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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两地书——杨鹏升与陈独秀的书信往来

  发表日期:2019年12月12日      作者:郑丽天     【编辑录入:多声

   杨鹏升,曾是一位四川渠县籍的国民党将领,抗战时期因对国民党的统治和消极抗日不满,而寓居于成都“劲草园”,醉心于金石书画、园艺和考古。陈独秀,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一至五大的总书记。杨、陈二人分别归属于不同政党,是什么原因让他们走到一起的呢?又如何成为情谊至深的忘年交?以至于在陈独秀晚年落迫时,杨鹏升竭力给予他心灵的交流和经济的资助,使陈独秀晚年在孤独思想和艰难生活中得到慰籍。这一历史细节,要从陈独秀写给杨鹏升的40封书信中找答案。


忘年“笔交”


   杨鹏升,原名泰坤,别名盖孝、蓬生,号劲草,别号铁翁,1900年出生于渠县平安乡平安寨一个没落书画世家。幼年时,曾在渠县义和乡、黄泥、三汇和达县上学。由于父亲英年早逝家境衰落至贫寒,杨鹏升童年生活凄苦,有时靠采野菜充饥,靠上山采茶卖钱养家,后由伯父收养。但杨鹏升聪明伶俐、勤勉发奋,在渠江边上放牛时,常用树枝在沙土上练字,从此练就了书法、雕刻、作画的功底。他经常帮助乡亲邻里书写对联、雕刻姓名和印章。久而久之,他成了渠江两岸的小文人,同时还结识了不少江湖朋友,也增长了不少见识。1918年,经朋友引荐,他加入家乡的“袍哥”、“同善堂”、“乐益堂”、“一贯道”等帮会组织。


  1919年,杨鹏升离开家乡外出谋业,起初在川军余际唐部江防军总司令部任书记官。由于他的书法和印章雕刻技艺精湛,得到四川军阀头目邓锡侯、杨森等人的赏识和提拔,官职一路升迁,先后在四川各地任职,结识了不地方政要。1922年,在与四川政要的往来中,杨鹏升结识了国民党四川省党部的罗文谟,很快又成为朋友。


  杨鹏升在军阀割据的旧四川发迹起家,一方面接受着军阀和国民党的赏识与提拔,与他们保持着密切的往来;一方面追求着中国文人的志向,崇拜共产党人的价值取向,与共产党的先进分子保持着精神的交流。1923年,他在重庆邓锡侯部当咨议代理军法官时,利用业余时间深读《中国现代文选》,对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章炳麟、高一涵等共产党人及先进知识分子的文章十分仰,多次写信表达赞许之情,陈、蔡等人也回信表示嘉勉。从此,相差21的陈、杨二人建立起书信往来,但一直不曾谋面。


  然而在1925年,杨鹏升经罗文谟介绍,最终加入了国民党,官职再次升迁。1930年,杨鹏升得到军阀邓锡侯等人的资助,随日本驻成都领事到日本留学,就学于日本千叶县成诚士官学校步兵专科,同时兼读明治大学文学系。在日期间,杨与日本前首相犬养毅和滨口雄幸有交往,并举办个人金石书画展。由于与日方交往密切,杨鹏升当初对日本心存好感,并未认识到日本军国主义的野心。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赴静岗县日本步兵34联队,拜谒队长远藤五郎,表示说:“不幸事件九一八后,中日亲善浓厚友谊气氛日渐稀薄,深感遗憾,我的立场是愿意在日中亲善的道路上努力”,同时他致函明治大学校长松本龟次郎:“中日两国国民同种,应永久共存”。随后,杨鹏升被日本当局宪兵队、警宗局护送回国。


武昌会面

  杨鹏升回国后,据说他通过北大校长蔡元培的举荐,见到了仰慕已久的陈独秀。1932年2月,杨鹏升来到上海,出任国民党第五军司令部上校参谋,9月奉调南京,任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上校战术教官,从此开启了他的国民党军旅生涯,再次得到国民党军队的重用,官职一路迁升。


  就在同年的10月,陈独秀在上海的病榻上被国民党当局逮捕。1933年被判刑8年,由南京江宁地方法院看守所押往南京第一监狱(即南京老虎桥监狱)。当时,杨鹏升因身份不便,委托辨护律师章士钊转送了香烟、水果等,并请章代为慰问和护送。章士钊带着烟卷、水果、糖果等物品,到江宁看守所,并随同乘车护送陈到第一监狱。此举,进一步加深了陈与杨之间的感情。


