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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忘记历史——就“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再摆我们的观点等

  发表日期:2004年12月11日      作者:唐宝林等     【编辑录入:多声


发表日期:2003年5月3日  出处:陈独秀研究简报 2003年 3、4 合刊  已经有646位读者读过此文

不要忘记历史

——就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再摆我们的观点

唐宝林

 

新版中共党史,处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方法,恰恰忘记了党的

历史。我们试举两段历史来看看。

毛泽东知道了也会骂人的

已如前述,大革命时期的苏共对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根本不尊重,甚至被鲍罗廷骂为

生子,被斯大林骂为没有头脑一窍不通的东西(1927年7月9日斯给莫洛托夫和

布哈林的信),随意欺辱和牺牲。这种状况一直沿续到上世纪60年代中苏论战时。毛泽东领

导的这场论战,公开批评了苏共这种长期以来以老子党自居的恶劣作风。例如,1960年

6月26日,出席布加勒斯特会议的彭真率领的代表团发表声明,批评苏共把同我们党的关

系不看成兄弟的关系,而是看成父子党的关系1964年2月4日发表的七评苏共中央公

开信,更指出苏共无视兄弟党的独立和平等的地位,硬要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确立封建

家长制的统治,把兄弟党的关系变成父子党的关系……一而再,再而三地把兄弟党比做

不懂事的小孩子,把自己封作为母亲’”(《红旗》1964年第2期)。看看直到60年

代中苏两党的关系还是这样,20年代幼年时期的中共处于那样的状态还奇怪吗?石仲泉先生

硬要把当时的陈独秀党中央说成是起决定作用的内因,的确是忘记了一段历史。可以说

20年代斯大林、鲍罗廷那样的表演是真情告白60年代毛泽东的批评是出了一口恶气。

党史一卷摘掉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帽子,恢复右倾机会主义。可是,右投

是毛泽东在1945年的历史问题决议中给陈独秀加上的。这个决议至今还在大报大刊(

包括石先生领导的《中共党史研究》、《百年潮》)和大会堂召开的各种发布会上,一再强调

是撰写党史必须遵守的最高准则,可是,现在却由他们自己突破了。这本来是与时俱

的一件好事。但是,他们又恢复右机。这就令人震惊了:为什么毛泽东加的可以摘

掉,斯大林扣的却不准动?毛泽东地下有知一定会骂人的。因为,众所周知,除了陈独秀以

外,中共领导人中,毛泽东是第二个敢对莫斯科说的人。他特别对1950年去莫斯科签

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与斯大林会谈时苏联记者拍的那张照片,一直耿耿于怀。因为照片上

把斯大林放在正宗的位置,把他置于偏座。毛泽东抱怨苏联人和斯大林对他不平等。今天见

到新党史也对斯大林和毛泽东搞不平等,怎么能让躺在天安门纪念堂地下室的老人家不生气

呢!

自然,问题不在于是斯大林扣的,还是毛泽东加的,而在于这是不是符合历史真相?有没有

道理?事实证明,他们都是诬陷,都应该推翻。

对陈独秀的三次缺席审判

  众所周知,陈独秀一生四次被当局逮捕,审判,判决。头三次是1919年9月在五四运动中

散发传单、1921年10月和1922年8月,在家中被捕,因搜出《共产党》、《新青年》等违禁

书报。这三次被捕后,都在全国范围内掀起援救陈独秀的风潮,孙中山、蔡元培、章士钊等

重要人物都为此而奔走,再由著名律师辩护,陈也竭力抗争,北洋政府最后不得不把陈独秀

释放,没有定罪(后二次是罚款取保)。第四次是1932年10月,因在九一八事变后,在

全国抗日民主运动中,领导托派进行反蒋抗日斗争而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全国再次出现

救陈运动,宋庆龄、蔡元培、胡适等著名人士出面相救,章士钊大律师为其辩护,陈独秀更

是雄辩滔滔,把法庭变为控诉国民党的战场。法庭以危害民国罪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

