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9月14日和10月29日，笔者在这两次访问刘仁静时，都谈到北京党支部选一大代表问题。他对此作了更为详细的补充：“那时我们并没有意识到，一大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觉得只是各地组织派代表去上海碰个头，不必惊动大钊先生了。第一个提名的是张国焘，此前他去上海就住在陈独秀家，为李大钊与陈独秀联络沟通，并参加全国学联的组织工作，是一个很活跃的人物，因此获得一致通过。第二个提名的是邓中夏，他自己说要到南京参加少年中国学会年会，接着还要去四川演讲，时间上冲突了。第三个提名罗章龙，他也说暑期已安排好，不便改动。接着提名刘仁静，因没有特别的安排就定了，我就这样做了个不合格的一大代表。实际上当时并没有推举李大钊，大家心目中大钊先生是指导我们的，这样跑跑颠颠的事我们年轻人去做就可以了。”今天看来，会觉得这些理由难以成立并显得幼稚，如果联系到党的初创时期的社会环境，有许多不确定的因素，也就不足为奇了。

1921年上半年，李大钊正紧锣密鼓地领导北京八所国立院校展开“索薪斗争”。“索薪”表面上是为解决高等院校教职员工十分迫切的生活问题，而实质却是反对北洋政府的黑暗统治。

那个时期，大半个中国处于北洋军阀统治之下，各派军阀连年混战，政局动荡，法制废弛，民不聊生。1920年7月，爆发直皖战争，直系军阀吴佩孚在奉系军阀张作霖的支持配合下，与皖系军阀段祺瑞发生大规模战争，结果皖军大败，北京政府的统治权落入直系军阀手中，而受到最大伤害的还是平民百姓和教育界。1922年4月又爆发直奉战争。无论是扩军备战，还是战争消耗，都需要巨大的财物支持。那几年军费开支占中央财政支出的40%—50%，而教育经费只占1%。当时规定国立大专学校经费由中央财政支出，中小学校经费由省市财政支出。北洋政府的精力财力都集中于争夺地盘、攫取统治权，国计民生抛到脑后，教育事业更排不上议程。当局连续数月拖欠教育经费，教职员工发不出薪水，生活无法维持。

1921年3月14日，北京国立八所专门以上学校（北京大学、高等师范、医学专门、工业专门、农业专门、法政专门、美术学院、女子高师）统一行动，经各校联合协议，发表《停职宣言》，当日停止上课。八校联席会议推举马叙伦、李大钊等人，前往总统府和国务院呈递宣言，交涉教育经费，并将每日活动情况由《晨报》刊登，向社会公布，争取舆论支持。

4月底，马叙伦患病离职，由李大钊代理联席会议主席。这时面临的形势更为严峻，北洋政府悍然断绝北京八所国立学校的教育经费和教职员薪俸，成千上万的教职员工及其家属生活陷入绝境。李大钊临危受命，勇于担当，以大无畏的革命气概和斗争精神，亲临第一线，带病带伤坚守职责，努力为广大教职员工争取正当利益。“索薪斗争”期间，八校联席会议召开76次，加上临时集会共达百余次。当局仍以种种借口应付拖延，拖欠教育经费问题未能解决。

5月22日，李大钊仗义执言，对各报刊记者发表谈话，尖锐指出：“世界上断绝教育经费，使教育陷入一片黑暗的这种状况，除了我国，恐怕再没有第二个国家了”，“这种政府只能说是胡闹，谈不到责任。在这样的政府之下，教育事业不仅现在得不到真正的发展，也绝无真正发展的希望。这种教育机关即使关门也没有什么可惜之处。我国不能安于这种政府，对之容忍姑息，而应当彻底改变它，这一时刻的到来已经不远了”。李大钊这次讲话的矛头直指北洋政府，而且提出了“彻底改变”的战斗号召，含有实行革命，推翻军阀政府之意。

李大钊为了打破僵局，5月31日亲率50余名代表，赴教育部索薪。本想进行面对面的说理，但教育部官员回避不见，无人主事，未能取得任何成果。6月2日，北京公立学校学生代表29人，再赴国务院请愿，竟被政府官员扣留下来不许回家，冻饿了一整夜。消息传出后，引起广大教师学生的极大愤怒。

