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走出反贪失败的“轮回”
王曾瑜
《文汇读书周报》2001年10月27日有任文祥先生《<戒石铭>谈》一文，写得很深刻，但似需
有一点更正。《戒石铭》是宋太宗赵光义所写，而不是宋太祖赵匡胤所写。原文是“尔俸尔
禄，民膏民脂（非‘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宋人曾为此反其意，写过两首
打油诗。其一是《瓮牖闲评》卷8所载：“尔俸尔禄，只是不足，民膏民脂，转吃转肥。下
民易虐，来的便着，上天难欺，他又怎知?”其二是《吹剑续录》所载：“尔俸尔禄，难称
难足，民膏民脂，转吃转肥。下民易虐，才投便着，上天难欺，且待临期。”
古代儒家十分强调教化，在专制时代，帝王的圣训当然是至高无上的，却出现了将圣训篡
改为打油诗的笑柄，这无疑是对教化的一个绝妙的讽刺。其故非他，在人治的时代，执法是
不可能公正的。宋太祖无论如何还是宋朝最高明的皇帝，他对贪赃处罚很严，不少赃官尽管
贪污钱物不太多，仍受弃市的重刑，即在闹市执行死刑，暴尸街头，以警戒贪官。但是，他
又利用皇权宽恕了一些罪大恶极的官员。大将王全斌等平后蜀，光是可以计算的赃钱已达六
十四万余贯，还有其它各种罪行，百官集议，认为这些人“法当死”，而皇帝还是特旨赦死
。等到平定南唐后，又恢复王全斌的节度使官衔，说：“抑卿数年，为朕立法。”更典型的
事例是皇后的兄弟王继勋，他大量脔割奴婢，草菅人命，一天，女婢们突出坍塌的墙垣，到
皇城门前诉冤。宋太祖只是下令将王继勋流配登州，又很快重新恢复其官位，让他在洛阳继
续杀女婢作恶。
专制政体所以成为一种落后的政体，正在于对最大、最重要的权力缺乏有效的制约和监督
。在此种政体下，人治现象就势不可免，徇情屈法、同罪异罚、有罪无罚等现象就势不可免
。目前清官文化仍然流行，不少有识之土对此早巳作过批评。清官只是古代专制政体下，等
级授职制的产物，无疑是一种落后的文化，一种“草民”的意识形态。如果中华民族反贪只
是停留在清官戏，甚至还不及清官戏的水平，岂非是我们的民族太没有长进。
王春瑜等先生所撰的《中国反贪史》是一部好书，主要是总结历代反贪失败的教训，归结
为“走出轮回”四字，无疑是对反贪教训高度凝炼的概括。在马列主义的丰富学说中，对今
天指导意义最强、最大的，莫过于巴黎公社原则。只有依此原则，逐步建立足以保证任何社
会主人对任何社会公仆全面的、严格的、有效的监督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才谈得上走出轮
回。依靠清官，决难走出轮回。
(原名《也谈劝戒贪脏的（戒石铭）》载《当代著名学者自选集·王曾瑜卷·凝意斋集》)
谁是苏共掘墓人?