  由于时局和政治原因,经胡适等人多方周旋,陈独秀于1937年8月23日被减刑释放。由于陈的身份特殊,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托派、国民党、汪精卫等采取政治拉拢或金钱诱惑等手段,想极力说服陈为他们所用。性格刚烈的陈独秀拒绝了各界的“邀请”,打算利用文人的方式投身抗日救国,也曾想前往延安寻找共产党。他托人转告中共驻南京代表,说明自己已脱离托派组织,对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表示拥护,并表示愿意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工作。他还将自己起草的抗日的七条纲领转交中共中央,林伯渠、周恩来、王若飞、叶剑英等对陈的回归也做了大量工作。但王明、康生等人却造谣中伤陈独秀,诬陷他是“每月领取三百元津贴的日本间谍”(1984年中宣部发通知指出:“三十年代王明、康生诬其(陈独秀)为日寇汉奸,亦非事实。”)。最终,在王明、康生等人的干扰下,陈独秀去延安的愿望没有实现。


  南京城沦陷后,陈独秀带着爱妻潘兰珍离开南京前往武汉,后因好友高一涵在武昌,陈受邀前往武昌小潮街居住。这时,杨鹏升正在武昌任少将参议和武汉防空筹备处办公厅副主任,陈、杨二人见面交流的机会相对多起来。杨鹏升利用自己的身份多方周旋,委托朋友给陈更多关照,还为他量身雕刻了一枚阳文印章“独秀山民”。


巴蜀传信


  1938年,日寇疯狂侵略中国,武汉很快沦陷,时局动荡、民不聊生,陈独秀带领家人辗转到了抗日大后方。7月2日,陈独秀拖着病痛的身躯,在战乱中颠沛流离,沿长江逆流而上来到四川的江津,进入陪都重庆。然而,火城重庆闷热高温的气候使体弱多病的陈独秀承受不起,1939年5月27日,他与夫人潘三珍搬到了远离重庆的江津。


  起初,陈独秀在江津居无定所,先后住过郭家公馆、延年医院、施家院子、聚奎书院、溜马岗邓家院子、康庄等处。数月之后,江津中学教员杨庆余邀请陈独秀帮助整理其祖父杨鲁承的遗著,陈又举家从江津城搬迁到20余里外的小山镇鹤山坪杨鲁承旧居“杨氏山庄”——一个偏僻的石墙院。陈独完感叹:“一切均不甚如意,唯只有既来之则安之而已。”在这里,陈独秀总算安顿下来了。

  避开“闹市”,陈独秀以为寻找到了“宁静”之地,而国民党对他的监视依旧没有消停,戴笠、胡宗南等人时常来当说客,但都被他一—拒绝。政治上软禁、经济上拮据、生活上窘困、思想上孤独、心情上郁闷,使陈独秀这位垂暮之人心脏病和高血压病情加重。他仅靠撰写文章赚取微不足道的稿费难以维持生计,他思想绝望、身体崩渍,彻底陷入了绝境。


  杨鹏升,这位忘年交,在陈独秀困难之时,再一次出现在他的生命旅程中,默默地竭力给予帮助,彰显患难见真情。武汉沦陷后,杨鹏升因对国民党统治和消极抗日不满,寓居成都,修建了“劲草园”,醉心于书画、雕刻和金石文化研究。陈独秀隐居江津石墙院,杨鹏升寓居成都劲草园,从此,两人在巴蜀两地书信频传,交心知心,虽未相见却胜似相见。


  从往来书信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到两人情谊非同一般。陈独秀年长于杨鹏升,但他每封信的开关称杨为老兄先生”,称杨夫人为嫂夫人”,落款均为“弟独秀手启",体现出陈独秀为人的谦卑。书信长则3页,短则数十字,但生死之交跃然纸上。1939-1942年期间,陈独秀写给杨鹏升的信有44封,留存下来有40封信,其中:1939年7封,1940年18封,1941年12封,1942年3封。


  书信中,他们不仅是倾心交心,杨鹏升还从信中得知陈独秀到江津后生活艰难,先后6次寄去钱物帮助度过难关,他先后共寄去500元(在当时已是不小数目,陈每月生活开支大约300元),还经常赠其金石书画和夫人画笺等,给陈独秀生活上雪中送碳的帮助。陈独秀是有骨气的文人,别人赠送钱物,他均当面拒绝。杨深知陈的品格,有时以朋友转交的匿名方式给予帮助。陈独秀在重庆治病期间,杨鹏升也时常牵念着这位老朋友,对他倍加关心,愿意帮助他解决医药费。独秀用笺和仲雨用的信纸信封,也是由杨鹏升赠予。可见,杨给陈的关心和照顾已是无微不至。


  第一封信始于1939年5月5日。陈独秀办完嗣母谢氏后事,身体陡衰,血压高涨,两耳日夜鸣响,于是提笔告诉挚友。对于杨的帮助,陈也多次表示感谢,并为其作长诗《告少年》,以示答谢


  成都作为四川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是日寇实施战略攻击的重要目标之一,遭受日机轰炸的损失仅次于重庆。陈独秀得知成都被轰炸的消息后,立即写短信给杨鹏升,希望他收到信后报平安,并在信封背面特意注明:“倘升先生不在成都,即交夫人拆阅赐复。可见,在陈独秀心里,已把杨鹏升当作家人。


