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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处艰难气若虹

  发表日期:2013年12月19日      作者:操凤琴     【编辑录入:胡胡

 

    作者:操凤琴 《参考消息》国际要闻版责任编辑、新华社中东总分社和约旦分社常驻记者

   2007年仲冬在重庆调研。采访之余,我特地来到主城区百余里之外的江津区(原江津市),拜谒陈独秀先生旧居。

  1937年抗战爆发,国民党政府将关押了五年的陈独秀从南京监狱提前释放。此时的陈独秀已是家破人亡———乔年、延年壮烈牺牲后,陈独秀的前后两任妻子高晓岚、高君曼和长女玉莹都因悲伤过度而陆续离开了人世。

  带着患难少妻潘兰珍,陈独秀出南京,奔武汉,颠沛长沙,流落重庆,在江津的鹤山坪安顿下来,清苦自持四载,最终在穷困和孤寂中客死在这异乡的土地。

  江津区委宣传部的同志陪我前往。独秀旧居离城区尚远,车子在盘山道上九拐十八弯,天上下着细雨,地上踩着泥泞,我在北方生活得太久,很久没有看到这种牛毛小雨了,恍然间仿佛是年少时行走在家乡安庆的乡间小道,不知独秀先生当年在这里是否也能感受到遥远家园的温润气息。

  半山坡上的石墙院是幢青竹环抱的三进平房,占地约五亩,围墙由一块块巨大的条石砌成,故被称为“石墙院”。上世纪九十年代,江津政府出资把居住在这里的几十户居民陆续搬迁出去,整修后将其辟为“陈独秀旧居”。

  一遍遍,我徜徉在这安静冷清的院落里,沉思,怀想,除了陪同我的同志,没有一个游客。故居的看门人是当年收留了陈独秀的杨家后人,一个朴实的中年男子,他对我们介绍了当年“陈老先生”在这里的一些情况:

  陈独秀夫妇避难到重庆前,他的世交好友邓仲纯(“两弹元勋”邓稼先的伯父)在江津开了一家诊所,邓力邀陈独秀夫妇来他家居住,但令人气愤的是,邓仲纯的悍妻却担心受陈独秀牵连而拒客于门外,进而恶语相向(陈独秀写给三子松年的信中也如此记载:“幸亏你们与祖母未同来。竟遭邓太太拒之门外。”)。

  一生傲气的陈独秀哪里受得了这种侮辱?“若不碍于行李拖累,定然马上重返重庆”(陈独秀致松年信)。幸有江津乡绅杨学渊仰慕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旗手、五四运动总司令”的名声,盛情邀请他位于鹤山坪的祖屋石墙院居住,他担心陈独秀无功不受禄,就以修订杨氏家谱、整理先人遗稿之名相邀。

  在石墙院里,我久久伫立在陈独秀生前居住的两间偏厢房里,室内光线昏暗,泥地面潮湿阴冷,只有一床、一桌、一椅,简陋之极(如图),隔壁的耳房里陈设有他们夫妇躬耕垄亩的农具,一如当年(如图)……

  十年前,我读原国家新闻出版署副署长梁衡同志悲歌瞿秋白的《觅渡,觅渡,渡何处》,陈独秀与共产党历史上另一位悲剧人物瞿秋白是何其相似!———同是没落的封建士绅家庭奔出的叛逆者,同是中国近代史上学贯中西的文化奇峰,同是在热爱的治学兴趣与政治责任之间义无反顾选择后者,同是以书生之肩担负起追求人类解放的道义……

  两人又是多么的不同:秋白柔弱,被排挤出党的领导核心后,抱着病体默默隐忍迫害,承受对他“最无情的斗争”,甚至对妻子这“最亲爱的人”都不肯吐露内心的痛苦;独秀刚烈,一巴掌被打翻在地后,拍案而起激扬文字,奋起反击强诿于他的种种罪名。但党的这两位早期领袖生前却都未能逃脱“被自己的人按住了脖子,好让敌人的屠刀来砍”的悲剧命运,身后更是长期一个被定为“叛徒”,一个被指为“汉奸”!

