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年的清明时候，我一如众布衣，要回家乡为逝去的先人扫墓，今年有疫情而耽搁。在祖父尹宽诞辰之际，一个微风细雨的傍晚，我来到他的墓前凭吊。

尹宽墓位于桐城市原石南乡双墩村太平冈（山），紧傍孔城至卅铺的县乡公路9公里碑处，占地面积不大，墓㙇、墓圹、石阶、墓碑、文物保护标志碑，有些拥挤。墓碑上行楷“尹宽墓”三字，为桐城文物保护专家张泽国手书。1996年夏我和时任桐城文物保护部门负责人泽国先生认识，他谈到文物应保尽保的话题并提及尹宽墓，大气候对陈独秀、尹宽等党史人物的认识有反复，尹宽墓的保护尚未落实。我说1986年中央相关部门组织撰写出版中共著名党史人物传记，尹宽位列其中，撰写人还从北京过来釆访过我和姑妈尹龙珠，后因反自由化放下。泽国先生这次触动了我，时郎涛学兄在桐城市委书记任上，一次我去拜访，把全国党史界对党史人物尹宽的研究资料给他看。经文物保护部门推动，次年值尹宽100周年诞辰，桐城市政府将尹宽墓列为重点保护文物，其后做了修缮，安庆市政府后来也将其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细雨如烟，笼罩四野，墓碑如洗，孤寂无声，祖父长眠地下，早已化作白骨矣。他在中共历史上有着一定的地位和作用的，党史研究评论，他是现代中国革命的先驱者，参与了中共的创建活动，与蔡和森等建立了旅欧共产主义团体，这是中共成立前最早的几个党组织之一；他参与中共对大革命的领导，先后担任过中共山东省委、江浙区委、安徽临时省委的书记，参与领导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并经历了大革命的兴起、高潮和失败；他随陈独秀等组织了党内反对派，毕生坚信马克思主义，致力于推翻国民党独裁政权，是中共反对派四才子之一；他是中共早期领导层中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宣传家。祖父是贫苦农民的儿子，他在那个风起云涌时代中追寻，他的风华、足迹和传奇，尘封于现代中国革命史中。他飞蛾扑火般地信仰、求索和献身，悲剧地演绎了那个时代中为改变中国、一个理想主义者的人生。

祖父于1897年生于桐城石南乡，是祠堂族人供俸他读书及至远涉重洋追求马克思主义。就读安徽甲种第二农校时，深受在二农任教过的陈独秀以及高语罕等影响，五四时期成为学生运动领袖之一。1919年冬，22岁的祖父告别家乡，与湖南的蔡和森、蔡畅、李维汉、向警予以及福建的郑超麟等，乘坐盎特莱蓬号海轮赴法勤工俭学，从此献身理想，风云激荡。在去往法兰西的波涛无际汪洋之上，年轻的祖父吟诵着追潮者的愿景：＂五四轰传救国声，少年展翅奋雄鹰。西风东渐新文化，胼胝当成革命人＂。

（尹寬与周恩來、赵世炎、陈延年等在法國成立旅欧少年共产党的合影）

尹宽作为职业革命家的生涯，始于1924年7月。他奉中共中央之召从莫斯科回到国内，在中央局工作了一个多月，即受命中央巡视员赴山东。陈独秀告诉他，山东的党员都能吃苦耐劳，缺乏的是革命理论和组织经验。尹宽深入山东各地基层党组织中，做基础性工作。在淄川、博山、青州、张店等地办党课夜校，培训党团员，在济南举办马克思主义研究班，轮训党的骨干，在青岛举办工人讲习班，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发动工人运动。不久中央决定成立中共山东执行委员会，尹宽任书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20世纪20年代大革命，是以城市为中心的工人运动，青岛为当时中国产业工人集中的城市，中央又派去李慰农协助尹宽。李慰农也是一起赴法及旅欧党组织的骨干，尹宽任命李慰农为青岛市委书记，将市委机关秘密迁入产业工人集聚地四方村，与李慰农在一线领导工人斗争。日本人在青岛开有多家纱厂，四方大康纱厂工人在与资方争取权益的斗争中率先大罢工，全市各纱厂、各大工厂相继罢工斗争，胶济铁路工人、社会各界同时声援，工人运动历时22天，声震全国，日方纱厂最后同意工人运动要求。此时上海的产业工人运动也在兴起，青、沪工运斗争遥相呼应，渐至为党史上著名的五卅运动。尹宽领导青岛工运在党内产生了较大影响，陈独秀和中央看重他。中国革命之路也浸染着殷红的血，青岛工运中，李慰农被山东军阀张宗昌枪杀。1996年我在青岛开会时，曾去李慰农就义之地团岛凭吊。