黄苇町
被自己所代表的工人阶级和苏联人民所抛弃，是苏共亡党的决定性因素之一，但这毕竟是
一个被动性因素。有一个当时被我们忽略的重要原因，就是苏共的领导层中的腐败，已发展
到要通过国家政治制度的公开变更来从法律上承认他们所攫取的东西，并能名正言顺地传子
传孙。很大一部分前苏联党政官员，是剧变的最大受益群体，他们利用前苏联集权体制为他
们占有财产所创造的便利，借制度转换之机，搭乘上从权贵阶层到资产阶级的直通车，把原
来表面上代表国家支配的权力变成了实际的个人所有权。苏共的掘墓人正来自这里。这种“
文明与宽容的革命”本质上是一场从党内特别是高层开始的使腐败合法化的“革命”。
（载《畅销书摘》2002年第12期）
质疑“康乾盛世”说
周思源
著名历史学家戴逸先生的“康乾盛世是中国历史上发展程度最高、最兴旺繁盛的盛世”的说
法，是不能成立的。单纯从康乾时期的经济和生产力“养活三亿人口”因此远远超过汉唐是缺
乏说服力的。另外，中国国力在当时也远非戴逸所说的“世界第一”，因为(综合)国力并不
等于生产总量，否则中国不会在鸦片战争中-败涂地。此时的经济发展实质上是明末战乱之
后的一种恢复性发展而已。康乾时期最大失误在于根本压制了中国人的思想活力，扼杀了民
族精神，成为中国文化的衰败时期。
（载《中国文化研究》2002年冬之卷）
文学家的地下写作
杨 烽
索尔仁尼琴在他的文学回忆录《牛犊顶橡树》(群众出版社，2001年11月版)中这样写道
：“革命者是地下工作者这不奇怪，作家竟成了地下分子，这才是咄咄怪事。”崇尚真理的
文学培养一代代青年走上革命的道路，但“当文学跨过它造就的革命的门槛时，很快就遭到
了厄运”。这种怪事，在极权政冶下却是屡见不鲜的。
索尔仁尼琴青年时代就追求真理和自由，积极投身社会生活，在卫国战争中表现勇敢，两
次立功。但他一次通信中的“自由表达”，却使他遭受了极权政治的迫害。
他的“地下写作”就是从狱中开始的。他“写”了许多诗--都装在脑子里，有几万行之多
，为了避免忘记，就-次次的重复背诵。刑满后流放，写的作品卷成一个个纸筒，装进香槟
酒瓶埋在地下。他从事“地下写作”的信念是：“我相信，文学的任务是要告诉人民他们所
期望知道的真实情况。”在苏共二十大、二十二大后的“解冻”时期，他的第一部作品在正
义人士的支持下问世。但随着政治局势的变化，他又开始受到冷遇和迫害，于是他再一次进
入“地下写作”，并且一如既往地怀着坚定的信念。他认为，“现在大肆鼓噪的文学”，“
不是什么真正的文学”，“其中不会有什么值得称道的东西”。但他并不是说这些作者中“
不可能诞生天才”，而是“他们播种的土地不适宜”，因为真正的文学不可能在极权政冶的
土壤中生长，“我知道这样的土壤不会收获任何成果”。他认为几乎“所有的”小说家、诗
人、剧作家和批评家，“都达成了一致的意见”，即“对一切事物和现象绝口不谈主要的真
理”，“而这种真理，即使没有文学，人们也早洞若观火了。”
“地下写作”是作家在极权政治社会里坚持为真理而写作的一种被迫选择。正如鲁迅所说
的：“文艺和政治时时在冲突之中”，“政冶家最不喜欢人家反抗他的意见，最不喜欢人家
要想，要开口”，而文学家则喜欢发表自己的意见，“对社会现状不满意，这样批评，那样
批评”，最后遭受牢狱之灾甚至杀头之祸。作家说真话有危险但又不愿说违心话时，“地下
写作”就成为他们的一种选择。
（载《读书周报》2002年4月26日）
知识分子的沉默
苗 炜
王小波的独特性在他去世之后得到了珍视，作为一个独立的、 自由职业的知识分子，他
避免与既有制度发生关系，即便他对这个世界有所妥协。
这样的知识分子在我们的社会里是稀有资源， 因为我们的智力活动早被制度化了，而且
“自从我辈成人以来，所见到的一切全是颠倒着的。在一个喧嚣的话语圈下面，始终有个沉
默的大多数。既然精神原子弹在一颗又一颗地炸着，哪里有我们说话的份。”
(载《三联生活周刊》2002年4月15日)
美国与中国的审查制度区别
许子东
美国对文艺作品的审查标准是一条：观众爱不爱看，也就是市场和票房。电影、电视只要能
