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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从精神启蒙到行动救国

  发表日期:2019年4月21日   出处:新京报书评周刊    作者:石钟扬     【编辑录入:多声

很少有哪场历史事件,像1919年的“五四”运动那样,将历史如此清晰明澈地划为两个时代,它既是一个崭新时代的开端,也是一个没落时代的终局。它蕴藏的巨大力量不仅深刻地改变了这个国家的命运,更冲击了人们的心灵,以高声的呐喊让人们向过去告别,又以万丈激情将人们带向新的未来。它更给人以一种积极的信心,让人们相信新的、几乎触手可及的光明未来正在前方等待着这个国家的人们。


几乎这个社会的各个阶层都参与到这场为国家命运寻求答案的运动中。从公共知识界和学界,到工商界,再到工人。运动中的每一个人都能真切地感受到自己是这个国家中的一员,个体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对国家命运的共同关切也将每一个个人联系在一起。


在“五四100年”来临之际,我们特别策划了“我在,我见,我记得(1919-2019)”专题。当后世回望这场运动时,就会发现,“五四”运动带给这个国家最重要也是最深远的遗产,并不仅仅是那一时代的变革,而是一种历史的自觉:“五四”运动中的中国人第一次如此深刻地意识到历史正把握在自己手中,中国人有能力也有必要创造属于自己的历史。


所谓的“历史自觉”正是“五四运动”创造出的大写的“我”。“我”是这个国家的一分子,“我”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我”感受到了时代的风云变化,“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正在创造“我们”的历史。


匡互生、梁启超、李大钊、蔡元培、傅斯年、罗家伦、陈独秀、胡适、顾维钧、陶孟和、孟宪彝、那桐、辜鸿铭、梁漱溟......这些名字,有的如雷贯耳,有的寂寂无闻。但他们都为我们一次次还原着历史的细节。从4月10日开始,我们将会每日在公号推送一位五四人物。今天是陈独秀——从精神启蒙到行动救国。



撰文  |  石钟扬

(南京财经大学教授)


适之吾兄:


国民外交协会发起国民大会,本打算今天在中央公园集合;警厅因为四号学生闹了事,便禁止集会;此时公园左近交通要道都密布军警,禁止行人走过,大会恐怕开不成气了。


四号下午,京中学生三四千人聚集天安门,到东交民巷各使馆;适礼拜日,英美公使都出去了;学生即到曹宅,曹逃避;章宗祥刚在曹宅,受了一顿饱打,幸亏有日本人竭力保护,送在日华医院竭力医治,现在生死还不能定。


京中舆论,颇袒护学生;但是说起官话来,总觉得聚众打人放火(放火是不是学生做的,还没有证明)难免犯法。大学解散的话,现在还没有这种事实;但是少数阔人,确已觉得社会上有一班不安分的人,时常和他们为难;而且渐渐从言论到了实行时代;彼等为自卫计,恐怕要想出一个相当的办法。


惩办被捕的学生三十多人(大学为江绍原等二十二人),整顿大学,对付两个日报,一个周报,恐怕是意中的事。

 

 ——弟独秀白 五月七日午后四时


 


姓名:陈独秀

  时年:40岁

  身份:教授、《新青年》主编、北大前文科学长

  地点:北京

(制图/高俊夫)



1919年5月7日,陈独秀向胡适写信告知北京的五四动态。胡适当时正在上海迎接他的老师——美国著名哲学家杜威来华讲学。陈独秀信中对五四现场、舆论倾向、发展趋势都有独具只眼的观察与判断。其中有个重要信息:“少数阔人”与被之视为“不安全的人”,都“渐渐从言论到了实行时代”。五四运动是中国式民主运动的一次成功范例,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光辉起点。


启蒙救亡良性互动


五四运动不是无源之水。就其远因而言,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种种改良、改革、革命运动的总汇合;就其近因而言,它是以《新青年》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鼓吹民主、科学思潮诱发的大井喷。

  

新文化运动的源头是陈独秀1915年9月15日在上海创办的《新青年》(首卷原名为《青年》杂志,到第二卷才正名)。《新青年》以民主科学为主旋律,以“改造青年之思想”为天职,“新文化运动是人的运动”,作为《新青年》的主编(主撰)与灵魂,陈独秀在办刊伊始就有崇高的定位。他既有“推翻一时豪杰”的胆略,又有“扩拓万古心胸”的方略。前者是以民主和科学“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洁、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陈独秀《<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后者则主张“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陈独秀《敬告青年》),以此“六义”来改造、塑造中国青年的精神形象,于是有了人的发现、女性的发现、儿童的发现……


  

作为近代中国天下第一刊《新青年》一经问世,立即被青年读者视为“空谷之足音,暗室之灯光”,“像春雷初动一般,惊醒了整个时代的青年”(杨振声《回忆五四》)。尤其1917年初,蔡元培出长北大,首先认定陈独秀“确可为青年的指导者”,“三顾茅庐”聘之为文科学长,令之携《新青年》北上入驻北大,实现了“一校一刊”的完美结合,迅速让“北大由死水一潭变成开水一锅”(梁漱溟语)。“最能打开局面的闯将”陈独秀充分利用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教育理念,首先是将《新青年》一些中坚作者变为北大新锐教授,如胡适、刘半农、周作人等;新锐教授“截断众流”传播新知,与旧派教授和平竞赛,使学风校风立即改观。以致蔡元培日后不无得意地说:

教学上整顿,自文科始,旧派教员中如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本己启革新的端绪。自陈独秀君来任学长,胡适之、刘半农、周豫才、周岂明诸君来任教员,而文学革命、思想自由之风气,遂大流行。(蔡元培《自写年谱》)


