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  (第一卷)  (本文以下称新党史)，作为中宣部和新闻出版总署确定的向党的十六大献礼的重 点图书，于2002年9月与读者见面了。该书没有序言，只有后记，在后记中指出：  “对大革命时期陈独秀的错误……都作了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并有新的表述”，  “对共产国际、联共(布)及其驻华代表对中国大革命的指导(包括正确的和错误的)，作了比较充分的叙述 。”笔者根据这个提示，认真地读完了大革命部分，确实感到有新的充分的 论述。但是笔者发现“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老调并没有变，而且仍然作为一个 重要标题跃然纸上,并寻找一些新的论据进行了新的论证。

    面对这个事实，笔者有些困惑。自从中央党史研究室翻译出版的共产国际联共中央绝密档案之后，学术界多数学者都已通过缜密的研究否定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 和“陈独秀投降主义导致大革命失败”的错误结论，为什么这个成果不能反映到新党史中去 。

    笔者多次撰文指出，不能把共产国际(联共控制)制定推行的指导中国大革命的右倾机会 主义路线和大革命失败主要责任冠以中共和陈独秀的名字。这条错误路线如果以陈独秀的名字命名，就等于伪造历史。笔者本文还是以此为动机，说明新党史(见251页)上“以陈独秀 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是不实之词，是错误的结论。

    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是共产国际制定和提出的，不是陈独秀

    笔者曾撰写过文章，专门阐述过这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起源。起源就是“党内联合” 。这是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提出，经过共产国际执委批准，在马林召开的西湖中共中央会议上逼迫中共和陈独秀承认的。这已是不用证明的事实了。这里要说明的是，为什么“党内联合 ”是一条右倾路线的产物?原因一，  “党内联合”规定了大革命领导权在资产阶级国民党手 中。凡加入国民党，就是服从国民党领导。极少数中共党员可能进入国民党上层领导中，但也活动在国民党的纪律中，在国民党右派监视下随时有被排挤出上层的危险。国民党的‘ 整理党务案’，就是对中共一次大排挤。共产党在国民党中，也就是在统一战线中不可能获 得总领导权，包括政治、军事，经济的总领导权。原因二，领导权决定路线性质，革命性质。既然资产阶级及其政党掌握大革命领导权，革命就在资产阶级党纲、目的及其资产阶级 革命路线指引下进行。共产党怎么可以在统一战线中另搞一条路线呢?原因三，领导权决定 革命依靠力量、联合力量、打击对象，一条路线的基本内容都由领导权决定。原因四，领导权决定革命前途。领导权既然归资产阶级国民党，国民党就把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和发展资本 主义作为大革命的前途。这些，是资产阶级革命中很自然的规律。半个多世纪以来，许多理论家，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总是说在与资产阶级建立的联合战线中争取无产阶级领导 权，把资产阶级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全是幼稚幻想。世界上没有一个成功的例子。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争取领导权时，特别是即将争得领导权时，统一战线就破裂了，而且资产阶 级右派总是首先用暴力屠杀同盟者。我们不能总是在设想、幻想、教条主义的框子中跳不出来，不看历史事实。传统党史教材或专著只承认“党内联合”是方式方法，而不承认它是一 条适应资产阶级国民党纲领、目的资产阶级性质的路线，这是没有认清“党内联合”的实质。 基于此，笔者认为，研究大革命，能否认识“党内联合”关系到如何评价共产国际、联共、中 共和陈独秀的一系列是是非非问题。首先把握住“党内联合”是谁提出的，这是研究全部大 革命问题的一把钥匙。

     二、“右倾机会主义的形成”，起最主要作用的是共产国际，不是陈独秀

    新党史用了一小节(251页至257页)来论述“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形成”。

    第一个论据是，谭平山向共产国际请示，共产党员是否可以参加政府；在共产国际没有回答时，中共就向全党发出指示，制止参加政府。新党史认为，这是彻头彻尾的“在野党态度 ”。其实，规定中共在野党地位的是共产国际，不是陈独秀。

