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陈独秀随着内迁避乱的逃难队伍几经辗转,最后寄居于重庆江津乡下一个姓杨的老乡家里。暮年的陈独秀虽然贫病交加,但他倔强而又孤傲的性格至死不渝,宁可饿死也不受嗟来之食,频频拒绝各种利益的引诱和朋友的馈赠,他死后所遗物质财富唯有一堆土豆。
年关将近的时候,陈独秀前往同时客居江津的佛学大家欧阳竞无家中做客,偶然见到欧阳竞无藏书中的《武荣碑》,顿时为其浑朴的气象所吸引,回家之后还念念不忘,旋即作诗一首记录心迹:
贯休入蜀惟瓶钵,卧病山中生事微。
岁暮家家足豚鸭,老馋独羡武荣碑。
唐代末年,画僧贯休避乱入蜀,曾有诗句“一瓶一钵垂垂老,万水千山得得来”自感身世。陈独秀以贯休自喻其晚境凄凉,托足山野,贫病之余别无长物。岁末年初,家家户户杀鸡烹鸭筹备年货,自己行将就木,饥寒不保,但最让他眼馋的却不是这些,而是那本点画凝重、气势开张的汉碑拓片———《武荣碑》。
欧阳竞无看到陈独秀的诗作后,有感于心,随即宝刀赠英雄,毫不含糊地将《武荣碑》送给了陈独秀。
陈独秀的书法恰似其人,笔法卓异,不寻常理,更无刻意安排雕饰,往往大起大落,随缘任运而神韵自见。其书法艺术的成就在名家辈出的民国之际也堪称翘楚。
据说还在北大时期,陈独秀敲开了沈尹默家的门,开门见山就说:“我叫陈仲甫,昨天在刘三家看到你写的诗,诗做得很好,字则其俗在骨。”刘三,即刘季平,与陈独秀、沈尹默都是朋友。沈尹默这时不仅是中国新诗的先驱人物,还是书法界的大家,面对陈独秀的当头棒喝,只好谦逊地说:“我的字受了南京仇涞之老先生的影响,用长锋羊毫,至令不能提腕,所以写不好。”陈、沈二人从此结为好友,尔后他们经常“徜徉于湖山之间,相得甚欢”。
抗战时期,陈独秀与沈尹默同寓巴蜀,虽难见面,诗词唱和亦复如旧。一次,陈独秀在给沈尹默学生台静农的信中写道:“尹默字素来工(功)力甚深,非眼面朋友所可及,然其字外无字,视三十年前无大异也。”沈尹默对此已无以为意,他深知陈独秀直率的为人,也深知二人因艺术的取向和对书法的理解不同,才见仁见智、大异其趣吧。
陈独秀天马行空、不受管束的性格在他的书法中得到了真实的反映,他在《实庵自传》中回忆:“至于写字,我喜欢临碑帖,大哥总劝我学馆阁体,我心里实在好笑,我已打定主意,只想考个举人了事,决不愿意再上进,习那种讨厌的馆阁字做什么!”从这句话可以看出,陈独秀不愿以漂亮矫揉、甜俗光滑的书法讨好世人,他是一个颇具反骨的人,艺术上亦多有反叛精神,“珊珊媚骨吴兴体,书法由来见性真。不识恩仇识权位,古今如此读书人。”这是陈独秀1934年在南京老虎桥监狱中所写组诗《金粉泪》(56首七言绝句组成)的第36首,正是他为人为艺迥异世俗的表白。
(据《人民政协报》熊少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