赚钱，就拍，多少年来，也没见出什么事。大陆的审查是“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艺术
家出技巧”。所以，艺术家（作家、导演、演员……）辛辛苦苦弄出来的作品，某个领导人
只要挑出一点毛病，或者大改，或者作废。曾经有一部已经化巨资完成的影片，领导人说男
一号主角那些事，不应该是一个普通群众应该做的，应该是一个领导人做的，结果这个角色
重新定位，全部重拍，造成极大的浪费，反正浪费的是国家的钱。
（2002年12月12日，香港凤凰台“锵锵三人行”）
对《摆》文的反应
我从来反对“当代人写当代史”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离休干部 吴山弓
我从来反对当代人写当代史。中共党史就是当代史，尤其是1949年以后的历史，我根本不看
。因为，第一，当代人迷。许多事情需要长时间的沉淀，才能暴露真相。当代人常常“不识
庐山真面貌，只缘身在此山中”。第二，当代人私。自己写自己的历史，总是对自己歌功颂
德，隐恶扬善，笔下留情，而对别人裁脏陷害，落井下石。何有公平公正可言。第三，当代人
派。人在社会中生活，自觉不自觉形成小圈子和派别集团。我们党历来反对山头主义和派别
活动，但是，派别观念一天也没有消灭过。第一个历史决议“四多四少”，就
是“派别党史”的典型。所以，当代人只能多做收集和保护历史资料的工作，而不能写当代
史（包括国史和党史）。否则，硬要去写，必然成为笑柄。以党史为例，请问，从1926年蔡
和森第一个党史以来，出了多少个党史本子，哪一个站得住脚。
（2002年12月30日电话整理）
给石仲泉、《百年潮》的一封信
原中国工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 胡甫仁
石仲泉先生、《百年潮》编辑部：
我读了《百年潮》上石仲泉先生答该刊记者问中谈《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编修里关于
陈独秀新的说法，随后又读到唐宝林先生在《陈独秀研究》上的《分歧已经摆明让历史去
评判》对陈独秀的评价有不同看法，对我这个不是研究党史的人，大长知识，大开眼界。我
虽是1939年就入党的党员，我本来就对党史知道得很少，又加上我们过去的党史着重为当时
的政治需要服务，假史太多。对陈独秀的历史就长期不真实，不公正。这是一个多么令人
沉痛的教训！这又是一个多么值得我们反思的史实！
因此，我十分欢迎这样的讨论。只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展广泛的讨论，史学才能创
新，才能发展。新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同过去有过的一些版本，可能有很大的进步
，但再不能因为经过上面肯定就以为是最权威，最完美的版本，再不能就此规定要把党史的
一切都必须统一于此。石仲泉先生曾主张以胡乔木为首的一批学者可以称为一个学派。其实
那恐怕只能说是我们官方诠释党史、政策方面的学派。学派应有良好的学风，像胡乔木那样
只准他批判别人，不准别人辩驳和对他进行反批评，那就是学阀了。是不利于学术的发展的
。石仲泉先生是《中共党史研究》的主编。在2002年第6期曾拿出几乎半本的篇幅说《中国
共产党史》的编修如何如何的好，现在有一个不同的意见出来，希望带头搞学术争鸣，刊登
唐宝林先生此文，并在今后也开展讨论，不要一发文就算是官方的权威文章。《百年潮》既
发表了访问石仲泉先生的记录，唐先生对此文有不同意见，似也应该发表唐先生的文章才好
，千万不要一发表官方负责人文章，就不能让人说不。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多好的口号、方针、政策啊！几十年了，总应该到了开始实际
行动的时候了吧!烦请《中共党史研究》杂志转石仲泉先生。
敬礼
胡甫臣握手
2003年1月15日（电子邮件）
附注：我原是中国工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离休后在家读书自娱，现年79年。我是《中共党史研究》、《百年潮》老读者。
