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陈独秀与瞿秋白》1

历史是不以成败论英雄的2。如此，“悲情”中所论及的陈独秀与瞿秋白，及书中多处涉及到的毛泽东，皆英雄也。然而，“悲情”论者在分析、比较中却认为，那时中国共产党内，没有“正确领袖”，像后来毛泽东那样的“英明领袖”还未产生。这实际上是想贬斥、“丑化”某些领袖，颂扬、“神化”另一些领袖，又以“成败”论起“英雄”来了。其结果，也就只能打扮历史，杜撰历史，曲解历史。误读那个年代的陈独秀与瞿秋白，也就误读了那个年代和后来的毛泽东。在这里的误读，实际上就是妖魔化。“神化”或“丑化”，都是妖魔化。对他仨，不论误读了谁，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应有的郑重态度。由于他们都曾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袖，因被误读，还会损害党和革命的根本利益。因此，试用科学发展观，谈些对“悲情”中论说陈独秀与瞿秋白是非比较的不同看法，或许对研读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有意义。

从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斗争史来看，党内斗争一开始就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党人同瞿秋白为代表的斯大林的路线进行的斗争。这也是党内迄今的唯一的一次路线斗争。3“悲情”中认为：共产国际斯大林指导中国革命的“一个目标、三个原则”的路线，从“共产党的革命立场看”，“完全是右倾投降主义的路线”。这个分析与结论是科学的。实际上它就是以苏俄（联）核心利益的需要，时“左”时右，此“左”彼右的资产阶级实用主义的机会主义路线。如果用这条路线来判断那个年代的中共中央领袖们的无产阶级立场，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智慧、胆识与远见，马克思主义的觉悟水准，并不困难。困难问题出在有好事者，无视、误读斯大林的“目标”与“原则”及其不断显露的严重后果，将不复杂的国民革命史复杂化了。对斯大林、瞿秋白与陈独秀在中国国民革命中的贡献，谁应是“三七”开，或倒“三七”开？和那个年代，中国共产党有无自己的“正确领袖”？等重大原则问题的是非给颠倒了。如今，斯大林的错误与罪过清楚了，批判斯大林的陈独秀却还不清楚？批判斯大林误导中国革命的托洛茨基问题清楚了，仅仅赞同、支持托洛茨基批判斯大林误导中国革命的陈独秀也还不清楚？4然而，好事者的作为是无法阻挡科学的历史研究对不清明的政治的“冒犯”。历史的真实一面，是不容易被掩盖的。共产国际及其下属各国党（支部）的党内斗争的基本教训之一，就是像斯大林、瞿秋白那样的领袖不尊重历史、戏弄历史，反被历史所戏弄、所抛弃。而尊重历史，科学的对待历史的陈独秀，却并没有被“抛”弃。5

陈独秀及其代表的中共中央与瞿秋白们在执行共产国际斯大林路线中的表现，有根本的不同。“悲情”以陈独秀与共产国际斯大林间的“五大根本对立”，认定陈独秀是站在执行的“右边”；陈独秀领导的党中央实际上对国民革命采取了消极态度；到中共“五大”时，“在当时共产国际和中共党内的认识中，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已暴露无遗”。持这种认定的只是客观存在的一面。然而，在当时也还有客观存在的另一面。陈独秀“崇尚民主、自由和平等，独立思考，敢于为追求真理而斗争（虽然他有时不一定正确）；大革命中，受组织原则的约束，他在被迫执行国际路线时，也不断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悲情”所列的陈独秀触犯“天规”的那“五大根本对立”，实际上，正证明陈独秀划清了他与共产国际斯大林在中国革命中推行的机会主义路线的界线。也能证明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在执行国际路线时，并不是站在“右边”，是坚持反右的；并非“始终处于否定自己的摸索，被迫服从联共和共产国际的指令的位置上”，而是在“亡羊补牢”式的挽救党、挽救革命。虽然，陈独秀因坚持独立自主的不依赖外援的政治意识与追求，6注定了他从那时起，在“一切均借俄助”7年代的中共党内斗争中，长期处于被压制、被批判的弱势，但是，历史证明，在那个时势造英雄的年代，处在党内斗争弱势的陈独秀所采取的应对危机的政治作为，却正是一位党的“正确领袖”尽职尽责的正常表现。“年幼”的党，连续（1921-1927）五次经过全国代表大会选举陈独秀担任党中央主要领袖，应被视为对陈独秀为党作出了贡献的严肃地认可。须知，在那个如火如荼的革命年代里，中国共产党的创始者们在创业中所表现出的政治觉悟、胆识与智慧，是不能以生理学上的“年幼”的概念做比拟的。