  好在历史并不永远都是政治的婢女!近年来陆续解密的前苏联档案表明:1923至1927年间,苏共(联共(布))政治局就中国共产党的各种问题开了122次会,作了738个决议,平均两天半一个决议!事无巨细万里遥控年幼的中共。在权势如日中天的斯大林眼里,中共不过是个胎毛未净的“中国支部”,而陈独秀以“支部书记”之低微,一次次与以斯大林为核心的共产国际进行抗争!大革命期间,陈独秀曾抵制共产国际的错误路线,反对加入国民党,主张由党内合作改为党外联盟(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危急关头也曾部署反蒋计划,但被斯大林压服,陈独秀再反抗、斯大林再压服……,直到南昌起义前夕,莫斯科还十万火急发来斯大林亲自决定、布哈林亲笔签字的电报,反对中共武装暴动!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一败涂地。但是,一切责任都推向陈独秀,一切错误都给了陈独秀。

  中国“托派”元老王凡西在其《双山回忆录》中写道:“陈独秀这个人,不管他有怎样的弱点,但他毕竟是一只雄狮,人家可以打败他,甚至可以杀死他,但你休想叫他乖乖做替罪的羔羊。斯大林……将全部责任往陈独秀头上一推。陈独秀如果肯和斯大林合作来串演这出悲喜剧,自认全部错误,以来洗清斯大林的罪过,那么,陈独秀不仅可以在共产国际当要人,而且多半还能重坐中共的首把交椅。”

  偏偏陈独秀不是个软骨头的政客,偏偏他撞得头破血流还要独立思考探求真理,终于陷入被多方夹击的困境,不,是绝境!

  悲剧拉开帷幕。

  陈独秀一生东奔西走,反满清,反封建,反帝国主义,反“老子党”,反法西斯,反“托派”……,八次被通缉,四次坐监牢。1937年最后一次获释时已是一身疾病、心上有“无数伤痕”的老人。

  他去往何方?

  去延安?不能!出狱到武汉后,董必武代表党中央出面,让他写份书面检讨,就可重新安排回中央,陈独秀傲然:“回党工作是我所愿,惟书面检讨,确难从命。时至今日,谁有过,谁无过,在未定之数,有什么好写呢?”后很快被康生等指为“日本人每月给300元津贴”的汉奸(延安《解放》杂志1938年1-2月号)。

  去苏联?不能!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命令陈独秀到莫斯科反省,陈独秀坚拒:“中国的问题为什么要去请教外国人?苏联的问题斯大林为什么不来请教中国人?要反省,我在中国反省,绝不去莫斯科!”恼火之下的斯大林亲自在办公室里约见张国焘咨询对策,甚至担心陈独秀会筹钱另办报纸另行组党(张国焘《我的回忆》)。

  应邀到国民政府做高官?“蒋介石杀害了我的许多同志和两个儿子,我与他不共戴天!现在国共合作抗日,我不反对他就是了。”陈独秀这样答复奉蒋介石之命来拜访他的戴笠和胡宗南。

  回家乡落叶归根?安庆已落入日寇的铁蹄!

  感谢江津人民以博大的胸怀收留了陈独秀,如中共原江津市委书记郭汝齐所言:“江津是陈独秀的第二故乡,这方热土不会忘记他,这里的人民不会忘记他。”

  “何处乡关感离乱?蜀江如几好栖迟”,贫病交加的陈独秀在江津的石墙院里这样抒怀。

  在这个院落里,陈独秀抱病写下《小学识字课本》这部近代史上的文字学杰作,用科学的方法将中国文字重新分类(小学指文字学,类似于《说文解字》———作者注),他也为外面的书馆编书,挣点稿费糊口,“馆中倘能信任,必有与钱相当之稿与之,不至骗钱也”(陈独秀致台静农信)。

  但生活实在太艰难了!他“家徒四壁,只有几张破桌椅和耕种生产的一堆土豆”(包惠僧回忆录);在给四川友人杨朋升的信中,陈独秀多次写到:“一年半前……一斗米价只三元,现在要七十元,长此下去,实属不了!……弟尤为困难”,“老病之异乡人,举目无亲,惟坐以待命耳!”