无条件“内因决定论”是形而上学的
中共中央党校离休干部 金 人
在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与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关系问题上，石仲泉先生说后者是起决定作用的“内因”，这就把“内因决定论”变成一个无条件
的哲学定律，走上了“形而上学”。真正的辩证唯物主义，并不否认外部条件（外因）在一
定的条件下起重要作用，甚至起决定性的作用。例如，1949年，我们能跨海解放海南岛，却
不能解放台湾，是当时我们的内因（共产党、解放军和中国人民）决定的吗？当然是因为台
湾海峡比琼州海峡宽得多这一外部条件决定的。1979年，邓小平在南方划了一个圈，把第一
个特区定在深圳这个小渔村，而不是吐鲁番，也是因为深圳邻近香港这个外部条件决定的。
再看世界，美国在二次大战后成为世界头号强国，主要是因为它地处两次大战进行地（欧亚
非）之外这个客观条件决定的。中东有些国家原来很穷，可是独立后，一夜暴富，决定因素
是因为它地下有石油这个外因，而不是它的执政党是共产党、它的制度是社会主义。关于中
国大革命的路线和失败，我同意唐宝林先生的观点，起决定作用的是共产国际，而不是中共
中央，更不是陈独秀个人。但是，唐先生不把二者关系视为“外因”与“内因”关系，那倒
不必。共产国际即使是“外因”，在当时条件下，对整个大革命的进程和失败，也是起决定
作用的。石先生无条件的“内因决定论”，使我想起过去流行过的“革命万能论”——不论
那个国家，只要有共产党，就可以进行革命；只要共产党路线正确，革命就能成功。按照这
种理论，世界革命早就成功了。显然，这是荒谬的，“内因”决不是上帝，不能创造一切，
也不能决定一切。
（2003年1月26日电子邮件）
折中主义是中国国民性的缺点
——答日本朋友 唐宝林
2月28日，日本庆应义塾大学的研究鲁迅、托洛茨基和陈独秀的著名学者长堀佑造先生发
来电子邮件问我：他从《陈独秀研究动态》第19期对1999年北京举行的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
室参加发起的纪念陈独秀诞生120周年学术研讨会的报道中得知，那时由党研室正在编修的
新党史已经决定把“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帽子摘掉，为什么这次出的党史一卷，还给他恢
复“右倾机会主义”帽子。我们日本学者都认为“右投”与“右机”是“一套帽子”，“如果
给右倾投降主义平反，也应该给右倾机会主义平反，难道你们中国学者认为是两回事吗？请
告诉我！”
接此信后，我也感到羞愧难当。只能作以下回答：
坦白地说：这次党史一卷把“右投”与“右机”剥离，摘掉“右投”，恢复“右机”，的确
出乎我和几乎中国所有学者的意料之外，可以说是当代中国史的一大“杰作”。因为不管是坚持旧传统观点的保守派学者，还是主张恢复历史真相的改革派
学者，都认为二者是二而一、一而二的关系，过去在批判陈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时，自
然而然、不言而喻地包含着“右倾机会主义”的内涵，这是党史abc，难道世界上还有不包
含右倾机会主义的“右倾投降主义”吗？那么为什么这次竟然出现以中央党研室的名义把二
者剥离的怪现象呢？根据我了解的一些讯息，事情的经过可能是这样的：
1999年3月，中央党研室在河北省琢州邀请一些著名学者参加了一次为期数天的封闭式座谈
会，对他们正在编修的新党史第一卷大革命部分草稿提意见。本人对其中陈独秀右倾机会主
义的问题，根据当时新公布、新翻译、新出版的共产国际档案，主张恢复历史真相，把“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这顶莫须有的帽子，从新
党史的标题和内容上全面摘掉。会上虽然有些争论，但大多数学者支持我的意见。石仲泉先
