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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留日轶事

  发表日期:2021年5月24日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网        【编辑录入:多声

  在日本,陈独秀与苏曼殊翻译《悲惨世界》时,译文从第七回起突然增加了原著中没有的一个故事:男主角“立志要铲除人间一切不平”……

  “我们中国,也是世界万国中之一国,我也是中国之一人,一国的盛衰荣辱,全国的人都是一样消受,我一个人如何能逃脱得出呢……我越思越想,悲从中来。我们中国何以不如外国,要被外国欺负,此中必有缘故。我便去到各国,查看一番。”

  在《说国家》一文中,陈独秀本来说要“去到各国,查看一番”,事实上,他一生只去过一个海外国家——日本。

  1901年至1914年,为寻求救国之路,陈独秀曾先后五次东渡日本。虽然每次时间都很短暂,但综观陈独秀的一生,赴日是他思想启蒙的重要历程。

  自学外文用心之深

  1897年7月,18岁的陈独秀第一次离开家乡安徽怀宁(今属安庆市),到南京参加江南乡试。他目睹了甲午战争之后南京的满目疮痍,希冀变法图强。但随着康梁戊戌变法失败、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沙俄出兵侵占东北三省,陈独秀猛然惊醒,不再相信变法维新,转而决定到先进的国家去探索强国富民之路。

  关于陈独秀赴日求学,《陈独秀传》的作者唐宝林对《环球》杂志分析说,除了经济和方便之外,当时有关各国先进学说的图书,在日本都可以读到。而且日本本身是一个由落后迅速转变为强盛的样板。在这里,已经可以满足陈独秀寻求救国之路的愿望了。

  与清政府的派遣留学生不同,陈独秀是自费留学日本的。陈独秀五次留学日本,没有留下系统的资料。学什么科目、成绩如何,经过中日学者几十年的考查,都不甚清楚。

  “但有一点是清楚的,他进入某一所日本学校,都是象征性的,除学一点日、英、法等外文外,主要是找原著或日人译介的西方社会科学图书进行自学,不为学校的规定所拘束。”唐宝林说,“这是他从小养成的性格,追求独立自由发展。他是自学成才的典型。所以,他后来推行教育革命时,特别强调学生的自学精神,重视社会教育和图书馆事业。”

  去日本留学前,陈独秀一点日语也不懂,更不要说英语和法语了。因此,他在日本十分注重外语的学习。

  1901年10月,他第一次赴日本,先在东京高等师范学校补习日语,后入东京专门学校(早稻田大学前身)学习;1907年春,他第四次赴日本,入东京正则英语学校,专攻英语,随后又到早稻田大学学习西欧文化;1914年7月,他第五次赴日本,在东京雅典娜法语学院进修法语。

  “以陈独秀的天赋和他力求创新的学习、研究方法,不论哪门学问,只要被他用心关注,必然成绩优异而且总有独到见解。”唐宝林介绍说,1910年,陈独秀在国内时,竟然为当时著名的群益书社编辑出版了一部《模范英文教本》(四册),“可见他英文学习用心之深。”

  其实在日本期间,陈独秀不只英文学得好,后来对法文的学习也颇为用心。他于1915年创办的《青年杂志》(第二年改名为《新青年》)的封面上,就使用了法文“LA JEUNESSE”(青年)字样。

  与苏曼殊“乱译”《悲惨世界》

  苏曼殊与陈独秀翻译英文版的法国名著《悲惨世界》时,中文译文从第七回起突然增加了原著中没有的一个故事:

  主人公姓明名白,字男德(取“难得糊涂”之意);配角是“范桶”(饭桶)“吴齿”(无耻)“满洲苟”(影射汉族官僚)等。这些人物的冲突故事中,男德是一个“立志要铲除人间一切不平的有志青年”,他声称,“我想教这个人间苦难的责任,都在我一人身上……”