1920年代初，来华的共产国际“钦差”马林，强求才建立的中国共产党，先后加入了共产国际和孙中山的国民党。一举完成了共产国际“世界革命”中的“东方路线”在中国的部署。20世纪初的这段中苏历史上的插曲给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带来了许多意外的无法抗拒的变数。共产国际斯大林实际上是在为中国资产阶级既配备“媬姆”，又配备“苦力”。最受伤害的自然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首任主要领袖陈独秀。马林此举，弊大于利，是“折腾”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开始。从此，被共产国际挟持的中国共产党，长期陷入自己无权拿主意的困境，只得在“折腾中”艰难地坚定地摸索前进的正确道路。

国民革命史说明，陈独秀是不甘心做共产国际斯大林、国民党及其代表的资产阶级“苦力”的。在共产国际“铁的纪律”范围内，进行着力所能及的斗争。说陈独秀及其领导的中共中央“实际上对大革命采取消极态度”，是不实在的。从理论上讲：国民革命伊始，陈独秀就根据列宁、共产国际提出的“国民革命”理论，及时地科学地评介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阶级状况，提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必须经过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相互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发展阶段的构想。强调在两个不同性质革命转变间，有一个“完成民主革命的时期”。认为“在普通形势之下，国民革命的胜利，自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资产阶级握得政权”；“以阶级利益冲突之故，资产阶级利用政权压迫劳动，此属将来必至之事，两阶级政治之争，自此始起”。这种革命理论被批判为“二次革命论”，其实是对的。8这是陈独秀后来与中国托派长期分歧的焦点之一。后者认为下次革命“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革命”，附带完成遗留的民主革命任务。也不同于瞿秋白的“直通社会主义”。同样，后来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论”，也不能与之相提并论。毛泽东在承认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后而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时，他在写中国社会各阶级状况分析中，还没有关于中国无产阶级状况的分析。毛泽东在新中国建立后，实行的人民民主专政，并迅速转变实行的无产阶级专政，与瞿秋白的在无产阶级领导的“平民之革命民权独裁制”之下，“直达社会主义”，并无质的区别。历史也已证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只是1940年代应时的政治策略口号。在受共产国际斯大林理论与路线约束的国家里，其政治的实体是不会存在的。从实践中的情形讲，随着国民革命的进展，陈独秀“一有风吹草动”，就要提出“退出国民党”的主张。究其原因，他本来就是在共产国际压力下，接收“党内合作”决策的。据历史记载，从1924年7月，至1927年6月，陈独秀连续多次的相关提议，并非是其心血来潮。1924年7月，陈独秀认为“既然国民党已被右派所掌握，与其使国共矛盾激化升级，不如改变国共合作方式。”陈独秀“首次提出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将党内合作改为党外联合”的建议，在中共广州地委会议上，被鲍罗廷批评。陈独秀也自感“此时退出”，“为时尚早”。“暂时放弃了退出国民党的主张”，91925年春，戴季陶主义出笼。8月，国民党右派暗杀了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因形势如此急剧的变化，9月-10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四届二次扩大会议。会议在确定对国民党的政策时，具体提出了划分左派、右派及反动派的政治标准。在党的文件中第一次出现“新右派”的概念。表明会议在政治上是清醒的，应对危机的方向是正确的。10在政治决议案委员会上，陈独秀进一步指出：“戴季陶的小册子不是他个人的偶然的事，乃是资产阶级希图巩固自己阶级的势力，以控制无产阶级而走向反动的表现，我们应该即时退出国民党而独立，始能保持自己的政治面目，领导群众，而不为国民党政策所牵制。”11陈独秀的建议，被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多数领袖否决。1926年3月，国民党新右派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陈独秀陈述“个人的意见，主张由党内合作改为党外联盟”。4月29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为此作出决议，认为：“国共破裂问题具有头等重要的政治意义，这种破裂是绝对不允许的，‘必须实行让共产党留在国民党内的方针’。”12布哈林同时在《真理报》上发文，斥责陈独秀又发生第三个错误。134月30日，鲍罗廷背着中共中央及其总书记陈独秀，促成蒋介石制造了“整理党务案”。6月陈独秀在得知该案的具体内容后，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时局及与国民党联合战线问题致中国国民党书》，“公开表示不承认‘整理党务案’，并明确表示可能改变国共两党的合作方式”。与此同时，共产国际派维经斯基来华，再次否决陈独秀退出国民党的要求。14“中山舰事件”后，陈独秀曾特派彭述之代表中央到广州与国际代表商讨“准备独立的军事势力和蒋介石对抗”的计划，要求把供给蒋介石、李济深等的枪械匀出五千只武装广东农民。国际代表以“武装农民不能去打陈炯明和北伐，而且要惹起国民党的疑忌及农民反抗国民党”为借口，15拒绝了中共尚能以武力对抗蒋介石的适时的正当的要求。1927年4月，蒋介石、李济深先后背叛国民革命。汪精卫的反动倾向也日益显露。陈独秀到武汉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报告两党联席会议时，指出“我们和国民党的合作日益处于危险，他们和我们争的”，“是整个的领导权”。“现在只有两条路摆在我们面前：放弃领导权或是和他们决裂”。马日事变后，陈独秀又两次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退出国民党”。最后一次，陈独秀说：“武汉国民党已跟着蒋介石走，我们若不改变政策，也同样是走上蒋介石的道路了。”7月3日，鲍罗廷还在强调：“共产党人必须留在国民党内，帮助国民党在三项原则的基础上重新组织革命。”16抱着对武汉国民党的幻想，继续迷信、坚持共产国际斯大林路线，使得中共中央失去了挽救国民革命的最后时机。被斯大林当做柠檬的蒋介石、汪精卫和冯玉祥们并不比斯大林更愚蠢。他们接连背叛斯大林，背叛国民革命了。在汪精卫背叛前夕，根据联共中央指示，鲍罗廷改组中共中央，让陈独秀、谭平山到莫斯科与共产国际讨论中国问题。陈独秀被迫提出辞呈。不断抵制共产国际斯大林误导中国国民革命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与中共党内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思潮的陈独秀被排挤出中共中央的领导核心，变成他们一伙的替罪羊。陈独秀说：“我自始至终都未能积极的坚持我的提议，一直到此时实在隐忍不下去了，才消极地向中央提出辞职书，其主要的理由是说：‘国际一面要我们执行自己的政策，一面又不许我们退出国民党，实在没有出路，我实在不能继续工作。’”17此后不管陈独秀以何种方式“向党贡献意见”，18都是多余的了。不让他在党内说三道四，就开除他的党籍；19不让他在社会上“胡说八道”，便设法把他弄到延安养起来。如上所述，人们不难看出，陈独秀所争的是中国共产党在国民革命中的独立自主权。试想：若无中国共产党的独立自主权，怎能有中共领导的国民革命？由此认为，陈独秀同莫斯科争夺中国共产党的独立自主权遭受挫折，是国民革命中，中共失败的直接原因，应是不错的。