生主持了这次会议，虚心听取了大家的意见，最后郑重表示，这次新党史要“把陈独秀当作
正面人物来写”。大家听了欢欣鼓舞，为我们党恢复实事求是的作风而高兴。为了让更多的
人们分享我们的欢乐，我把这个消息发表在《陈独秀研究动态》第16期上，标题就
是石先生的原话——《把陈独秀当作正面人物来写》。结果，一切有良知的人们看了的确
高兴，《人民日报》理论部，还专门以这个标题为名，编发了著名作家袁鹰写的为陈独秀正
名的一篇长篇散文，作为内部参考，直接发到中央及各省市领导人手中。这年12月举行的
纪念陈独秀诞生120周年全国第五次陈独秀学术研讨会上，
我们获知新党史已经决定把“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帽子摘掉的消息，人们都自然而然地以为，这也意味着摘掉“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我们立即把这个消息通报给与会者，并编发在《陈独秀研究动态》第19期上，于是，这次以“陈独秀与共产国际”为主题，以宣传中央党研室主持翻译出版的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为内容的
会议，发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
可是，我们万万没有想到，在党史一卷最后的修改定稿阶段，拍板者搞折中：摘掉“右投”，恢复“右机”。
从陈独秀分析中国人的国民性来看，出现这次事件也不奇怪。陈独秀说：“西洋民族性，恶侮辱，宁斗死；东洋民族性，恶斗死，宁忍辱”（《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折中主义是中国国民性缺点的一面，可悲的一面（如石仲泉前任郑惠先生所说，
本来再坚持一下，这次完全可以把右投和右机全部摘掉而恢复历史真相的。见本期郑惠在医
院里的两次谈话）。这就是陈独秀说的150多年来，日本“龙飞”而中国“蚁行”的根本原
因。当时，中日两国面对西方殖民者的侵略，是站在一条起跑线上的。由此也可证明，中国
的“五四启蒙运动”，远没有完成。
究竟出于何种“需要”？
读者 老朽
老朽今年85，因没有什么大名气，恕不署名。近日从邻居处读到陈研会《简报》上唐宝林的
文章，又读了《百年潮》上石仲泉先生谈话全文，深深感到当年斯大林给陈独秀扣的“右机
”帽子，今天不应该再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撰的“新党史”加以“恢复”。那么，为什
么还要“恢复”呢？用石先生的话来说：“在特殊的政治需要不存在之后，早就不应当再戴
那种不合适的帽子了。”这就是说，既然这次还要给陈带这顶“右机”帽子，还是有这种“
需要”的。可惜，这个需要是什么？石先生王顾左右而言他，讲了许多“实事求是”、“与
时俱进”等冠冕堂皇的话，却始终没有说出这个“需要”来。于是，老朽只得自己捉摸，想
说服自己接受石先生的观点。但是，捉摸了三天三夜，还是觉得恢复历史本来面貌、摘掉这
顶帽子，对现在的党中央（不管是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还是现在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
）、中央政府和我们伟大的祖国，有百利而无一害。相反，还要维持这个“中共党史上第一
个最大的冤假错案”，大大有损于我们的党、政府和国家在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中的形象。
可能我真的是“老朽”了，愚钝不堪，所以，我恳切地请石先生给我点拨点拨：究竟出于何
种需要，还要恢复陈的“右机”。
（2003年2月15日电子邮件）
也推荐一篇文章
天津离休干部 龚 常
唐宝林的《摆》文，最后向石先生推荐了三篇附件，我也推荐原全国人大常委、中国新闻学
会会长、《人民日报》总编辑、社长胡绩伟的文章如下。