北大学生中各种学会应有尽有,“民间报刊”也空前繁荣,“甚至在厕所里开辟‘厕刊’,互相辨难”(杨晦《五四运动与北京大学》),著名的有《新潮》《国民》《国故》等。北大“二千人之社会”俨然成了民主自由的实验地,也成了中国的神经敏感区,牵一发而动全身,极大地影响着全国的思想动态,抵达蔡元培所追求的“教育指导社会,而非随逐社会也”之境界。至于文学革命,胡适说他的“活的文学”说和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说,为“文学运动的中心理论”。实则皆与陈独秀《文学革命论》相呼应的。在《新青年》这块园地上长出了中国最早的新诗、长出了“随想录”系列杂文……从此才有了中国的新文学。

  

这就是新文化运动。史家称之为近代中国文化思想史上“最为壮丽的精神日出”。众所周知,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并不是一个概念,前者旨在启蒙,后者则为救亡。在五四时代,启蒙与救亡是良性互动,并非“救亡压倒启蒙”。五四运动实则新文化运动精神日出照耀下的壮举。新文化运动造就了一批品学兼优且有以天下为己任情怀与世界主义眼光的“新青年”,如《新潮》《国民》两个学生杂志的主创者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张国焘、许德衔,他们都成了优秀的学生领袖,傅斯年则担任了五四游行的总指挥。这才保证了五四运动是“有纪律的抗议”,而不是“痞子运动”。

  

正是从这个意义出发,陈独秀说“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产物,无论是功还是罪,不应该专归到那几个人;可是蔡(元培)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陈独秀:《蔡孑民先生逝世感言》)

  

因散发传单被捕入狱

  

作为五四运动的精神领袖陈独秀,或为鲁迅《狂人日记》的精神原型,他为民主科学的奔走呼号,却被“少数阔人”视为“邪说怪物,离经叛道的异端,非圣非法的叛逆”(陈独秀《<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亦即狂人(疯子),遭八面非难,恨不得食肉寝皮。其间虽有蔡元培“倔强的坚持”,声称:“北京大学一切的事,都在我蔡元培一身上,与这些人毫不相干”,甚至要通报各国,借世界舆论以制服当局之无道。但旧势力在攻击独秀覆孔孟、铲常伦之外,抓其“私德不检”大做文章。诚如胡适所言,这“明明是攻击北大的新思潮的几个领袖的一种手段”。(胡适《致汤尔和》)但北大内部也有人推波助澜,令蔡元培左右为难,只得以文理科合并的名义,客气地撤了陈独秀文科学长之职。这就发生在五四运动前夕的三月二十六日之夜。

  

不过,“仲甫为天生领袖,一决定事,不能动摇”(章士钊语)。他认为“只有(德赛)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谩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陈独秀以他所创办的《每周评论》对“五四运动”做独具只眼的跟踪报道(其文多署名“只眼”)。五四运动当天他连发《公同管理》《两个和会都无用》两文,分析巴黎和会之动向与上海和会之不作为。到6月8日,陈独秀连续在《每周评论》发表7篇文章33篇“随想录”,为学生运动摇旗呐喊,鼓动“强力拥护公理,平民征服政府”。


  

五四运动爆发后不久,陈独秀在沪上的好友料他“在京必多危险,函电促其南下”,他却愤然回答:“我脑筋惨痛已极,极盼政府早日捉我下监处死,不欲生存于此恶浊社会也。”目睹多批学生被捕,6月8日他在《每周评论》(第25号)上发表旷世奇文——《研究室与监狱》:

  

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这篇不满百字的短文,不仅是陈独秀人生追求的壮美诗篇,也是整个五四时代激越的号角。曾在改革北大的舞台上风风火火的陈独秀,一旦被撤下来应是相当郁闷的,倒不是他在意那“文科学长”的位置,而是有憾于自己仍止步在“言论”上,反不如学生们“实行”起来。(五四那天北大217名教师中只钱玄同与一位姓白的体育老师随学生上街了)诚如胡适所言,学生运动是无代表民意机关存在的“变态社会的产物”,社会上许多事被一班成年的或老年的人弄坏了。别的阶级又都不肯出来干涉纠正,于是这种干涉纠正的责任遂落在一般未成年的男女学生的肩膀上,“这是成年人的耻辱”。(胡适《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屡经风浪的革命家陈独秀更有切肤之痛。在五四学生运动中,他耐着性子没有冲上街头,尽管那擂鼓助威的文字没少写,但不过瘾,因为已是“从言论到实行时代”。陈独秀终于爆发了。即使有牢狱之苦,甚至“下监处死”,他也要孤军作战,做一次“强力拥护公理,平民征服政府”的伟大尝试,从而创造“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6月9日,陈独秀又写出能呼风唤雨的《北京市民宣言》:提出“对日外交,不抛弃山东省经济上之权利,并取消民国四年七次两次密约”,“免徐树铮、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段芝贵、王怀庆六人官职、并驱逐出京”,“取消步军统领及警备司令两机关”,“北京保安队改由市民组织”等五点要求,并指出“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这份“宣言”被印成单页宣传。

  

6月10日下午,作为《新青年》主编、北大教授的陈独秀带领北大文科教授,《新青年》编辑胡适、高一涵,理科教授王星拱,预科教授程演生,内务部佥事邓初等到中央公园茶馆去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这当是中国近代史上规格最高的散发传单的队伍。头天的顺利传播,鼓舞了这班书生革命家。第二天——6月11日晚上,陈独秀又带着他的教授队伍到前门外新世界屋顶花园向下面露天影院散发传单。其结果是陈独秀被潜伏在那里的密探逮个正着。陈独秀以惊心动魄的行为实践了他的壮美诗篇——由“研究室”走向了监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