    “党内合作”路线，已经规定了中共在野党的地位。联合之前，孙中山就说“国民党是 个大圈子，共产党是个小圈子，小圈子钻进大圈子，只能在大圈子里活动。”(张国焘《我 的回忆》第一册247页)。后来又说：“共产党既加入了国民党，便应服从党纪，不应公开批 评国民党。共产党如不服从国民党，我便开除他们，苏俄若袒护他们，我便要反对苏俄。” (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1929年12月10日)服从，就是在野，是共产国际“党内联合”路线 规定的。

    共产国际和联共的指导思想，就是国民党领导革命，中共处于服从地位。他们除了以“ 党内联合”规定中共地位外，还作一些宣传解释。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说，中国国民党是中国唯一强大的革命集团。国民党本质就是领导国民运动，只要孙中山能接受反对帝国主义口号 ，什么东西都可以归国民党。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达林到中国说：“共产国际不应面向共 产党，而应面向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政党”，“在中国应依靠国民党”。(达林《中国回忆录》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156页)共产国际这种中共在野思想是一贯的。直到1926年“ 三二O事件”后，鲍罗廷还说：“现在是共产党应为国民党当苦力的时代。”(陈独秀《告全 党同志书》)何谓当苦力，就是在野，受支配，无权力，只出力工作。

    我们要真正理解共产国际、联共为什么把革命领导权交给资产阶级国民党而规定中共处于在野地位，还必须懂得二十世纪初联共的外交政策。是联共的外交政策造成了中共在野党 地位。这是理解中共在野的一把钥匙。苏俄社会主义国家一诞生，就面临国外十四个资本主义国家武装干涉和国内白伪匪帮的叛乱，政治经济全面危机。在东方，日本是苏俄劲敌，而 且还占据苏俄库页岛，日苏矛盾是东方主要矛盾。国际环境迫切要求苏俄寻找东方战略伙伴，选择了孙中山国民党。为什么?因为日本是敌人，不可能成为伙伴。朝鲜是日本殖民地，服从日本统治，也不可能当伙伴。东南亚各国除中国，几乎都处于殖民地状态。只有中国 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刚刚觉醒，孙中山国民党推翻满清建立共和，震动世界。孙中山政党有枪，有权，有军队，有钱。而中共刚成立，钱、军、权、枪什么也没有。只要扶助一下 孙中山国民党，就会成为强有力的战略伙伴。重视国民党，轻视共产党，“党内联合”就这 样形成的，这是二十世纪初东方主要矛盾和苏联外交政策的产物。当不当在野党，陈独秀还无权选择。

    中共当在野党，是共产国际的既定方针。中共对既定方针是否改变，改变了没有呢?没 有。陈独秀几次提出退出国民党，改变这种地位，都遭拒绝和批评。不论国共之间有多大磨擦，共产国际就是不改既定方针。1927年1月19日共产国际执委政治书记处《关于中国共产党 的组织任务》决议中，还是明确的写着“国民党现在还是执政党”，“国民党中央的决定是 必须执行的，因为国民党不成为执政党就不能领导广州政府。”(北京图书馆出版社，中共 中央党史研究室一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4辑86页，以 下简称《档案》)史实俱在，新党史编者怎么能认为中共主动成为在野党呢?为什么把在野态 度全归于中共呢?组织纪律惯例是在没改变方针政策时仍继续执行既定方针政策。共产国际没有回答谭平山时，不执行既定在野政策，还能另搞一套?中共是共产国际的支部，是在国 民党里活动，一时不慎就会招来破坏统一战线的罪名。

