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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陈独秀致信中央:我党此时正需要反对派

  发表日期:2012年9月27日   出处:同舟共进    作者:何立波     【编辑录入:多声

 

核心提示:1929年10月10日和10月26日,陈独秀与彭述之两次致信中央,公开向党中央示威说:“你们说我们是反对派,不错,我们是反对派;我们的党此时正需要反对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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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同舟共进》2011年06期,作者:何立波,原题:“二把手”彭述之的人生沉浮

【陈、彭与中央的“绝交书”】

中共六大之后,向忠发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向忠发是工人出身,文化程度不高,领导能力欠缺,因而实际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是中央宣传部部长蔡和森。但不到一个月,蔡和森就被撤职。中共中央秘书长李立三开始主持中共中央工作。在这种混乱的形势下,彭述之等人自认为资格老,看不起新的中央领导人。而且他们很多人在中共六大前后受到处分,心怀不满,于是纷纷从各地聚集到上海,开展宗派主义活动。在陈独秀周围,逐渐形成了以陈独秀为首、彭述之等人为骨干的党内小集团。

1929年,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策略传到中国,陈独秀从托洛茨基理论中得到了莫大的宽慰和鼓舞,尤其是被中国托派奉为经典的《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和《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问题》。1929年7月,“中东路事件”爆发。以此为契机,陈独秀在七八月间给中央写了三封信,公开批评中央“武装保卫苏联”等政策方针,要求党中央接受托派路线,抛弃中共六大路线。党中央理所当然地予以拒绝,并多次警告他们停止宗派活动。10月10日和10月26日,陈独秀与彭述之两次致信中央,公开向党中央示威说:“你们说我们是反对派,不错,我们是反对派;我们的党此时正需要反对派。”

在陈独秀、彭述之与中共中央论战的同时,彭述之、郑超麟、尹宽等人在党内积极争取同情者。10月25日,中共江苏省委与上海各区党团书记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开除彭述之等人的党籍。中共中央首先将彭述之等几员大将开除出党,而没有将陈独秀先开除出党,是期望能以此警醒陈独秀尽快悬崖勒马。得知江苏省委决议后,陈独秀与彭述之于10月26日联名致信中央,对中央的警告进行反击,指责这是“滥用中央威权,钳制党员对于政治问题公开讨论”。他们还表示:“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是不怕开除党籍的。”这封信可以说是陈、彭与中央的“绝交书”。

1929年11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党籍的决议案》,指出:“这充分证明陈独秀彭述之等已经决心离开革命,离开无产阶级,客观上就是已经开始转变他们的历史行程走向反革命方面去了……”

1929年12月15日,陈独秀、彭述之等人宣布成立“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在托洛茨基直接干预下,1931年5月1日,上海召开了中国托派组织的“统一大会”,成立了统一的托派组织“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纲领”。

在中国托派代表大会的代表中,原先并没有安排彭述之,后根据各托派社团人数与代表名额相平衡,由“无产者社派”增加了一个名额,给了彭述之。在5月1日召开大会时,彭述之不知道自己已当选为代表,对代表安排大为不满,给陈独秀写了一封信,破口大骂,将这次大会称为“分赃大会”。不料陈独秀在大会上将这封信读了出来,并问彭述之:你现在还坚持信内的意见吗?结果全场哄堂大笑。

中国托派统一后,积极地反对国民党独裁,要求召开国民会议。但因叛徒的屡次叛变,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与彭述之等被捕,“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就这样解散了。

【彭述之与陈独秀:从合作到分手】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陈独秀、彭述之等政治犯被释放。

彭述之回到上海,加入托派临时中委会,继续从事托派组织活动。陈独秀出狱后,国民党极力拉拢他,遭到陈的断然拒绝。陈独秀回答说:“蒋介石杀了我许多同志,杀了我两个儿子,我与他不共戴天,现今大敌当前,国共合作抗日,我不反对他就是了。”

9月9日,陈独秀离开南京去武汉。有人劝他去上海重整托派组织,他拒绝了。据郑超麟说,陈独秀出狱后不能回上海,一方面是因租界已不能住,会被捕。另一方面,托派“中央”临委为彭述之所把持,陈独秀与彭述之在狱中就时常争吵,陈不愿再争论下去了。(1937年8月23日出狱后,陈独秀公开宣布“我不代表任何人,我已不隶属于任何党派”,以此撇清与托派的关系。)

抗战爆发后,陈独秀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摆脱了党派利益的束缚,站到国共合作形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同时,陈独秀与谭平山组织的“第三党”、救国会及一些民主人士接触,以图组成联合战线的团体,“不拥国,不阿共”,以争取民主、自由为目的。陈独秀严厉批判了托派的“教派精神”和关门主义,要求“全中国人民都应该拿出力量来援助抗日战争,除非甘心做汉奸”。1937年12月南京沦陷后,一时盛传中日言和停战。陈独秀公开发表谈话,要人民“相信政府确有抗战到底的决心,是不会中途妥协的”。陈独秀这些抗战言论,立即受到彭述之等托派临时中央领导人的批评,称陈独秀“完全表示了他放弃了自己多年来为之奋斗的革命旗帜,这等于叛变了组织,叛变了自己”。1938年夏,彭述之等给第四国际书记处写信,说陈独秀已离开托派。1942年5月27日,为国民党、共产党、托派三方都不容的陈独秀,寂寞地在四川江津病逝。