党史从头起就应该改写
胡绩伟
欧远方同志晚年，开始分出很大精力，从事关于安徽文化历史的研究，侧重于对安徽省历史
名人的研究。引起我特别关注的是他对安庆人陈独秀的研究。他写的《陈独秀之死》和《历
史无情也有情》的两篇文章，有理有据，有情有义，读了不仅令人心服口服，而且催人泪下
，激人拍案而起。
在中国共产党创建80年后的今天，陈独秀的大冤案，终于有人敢于站出来伸张正义，实在
难得。据远方同志文章的介绍，站在最前线的是“军内著名的儒将肖克将军，他第一个站出
来要求重新正面研究陈独秀”，而且还“提纲挈领的提出研究的诸方面，都非常中肯。”在
改革开放以后，对多年来强加在陈独秀头上的“汉奸、叛徒、反革命”等莫须有的罪名已经
先后推倒，可是扣在他头上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导致大革命失败的罪
名，一直得不到澄清。据远方同志介绍，1999年12月在北京召开的“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学术
研讨会”上提出来的铁证如山的材料，就已经为陈独秀这个党内第一大冤案在实际上翻了案
。远方同志这次到北京参加会议以后，也到我家来介绍了这次会议的情况。我们对陈独秀
的问题议论了很多，还从陈独秀谈到张闻天，我向他介绍了我不久前才了解到的遵义会议时
期的一些情况。我们共同的认识是：我们的党史从开头起就应该改写。
对于陈独秀的详细情况，我还是以后看到远方同志写的文章才了解到的。这篇文章表明：
远方同志仍然鲜明地表现出他作为一个调查研究专业人员的本色。他说：“要处理七十多年
的中国第一大冤案，还历史本来面目，没有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作为事实根据，是不可能的。
”据他介绍，在这次会上特别提到，在1999年，中央党史研究室出版了《联共(布)、共产国
际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六大本，“给中国的党史研究特别是对陈独秀的研究提供了大
量历史档案资料，使研究工作进入新的阶段。”在这个会上，根据这些档案提出了最关键的
统计数字：在1923到1927年的大革命期间，“联共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中国革命问题112次
，作出了738个决定，指导中国大革命的路线和方针政策，全部来自莫斯科，并且由莫斯科
派驻中国的代表、顾问亲自执行，只有一小部分在他们的代表严密监督下，由陈独秀为首的
中共中央执行。”尤其重要的是，对于莫斯科的指令和特派代表的指示，敢于进行反对和抵
制的，最坚决的人就是陈独秀。陈独秀是从根本上反对共产国际提出“党内合作”的妥协投
降方针的，他一直主张“党外合作”，保持中共独立自主的地位。令人奇怪的是，在大革命
时期，中共无论在理论上、路线上还是在组织上，都受到莫斯科的严密控制，这怎么能在大
革命失败以后，把失败的责任竟然完全推在陈独秀身上，给他加上“右倾投降主义”的大帽
子呢?
据远方同志介绍，北京召开的这次会议，为陈独秀冤案的彻底平反已提供了令人信服的十
分可靠的历史资料。正如安庆同乡、原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八十多岁的叶尚志在结论发
言中所说：“公平地说，陈独秀从根本上是反对共产国际关于‘党内合作’等重大政策的，
但他直截了当，申明持反对立场在先，又限于共产国际一再坚持和组织纪律的约束，不得不
执行，但在保留不赞同意见之后，这都符合他一生难得做到的屈意违心，不得已而为之的一
次性行为。”
至于这次会上的其它发言，以及《华夏纵横》上的其它文章，也都证据确凿，有理有据，
难道还不应该尽快为中国人民公认的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中国共产党的
第一号创始人和五届中央的总书记彻底平反昭雪吗!