判他13年徒刑。陈独秀高喊不服:我叛国民党,不是叛国。 经上诉后,减为8年。

1937年,因抗战爆发,陈独秀获释,并书写公开信,驳斥国民党政府释放令中说他深自悔悟的胡言。

这四次事件,都有以下特点:不管当时的政府多么反动,还是走了一下法制的形式,如进行

审判,允许全国舆论和广大有良知的人们进行营救活动,被告人在场有为自己辩护权,有请

律师辩护权,判错了还在实际上进行改正,等等。

可是,历史上还有三次对他的缺席审判,竟不允许他本人为自己辩

护,不允许舆论和全国有良知的人们营救,更不允许律师为他辩护,判错了也不愿意改

,真是一点民主也不给,一点法制也不讲,一点形式也不走。这三次是:

第一次, 1927年的八七会议,共产国际派来法官罗明纳兹,根据斯大林的旨意,判陈

独秀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是导致大革命失败的罪魁祸首。当时陈独秀人在武汉,参

加会议的同志要求让陈参加

,遭到拒绝。周恩来后来也承认当时不让陈出席是错误的。会议上,湖南代表易礼容等公开

为陈辩护,但不被理采。

第二次,1945年的六届七中全会。毛泽东虽然在会前承认过去对陈的批判有太着重了个人

的责任的缺点,但在判决书上,却在右倾机会主义上面,又加了一顶右倾投降

主义的罪名。这一次因为陈已去世三年,当然也是缺席审判,也没有听到有人出来为陈辩

护。

第三次,2002年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修的党史一卷。虽然由于1998年共产国际、联共(布

)关于中国革命的档案公布后,有力地证明了所谓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陈独秀右倾

投降主义是彻头彻尾的

冤假错案,在新党史编写过程中有许多有良知的人出来为陈辩护,但是,最后只拿掉了

右投,却恢复了右机

  如果这三次让陈独秀出庭,他肯定要为自己辩护,而且从现在公布的共产国际、联共(布

)档案来看,他肯定胜诉。何以为证?请看以下1929年他被开除出党时写的自辩状《告全党

同志书》。由于不允许他为自己辩护,所以这份自辩状,一直被封锁,只在陈独秀自己的所

托陈派小圈子里散发过。瞿秋白、

鲁迅、李维汉、邓小平都说过陈独秀是个光明磊落、不搞阴谋诡计的人。他的自辩状没有像

斯大林那样搞文过饰非,而与新公布的共产国际档案相符。

综上所述,我们中国人,干什么事,都讲究名正言顺,理直气壮。摘右投,复右机,无论从哪方面讲,都是名不正,言不顺;理不直,气不壮。但是,现在你们硬是这么干了,在中共党史上留下这么一笔遗产,从反面说,也有意义,即深刻地教育了一切有良知的人们,使他们想一想,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附:陈独秀的自辩状--《告全党同志书》

 

告全党同志书(关于大革命部分)

亲爱的同志们:

  我自从一九二0年(民国九年)随诸同志之后创立本党以来,忠实的执行了国际领导者史

大林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机会主义的政策,使中国革命遭了可耻的悲惨失败,虽夙夜勤劳而

功不抵过。我固然不应该效万方有罪在予一人可笑的自夸口吻,把过去失败的错误而将

自己除外。任何人任何同志指摘我过去机会主义的错误,我都诚恳的接受。我绝对不愿为要

拥护我个人的错误(自从八七会议到现在,我不但对于正当的批评不加掩护,即对于一

切超过事实的指摘,也以为是个人的细故,默不答辩),而使过去无产阶级付了重价的苦经

验埋殁下去,得不到一点教训。我不但不愿掩护我过去的错误,即现在或将来,如果我在思

想上在行动上有了机会主义的错误,同样不愿掩护,同样希望同志们在理论上在事实上加以

无情的批评,只要不是附会造谣,我都虚心接受。我不能有瞿秋白李立三那样的自信力,我

深切的认识,任何个人任何党派,想免除机会主义的错误,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深邃的马