随着大革命的波涛涌起，上海成为革命的中心和领导中心，1925年8月中央决定，将上海地方委员会改组为江浙区委，负责领导上海、浙江、江苏革命运动，任命尹宽为江浙区委委员、主席团成员、区委书记兼宣传部长。江浙区委组织上海工人先后举行三次大起义，把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大革命推向惨烈的高潮。第三次武装起义时，中央局直接参与领导，组成特别委员会，由陈独秀、赵世炎、周恩来、罗亦农、尹宽、彭述之、何松林、王亚璋8人组成。1927年3月22日，数十万上海工人总罢工，工人武装夺取了上海，成立了市民联合政府。但共产国际及其代表信赖的国民党蒋介石，制造了4·12事件。尹宽在回忆录中说，4月11日晚他与周恩来、赵世炎被枪弹堵在宝兴路一所房子里，设法脱离后与特委会其它成员会合，12日组织万余工人夺回上海总工会，13日由上总组织数万工人在宝山路游行抗议蒋介石，尹宽与赵世炎、周恩来、顾顺章等也在游行队伍中，蒋介石命令军队开枪，宝山路血流遍地，随后共产党员和工运骨干被抓被杀，一片血雨腥风。4月16日，尹宽与罗亦农、赵世炎、周恩来以及中央刚派来的李立三、陈延年举行6人特别会议，认为中国革命和中共到了最严重时候，党必须改变目前策略，打击以蒋介石为首的大资产阶级，由尹宽起草意见，联名致电党中央，在全党第一次提出＂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不久中共五大在武汉召开，尹宽出席大会，他的江浙区委宣传部长职由周恩来接替。

祖父出国前在家乡成婚并育有子女，置身于革命洪流中，家乡家庭遥不可及，祖母是老式小脚女人，艰难地劳作田头以养活孩子们，祖父自1919年去国离家，8年后祖母才盼到他的身影。那是1927年10月，尹宽作为中央巡视员被派往安徽，祖父在12月巡视安庆及皖北途中回家和祖母团聚，此后又历10年才回到祖母身边。尹宽在安徽工作一年多，革命正处于失败后的低潮中，他主持了安徽党的工作，并担任了安徽临时省委的书记。八十年代有安徽党史研究文章指出，尹宽在皖＂实行左倾盲动主义，热衷农民暴动＂。时8·7会议后新的中央政治局，提出开展土地革命、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方针，指示全国各地举行农民暴动。尹宽在安徽应当执行中央的方针及要求，但未绝对化，如对皖北特委领导的阜阳四九暴动，省临委是反对的。上世纪80年代我在省档案馆看到以硕夫签名的安徽省临委两次发往皖北特委的指示，明确指出起义条件不成熟、必须停止，时因交通所阻，文件送达时暴动已发生并失败，皖北特委书记魏野畴等人已头颅落地。从尹宽往后的思想脉络看，建立工人苏维埃，较于农民苏维埃，更接近他于那个时代改变中国的政治愿景与路线。