    新党史还说中共主动当在野党，除了下令不参加政府外，更主要的方面是全党特别陈独秀“对如何由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个问题没有明确的认识。”(新党史252页)其实，这不应成为“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形成”的论据。因为，国民革命才刚实践。向社 会主义转变更不知何年。即使党内有模糊认识，也不属于机会主义范畴，不能什么例子都往机会主义里装。实践检验认识嘛!同一页上，新党史还批评陈独秀讲“民族资本主义之建设 ”是民族革命应争取的前途。这是批评中央执委四届二次扩大会《中央政治报告》。中央错了?没有。别说国民党领导革命前途资本主义，就是中共今天执政了，不也是认为个体、资本、外国独资等私有制同社会主义公有制一样列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吗?社 会主义社会容许多种所有制并存和发展，不应局限于社会主义社会公有制清一色那些言词里 跳不出来吧。同一页上，新党史还批评陈独秀讲了北伐胜利归国民政府、国民党”。编 者又错了。1926年7月，正是国民军北伐开始。北伐是大局，是压倒一切的任务。北伐是统 一战线的北伐，是国共两党的头等大事。作为中共领袖显然不能说北伐胜利单属共产党。北伐是共产国际作总，国民党领导，国民政府也领导，国民军流血作战，人民都支持。陈独秀 说一声胜利归政府和军队，有什么不可呢?政府不是国家政府吗?军队不是国家军队吗?国民 党当时还是许许多多共产党员、青年团员的党呢?假设说陈独秀还说了胜利归国民党，那也 正确，国民党就是统一战线组织。

    第二个论据是，陈独秀和多数中共领导对建立直接领导的武装没有足够的重视，并引用少数党员到黄埔军校的中共指示加以证明。编者写这个问题又忘了建不建军听谁的，由谁决定的问题。在指导大革命中，莫斯科是不准中共独立成立武装的。所有军队、枪支、物资都由国民党支配。成立黄埔军校，组建军队，派司令员和党代表都由共产国际、联共、国民党说了算。这是既定方针。1925年9月28日《共产国际执委给中共中央的指示草案》中第3条指出： “共产党不应要求必须由自己党员担任国家和军队的领导职位。” (《档案》第1辑695页) 这就是说一切听安排。在军队中，往往政治部主任由中共党员担任，难道光明磊落的中共可 以通过政治部主任活动，在北伐军中暗暗组成共产党的军队吗?这样，共产国际、联共都不 会准许，国民党也不会准许，恐怕掌握军权的司令和党代表(都是国民党人)也绝不同意。国民党右派还会攻击中共破坏北伐破坏统一战线呢。编者总是把中共和陈独秀放在执政党位置上，说这个没做到，那个办错了，其实编者自己没有进入大革命情节中。北伐是革命大局，压例一切任务，工农运动蓬勃发展，并配合北伐，迫切需要党员作工农运动骨干。少往黄埔派党员是中央正确的决定，怎么可以抓来充当右倾机会主义证据呢?在农民运动发展起来时，陈独秀派彭述之去要5000支枪武装农民，被鲍罗廷拒绝。这样生动的例子，编者为什么不写在书上告诉读者呢?

    新党史谈这个问题时，指出中共“注意政治宣传，不可干涉军政”的指示，也是右倾 机会主义的证据。这就更错了。前面说了，北伐是大局，党政军各方面都有分工，共产党的 分工就是政治宣传。中共光明正大，顾全大局，坚守本职，遵守纪律，不干涉军政，不叫国民党右派抓什么把柄。这不是参加北伐的正确态度吗?又怎么能当作右倾机会主义的证据呢?