彭述之、刘家良、郑超麟、王文元等人虽然重新组成了托派的领导力量,但由于分歧严重,内部很快发生分裂。从此,中国托派分裂成两派,彭述之一派自称“多数派”,郑超麟、王凡西等另一派被称为“少数派”。托派分裂后,彭述之遭到“少数派”的种种批评。王凡西批评彭述之说:“在我的认识中,觉得他有一个最大毛病,那就是接受了被斯大林伪造过的‘列宁主义’,特别是……那个组织观念。”郑超麟对彭述之的批评更是毫不留情,说彭是冒牌农民、自封书记、国民党的辩护士、“王明以前的王明”,甚至说他是“第一个反托分子”、“一尊有害的偶像”。

【陈碧兰:一位女性的出现】

彭述之一度与向警予恋爱,但党中央不支持。向警予奉命去莫斯科后,彭心情非常糟糕,开始酗酒。这时,一位叫陈碧兰的女性的出现,抚慰了彭述之的心。

陈碧兰和罗亦农原是恋人,因陈先从苏联回国,罗亦农托付彭述之照顾陈碧兰——没想到引来又一段感情纠葛。为了解决陈、罗、彭三人之间的关系,中央政治局又一次召开会议。会上,陈碧兰只是哭,不说话。罗亦农姿态很高,表示自己不计较这些,以后还会与彭述之很好地合作。事后,罗亦农也的确表现得很好,一心扑在工作上。

1925年,彭述之与《中国妇女》杂志编辑陈碧兰结婚。1946年5月1日,彭述之和陈碧兰创办了两个托洛茨基主义的公开刊物,一是彭述之主编的理论和政治性的月刊《求真》,另一个是陈碧兰主编的《青年与妇女》,不久改名为《新声》,一直出版到他们1948年末离开上海为止。

托派成员周履锵在晚年撰写的《听彭述之讲课》一文中,回忆了彭述之1947年在上海办哲学班的情况:

1947年春,我到了上海,受周仁生的影响,初步接受了托洛茨基思想。经常阅读《青年与妇女》、《求真》、《新旗》等托派刊物。《求真》每期都有陈人白写的文章。大约这一年的三四月份的一天,周仁生对我说:“上海有一个哲学班,每星期日上午,陈人白教授主讲。”我当然乐意参加,他带我到卡德路(现在叫石门二路)山海关路育才中学的阶梯教室……

听课的人背后甚至当面称陈先生为欧伯。后来才知道,欧伯就是彭述之,是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内仅次于陈独秀的第二号领袖。

……其实彭述之讲课时根本不用教材,都是直接口述的。一次课或一个课题结束后,将笔记稍一整理,就是完整的一篇文章或一本书,可惜当年的笔记本都没有保存下来……我敬佩彭述之的渊博知识和革命经历,二年所受到的教育是终身难忘的……

1948年春,当中国共产党在各个根据地取得重大胜利之际,彭述之和刘家良在托派“中常会”开会讨论形势时还断言:“中共要想夺取政权绝对不可能。”当解放军取得渡江战役的胜利后,彭述之等将“中国共产主义者同盟”改名为“中国革命共产党”,对新政权跃跃欲试。而当时中国托派总人数不超过500,彭述之等人的计划无异于痴人说梦。

上海解放前夕,彭述之将托派“中央机构”撤到香港,并在大陆上建立潜伏组织,通过香港总部接受“第四国际”的指示。1952年12月22日,党和政府为了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宣布取缔大陆的中国托派组织。由于港英当局的逼迫,彭述之到香港不久便流亡越南西贡和第四国际驻地巴黎。1973年后,彭述之定居美国。

彭述之陈碧兰感情很好,虽经历了被开除出党、漂泊海外的颠沛生活,但相伴终生。陈碧兰在晚年撰写的《回顾我和彭述之的岁月》一文中写道:“自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直到今日的整整三十八年的悠长岁月中,彭述之的生活经常陷于贫穷、惊险、恐怖与逃亡的状态……从国民党的追逐、逮捕、监禁,斯大林党的造谣、污蔑乃至企图迫害;以及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恐怖、追逐和迫害,曾有数次都是在千钧一发的死亡线逃脱出来的。他活像一个扮演惊险影片的主角。假如单从这一点来说,他是一个‘幸运儿’!”

1983年11月28日,彭述之因患心脏病在美国去世,终年89岁。彭眷恋故乡,弥留之际嘱咐女儿陈映湘一定要回湖南隆回老家看一看。

对于彭述之的一生,王凡西在《双山回忆录》中作了评价:“彭述之死了,一个老革命家逝世了……这样一位始终不变,为一个政治主张而斗争终生的革命者,不管他的所信正确或者错误,也不管他的事业成功或者失败,他之值得人们悼念、值得后来者的研究,那是完全应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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