尹宽在中共领导层的革命家生涯，不久出现重大转折，他成为中共党史上一个重大事件的重要人物之一，政治命运随之改写。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停止了陈独秀总书记职务，党的领导阶层在痛苦中思索，高级干部中对失败的原因及其责任，有两种不同的认识。尹宽已回到中央了，有一个曾在他领导山东工作时的青年党员王平一，刚从莫斯科东大毕业回国，带回俄共领导人托洛茨基谈中国革命的一批文件和文章，送给尹宽看。尹宽被托氏观点吸引了，便找来曾任中宣部长和顺直省委书记彭述之、曾任江西省委书记汪泽楷、曾任北京地委和湖北省委书记刘伯庄、湖南省委书记何资深、中央机关报编辑郑超麟一起研究。关于中国革命问题，托氏说国民党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党，中国革命必须坚决反对资产阶级和退出国民党；早在4·12事件前托氏即指出国民党领袖是要背叛革命的，在4·12后又指出所谓国民党左派汪精卫也要屠杀工农的。托氏针对中国革命已经失败，提出了＂两革命间＂的策略问题，以准备第三次大革命，并指出斯大林、布哈林及第三国际指导中国党的错误。尹宽等接着又把托氏的文字送给陈独秀看，一起激烈讨论，陈也接受了托氏对中国革命的意见。于是由陈独秀致中央公开信，阐述中国革命问题，尤其指出当前农村武装暴动的盲动路线错误，尹宽等人又随陈独秀发起在中共党内的辩论并对抗中央路线。不久后中共中央相继开除陈独秀、尹宽等这批老共产党人的党籍。尹宽与陈独秀、彭述之三人旋即共同起草了并有81人签名的《我们的政治意见书》，抨击共产国际和党中央的＂机会主义路线＂，接着正式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即中国托派，在纲领中提出＂明了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准备工人阶级走向第三次中国革命＂。尹宽与陈独秀等中国托派们在反对中共路线的同时，继续顽强地进行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斗争，但等待他们的是被捕入狱。尹宽先后两次被国民党特务抓获，第一次入狱后，快要病死之时，被托派沪东区委营救，第二次和陈独秀一起关押于南京，1937年国共合作抗战，国民党释放政治犯，他与陈独秀幸得出狱。

在当时抗战形势下，中共与托派和解机会出现，中共中央派叶剑英、博古、董必武会见了陈独秀等，安排陈独秀及中国托派回到党内事宜。这时在延安的王明与康生为打击毛泽东的中央，炮制陈独秀托派为日本间谍案。康生在解放日报发表长文《铲除日寇暗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陈独秀即使不是日本间谍也应该说成是日本间谍＂， 据张国焘回忆录记载，时王明在党内作如是说。王明晚年在回忆录中也明确称自己阻止了＂毛泽东允许托陈集团的成员全部恢复党籍＂。对于王明、康生的诬陷，陈独秀大为愤怒，去了四川江津，英雄末路、越五年贫病而死。尹宽回到桐城故乡。

 

（大革命時期的尹宽）

祖父一生中出现了一段安宁的时光，远离血雨腥风，挥别风云跌宕，息隐田园的祖父致力乡村教育，开办文化补习社，家乡的土地上又现他行走着的高高身影，乡亲们接纳他，也仰视他，后桐城师范学校还聘请他担任校长四年多，学校位于桐城文庙内。桐城党史办多年前给我一份尹宽致桐师学生赠言手抄件，那是1948年7月他为桐师第二届毕业生同学录写的序，＂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这两句古语现在很恰当地摆在诸君的面前。所谓毕业只是在学校制度上代表某个历程，真正学的开始还是毕业后从事所学的时候＂。＂理论是过去行动经验的结晶，现成的理论必须通过新的行动证验才有活的意义，在学校所获得的书本知识，对于事业至多只有着手的帮助，必须从实践中躬身体验，时时发现疑难提出问题并研究其解决方法，这样才可以获得真的知识，这样的学是无境的＂。有了桐师校长的俸禄，祖父将乡下草屋改建为四间土木结构瓦房，还垒建了一个小花园，这是他生命中第一次和唯一拥有的财产，他还撰书一对联张挂在书房：千年田地换百主，几间房屋住一生。