然而，事实上竟然拖了70多年，中央至今还未作出正确的决定。这里面很值得一切正直的
共产党员深思的，我认为就是远方同志在《陈独秀之死》一文中所说的掷地铿锵有声的断语
：“党的历史上，在处理一些‘犯有错误’的领导人物，常用‘非常’手段，对陈独秀处理
开了恶劣的先例。”远方同志为什么对“犯有错误”四个字加上引号呢?就是实际上根本没
有什么错误，所谓犯了错误，是莫须有的，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是妄加的罪名。为什么
对非常两字也加上引号呢?就是无法无天!所谓“八七紧急会议”，到会的中央委员不到半数
，违背了召开中央全会的起码规定，会议只开了一天，草草了事，没有进行充分的讨论，连
参加会议的周恩来、毛泽东都有不同意见。而且又不让本人参加，剥夺了本人的申辩权，所
以通过的决议案是不合法的，是违背党章的。
什么是“非常”，就是超乎常规，悖乎常理，违乎常情!远方同志最为意味深长的话是最后
一句：“对陈独秀的处理开了恶劣的先例!”回想我们党80年的历史中的无数事实，不正是
这样吗?这个恶劣的先例，还在我党历史上，为了大树特树一个至高无上的领袖，不惜一手
打击压制，一手抬高吹捧，那些制造冤案的人是这样，那些吹捧逢迎的刀笔手也是这样!至
于被吹捧的领袖人物自己，是不是也在有意放纵这种压人抬已的勾当，那就更值得刮目相看
了!（《深深的思念》，载《欧远方纪念集》）
鲁迅曾想做皇帝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吉 丹
读了石仲泉的谈话和《中共党史研究》2003年第1期上大量赞扬新党史的文章，想起鲁迅的
一段话：
“我从前也很想做皇帝，后来在北京去看到宫殿的房子都是一个刻板的格式，觉得无聊极了
。所以我皇帝也不想做了。做人的趣味在和许多朋友有趣的谈天，热烈的讨论。做了皇帝，
口出一声，臣民都下跪，只有不绝声的Yes,Yes ，那有什么趣味？但是还有人做皇帝，因为
他和外界隔绝，不知外面还有世界！“（《华盖集》，《鲁迅全集》第3卷）
现在出了一个唐宝林，敢说“NO”！看来，现在做皇帝也难了，虽然跪在地上说“Yes,Yes
”的臣民也不少，但毕竟时代不同了。号称13亿人口，只有一个人敢出来说不同意见，这个
人好孤独、好寂寞，但他的后面站着“沉默的大多数”；而那一方有那么多权威公开支持，
多雄壮、多威风，却是在演一出《皇帝的新衣》。
（2003年2月17日电话）
陈独秀的最大错误是什么?
《被绑的普罗米修斯-陈独秀传》作者 王观泉
（这封信也讲了一点学术自由。有了权就有了一切的人，不要太霸道，也给别人一点生存空间。“独尊儒术”，“舆论一律”，只能把中国拖到亡国的边缘——编者）
别人一切都有了，诚如兄大文中所说大报大刊大会堂大哄大嗡。老兄在区区“简报”上“摆
摆我们的观点”，别人根本不放在心上。
假如没有言论自由，你就别想与任何“脚膀粗”的大老去拌脚劲!
我未看过新版党史一卷(据说90元，似乎也不想要我们去买的)，因此没有与人论理的资格，
但是老兄一贯的论据、心得或理论阐述，我是很了解的。这篇文章读来很解气。六大问题解
析，也是我在陈传中涉及时思考的见解。石们是不是写入史中有什么结论，我不清楚，但兄
的见解我是认同的。于是从1923-1927这段史的全部观点，它们与兄(或再忝入鄙人)是不会
有相同之处的。弱势群体是不可能获得承认的。
我认为陈独秀一生犯的一个最大错误是最后同意国共合作。就当陈炯明叛孙，狠到炮轰孙宅
。此时孙中山已经从身体到政治彻底跨掉的地步，国民党已经走到了终极，国际强要中共与
国民党合作，实际上是救了孙中山的国民党。这个党这个孙中山，骨子里明明白白，大中华
民国一统之后，第一个目的就是消灭共产党。现在为了有个台湾要统一，所以把孙中山写得
如此之倾共，实际上他(还有张继、戴季陶、吴稚晖)是疲软的中国资阶级中最硬气的政治家
。而且在玩权术方面，陈和中共这些知识分子根本不是孙们的对手（孙兼有与帮会结盟的手
腕)。因此，国共合作本身是个大错误，按陈独秀的思想和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是不会同
意国共合作的。这口子一打开，别的就由不得你陈独秀了。“右倾”也就难以免却了。但它