然而，“陈独秀是个不懈的革命者”。“之后，他就不再接受自己不同意的意旨，不管它来自何方，他都极力抗争，即使被开除党籍，也在所不惜”。到了他已是“白发老书生”时，在“忿怒”的同时，根据十月革命以来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实践，更集中精力潜心研究和反思布尔什维克主义了。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上，陈独秀在继续前进。

在党内斗争中，瞿秋白像陈独秀一样的旗帜鲜明、立场坚定，积极、成熟，坚持各自信仰的马克思主义。瞿秋白从1923年起，就开始批判陈独秀的思想主张。这个“文人”对陈独秀的批判，表现得并不“脆弱”。在关键问题上，比如在中共党内多次讨论“退出国民党”，重组“党外联盟”，以应对蒋介石、汪精卫连续制造的危机时，瞿秋白及追随瞿秋白的中共党内多数领袖紧跟鲍罗廷，始终是投否决票的。瞿秋白的政治上的作为，表明了他政治上的成熟，是符合共产国际政治需要的。也因此获得了他们的认可。“在大革命后期和失败之后成为陈独秀的替代者。”瞿秋白已是共产国际斯大林路线的尽职尽责的卫道士。

从莫斯科路线卫道士角度讲，瞿秋白以其“基本上正确的”思想，批判陈独秀思想路线，维护共产国际斯大林思想路线，当是份内之事。瞿秋白认为“对资产阶级应该斗争，应该争夺革命领导权；同时又坚决支持北伐和土地革命，坚决不退出国民党。”“按照瞿秋白在大革命中留下的大量文字来看，他的思想应当是与国际路线严重对抗的，但是，实际上他却被当时党内外视为最紧跟国际紧跟鲍罗廷的典型代表。所以我们说他的思想比较正确，主要是从理论上说的”。这是瞿秋白历史上客观存在的一面。但是，瞿秋白在历史上也同陈独秀一样，也还存在客观的另一面。这另一面，经过几十年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实践检验说明，瞿秋白的“基本上正确的思想”，却是基本上不正确的。首先是，瞿秋白对他的“应该斗争资产阶级”，“应该争夺革命领导权”，也只是讲讲“应该”，“可操作性不强。”也从未有过“争夺”的革命行动。“平心而论”也无“争夺”实力。试问：“争夺”过中共对北伐战争的领导权吗？“争夺”过在国民革命进程中建立工农武装、发动土地革命的领导权吗？。。。。。。可是，对中共党人自己抓住有利时机领导的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却品头论足。甚至有人将陈独秀直接参与指挥的，并取得胜利的第三次起义，斥之为帮了蒋介石的“愚蠢”。岂不知，断送起义成果的，还是国际的“电令”。罗亦农将“电令”掷于地。20事实上，每当有“争夺”领导权机会时，瞿秋白总是站在鲍罗廷一边，把“炮口”对准时为党中央总书记的陈独秀，在党内打“横炮”。将这种打乱中央方寸的“横炮”，当作“基本正确”主张，中央如何能“采纳”？被牵制得如何去“争夺”领导权，一致对敌？显然，瞿秋白“争夺”的是党内“领导权”。在汪精卫即将背叛斯大林时，瞿秋白提出过挽救革命危机的“十一条政纲”，被中共中央“采纳”了。然而，连他自己也承认那是个集右倾机会主义之大成的东西。21其次，根据20世纪大势的走向看，瞿秋白的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向往和政治追求，也并不现实。瞿秋白通过自己习惯的阶级分析，“不同意陈独秀的中国无产阶级不如资产阶级”的观点，特别强调“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的觉醒。资产阶级变得越来越反动和软弱。”中国的无产阶级的觉醒和中国资产阶级的反动与软弱“尤甚”。但是，经过连续的两次工业（技术）革命，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的阶级状况，是被十月革命迷雾遮住了眼睛，僵化了头脑的瞿秋白观察不到的，曲解也是自然的事。实际上在帝国主义国家里无产阶级并没有更贫困化；资产阶级国家的管理体制却更趋民主化，社会管理更趋人性化；在生产力发展要素里，知识分子的比重迅速增长，有可能引起马克思与列宁的无产阶级理论的深刻变化。