    第三个论据是，1926年12月中旬汉口会议“指引了错误的方向，使党内右倾错误逐步发 展为右倾机会主义。”(新党史255页)这个论据更重要，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 义的形成”的标志。然而，这又是编者主观臆造的，同样是不实之词。首先，这次会议的思 想，并不独属于中共，而是受共产国际指导。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和鲍罗廷出席指导了会议，鲍罗廷一向专横，他不同意的也形不成决议。其次这次会议提出防“左”防右问题，是正确 的。道理很简单，为保北伐大局，针对出现的倾向性问题，排除干扰，拨正航向有什么不对 ?如北伐军官兵在前线打仗，牺牲流血，而他家乡农会却分他们中地主人家的土地，这种“ 过火”行为不应防止吗?再次，所谓对汪精卫期望过高，反右斗争全部希望寄托在国民党左派身上，为蒋汪夺取国民党领导权提供了方便。(同上页)这里先说明，汪蒋在国民党的权力 早就有，而且取得权力是合法的。他们的权力是共产国际、联共和国民党安排的。不能否认 汉口会议有右倾思想。但右倾的来自何处呢?编者在254页开头就指出，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 基和鲍罗廷出席了会议。255页又进一步指出“这次会议的决定得到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 代表联席会议的同意”。既然这样白纸黑字的印在书中，是共产国际与中共两方面的共识， 而且共产国际是领导者，为什么非得把共产国际的右倾剔除，把全部右倾扣在中共和陈独秀身上呢?一部严肃的著作，如此不能自圆其说，实在惊人！

    1926年蒋介石制造“三二O事件”，引起共产国际不满。但苏联要利用他北伐，而蒋介 石也表示执行。所以对蒋还必须联合。至于汪精卫归国执政，完全是共产国际、联共安排的。1926年9月1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使团就确定“汪精卫归国执政。”(《档案》第3辑4 96页)9月16日维经斯基在远东局与中共联席会上说“我们不希望同蒋介石争斗，理由很明确 ，争斗会给广东造成威胁，必须使蒋介石在前线安心。”(《档案》第3辑500页)9月20日，中共与远东局联席会议上定下了“迎汪联蒋”的基调，鲍罗廷满意地说“汪精卫的名字可以把所有人联合起来。”(《档案》第3辑371页)从以上这些阐述可以明确，汉口会议的右倾思想不是 陈独秀、中共一方面的，而是在共产国际指导下所达成的共识。既然汉口会议标志右倾机会主义形成，起主导作用的是共产国际，那就应当用“以共产国际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形 成”一词，为什么非要用“以陈独秀为代表”一词呢?编者不觉得这是轻重，大小不分吗?

     三、将右倾机会主义发展到极点的，是共产国际、联共，不是陈独秀

    半个多世纪以来，所有中共党史在写右倾机会主义发展到极点时，无不举出1927年4 月5日的“汪陈宣言”。今天新党史也不例外。请问编者，“汪陈宣言”的指导思想和内容 又是哪里来的呢?自然来自共产国际。前面说过，迎汪联蒋是共产国际提出的，是在共产国际指导下，几方面的共识和定的基调。“汪陈宣言”是右倾机会主义的极点吗?不是，它还不 够格。请看下面事实：

    1927年2月17日，联共政治局指示鲍罗廷：“不要把事态发展到决裂的地步。”(《档案》第 4辑118页) 3月22日上海工人起义胜利，蒋介石要到上海摘取胜利果实，这时中共中央陈独秀准备 针锋相对。可是共产国际怕与蒋分裂，怕得罪蒋，便指示中共“暂时不进行公开作战”，“ 万不得已将武器藏起来”，“千方百计避免与上海国民军及其长官发生冲突。”(《档案》 第4辑167、169页)四月十二日政变前，蒋介石从南昌一路杀到上海，屠杀共产党，公开暴露了反革命面目。可就在政变前几天，即4月6日斯大林在莫斯科党的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还说，“蒋介 石还是服从纪律的”。“中国革命任务是战胜北方军阀，过早与右派决裂意味着毁灭革命” 。鲍罗廷也认为“目前同蒋介石决裂还不是时候，为了革命还可以保留他。”(《档案》第4 辑220页)“四一二政变”标志蒋介石成为反革命，各地知名人士、群众集会声讨蒋介石。可是 共产国际却不这么看。共产国际总书记布哈林在1927年5月18日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第8次会上报告说：“我认为，把蒋介石视为国民党叛徒加以鞭挞是不正确的。”(《档案》第6辑125页)5月21日，反动军官许克祥叛乱，屠杀工农。这时国际执委第八次会还没结束。会议仍决定与汪精卫合作，大批拨款，反对中共退出国民党。6月 20日，国民党右派在徐州开会决定反共 了，而布哈林还在做梦，他的《中国革命的转折点》一文仍然要求“共产党人必须保留在国 民党内”，“即使革命的中央作出清除共产党员的决议，共产党人也应为自己在国民党中的地位而斗争。”(1927年7月10日苏联《真理报》)简直成了在野迷了，右极、右极!制造了一 个国际级的大笑话。看谁最右，谁是“代表右倾机会主义的”?新党史编者应该重新判断吧 。