6月3日，八校校长、教职员以及学生代表千余人，冒雨前往新华门总统府请愿，从上午九时一直坚持到下午四时，政府官员不但始终拒绝会见，还出动大批卫兵、军警进行武力镇压，刺刀和枪托一齐猛刺狠打。“北大校长蒋梦麟受伤不能行动，法专校长王家驹、北大教授马叙伦、沈士远头破颅裂，血流被体，生命危在旦夕。李大钊昏迷在地，不省人事。此外受重伤者30余人、轻伤者百余人，似以野蛮横暴虽土匪盗贼何以如此。”这次暴行造成震惊北京的血案，被报刊称为“六三事件”。

北洋政府无理拒绝高等学府教职员的正当要求，竟在光天化日之下对手无寸铁的国家精英、知名教授痛下毒手，使人们进一步认清了北洋政府的反动本质，激起了社会的愤慨，纷纷对大学教工表示同情和支持。远在广东的孙中山先生也十分同情北京八校教工的处境，对他们的斗争表示声援，并电邀八校教职员南下就职，对此北京教育界深受感动和鼓舞。

6月15日，李大钊主持召开第51次八校联席会议，决定一定要把斗争进行到底。次日，又决定“向京师地方检查庭依法起诉，状告靳云鹏总理、马邻翼教育次长、殷鸿寿警察总监。以戳穿‘文治总统’‘法制总理’的真面目。”虽然知道起诉不会有什么结果，但可以用法律武器揭露政府腐朽无能，唤起社会理解和民众支持。

1921年7月，“索薪斗争”进入关键时期，经过李大钊领导八校教职员的坚决斗争，北洋政府在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下，终于被迫接受了高校教工的合理要求，与八校代表签订了复课复职协议。这场“索薪斗争”终于取得了重大胜利，揭露了北洋政府的反动本质，显示出社会正义的力量。

李大钊因领导“索薪斗争”，此刻已经成为北洋政府关注和监视的人物，他知道即使自己想去上海，此时也是无法离开北京的。因此，“去上海参加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的可能性，几乎是不存在的”。

李大钊未能出席中共一大，留下了历史遗憾，而他亲自带领八校教工队伍在总统府前英勇反抗，且负伤后继续坚持斗争。这种不畏强暴，甘冒风险维护广大教职员工切身利益的精神，激励了成千上万的教育界人士，并通过经济斗争，达到反对军阀统治的政治诉求。李大钊以自己的实际行动，站在斗争的第一线，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创始人的光辉形象。

陈独秀未出席中共一大的主要原因

陈独秀未出席中共一大，同样有着身不由己的特殊处境和具体情况。

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出现了奇特的政治现象：一个国家两个政府，北京有北洋军阀政府，广州有孙中山领导的国民政府。

早在1920年1月初，广东军政府就决议，从广东海关余额中拨出100万银圆，筹办西南大学，当时就慕名邀请陈独秀共同筹办。

那个热情高昂的年代，在俄国十月革命的激励和影响下，人们的革命情绪很高，社会主义成了时髦的风尚和追求，连当时在福建漳州的粤军司令陈炯明也自我标榜为社会主义者，一度还与苏俄政府建立联系。1920年8月，粤桂战争爆发，陈炯明兵分三路攻打盘踞在广东的桂军，10月29日攻克广州。11月1日，孙中山任命陈炯明为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孙中山也于11月28日由上海到广州，重建军政府（大元帅府），并于1921年5月就任非常大总统。

1920年11月初，陈炯明致电邀请陈独秀去广东，主持教育工作。陈独秀接电后，曾写信征求李大钊意见，李大钊认为领导广东教育的同时，还有两个重要作用：一是可将新文化和社会主义思潮带到广东；二是可以在广州发起成立共产党组织。

建党初期以及后来的秘密工作时期，党员都不是职业革命家，党组织也要求党员尽量职业化、社会化，一方面可以隐蔽党员身份，另一方面也能维持本人和家庭生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