22以恩格斯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的领袖们，对新形势下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道路提供了更富有弹性的选择，丰富和发展了初创年代的马克思主义，从而构建了科学的健全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像瞿秋白那样的先进分子也跟斯大林一样，把上述无产阶级革命形势的巨大变化的分析与总结，当做修正主义谬论摈弃了。历史证明，将第二国际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和完善当作“修正主义”批判，将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当作“圣经”而顶礼膜拜，是对20世纪共产主义运动的误导。自然，也误导了参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并领导中国革命的瞿秋白。

被误导的瞿秋白对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阶级状况的分析，与对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解，陷入误区自是难免。这误区之一，便是认为中国无产阶级比资产阶级“更需要民主革命”，也“只有无产阶级才能领导这个革命”；并在取得胜利后，以“无产阶级领导的平民之革命民权独裁制”，“直达社会主义”。这里的阶级分析和领导权的认定，显然是一种阶级感情很丰富的主观推断。首先，应该明确的是，民主革命主要是以反封建专制主义为目标的革命，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为推进他们共同创造的新的生产方式，去代替一切旧的生产方式而创造政治条件的革命。若不是解决生产方式上的以新代旧的矛盾的革命，便就成了莽撞的革命，没有预期结果的革命。这样的革命，是单纯夺权，不是革命，更不是无产阶级“更需要的革命”。其次，事实上，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无产阶级，在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的条件，都不可能满足瞿秋白设想的无产阶级领导民主革命取得胜利，并依靠无产阶级领导平民独裁制“直达”社会主义的过度的政治要求。还是陈独秀说的比较合理，他认为：必须驳斥“人民愈穷愈革命”的胡说。“压力愈大反动力也愈大”，这一物理现象，虽然也可以应用于社会，而必须以被压迫者有足够奋起的动力为条件。23穷则思变、要革命的说法，并不科学，是有片面性的。再说，迄今世界上也还没有出现瞿秋白追求的“直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就是在老祖宗苏俄（联）那里，“直达”得也不成功。被毛泽东赞誉过的俄国马克思主义大家普列汉诺夫曾预言过苏俄（联）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趋势。他说：“布尔什维克的无产阶级专政将迅速演变成一党专政，再变为领袖专政。建立在欺骗与暴力上的政权，本身就包含着自我毁灭的炸药，一旦真相大白，便会土崩瓦解”。24斯大林及其追随者面对历史的无情的公正的检验，不就是束手无策、一败涂地了吗？不成熟的无产阶级的根本不足在于整个阶级的理性水平的不足。因而，无法阻止斯大林那样的领袖对阶级的挟持，以售其奸。即使是无产阶级流血牺牲夺得了政权，也难免被斯大林那样的领袖“异化”。历史说明，瞿秋白从苏维埃祖国引进的“帝国主义”论里的阶级分析与领导权思想，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帝国主义时代出现的“左”倾思潮；是斯大林瞿秋白那样的职业革命家或领袖的一厢情愿；是精英们的虔诚的狂热的政治追求，并不符合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也无实现的可能。因此，瞿秋白在国民革命中，言必称道的“应该争夺革命领导权”问题，是个假问题，是被斯大林异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版。