  关于苏、陈二人“乱译”《悲惨世界》,在唐宝林看来,他们并不把这件事当作一件纯文学的工作来做,而是将其作为一个宣传革命思想的载体。“男主角说出许多宣传革命的话,自然表现了译者(实为添加故事的作者)自己的志向。”

  苏曼殊的父亲是旅日侨商,母亲是日本人(另一说他母亲是中国人黄氏,日本人非其生母),1884年生于横滨,6岁时回归原籍广东香山,1898年因家道中落,重返日本。

  “苏曼殊一生漂泊,没有父母的疼爱。有人说苏曼殊与陈独秀因此有共同的‘仇父情结’。”唐宝林解释道,因为婚姻、爱情与革命,陈独秀与嗣父决裂,最后还“拒认家产”。苏曼殊则在1904年父亲病重、去世时拒不探望、拒奔父丧。

  苏曼殊还曾深爱过一个日本女子,但未成功。陈独秀的第一次婚姻也不幸福。因此这方面两人也是同病相怜。

  “这些都是使二人成为莫逆之交的重要因素。”唐宝林说。1906年暑假,陈独秀还曾陪苏曼殊回日本省亲,二人一同旅游。

  而二人的相识是在1902年,当时恰逢陈独秀第二次赴日求学,苏、陈等人共同发起过“青年会”。

  苏曼殊绝顶聪明,通英文、日文和梵文,但汉文根基不好。他很喜欢雨果的《悲惨世界》,决定将其翻译成中文,并连载于上海的《国民日日报》上。连载时,书名译为《惨社会》,作者译为“嚣俄”。

  由于当时苏曼殊汉文根基很差,陈独秀常字字句句地为苏曼殊指点。柳亚子在《苏曼殊全集》中称,“曼殊就因独秀的影响,而启示了自己的天才,成为一个超绝的文人了。”后来,苏曼殊因《国民日日报》停刊而去了香港,陈独秀就把《惨社会》从第十一回下半回续译到第十四回,书名改为《惨世界》。

  唐宝林说,陈独秀在日本比较深刻地接受了西方民主主义思想,特别是法兰西的“天赋人权”学说,即人人应有“独立自主的人权,自由平等的权利”,也就是民主思想。这是他后来发起新文化运动的基础。

  教训学监姚文甫

  1901年,陈独秀第一次到日本后不久,就加入了中国留日学生进步组织“励志会”。

  当时的励志会分裂为两派:一派是以曹汝霖、章宗祥为代表的鼓吹君主立宪的稳健派;另一派是以张继、秦力山为代表的倾向于民主革命的激进派。激进派以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为理论武器,鼓吹天赋人权、平等自由,陈独秀深受其影响。唐宝林说,“这是陈独秀后来发起新文化运动最早的启蒙。”

  后来,由于两派斗争激烈,陈独秀与张继退出励志会。

  陈独秀于1902年3月回国,与热血青年何春台、潘赞化、葛温仲、张伯寅、柏文蔚等人一起,在安庆姚家口北的藏书楼发起演说会,拉开了安徽省近代革命的序幕。他们模仿东京留学生的做法,在张伯寅家组织了一个“青年励志学社”。

  社员每周聚会一次,展示读书笔记,交流读书心得体会,发表对时局的看法。他们还每周进行一次军事训练,由张伯寅的弟弟张仲寅用英语呼喊排操口号。陈独秀还准备创办《爱国新报》,“其宗旨在探讨本国致弱之源,及对外国争强之道,依时立论,务求唤起同胞爱国之精神。”

  一系列的反帝爱国活动,使陈独秀遭到了清政府的通缉。1902年9月,陈独秀被迫二次东渡日本,进入了当时中国留学生学军事的热门学校——成城学校陆军科。此间他结识了一大批激进的革命志士,如章太炎、邹容、蒋百里、苏曼殊、刘季平、汤尔和等,与他们一起成立了“以民族主义为宗旨,以破坏主义为目的”的“青年会”,成为“日本留学生中革命团体之最早者”。