 

隐于家乡的祖父，并未与时代激流及政治理想远离，中国托派内部分裂，1948年底他出席了多数派＂中国革命共产党＂成立大会，继1935年担任过托派中央领导后，第二次成为托派中央成员，任中常委、宣传部长，并在上海大学做教授。中国托派们执着于，唯有工人阶级方能领导中国革命胜利和建立无产阶级政权，但中国革命精进的实践离他们的理想日益遥远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村革命正在走向成功。尹宽最后选择再回家乡，做了一个农民。当新中国成立之际，托派中央及领导层撤往香港，尹宽与郑超麟拒绝其中央要求，未离大陆而成为托派领导层中的殉道者，1950年秋，尹宽在家乡田间被拘，不久郑超麟也被捕。

尹宽被监禁于上海，历15年，家乡、妻子和子女，又成了长长的遥望。中国托派曾是国民党政权的敌人，中苏两党的特殊关系又使之为中共的异已，祖父一生中经历着国共两党的狱囚岁月。监禁上海后他寄诗安慰祖母，＂多番离别多番会，几度危亡几度存＂，＂并无好日曾经过，尚望强身再向前＂。祖母生日，他以诗言情，＂养儿不必为防老，有女无家也可依。遥念寿辰多感慨，心怀哪得与诗携＂。他甚至在信中抚慰祖母＂还家应有日＂。据说祖父被监禁后，曾有职居中共高位、旅欧建党及大革命时的老友会见过他，希望他认识错误，争取他为政府工作，祖父却不愿发表反省声明，丧失了最后的政治和解与回归机会。1962年，大革命失败日即4·12之际，人民日报刊发吴玉章纪念赵世炎的文章，他阅后写诗八首，追忆述怀。
少年力强志气豪，示威运动涌如潮。四一二时君领导，宝山路上旗飘飘。

无风无雨天地昏，夜深惊醒响枪声。朝来得悉夜间事，犹把敌军当友人。

君为烈士炳千秋，故我依然在狱囚。三十余年长已矣，悲歌感慨不能休。
赵世炎，还有罗亦农、陈延年等，这些和他共同领导过大革命的杰出革命家，青春之花早已凋落在昨天，于大革命失败后相继被杀，托派队伍中也有诸多坚定革命者壮烈倒下，＂不少故人难复活，尚余今我得偷生＂，＂一代英才无后果，只留叹息给吾曹＂，曾经的风云漫卷、潮起潮落，尹宽唯有赭衣瘐病的喟叹。

1965年9月政府将尹宽送回故里养病，祖父在生命的夕阳行将坠落之时，终能与祖母及家人团聚不再分离。乡亲们爱护他，不久到来的文革，祖父未受冲击，在人生的余光里，呼吸着家乡田畴陌上自由的空气。儿时的我与祖父牵着手在村边的太平冈漫步，有时整个下午一起坐在面西南的冈脚一个固定地方，晒太阳至日落，不久这个让他喜欢和享受日光的地点成了他的埋骨之地。1967年7月11日，祖父脑溢血弥留数小时后，和家人，和他的世界告别，从此在家乡长眠。关于尹宽之死，后来一些研究或文宣中多有讹传，2001年桐城市党史办以正式文件上报省党史办厘清，＂尹宽因病逝世，终年71岁＂。

暮色渐渐漫过来，斜风细雨中的尹宽墓愈现落寞。乡间公路东侧有祖母的坟茔，祖父墓与之相距百米，他与祖母生前因离多而守望，黄土掩白骨仍是分离相望着。故乡年年岁岁依然有风吹过，有雨飘落，祖父所执着的已随他遁于天国，并消弭于无形矣，祖父的遗踪我又何须寻觅。历史是什么，胡适等先贤的名言，此刻在我脑际闪过，历史终会还给历史，历史终将埋葬历史，历史尘埃深处，那些曾经鲜活的身影，莫不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