误区之二，是认为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变得越来越反动和软弱。”“在民主革命中，他们愿与封建势力妥协，使革命失败。”上述对无产阶级历史定位的片面性，即源于对资产阶级的这样的历史定位的片面性。瞿秋白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两个基本阶级认识的片面性，是出于他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误读。瞿秋白认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关系只有对立的一面。看不到两者相互依赖的一面。无视资本主义制度战胜前资本主义年代的各种落后的制度，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的普世价值，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共同创造的。也像历史上其他生产方式下两大基本阶级一样，随着他们依存的生产方式而产生，而发展，而衰亡。新的生产方式依靠优越于旧的生产方式的先进性，完成与之相应的新旧社会制度的转换。转换过程是不同生产方式下的两个基本阶级的生死对抗，并不是同一生产方式内的两个基本阶级的生死对抗。以后者对抗的结果看，也是一种“改朝换代”的历史现象。只是在“无产阶级（工人阶级）专政”下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完善，使之发挥其固有的先进性。依然要推动以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多元文化为基本特征的社会，继续前进。随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在对立统一的斗争中被改造，从而创造出新的生产方式，完成社会转型。不会只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单方面的改造。强调斗争，全盘否定资本主义制度已创立的文明，是共产国际斯大林领导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推行社会主义制度的革命斗争的无可弥补的缺陷。因此，斯大林、瞿秋白领导的革命，因政治资源匮乏，也得“与封建势力妥协，使革命失败”，就不足为奇了。历史将继续说明，在能代替资本主义的新的生产方式产生之前，资本主义依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这不以斯大林、瞿秋白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因而也不会有斯大林、瞿秋白们追求的“公民还在受穷”、“没有民主”的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25邓小平以生产力的标准，“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对斯大林、瞿秋白的社会主义的修正，符合和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但是，邓小平的“不争论”，以中国“特色”的个性，去否定去代替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的共性，本质上是限制对斯大林、瞿秋白们的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批判。在政治上并没有同斯大林瞿秋白们划清界限。因此，消除瞿秋白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误读的流毒，对推进1980年代改革，具有重大意义。

瞿秋白以其在国民革命中的基本不正确的思想主张，铸就了他的那种悲情人生。瞿秋白曾是批判陈独秀的斯大林的座上客，却被王明整成蒋介石的阶下囚，的确是“悲情人生”。他的“一九三一年一月的共产党四中全会开除了我的政治局委员之后，我的精神状况的确是‘空无所有’的情形，直到现在如此。”26的说法，并不准确。真正的祸根是他到莫斯科接受他当时并不完全了解的十月革命的洗礼后，就没有了自己的思想；是他回国后参加中共中央领导工作，就成了“被当时党内外视为最紧跟国际紧跟鲍罗廷的典型”。在莫斯科指挥下，扮演国民革命时期党内反对派的角色，领导了对当时还是党中央总书记陈独秀的批判。他用了那么多的“历史的误会”的文字，倾诉自己挨整的苦楚，不足为奇，但他对批判陈独秀是否“历史的误会”，却依然保留了不实之词。27不独立思想的瞿秋白和王明都维护和推行共产国际斯大林的整人的体制与手段，却不知道，这些可致人于死地的东西，也能落到自己头上。陈独秀说托洛茨基后来虽然想到了那种因独裁而造成的后果，但晚了。28而瞿秋白、王明连想也没想。走到了生命尽头的瞿秋白，也还没有分清陈独秀与王明，谁更接近马克思主义，是个马克思主义者？走到了生命尽头的瞿秋白所写的那些文字，所倒的是他挨整后，政治失宠，思想烦闷的苦水，以埋怨自己的方式，发泄对王明的怨恨与无奈。暴露的是他的书生软弱的一面；袒露的是一个整人的人，一旦被更狠的人整了的无法承受的心态，只求“休息”。29可见，瞿秋白、李立三都不是中共党史上“勇于修正错误的领导人”。至死都不清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到了20世纪究竟发生了什么。30他们的人生，只能是“悲情人生”。