  当时,清政府所派湖北留日学生的监督姚文甫,无理压制学生正当权利,并阻挠学生学习军事。

  1903年3月31日,陈独秀与张继、邹容、翁浩、王孝慎等人一起,以姚文甫生活腐化堕落,强占老师之妾,败坏中国人的声誉,有损国格人格为由,闯入姚家,说要砍掉姚的脑袋。姚求饶。邹容说,“纵饶汝头,不饶汝发。”于是,由张继抱腰、邹容捧头,陈独秀挥剪,以抒发“割发代首”之恨。他们警告姚文甫:“你赶快回国,别留在这里给留学生丢人,你要不走,我们总会要你的命。”然后他们还把姚的辫子挂在骏河台留学生会馆的屋梁上,上书“禽兽姚文甫之辫”,使姚威信扫地。

  姚文甫作为朝廷命官当然不服,他向清政府驻日本公使蔡钧控告,随后蔡照会了日本外务部。于是,陈、张、邹等人被日本政府强行遣送回国。

  《甲寅》激战

  “他们一回到上海,便立即投入到更加广大和激烈的革命风暴之中。”唐宝林说,“就这样,陈独秀完成了从‘康梁党’到‘革命党’的转变。”

  1907年春,陈独秀因进行革命活动再次被迫逃到日本,进入正则英语学校学习英文。这一次,陈独秀在日本曾与“同盟会”成员章太炎、张继、刘师培过往密切,但他一直没有参加“同盟会”,而是参加了由章太炎、陶冶公等中国人、幸德秋水等日本人、保什等印度人发起的“亚洲和亲会”。该会明确宣布:“本会宗旨,在反对帝国主义,期使亚洲已失主权之民族,各得独立。”但是该组织成立后没有什么活动。

  陈独秀这次在日本时间较长,约有两年半,除了在校学习外,主要是与章太炎、刘师培、苏曼殊等人切磋中西学问。

  1909年九十月间,陈独秀因兄长在沈阳病逝回国料理丧事。

  回国后,辛亥革命期间,陈独秀参加了浙江和安徽的革命运动。1913年孙中山领导的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陈独秀流亡上海。1914年7月,陈独秀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东渡日本。

  这段时间里,他在日本帮助章士钊编辑《甲寅》杂志,期间自己也写了不少诗文,总结革命屡遭失败的原因,并探讨新的救国之路。

  其实,陈独秀原名庆同,官名乾生,字仲甫,而“独秀”是他的笔名。1914年11月10日,他第一次用笔名“独秀”在《甲寅》上发表了《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

  文中,他批评了当时国人只有传统的盲目的“爱国心”,没有建立近代国家的“自觉心”。近代国家观是“为国人共谋幸福的团体”,而当时的袁世凯政府,对外屈膝卖国,对内残害人民。这样的国家“存之无所荣,亡之无所惜”。中国人当时只知侈谈爱国,没有建设近代国家观的自觉性,这种素质,必然导致亡国灭种。

  此文一出,立即引起全国舆论大哗。很快有十几封信投向《甲寅》,斥诘陈独秀是“狂徒”“不知爱国,宁复为人”。

  《甲寅》创刊以来,从未受到如此大的冲击。章士钊要求陈独秀亲自作答,陈却不予理睬。但是,数月以后,袁世凯接受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等事件的发生,惊醒了国人。包括梁启超和李大钊在内的许多人对于陈独秀的观点,由原来的谴责、抗议,转变为接受和推崇了。

  1915年5月,《甲寅》移至中国国内编辑出版,同时,陈独秀妻子高君曼在上海发病,数函催返。陈独秀于6月中旬回国。

  《甲寅》激战过后,陈独秀经过几个月的思考,也找到了提高国民“自觉心”的具体办法。他对挚友汪孟邹说:“让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全改观。”于是,更有了1915年的《青年杂志》。从此,人们不再知道他叫“陈仲甫,陈乾生”,只知道他叫“陈独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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