    四、亲历者的回忆铁证如山

    新党史最值得笔者欣赏的有两处：一处是245页最下方，指出了共产国际“在处理与蒋 介石、汪精卫、唐生智的关系时，采取了错误的方针。”另一处是，在281页最下方引用了共 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和鲍罗廷亲历大革命后的总结性论断。维经斯基指出：“对中国共产党 所犯的错误我要承担很大的责任，要承担比中国共产党领导更大的责任。”(《维经斯基在 中国的有关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159页)鲍罗廷指出：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后未能集中力量打击蒋介石，是当时我们在中国所犯的“第一个大错误”、“致命的错误” 。(《档案》第4辑501页)两位共产国际代表的认识是正确的，公道的。亲历大革命的，任过政治局委员的张国焘写了回忆录，讲这样一段话：瞿秋白与鲍罗廷到庐山研究过政治局改选 问题，回来后找我说“中国革命失败了，责任问题要交待。中共一切虽然事实上遵照共产国 际指示进行，但不能让共产国际担负这个失败的责任，因为莫斯科威信的丧失将会影响世界革命，也会助长托洛茨基派攻击斯大林的气焰，更会使中共党员不信任共产国际领导。为了 使共产国际今后能领导中国革命，中共中央只能挺身而出，承担这个责任。”“如果这一失败责任由中央政治局全体负责，中共领导就会破产，损失也太大了……那我们不如把全部失 败责任推给他(陈独秀)一人身上，而我们自己应站在拥护共产国际立场上，反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这样才能稳定中共中央的领导。”(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237页)

    从以上这些中外大革命亲历者的回忆看，不难判断，大革命的右倾路线和失败责任主要应由共产国际承担。陈独秀是在人家的诡计下被抓当替罪羊的。中国当代最有威望的党史学家 胡绳先生指出：“那时候，让中国共产党帮助资产阶级，这主意的确是从共产国际来的。” 所以说，“那时的右倾，实在是从共产国际来的。”(《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 立》第48页)笔者写到这里，不能不这样想：当 今任何党史研究工作者都可以对我的文章不屑一顾，然而总不能否认胡绳先生逝世前留下的明确的结论吧!

    以上就是笔者对“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反驳。新党史用的这个不实之词 必须推倒。

    陈独秀在中共、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容隐瞒和抹杀的。孙中山、陈独秀、毛泽东是中国近代史上不可替代的三位伟人。孙中山推翻满清建立共和；陈独秀领导新文化 运动、五四运动，创立共产党，将旧民主革命推进到新民主革命；毛泽东为革命探索成功的正确的革命道路建立新中国。党史上、近代史上能有谁敢替代三位伟人呢?我们共产党人应当为我们 中华民族有这样的伟人而自豪。陈独秀不是个人或一家的陈独秀，而是党的陈独秀，民族的陈独秀，是历史伟人陈独秀。如果不能正确全面评价陈独秀，就等于给中国共产党抹黑，给中华民族抹黑，给历史抹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