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4日，我收到从北京商务印书馆人事处宋丽荣那里查找到的上海商务印书馆负责馆史研究的钱普齐同志的来信，谈到没有钱志喜的线索，我随即又找到北京102岁的商务印书馆的老人戴孝侯老先生的亲属，确定上海商务印书馆确实有过钱志喜这个人。3月26日，我又打电话给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保管部的陆米强，请帮助查找捐赠《俄国共产党党纲》的钱志喜的下落和身份。

       3月27日下午，我再次与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保管部邢淑霞联系，得知该馆保存的两本《俄国共产党党纲》都是1922年的版本，但是持有者的名字不同，都是从广州古籍书店购入的，我告诉她第一本《俄国共产党党纲》封皮上的印章是“水竹之印”，请她帮助查找广东早期的共产党人中有没有此名的线索。

        3月28日，我接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办公室张建伟的电话，说保管部陆米强主任让他转告我，已查清该馆保存的1922年《俄国共产党党纲》不是钱志喜捐赠的。该馆另外还保存有一本1926年《俄国共产党党纲》，最早的持有者是一个叫张人亚的上海金银业党的早期负责人，30年代就失踪了，是张人亚的父亲捐赠的，详情让我再向陆米强了解。我立即拨通了陆米强的电话，才惊喜地获悉在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竟然保存有1922年和1926年两个版本的《俄国共产党党纲》，钱志喜曾捐赠过的是其他资料。1926年这本《俄国共产党党纲》最早的持有人叫张人亚，又名张静泉，1922年是上海党组织的成员之一，曾领导上海金银业工人罢工，30年代在赴革命根据地的途中半路失踪，我估计是早已遇害了。其父亲在宁波将儿子遗留下的这本《俄国共产党党纲》藏在山洞里，才完整地保存到解放以后，大约在1959年由张静泉的兄弟张静茂捐赠给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直到4月12日我才弄明白，原来该馆保存的1922年的那本《俄国共产党党纲》是国家一级文物，而1926年的这本是国家三级文物。看来，每一条线索都需要我们不厌其烦地下苦功夫一追到底，而这每一本冒着白色恐怖的危险保存至今的《俄国共产党党纲》中译本都有着一段生动曲折、感人至深的故事啊！

        3月29日，我收到法国里昂市立图书馆中文部溥力主任23日的E-mail,信中说：

       “至于 " 俄国共产党党纲 "封面上的钢笔签名 ‘Sia’ 三个拉丁字母, 我估计很可能是前拥有这一册的人名。 当时中国留学生常将’Sia’ 作为’夏’字的拼音。 这一本书是从前里昂中法大学传过来的 ; (里昂中法大学图书资料室的整个中外文藏书70年代搬过来我们馆的。) 所以, 想这本书的前拥有者应该是姓夏的中法大学学生之一 。 当时姓夏的学生有4位 : 夏亢农, 夏敬隆,夏晋熊,夏隆台。 这样的一本书肯定不是中法大学买的, 我认为是姓夏的一位中国学生离开学校时期就把它送给中法大学图书馆的负责人或一个同学 那么, 封面上左边的印章是中法大学图书馆的。 中间这个字表示 " 里大 " (里昂中法大学)。”

        溥力主任的回信与我的推断不谋而合，法国的这本《俄国共产党党纲》不是北京中法大学直接寄给法国里昂中法大学的，而是中国留学生远涉重洋带到法国的。

我立即打电话请教一直从事中国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研究的周永珍同志，她立刻翻出资料，告诉我这四个姓“夏”的留学生的情况：夏亢农,1921年赴法； 夏敬隆,1922年7月赴法；夏晋熊,1931年赴法，获博士学位；夏隆台，1935-1937年赴法，回国后牺牲在日本飞机轰炸中。

        而法国里昂市立图书馆珍藏的这本《俄国共产党党纲》是1922年1月的初版本，因此四个人中极有可能是夏敬隆带去的，相信今后会有更确切的史料发现。

        4月9日，我见到近代史所杨光辉副研究员，他提醒我应该拓宽思路，无论是“姓”还是“名”，只要是名字中有“夏”字的都应去寻找，使我茅塞顿开。

        4月26日，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保管部陆米强主任把该馆珍藏的1926年《俄国共产党党纲》的封面和封底复印件寄给我，使我的收藏更趋完善。

        4月30日，近代史所文化史研究室主任李长莉博士回到国内，给我带回了珍藏在法国里昂市立图书馆的全本的1922年《俄国共产党党纲》的复印件，以及1923年辑录了1920年3月发表在《少年中国》杂志上先父撰写的《俄国诗豪普希硁传》的《新文化史料》等珍贵材料，我仿佛看到游离海外八十年的游子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如今连法国的资料也千里迢迢寻找到了，令我激动不已，经过多年来的苦苦寻觅，我手中保存的这些资料是经过多少好心人的帮助才能得到的啊！

