陈氏那代人的理念,视为源头,或许也有些道理。在我看来,陈独秀的革命观,有其特有的内涵,那本质上的,还是人道的、开放的、现实的东西。不过,后来的革命何以演成民族的悲剧,那是另一个问题,现在将恶果都算在他那一代人的身上,大概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

2

中国的现代,用一位日本学人的看法,是“被现代”的过程,并非自然而然地与传统分离。西方的科学、民主来了,日本的上下,中国的朝野,便有了生存的压力,不走西方的路,那结果只能是沦为附庸,或被远远地抛在后面。陈独秀早年同情“康党”,继而排满,后来搞起文学革命,都有西方的学术背景。不过陈氏的知识积累,给人的印象是散发状的,并不系统。接受的只是西方人的结论,并不是思想演变的过程。用洋人的现成的学说来看中国,自然照出其间的千疮百孔。《新青年》中发表的文章,有一些是击中要害的。我以为他的重要特点是点击了国人的病态肌体,将政治上、文化上、民风上的陋习,一一点出,文章的气脉直逼人心。细看陈氏的文章,逻辑前后有些零乱,没有章太炎的丰满,亦无胡适的缜密,和周氏兄弟的觉悟的沉郁深远的文字比,有些直白,过于裸露。陈独秀不屑于写悠然自得、诗意昂然的文章。他的古诗其实也有情调,不过文章则迅急猛浪,将士大夫的雅趣驱走了。他的可爱在于,与旧的传统断然决裂,毫无精神上的留恋。后来在政党风云里,不唯上,敢直面问题,都是此种精神使然。不过他的思想跳跃过大,有时也失之偏颇。比如谈到“民主”,他就前后概念有别,姜义华先生认为,这种前后的变化,表明了“中国启蒙运动经常徘徊、彷徨于理性及非理性之间这一重要特征”。他说:

《新青年》对民主的内涵作了多重阐发,但是,大多目标明确,如何实现却常常流于空洞化。《新青年》要求人们能够确立“自主自由之人格”,却未指明如何在实际生活中打破家族宗法制度的枷锁,如何切实改变落后分散的自给自足的小生产方式;《新青年》要求人们都有思想与言论的自由,却未指明如何使人们摆脱愚昧状况,能够思想,能够表达自己的言论;《新青年》要求通过选举与多数裁决体现和保障多数人的意志,却未指明在中国地域、人口、发展水准等实际条件下,如何保障选举与多数裁决不为少数军人、政客、财阀所控制;《新青年》要求实行地方自治,实行宪法权威下的法治民权力制衡,却同样未指明如何使这一切不流于形式,而取得实效。结果,一阵阵摇旗呐喊,虽然造成了浓厚的空气,思想上的解放却并未带来他所追求的政治的民治主义、民权的民治主义、社会的民治主义及生计的民治主义的实际。姜义华的看法颇具有代表性,大约是看到了那一代启蒙主义者内在的欠缺。不过在那样一个时代,房子未得建成先搭上帐篷,也未尝不是救急的办法。可后来的革命者满足于帐篷,不屑于在思想上和哲学上苦苦探索,于是便使几代的“理论家”大多犯了陈独秀式的错误,重结论而少过程,偏豪言而远独思,直到“文革”,我们看“左”派的文章,大多沿着此条路径滑行,后世学者每每批判“五四”学人的简单化和理性的孱弱,不是没有原因的。

但陈独秀毕竟是心口一致,言行统一的人物。他一生五次入狱,失败了还战,不做别人的奴隶,且坚守着“德先生”与“赛先生”的立场,终于使其成了旷世英雄。他在《研究室与监狱》一文中说: 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只有人间的豪杰与狂放之士,才会写出此种文字。我记得胡适等人,都曾对此发出感慨,那是在黑暗与绝境中不满于人生的人才有的感叹。而其实,他一生就是在监狱与研究室间度过,其生命的本身,就与革命与学问联在一起的。