历史说明，陈独秀的“悲情”，非瞿秋白的“悲情”。陈独秀的一生坦坦荡荡，堂堂正正。当权时，不“整”人；被夺了权时，不怕人“整”。一个“白发老书生”，依然是一头有思想的“犟牛”，“不驯服”31；从未“多次遗憾地否定自己一生奋斗的事业与信仰”。而是认定，“列（宁）托（洛茨基）之见解，在本国不合，在俄国及西欧又何尝正确？”主张“重新估定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及其人物之价值，······在我自己则已估定他们的价值。我‘认为纳粹是普鲁士与布尔什维克之混合物’，······弟久拟写一册《俄国革命的教训》，将我辈以前的见解彻底推翻。”这样的陈独秀岂是“脆弱文人”？岂是瞿秋白那样的“心与行分裂的二元人物？”“悲情”何来？在跟莫斯科打交道中，陈独秀的悟性、胆识与远见，岂是瞿秋白、李立三、王明们可比的？至于那种以“莫须有”的罪名，将陈独秀批倒批臭，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雙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自然是一段“悲情生活”。但是，那是强加的。

1929年是个多事之秋的年份。“陈独秀被无可挽回的开除了。”造成这“无可挽回”的“悲情”的始作俑者，不就是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吗？不就是他们秉承共产国际斯大林的旨意炮制的吗？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双方对此都不可能有别的选择。”为口实，是无法掩饰拥有强势的李立三、王明，对弱势的陈独秀滥用权力、践踏权利的历史真相的。事实上，在当时的政治体制下，主动权握在共产国际斯大林手里。只有追随斯大林的瞿秋白、李立三、王明能选择，没有已被视为“异己”（替罪羊）的陈独秀的选择。这是一个被打成的“托陈派”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选择。显然，这里的“无可挽回”，反映的是“悲情”论者政治立场与视角的不公道。1930年2月，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转陈独秀”的“最后一次挽救”的来电。那是个混淆政治视听的作秀。谁挽救谁？谁能挽救谁？要陈独秀到莫斯科被挽救吗？只有“一向善于”做违心检讨的瞿秋白、李立三，才会上共产国际斯大林惯用的那个“挽救”的当。同年2月27日，陈独秀回信，再次划清了他同共产国际的和李立三、王明控制下的中共中央的路线的界线，“关于这些根本问题，我和你们实有不可调和的不同意见，······这些根本问题不是调我个人到莫斯科便可解决的，而且这是官僚的办法。”32历史说明，在“左”倾机会主义控制下的中共中央，斯大林式的独裁与迷信，大行其道。“陈独秀被无可挽回的开除了”，不是“党和革命存亡的大问题”的解决，倒是给革命留下了长期隐患，埋伏了党内长期“折腾”的根源。