        这样我从世界各地找到的1922年1月作为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设立的“广州（上海）人民出版社印行”的“康民尼斯特丛书第二种”系列的《俄国共产党党纲》1922年初版中译本，目前在全球范围内已经找到的或有文字记载的就有7本，这就是莫斯科俄罗斯国立图书馆、中国革命博物馆、北京国家图书馆、上海“一大”会址纪念馆、法国里昂市立图书馆分别各有一本，而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竟然有两本。而1926年6月的第五版在北京国家图书馆和上海“一大”会址纪念馆各保存有一本。1927年3月的第六版在北京国家图书馆和中央档案馆各保存有一本。据此统计，目前我所知道的从1922年1月至1927年3月作为“康民尼斯特（共产主义）丛书第二种”系列的先父以“希曼”笔名翻译的《俄国共产党党纲》中译本的六个版本中，在全世界发现已经有11本存世，随着研究的深入，我相信肯定还会有更多新的版本发现。先父张西曼教授翻译的《俄国共产党党纲》中译本在近代中国革命中发挥的历史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从国际互联网上我还看到，据广东新会市的中共党史资料记载：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初广东新会的早期共产党人阅读过的马克思主义小册子中，就赫然写着《俄国共产党党纲》这本书的名字，文章中说“1922年初，由陈日光倡议，新会协作主义同志研究会在会城象山脚绿云洞正式成立。会长陈日光，会员37人。研究会成立后，围绕着发展协作事业，宣传马克思主义，实行社会革命等主题，开展一系列活动。研究会设立通信图书馆，收集进步书刊陈列其中。有《社会主义史》、《共产党宣言》、《列宁传》、《共产党礼拜六》、《共产党月刊》、《马克思资本论入门》、《俄国共产党党纲》、等马克思主义著作和《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国》、《少年世界》等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杂志，广泛借售给会员和群众阅读研究。通信图书馆也因此成为新会历史上最早介绍、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块阵地。”可见《俄国共产党党纲》这本书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中国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发挥的历史作用。

        另外我从网络和《中国共产党大典》（上卷）中又查到，所谓“广州人民出版社”的实际地址是办在上海的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即现在的上海成都北路7弄30号，主要负责人是李达，确实是为了迷惑敌人而与广东的共产主义组织协商好，才以“广州人民出版社”的名义出版，而当时的广东正处在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的时代，反动势力想查封《俄国共产党党纲》中译本也鞭长莫及、无可奈何。网上的介绍说“这些出版物都是早期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重要著作。但是，当时上海的政治环境较恶劣，这些读物不便在上海公开出版和发行。为了避免敌人注意，经中央局和中国共产党广东支部研究，决定在广州设立广州人民出版社，把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康民尼斯特丛书”以及其它读物，封面故意印上“广州人民出版社印行”，发行地点也印上“广州昌兴街２６号”的字样，以掩敌人耳目。”事实真相可以明白无误了。