古罗马时代有个哲人叫路吉阿诺斯,他写过一本厚厚的对话录,上究苍穹,下诘名士,将古往今来的哲人佛人大大地诋毁了一遍。路吉阿诺斯是个极端孤傲的辩士,看他讥刺柏拉图和宙斯,就让人想起天马行空的狂人。尼采的身上,就有些此类特征。陈独秀、鲁迅也庶几近之。有趣的是,这本书的汉文译者,竟是周作人,看来“五四”那代人,对存有英雄气节的人,是有着神往的一面吧?参与过《新青年》的人,性情里都有激进的因素,向以平和中正自居的胡适、周作人,也都说过和陈独秀类似的话。但前者最终退到了研究室,后者却成了监狱里的常客,几陷囹圄。你难说哪一种选择是对是错,但对后人而言,那却是一个长长的话题。在一个旧传统顽固极点的国度,革命有它的合理性。没有精神的撞击和社会的大规模改造,不会在根本上解决社会问题。但革命也带来了另外的问题,后来的中国是吃尽了此间的苦头的。

3

美国学者汉娜·阿伦特有一本书《论革命》,对战争与革命,自由与秩序有很透彻的见解。我们中国人似乎还没有类似有趣的著作。革命的话题至于中国史,真是一言难尽。有秀才的革命,游民的革命,也有奴才的革命。鲁迅在《阿Q正传》里谈到了农民的革命。阿Q理解的革命就是自己要什么就是什么,不过欺负和凌辱弱小者而已。陈独秀后来也发现民间的游民与流氓加入革命,乃共产党的大忌。所以也和鲁迅一样,是警惕游民的暴乱式的革命的。近读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对此讲得很清楚,倒是可以注释现代知识阶层的革命如何与游民暴动结合起来。但这个话题现在尚未深入,讨论“五四”激进主义,是应该看到二者的不同与联系的。

陈独秀早期对革命的理解还过于简单,多秀才式的姿态,只是其气节已非士大夫化了。对于陈独秀而言,坐牢与杀头,并不可怕。他一生几陷绝境,险遭暗算,却并不惊恐。那英雄之举,是鲁迅、胡适等人自叹弗如的。鲁迅一向不喜欢赤膊上阵,以为那样牺牲过大,对己对人,都是不小的损失。当国民党当局通缉他时,选择的办法是逃逸,躲到租界地里。熟悉鲁迅史料的人,大约都能领略其思想的个性。他的躲避冷箭,也可以说是积蓄力量,和对手进行长久的周旋。但陈独秀则不然,他直面着敌人,就那么走过去,遭到监禁,则是必然的。“五四”运动爆发的那一年6月,陈独秀竟像学生一样走到街头,在大庭广众间散发传单,后被抓住入狱,其举止让知识界为之一叹。关于那个事件,后人描述甚多,每每回味,都让人为之感叹。徐承伦曾有《陈独秀的被捕及其营救》一文,系统介绍陈氏几次入狱之事,浩大的气魄,跃然纸上。陈氏在狱中,照例慷慨激昂,毫无面临绝境的惊恐。著书、诟世,甚至性活动,照常如旧,真真让世人瞠目结舌。陈独秀的几次入狱倒让人想起俄国的十二月党人,其中的胆识、勇气,让当局无可奈何。因为《新青年》传播思想的威力,陈氏那时名声远扬,入狱反而加大了自己的影响力。革命不都是夸夸其谈,纸上谈兵,章太炎如此,邹容如此,陈独秀亦如此。营救陈独秀,在当时成为社会的一个重大事件,连一些和他学术观点不同的人也对其伸出援助之手。现在看那些文件资料,令人感到一种温暖,李大钊后来在《欢迎独秀出狱》一诗中写道:

你今出狱了,

我们很欢喜!