  为不让陈独秀有接受帮助的心理压力,杨鹏升也向陈索要字、和文章。陈独秀在身体状况稳定时,也赋诗赠与,完成杨委托的事情。1939年11月11日陈独秀为杨鹏升之妻包和平写诗一首,其诗曰:“前年初识杨夫子,过访劳君昨日情。可怜胭脂坪上月,不堪回首武昌城。以后,陈又另写诗送给杨鹏升,即:“连朝江上风吹雨,几水城东一友秋。烽火故人千里外,敢将诗句写闲愁。”陈还为杨的亡父写过一篇墓表。

  命运很会捉弄人,已经十分贫寒的陈独秀,在他的石墙院里,还是遭遇了小偷的光顾。小偷入室抢劫,把他唯一的皮袄,还有被褥、书稿(其中包括他亲自撰写的《小学识字教本》)等洗劫一空。更让他痛心的是,他爱不释手的“独秀山民”印章,也在洗劫中丢失。


  陈独秀生活中所经历的、心中所思所想的,都以信件形式告之杨鹏升。最后一封信止于1942年4月5日,这是陈独秀离世前两个月所写。信中他对杨多年的资助表示感谢,称“内心极度不安,却之不恭而受之有愧。”当杨鹏升收到最后一封信时,陈已辞世,他在信封背面写下此为陈独秀先生最后之函,先生于五月二十七日逝世于江津,四月五日书我也。哲人其萎,怆悼何极!”

  从1939年5月27日到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在江津生活整整3年。在他人生的最后3年里,杨鹏升虽没有机会与之见面,但给予陈精神上和经济上默默的帮助。两人书信频传,见书信犹如见人,情义之深跃然纸上。在陈独秀最苦闷、孤独、痛苦、绝望的最后岁月,杨鹏升给陈独秀带来极大安慰,这也算是陈独秀晚年不幸中的大幸了。


书信辗转


  1949年12月,杨鹏升随邓锡侯等国民党军将领率部起义,策应成都和平解放,在八里庄迎接解放军“一野”入城,在自己的劲草园内接待贺龙,建造解放纪念亭。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任西南美专国画、雕刻教授,西南博物院委员、西南文联美协委员、成都市政协委员等职。杨鹏升一直把他与陈的40韦信视为家珍收藏,然而就是这40多封信件却成为他深陷囹圄的铁证。


  1954年12月4日,杨鹏升由于受陈独秀的牵连而致罪在成都青羊宫以“残余历史反革命罪”罪名被逮捕,后解回原籍渠县押。杨鹏升被建捕后,一直珍藏着这批信件。为审理案子,渠县人民法院没收了这批书信,并将其存于渠县法院的案审档案中。依据这些书信材料,1960年2月27日,渠县人民法院以“历史反革命罪判处杨鹏升有期徒刑20年,解送大竹县四川省第三监狱服刑。1968年,杨鹏升病故狱中


  1980年5月的一天,时任达县地委党史资料征集领道小组副组长、地区档案局副局长的张全修,得知地区中院在审判杨鹏升案件时,有陈独秀写给杨鹏升的若干信件,并与案件一起转回到渠县人民法院。据此信息,工作人员专程查阅该案件卷宗,但并未发现这批信件。正当工作陷入僵局时,法院同志提供了一个线索,建议大家到法院废弃办公楼里的杂物堆里寻找。果真,在废弃的杂物的底部,这批信件重见天日。


  当年成都公安局第二局开据的案件记录中记录着:陈独秀给杨信件44件及其他各种信件392件。但废弃杂物中只找到40封,有4封遗失。随后这40封信件被转送到中央档案馆保存。1981年1月10日,中央档案馆将这40封信的复印件分别送给达县地区档案馆和渠县档案馆保存。

1983年2月4日,渠县人民法院根据党对起义人员的政策,撤销了该院在1960年对杨的刑事判决书,确认其率部起义将领身份。1985年12月25日,渠县统战部为其颁发了起义人员证明书”,落实了相关政策,一是更换起义证书,将杨鹏升原军衔“中将高参”加上去了;二是按起义投诚人员,对其子女发放了一次性生活补贴。至此,杨鹏升的政策得以落实。


  陈独秀,这位中共创始人、中共第一至五届最高领导人,从精神领袖到乡野村夫,从活跃的革命者、政治家到思想苦闷、精神孤独的老人,晚年的清苦不只是他的外在生活,还有他思想的孤寂和情感的无助。不过,他有像杨鹏升这样情深义重的朋友相伴和资助,这也是他晚年的幸运。陈独秀当年写给杨鹏升的40封信被达州市档案馆收集并送到中央档案馆,这体现出达州人对党史人物和党史文物的尊重。书信中我们不仅对杨鹏升这位地方历史人物有了比较客观的认识,同时还感受到达州人重情重义的精神品质这40封信更大的意义还在于,有助于党史界、学术界认识和研究陈独秀,尤其是研究他的晚年生活状况及其心路历程,这也算是达州人对党的历史所作出的一份贡献吧。


(史料来源:达州市档案局《独秀山民》和网络)于2019年1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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