       1987年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周谷城为张西曼题词“民主战士，奋斗终身，典型尚在，启迪后生。一九八七年夏，怀念张西曼教授。……”；1991年5月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著名法学家、原中共中央南方局委员、《新华日报》总编辑张友渔为张西曼题词：“宣传马列主义  支持革命运动  回忆西曼先生”；1992年原文化部常务副部长、中顾委委员、全国文联副主席、电影家协会主席夏衍写下“有容乃大  无欲则刚  张西曼精神不朽”的题词；同年国民党元老陈立夫先生从台湾写来题词“爱其所同  敬其所异  忍小异而持大同则无争  无争则家和而事兴矣  小曼贤侄雅属”；1994年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民盟中央名誉主席楚图南题词“追求真理  追求进步  纪念张西曼教授”；1995年3月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题字“张西曼先生的一生是坚持正义追求进步的一生”；而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民进中央主席雷洁琼1995年4月的题字是“高风亮节垂青史”；同月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南方局委员的宋平题写了“深切怀念张西曼同志”的题字；1995年6月29日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王兆国在民革、民盟、九三中央联合召开的张西曼诞辰100周年纪念座谈会上发言，称颂“张西曼教授也是坚定的爱国主义者和英勇投身于抗日运动的民族英雄”；1996年8月俄罗斯《真理报》发表记者安德列的文章，称颂张西曼是近代“中国俄罗斯学的奠基人”；1998年11月原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周恩来总理办公室主任、中共中央南方局成员童小鹏为张西曼题词：“张西曼先生为传播马列主义，促进两次国共合作和加强中苏友谊都做出了重要贡献，永远值得我们怀念！”张西曼教授做为中国革命的先驱者和坚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他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推动中国实现民主与科学的杰出贡献永垂青史！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我深深感到先父张西曼虽然没有给我留下任何遗产，但是他却给中华民族留下了无法估量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中国人民对外友协陈昊苏会长在看了《张西曼纪念文集》后写信给我，他由衷地表示“………对先生身后遗属遭遇的磨难叹息不已！在我看来，你没有在困境中沉沦，而是顽强奋斗，不断进取，走向成熟，为弘扬先烈的事迹始终不懈，并最终取得成功，这又是不幸之中的大幸，同样值得我们大家钦敬！”中共中央统战部研究室的李禾同志语重心长地告诉我：“小曼，你是党的好女儿，你搜集的这些资料，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图书馆的孙振清副馆长也诚恳地告诉我：“作为一个党史工作者，我很早以前就知道张西曼先生的名字，但是我们无论谁，也不可能花费你这么大的精力去搜集张先生的资料，感谢你帮助我们填写了中共党史中的空白。”而中共中央统战部四局的严景秋同志则真诚地说：“搜集张西曼史料这件事本来该我们党来干，现在你们家属替我们干了，你对国家尽了忠，对父母尽了孝，做到了忠孝两全。”中共中央统战部四局胡治安副局长看了我提供的全部资料后，由衷地评价：“你为张西曼先生做了大量工作。”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张毓茂说：“孝顺女儿，感天动地。”………面对着这么多颗真诚、善良的心，我所受的无论什么挫折苦难都不在话下了。我将继续努力，矢志不渝地艰苦奋斗，力争早日出版《张西曼年谱》、《张西曼文集》、《中苏文化协会大事记》、《张西曼传》等著作，以报答各级组织和社会各界朋友对我的厚爱。

    回首往事，我认为如果没有许许多多好心人的理解和帮助，我是坚持不下来的；如果仅仅依靠我个人的力量，也绝不可能取得今天的成绩；我的关于《俄国共产党党纲》在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中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作用的观点，如果没有各位专家学者的指点帮助，更是不可能顺利形成并敢于公布于世的。为寻找《俄国共产党党纲》中译本我经历了一条自讨苦吃的艰难曲折的探索之路，我想，只有不畏艰苦、扎扎实实地下苦功夫才能有所发现和收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王忍之副院长说我的观点是“重大发现”，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部黄修荣主任说我做的是“沙里淘金”和“蜜蜂采蜜”的工作，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中国现代政党史教研室主任李瑗教授说我的发现填补了中共党史中的“一个大空白”，解开了中共党史中的“大谜”，著名作家丁玲的丈夫陈明老先生更是热情地鼓励我说：“太好了！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时候，你的工作是重大的贡献，你不只是对你父亲有功，也是对中国共产党有功，更是对共产主义事业有功”。其实我所取得的成果是我在探索之初根本没有预料到的。我想只有淡薄名利、不辞辛苦、广征博引、努力挖掘原始资料，才能对得起大家的鼓励，不断发现新的成果。

因为仅是业余研究中的一得之见，现做为抛砖引玉提出来，尚请广大读者和近代史及党史专家们批评指正。目前我找到的《俄国共产党党纲》最早的是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设立的广州人民出版社1922年1月的初版本，但除了中国共产党组织作为“康民尼斯特丛书”系列印行的六个版本外，还应该接着寻找父亲回忆中谈到民九年（1920年）出版的《俄国共产党党纲》的版本，我认为民九年（1920年）的版本很有可能是父亲自费印刷出版的，是《俄国共产党党纲》中译本最早的版本，仍需要我不断进一步挖掘新的史料，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今后需要钻研的工作还很多，我将继续以更高的标准鞭策自己，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往下走，“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作者单位：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

（注1）见1949年7月11、12、13日《人民日报》

（注2）见北京西山万安公墓位于土区洪组的张西曼教授之墓

（注3）见《张西曼纪念文集》张小曼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6月第1版 421-423页

（注4）见《人民日报》1995年6月30日第4版

（注5）《历史回忆》张西曼著  1949年  东方书社发行

  (注6)   见 1945年10月10日《中央日报》

（注7）见《一大前后》6至8页，原书注“本文译自一九二四年陈公博用英文写的《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论文的附录《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一九六二年英文版，C。M。维尔巴编。”

（注8）见《一大前后》9至11页，原书注：“一九二一年由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有俄、英两种文本，由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译成中文，均收入本书，以便于研究。俄文译稿译自原第三国际保存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俄文版。”

（注9）即托洛茨基《从十月革命到布列斯特和约》，又名《俄国革命纪实》。

（注10）《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九二一—一九二五）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