即便如此，被开除的陈独秀，“他的内心却奔涌着革命再起的怒涛。他一直密切注视着政治局势的发展，”“紧张地思索革命面临的各种问题，探索中国革命的新道路。”他勇于承认错误，却从不做“违心”的检讨，尤其不去莫斯科做检讨、留守在中国，研究中国的问题。33为了同斯大林、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的机会主义作斗争，敢担历史赋予的党内反对派的重任，过着推翻蒋介石反动统治，批判党内机会主义的两条战线上的腹背受敌的艰险的却“其乐无穷”的战斗生活。处于弱势的陈独秀，似是屡战屡败，“三十余年，竟未能给贪官污吏的政治以致命的打击，说起来实在惭愧又忿怒”。这“与其说是陈独秀的个人悲剧，不如说是党的悲剧”。但是，那是中国共产党被斯大林通过共产国际的挟持，而失去独立自主的悲剧；是斯大林借中共“八七”会议和“六大”，使中国共产党像联共（布）那样布尔什维克化的悲剧；是中国共产党党内事实上的反对派以一个并无实际意义的革命领导权问题的争论与斗争，干扰了中国革命斗争的大方向和耗尽精力的悲剧。陈独秀的被“悲情生活”，是那时中共党内政治生活极不正常的反映。斯大林、瞿秋白、李立三、王明使陈独秀失去同他们的机会主义做斗争的基本权利所造成的伤害，绝非仅限于陈独秀个人。其一，它打断了陈独秀开启并坚持的争取中国共产党的独立自主地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其二，它摧垮了中国共产党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反“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中坚力量；其三，它延续与发展了“八七”会议开始的党内滥用权力、践踏权利，破坏党内民主传统的恶例。于是，就有了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的一再得势，挟持中国共产党走了那么多年的弯路。从这个角度讲，1927年国民革命中的失败，至1935年遵义会议前红军长征中的失败，不就是共产国际斯大林指挥瞿秋白、李立三、王明打败了陈独秀的后果吗？然而，迄今被忽视的悲剧，还在于对造成悲剧的原因，缺乏科学认识，以及将陈独秀与瞿秋白不同性质、不同影响的“悲情生活”的混为一谈。由以上所述，可见瞿秋白在党内斗争中所表现的政治成熟是他坚持莫斯科路线不动摇，批判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不动摇。因此，瞿秋白与陈独秀在政治上的成熟，是方向相反的成熟。成熟，有其时代性、还有其多样性（个性）。就是不能以判断者的主观臆测为是。“从陈独秀起，一直到遵义会议，没有一届是真正成熟的”说法34，就更武断了。这个武断的政治目的、思想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至于说到那个时代的毛泽东，在党内斗争的表现，也该说是成熟的。瞿秋白很看重毛泽东。在推行莫斯科路线方面，对“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建立农村苏维埃，毛泽东也情有独钟。在专心寻求以实际斗争成果，回应共产国际斯大林的“东方路线”的追求方面，却比瞿秋白的教条主义态度高明。在中共“八七”会议上，毛泽东对推动会议制定下一步革命的总方针、总路线所起的重大作用，为其以后政治上的辉煌，抓住了机遇，奠定了基础。斯大林后来赏识毛泽东，就是斯大林看出了毛泽东有他所需要的政治上实用主义的那种灵气与坚守。此其一。其二，在总结中共在国民革命中失败的经验教训时，毛泽东也是维护共产国际斯大林的文过饰非的，回避莫斯科应负的主要责任。将国民革命中，中共失败的责任一揽子堆压在陈独秀及其代表的中共党人的身上。毛泽东以其坚定地批判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投降主义”的表现，受到莫斯科的青睐。毛泽东与那个年代的中共中央其他领袖不同的是，随着自己的政治需要，不断地或加或减批判陈独秀的砝码。后来，毛泽东认为陈独秀是“反革命”了。陈独秀在毛泽东那里连王明都不如，始终没有享受到毛泽东对王明的那种政治宽容。351950年代，苏联共产党揭批斯大林的错误与罪恶时，毛泽东仍坚持对斯大林要“三七开”。36对被斯大林妖魔化的陈独秀，该怎样“开”，已权倾当代中国的毛泽东竟未置可否。连在中共“七大”筹备会议上的并无特殊意义的“指示”，如今的毛泽东也自“食”其“言”了。毛泽东在党内斗争的如此不公道的做法，很难说成是“很高明的斗争策略”。如果承认斯大林的“一个目标、三个原则”的指导中国革命的路线是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如果承认在“中东路事件”中，中共中央没有自己的适时的谨慎的维护中华民族正当权益的应对策略，唯以莫斯科提出的包括托洛茨基都赞成的“拥护苏联”的口号行事，那么，“保持革命阵营的团结，以利于对敌斗争。”的说法，就是奇谈怪论了。因为第一，在“最高指示”里所要求的团结的基本原则，就是分清敌友。分清敌友是“革命的首要问题。”37第二，斯大林指导中国革命，让中共做资产阶级的“苦力”，却用“美元”、武器扶植蒋介石、汪精卫；还以牺牲中华民族利益为代价，满足苏联的民族利益要求等如此的阶级的民族的投降主义，是不能做为“团结”应恪守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原则的；第三，毛泽东主张“不公开”批判共产国际斯大林的原因也只是：a斯大林是个有份量的人，“何必惹他反对自己呢？”b斯大林给我们制造的损失，所做的坏事要比给你们的多的多。但是，“中国人民并不知道。”38敬畏斯大林，慢待人民的“不公开”，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大局观，还是不讲为好。“大局观”的曲解与颠倒，是误读陈独秀与瞿秋白等中共领袖人物的认识上的政治上的根源。