们指的陈右，那又是与我的表述是另一码事。
我《被绑的普罗米修斯-陈独秀传》之所以在大陆上被枪毙，恐怕毛病就出在我不认为陈是
“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分子”是中共御用秀才套的。
兄文“陈独秀的真实思想和错误”一节结尾部分指出陈讲了一些伤工人阶级心的话，其实比
毛泽东在1937-1938二次合作时期呼出“蒋中正万岁”!说蒋是“伟大的领袖”岂非轻得多。
但又有谁指毛右倾呢?此一时彼一时，两相一比，陈亦没有错可定的。
以上乱写了一气，最后，我得说一句，老兄实在是为陈、为中共早期党史正本清源费尽心思，
小弟万分佩服。但是，又有何用呢？可怜天下沧海，全靠阿Q精神支持。
（2002年2月24、25日来信）
读《摆文》感言
天津市委党校离休干部 张 同
读《简报》2003年1、2期合刊唐宝林先生《分歧已经摆明，让历史去评判--就石仲泉先生
谈“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摆摆我们的观点》一文（以下简称《摆》文），赞叹、兴奋、激动、气愤各种感情交织一起。《摆文》可以说是迄今以来为陈独秀正名的
最强音。一是他有极大的针对性。既有新党史版本摆在那里，又有石仲泉先生
答记者问（以下简称《答》文）可以参阅。读者一看，孰是孰非，泾渭分明。二是民间学者
敢于向“官”方党史权威挑战，说你“官”方写的历史就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定位
”来看，并不是真正的信史。有这两点，笔者读了《摆》文，赞赏、激动之情，实在是难以
言表。
笔者作为陈独秀研究会一名普通会员，读了党史新版本大革命部分和《答》文，愤慨之余，实在有太多
的困惑。昨日将“右倾”换“右投”，今日又将“右投”改“右机”，换来换去，换汤不换
药。为什么总是不能给长眠地下的陈独秀一个公正的评价呢？按《答》文的逻辑，怎样改都
有理。昨日“右机”换“右投”，是“为了教育全党在新的国共合作形势下保持清醒的头脑
……”。今日“右投”改“右机”，也“符合历史实际”，符合“三个代表”精神。犹如历次政治运
动的领导者说：昨天把你打成XX是对的，今天给你改正也是对的。……依此类推。因此有人
送给这样的运动领导者以“常有理”、“总有理”的“盛”名。昨日“右机”换“右投”是为了“形势”的需要，今日“右投”改“右机”又是迎合什么需要呢？以这样的政治动因来书写历史，必然给真实的历史投下政治阴影，让人模糊不清。这样写的历史，不会经久不衰，也不会有多大的生命力。
（2002年12月31日来信）
在重庆雾都看到一片艳阳天
重庆作家协会影视创作室制片人 安天仕
2002/12/22安天仕来电：读了《摆》文，好像在重庆雾都看到了一片艳阳天。此文充分说理
，文笔犀利，语言幽默，思想上具有很大的震憾力，理论上也是一种享受，给人一种新鲜感
和解放感。超出了为陈独秀恢复名誉的范围，是在为我国“思想现代化”而奋斗！因为我们
长期受公开媒体宣传的影响，思想麻木了，对许多问题有困惑而又无以为解。摆文因求真求
实而如此美丽，是一篇追求真善美的好文章。
简报的编辑思想也很特别，的确做到了“中立”，让各种意见平等发表，并且在一个问题上
把方方面面的观点都说透，让读者去思考、辨别，而不是做一派的喉舌，用一种思想去硬性
的“导向”。实际上，这种百家争鸣的办法，更容易引导大家向健康的方向发展，而用一种
思想的“导向”，往往适得其反。这是值得一切舆论机关和宣传部门深思的。
“百家争鸣”的局面，好象在我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只有过一次，就是春秋战国时期。后来从
秦始皇焚书坑儒开始，就独尊一说，其它不同意见，都被以“文字狱”判为思想犯镇压了。
胡耀邦废除思想犯死刑意义的确重大，但是，光废除“死刑”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思想犯
”毕竟还是“思想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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