  在这个院落里,陈独秀宁可典当度日,也断然拒绝达官显贵们送来的钱物:“你们做你们的大官,发你们的大财,我不要你们的救济。”而面对北大同学会寄来的三百元钱,他“且感且愧”,面对共产党员刘伯坚从互济会经费中拿出的一百元钱,他热泪盈眶:“这些钱应该用来营救狱中的同志,照顾烈士的遗孤。”

  在这个院落里,流亡在重庆的安徽子弟给予了陈独秀真挚的帮助,浓浓的乡情为他凄凉的晚年增添了些许温暖。

  陈独秀的好友、桐城人潘赞化(画家潘玉良之夫)在江津国立九中执教,他常带着三五个安徽学子,凑钱买点白糖和鸡蛋,步行十余里到石墙院请陈独秀赐字,请赐字是借口,实则以绵薄之力相助济。

  怀宁人邓仲纯则义务担任陈独秀的保健医生,悉心照料他的病体,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一直守候在身边。

  辛亥革命名将柏文蔚(寿县人)到重庆开会时专程绕道江津探望老友,看到陈独秀在寒冬中棉衣单薄,不胜唏嘘,当即把身上的灰鼠皮袍脱下送给他……

  在这个院落里,陈独秀“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奋笔写下多篇政论:《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被压迫民族之前途》、《我的根本意见》……,在这个院落里,他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最终形成了以民主为核心的“最后见解”!

  他石破天惊,宣布“我们不能轻率宣布资本主义已到末日”,而且“资本主义是中国经济发展必须的过程,要来的东西,让它快点来”。

  他反对斯大林,但更多是剖析产生斯大林的独裁制度,他提出“社会主义也要借鉴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要民主化”,“最浅薄的见解,莫如把民主主义看作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如果工人阶级国家不比资产阶级国家更加民主,工人阶级奋死斗争又为了什么呢?”

  而与陈独秀同时代的苏联革命理论家布哈林,“大清洗”身陷囹圄后多次给斯大林写信表达忠心,在被害的最后时刻还在高呼“斯大林万岁”,被残杀的灵魂至死都没有醒悟……

  是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六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把现实与陈独秀的预言相对照,不能不惊叹他的判断是多么准确!

  但是,如果仅仅是惊叹于这位思想家的前瞻,敬慕于这位革命家的执着,后人是否依然只流于把栏杆拍遍的浅吟低唱?

  如果悲剧谢幕后,观众仅仅是掏取红巾翠袖,为主人公的坎坷命运揾一把英雄泪,曲终人散走出剧场,清泪随风而逝后,那最具价值东西的撕裂还有什么意义呢?

  历史应当有回声。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回忆党内路线斗争问题时说:“陈独秀……不是搞阴谋诡计的”(《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93页),蔡元培先生也称赞:“近代学者人格之美,莫如陈独秀!”

  坦荡磊落,是人性的光辉,是灵魂的高贵,而在铁血的政治斗争中,莫非它注定成为党的领导人置自己于灭顶之地的阿喀硫斯之踵?

  瞿秋白临刑前在《多余的话》中叹息:像自己这样一个“文人积习未除”的“半吊子文人”当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实在是“历史的误会”!陈独秀先生———他被开除出党,我不能称他为“同志”,我只能尊他为“先生”———何尝不是如此?“坐起忽惊诗在眼,醉归每见月沉楼”,明明是个可以躲进小楼安享人生的大学问家,却扯起政治革命的猎猎大旗冲在最前列———怀文人的理想而弄历史的大潮,抱人间的情怀而盗天神的火种,却低估了政治斗争的残酷复杂和诡异无情而几乎永世不得翻身。这就是中国政治中书生革命家的悲剧悖论?

  如果说,一个政党在走向壮大和成熟的过程中,一定要有这惨痛的人生作“药引”,至少现在我们希望能把这苦难的普罗米修斯铸成一座永恒的雕像,安放在“事故多发地段”,警示我们国家在陈独秀毕生高倡的民主和科学大道上少抛点锚,少走点岔路,更快地驶向理想的目的地。

  注:“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和“坐起忽惊诗在眼,醉归每见月沉楼”均为陈独秀在江津写的对联或诗句。(操风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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