看来，毛泽东的成熟，更多的成分是善于“心计”，更深的内涵是“城府”，并非后来的“英明”。因此，说毛泽东是党内斗争成熟的表率，恐言过其实。是成熟，是老手，不可是表率。表率意味着对“心计”、“城府”的推崇。在共产党党内生活中，崇尚“心计”、“城府”，对掌了权的沿袭共产国际理论与制度的领袖来说，是极端危险的。早在1930年代，毛泽东就讲反对自由主义，要求共产党员和革命者应该“襟怀坦白”、“忠诚、积极”、“正直”种种。39历史说明，在以往的革命实践中，他只要求别人对他忠诚、坦白，否则，就被疑为“异己”，届时予以整肃。如1957年的“引蛇出洞”的阳谋；1959年的“神仙”会变成“反右倾”；及以后整党内“走资派”的“文化大革命”那样。这也许是毛泽东政治上成熟的一个特点。执政年代的毛泽东批判“右” 倾，坚持“左” 倾；学习斯大林，将“无产阶级专政”（或“人民民主专政”）异化为“领袖专政”，也就不是偶然的了。这是毛泽东政治上的成熟与陈独秀间的实质性差别。

拜读了“悲情”，反思中国国民革命时期内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再识陈独秀与瞿秋白，不能不再说，中国共产党及其第一代领袖群体，并非像“悲情”中所说的那样，是“领袖的不成熟，说明党的不成熟；党不成熟，必然推选出不成熟的领袖，或者根本没有成熟的领袖可供选择。当时不仅陈独秀不成熟，瞿秋白、毛泽东等也是不成熟的。”如此无视、曲解那一代英雄们的开天辟地的业绩，是难避妖魔化中国共产党创业年代历史之嫌的。没有创业年代的坎坷，何来如今的坦途？长期以来，持党还“幼稚”，领袖不是“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40，来解读党的创业史，进而解读党的发展史，经过几十年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与发展的实践检验，是不可取的。“悲情”将两个志不同，道不合，以致不相为谋的书生的政治历史搅合到一起叙说与传播，显然是这种观点的延续，服从一种政治需要。但是，如此行事，并不科学。清明的政治离不开实事求是的历史。历史一旦被打扮，被颠倒，那政治就很难清明了。若常此以往，也就不会有科学的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

历史是不以成败论英雄的。历史论英雄的基本要求应是实事求是。果真要按历史论英雄的基本要求论英雄，是要有条件的。就目前政治形势看，还任重道远。

注：

1原书名：《陈独秀与瞿秋白

——中共两代领袖的悲情人生》。本文中，简称“悲情”。

2唐宝林、陈铁健：《陈独秀与瞿秋白》。团结出版社，2008年10月版，“序言”部分第21页。以下，凡本文引用该书包括“序言”与正文里的文字，不另加注。

3瞿秋白代表的斯大林机会主义路线同陈独秀代表的独立自主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路线的争论与斗争，是1923-1978年间唯一的一次中共党内的路线斗争。期间，同王明、博古；同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同刘少奇等的争论与斗争，只是三个回合。这三个回合的结果，强化了“八七”会议开始形成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中共中央占据的主导地位。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瞿秋白同陈独秀间的争论与斗争基本结束。

4李洁：《北洋文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1月版，第360页。

5张宝明、刘云飞：《陈独秀的最后十年》。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7月版，第368页。

6包惠僧：《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3年6月版，第367页。

7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5月版，第42页。

8董根明：《陈独秀与近代中国》。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7年6月版。“序言”第五页。

9121416郑瑞峰、彭学涛、郑雅婷：《陈独秀四次建议中共退出国民党》。《老年文汇报》。2010年第50期，摘自《党史纵横》。

10姜华宣、张尉萍、肖甡：《中国共产党重要会议记事》（1921-2006），增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6月版，第25页。

11131517181920任建树、李银德、邵华：《陈独秀著作选编》（第四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1月版，第416页，第417页、第418页、第393页、第423页。

21朱文华：《终身的反对派》。青岛出版社，1997年5月版，第253页。

222425周有光：《拾贝集》。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1年3月版，第188页。

2328任建树、李银德、邵华：《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五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1月版，第358页、第355页。

262729朱正：《名人自述》。东方出版社，2009年1月版，第278页、第276页、第291页。

30散木：《党史中勇于修正错误的中共领导人》。载《北京日报》2011年8月15日；胡迅《党史上勇于修正错误坚持真理的革命领导人》。《党史信息报》，2011年9月14日。

31石钟扬：《文人陈独秀》。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2月版，第29页。

32唐宝林、林茂生：《陈独秀年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版，第374页。

33任建树、李银德、邵华：《陈独秀著作选编》（第四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1月版，第421页。

34《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298页。

35李洁：《北洋文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1月版，第377页。

3638何明、罗锋：《中苏关系重大事件述实》。人民出版社，2007年6月版，第178页、第180页。

37《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7月横排本，第3页。

39同上，第二卷，第332页。

40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人民出版社，2008年，9月版，第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