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的历史流程

《新青年》1915年9月15日创刊，1926年7月25日终刊，历时十年十个月零十天，经历四个阶段。从第一卷至第三卷，由陈独秀“主撰”（1915年9月15日到1917年8月1日），作者主要是皖籍学人。第四、五、六卷（1918年1月15日到1919年11月1日），由同人轮流编缉，作者主要为北大教员和学生。第七、八、九卷，是过渡阶段，从第七卷（1919年12月1日）重新由陈独秀主编，到第八卷（1920年9月1日）开始为中共上海发起组所主控，逐步从同人刊物向党刊过渡，作者则是原北京同人和上海编辑部同人并存。1923年6月复刊后的《新青年》（季刊），是中共中央的纯理论机关刊物，作者主要为中共党内年轻的理论家。

欧阳哲生这样勾勒了《新青年》生命流程。此前我有《天下第一刊：〈新青年〉研究》出版，以此对其略作说明：其一，“五四”新文化运动是近代中国最为壮丽的精神日出，而《新青年》创刊的1915年9月则为新文化运动的光辉起点；其二，作为天下第一刊的《新青年》的主旋律是科学与民主；其三，《新青年》尽管有四个历史阶段，其精彩处在第一、二阶段，尤其是第二阶段（第四、五、六卷同人刊物）；其四，不管《新青年》有着怎样的变迁，陈独秀始终是其灵魂人物（从主撰到主编）。

诚如欧阳哲生所云，《新青年》四个阶段中第一、二、四阶段编辑变更时并无波澜，唯第三阶段。南北同人内部产生了分歧和争议。现存陈独秀、胡适等人手迹相关内容最为丰富：《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中陈独秀致胡适二十封信多为此事，北大档案馆所藏关于《新青年》的一组信件，2009年5月中国嘉德拍卖公司拍卖“陈独秀等致胡适信札”也如此。这些信札从未集中发表过，值得细说。

第一次问计北京同人

1920年2月19日，陈独秀离京到沪。《新青年》编辑部即由北京东安门内箭竿胡同9号，迁到上海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2号（南北皆在陈宅），《新青年》七卷前四号稿件当在北京编定，五、六两号移上海编辑。1920年4月26日陈独秀致信李大钊、胡适、张申府、钱玄同、顾孟馀、陶孟和、陈大齐、沈尹默、张慰慈、王星拱、朱希祖、周作人12人：“《新青年》七卷六号稿已齐（计四百面），上海方面五月一日可以出版，到京须在五日以后。本卷已有结束，以后拟如何办法，尚请公同讨论赐复：（1）是否接续出版？（2）倘续出，对发行部初次所定合同已满期，有无应与交涉的事？（3）编辑人问题：（一）由在京诸人轮流担任；（二）由在京一人担任；（三）由弟在沪担任。为时已迫，以上各条，请速赐复。”这是陈独秀南下后，第一次致信北京同人讨论《新青年》编辑方略。

陈独秀致信北京同人（1920年4月26日）

新发现陈独秀致胡适的一组书信

北京同人对于陈4月26日的信，并未及时作答。5月7日陈又致信胡适、李大钊，促其表态：

适之、守常二兄：

日前因《新青年》事有一公信寄京，现在还没有接到回信，不知大家意见如何？

现在因为《新青年》六号定价及登告白的事，一日之间我和群益两次冲突。这种商人既想发横财，又怕风波，实在难与共事，《新青年》或停刊，或独立改归京办，或在沪由我设法接办（我打算招股办一书局），兄等意见如何，请速速赐知。

罗素全集事，望告申甫、志希二兄仍接续进行，西南大学编译处印不成，我也必须设法自行出版。

守常兄前和陈博生君所拟的社会问题丛书，不知道曾在进行中否？

我因为以上种种原因，非自己发起一个书局不可，章程我已拟好付印，印好即寄上，请兄等切力助其成。免得我们读书人日后受资本家的压制。此书局成立时，拟请洛声兄南来任发行部经理，不知他的意见如何？请适之兄问他一声。

弟仲白  五月七日

回信必直寄弟寓，不可再由群益或亚东转交。又白。

陈独秀致信胡适、李大钊（1920年5月7日）

5月11日，陈有信致胡适：

适之兄：

群益对于《新青年》的态度，我们自己不能办，他便冷淡倨傲令人难堪；我们认真自己要办，他又不肯放手，究竟应如何处置，请速速告我以方针。

附上《正报》骂你的文章，看了只有发笑；上海学生会受这种人的唆使，干毫无意识的事，牺牲了数百万学生宝贵时间，实在可惜之至。倘数处教会学校果然因此停办，那更是可惜了。你可邀同教职员请蔡先生主持北大单独开课，不上课的学生大可请他走路！因为这种无意识的学生，留校也没有好结果。政府的强权我们固然应当反抗，社会群众的无意识举动，我们也应当反抗。

弟仲白  五月十一日

5月19日，陈致信胡适：

适之兄：

快信收到已复。十四日的信也收到了。条复如左：

（1）“新青年社”简直是一个报社的名子，不便招股。

（2）《新青年》越短期越没有办法。单是八卷一号也非有发行所不可，垫付印刷纸张费，也非有八百元不可，试问此款从哪里来？

（3）著作者只能出稿子，不招股集资本，印刷费从何处来？著作者协济办法，只好将稿费算入股本；此事我誓必一意孤行，成败听之。

（4）若招不着股本，最大的失败，不过我花费了印章程的九角小洋。其初若不招点股本开创起来，全靠我们穷书生协力，恐怕是望梅止渴。

我对于群益不满意不是一天了。最近是因为六号报定价，他主张至少非六角不可，经我争持，才定了五角；同时因为怕风潮又要撤销广告，我自然大发穷气。冲突后他便表示不能接办的态度，我如何能去将就他，那是万万做不到的。群益欺负我们的事，十张纸也写不尽。

弟仲白  五月十九日

陈独秀致信胡适（1920年5月19日）

5月25日，陈致信胡适：

适之兄：

群益不许我们将《新青年》给别人出版，势非独立不可。我打算兴文社即成立，也和《新青年》社分立；惟发行所合租一处（初一二号，只好不租发行所，就在弟寓发行），较为节省。如此八卷一号的稿子，请吾兄通知同人从速寄下，以便付印。此时打算少印一点（若印五千，只需四百馀元，不知北京方面能筹得否？倘不足此数，能有一半，我在此再设法）。好在有纸版，随时可以重印。

吾兄及孟和兄虽都有一篇文章在此，但都是演说稿，能再专做一篇否？因为初独立自办，材料只当加好，万不可减坏。

（1）孟和兄的夫人续译的《新闻记者》。

（2）守常兄做的《李卜克奈西特与“五一”节》。

（3）申甫兄译的罗素《心理学》。

（4）启明兄弟的小说。

以上四种，请你分别催来。

弟独秀白  五月廿五日

陈独秀致信胡适（1920年5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