有许多的好青年,

已实行了你那句言语:

“出了研究室便入监狱,

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

你便久住在监狱里,

也不须愁着孤寂没有伴侣。

那个时代的坐牢,今人已难解其环境的状况,好似罩上了一层英雄的光环。其实查阅民国初的档案资料,亦可见境况之险恶。文人的坐牢,大多面对不讲道理的军痞,其状之苦也非外人可知。陈独秀是个有信仰的人,军阀与政客均不在他的眼里。他那时主张青年与政府作对,直接张扬暴力。对青年的鼓动不言而喻,其实“五四”运动的爆发,就与他深有关系。罗章龙后来写回忆文章,就讲到了陈氏的诱力:陈先生当时确具革命领导者的品质。他学识渊博、才能出众、目光敏锐、敢说敢干,与刚从美国留学回来,倾心于美式民主、宣扬实用主义的胡适相反,他常向我们谈到法国大革命和巴黎公社,对巴黎市民攻破巴士底狱和建立工人政权的革命壮举十分向往。他常说,人类文明的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并以“出了研究室,便入监狱”、“出了监狱,便入研究室”的豪言与我们青年共勉。“五四”时他一再强调,要采取“直接行动”对中国进行“根本改造”。他的这些言论非常符合当时激进青年的心意。青年们对他十分敬佩,亦紧亦趋团结在他周围。正是在他的这些号召的鼓动下,易克嶷、匡互生、吴坚民、宋天放、李梅羹、王复生、刘克俊、夏秀峰、张村荣、吴慎恭、吴学裴、王有德和我等各院校的青年学生,在“五四”前夕,秘密组成了一个行动小组。在“五四”那天采取了“火烧赵家楼,痛殴章宗祥”的直接行动。

用暴力、流血的方式进行抗争,在今天已被诟为恐怖行径,殊不可取。但那个时代,却被视为应有之举,乃正义的行为。蔡元培当年也主张暗杀活动,这与其彬彬君子之态,并不吻合。而你看李大钊敦厚慈善的目光,哪能与武装起义联系起来?在社会不能渐进到民主公平的时代,革命情结便易在知识阶层滋长。所以在李大钊以及北大青年学子的眼里,陈独秀的赴汤蹈火,实在有点英雄气概。王观泉先生将其视为中国的普罗米修斯,也是一种仰观后的感叹。中国的知识群落,纸上谈兵皆有本领,待到现实选择时,大多不敢以身殉道。陈氏的言行一致,且一生不改此志,至死亦持故态,确让人肃然起敬。选择的不是舒适、荣华,而是清贫、寒苦,那就有点清教徒的特点。在哲学的层面看,他不属顺生而行的人,乃逆性而上的怪杰。所谓逆性,并非禁欲,而是与世风相违,做他人难做的事。比如放着教授,闲达之路不走,偏偏受苦;本能跻身社会上层,如胡适那样成为党国的贵客,但却只身流亡,过着饥肠辘辘的生活。现代文人中,此类异端很少,真真是为真理殉难之人。“五四”前后的青年多少都感受到了他的光泽。比之于章太炎、梁启超等社会名流,陈氏与青年学子在思想与情感上,贴得更近,绝无学者的超级大国气与枯涩。知识分子一旦走下讲台,到民间去,那感召之力,则非象牙塔里的任何硕儒可以比肩了。

但陈氏点起的火,不仅烧坏了古老的旧物,也烧毁了自己的躯体。革命在一个游民文化深厚的地方出现,其破坏力是不可控制的。鲁迅自己曾感叹,革命固然重要,但自己身边的人去殉道,就并不高兴。对他而言,在咖啡与流血之间,自然喜欢的是前者。他一方面礼赞血与火对旧社会攻击的价值,一方面又警惕新的主奴关系的生成。陈独秀没有解决这个问题,鲁迅也只能挣扎地面对着,得到的也是凄苦之味。所以,我们今天谈论“五四”的时候,我总在想:只一味快感地歌颂革命的同时,也不能不深深考量革命的问题。中国人轰轰烈烈做一件事情都没有问题,往往一气呵成,兴高采烈。但事情过后该怎样日常化地生活,却没有办法。比如,建造现代的博物馆,是现在各地形象工程的标志之一,为之献力的人可谓多矣。但建成之后,如何维持,却成了财政的包袱。这个例子常让我想起中国文化的宿命。我们的历史只会改朝换代,却没有将自由与宽厚理性延续的定力。在文化生态贫瘠的地方出现的革命,有时也是贫瘠的革命。而贫瘠的革命是不能丰富人性,只能精神瘦身的。每每想到这些,总觉得我们在遥望前人后,亦应深思这样的问题:在打破主奴的关系的同时,不再生成主奴的链条,或许正是我们以及几代人要履行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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