克思主义者如考茨基与普列哈诺夫,晚年尚犯了不可饶恕的机会主义;长期追随列宁学习的

如斯大林与布哈林,现在也犯了可耻的机会主义;象我辈这样浅薄的马克思主义者,更何可

自满,一旦自满,便是自己阻住自己的进步。就是反对派的旗帜,也决不是张天师的灵符,

小资产阶级意识没有根本去掉,对过去机会主义的系统没有深刻了解并坚决参加斗争的分子

,若仅仅站在这一旗帜之下骂几声史大林李立三的机会主义,便以为机会主义的魔鬼永远不

会近身,这便是妄想。我们要真能免除机会主义的错误,只有在马克思列宁的遗教中,在无

产阶级的群众斗争中,在同志相互批评中,不断的虚心学习,才庶几可望。

  我坚决的认为,中国革命过去的失败,客观上原因是次要的,主要的是党的机会主义之错

误,即对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政策之错误。当时中央负责同志尤其是我,都应该公

开的勇敢的承认过去这种政策毫无疑义的是彻头彻尾的错误了;但只是简单的承认错误还不

够,必须忠实的彻底认识过去的错误即机会主义的政策之内容及其原因结果是些什么,并且

毫无顾忌的暴露出来,然后才可望不至继续过去的错误,方可望不至使下次革命又蹈于以前

机会主义的复辙。

  本党创立之初虽极幼稚,然在列宁主义的国际指导之下,尚未曾作出很大的错误,如坚决

的领导工人斗争和对于国民党阶级性之认识。一九二一年(民国十年)由国际召集的远东劳

动人民大会,中国方面是由本党领导国民党及其它各社团的代表进行的,大会的决议,在东

方殖民地国家应进行民主革命的斗争和在革命中进行农民苏维埃的组织。于是中国党的第二

次大会(一九二二年)遂决议了民主革命的联合战线政策,并根据此次决议发表时局主张。

同时青年团国际代表达林来中国,向国民党提出民主革命派联合战线政策。国民党的总理孙

中山严词拒绝了,他只许中共及青年团分子加入国民党,服从国民党,而不承认党外联合。

大会散会不久,共产国际即派代表马林来中国,要求中共中央全体委员在西湖开会,提议加

入国民党的组织,力言国民党不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党,而是各阶级联合的党,无产阶级应该

加入去改进这一党以推动革命。当时中共中央五个委员:李守常、张特立(即张国焘--编者)、蔡和森、高君宇

及我,都一致反对此提议,其主要的理由是:党内联合乃混合了阶级组织和牵制了我们的独

立政策。最后,国际代表提出中国党是否服从国际决议为言,于是中共中央为尊重国际纪律

遂不得不接受国际提议,承认加入国民党。从此国际代表及中共代表进行国民党组织运动差

不多有一年,国民党始终怠工或拒绝。孙中山屡次向国际代表说:共产党既加入国民党,

便应该服从党纪,不应该公开的批评国民党,共产党若不服从国民党,我便要开除他们;苏

俄若袒护中国共产党,我便要反对苏俄。国际代表马林因此垂头丧气而回莫斯科。继他而

来的鲍罗廷,他的皮包中夹有苏俄对国民党巨量物质的帮助,于是国民党始有一九二四年(

民国十三年)的改组及联俄政策。

  在此时期前后,中共所染机会主义还不很深,所以还能够领导二七铁路工人大罢工(

一九二三年)和五卅运动(一九二五年),都未受国民党政策的牵制,并且有时还严厉

的批评国民党的妥协政策。五卅运动中,无产阶级一抬头,便惊醒了资产阶级,戴季陶

的反共小册子便应运而出了。是年十月,在北京召集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我在政治决议案

委员会提议:戴季陶的小册子不是他个人的偶然的事,乃是资产阶级希图巩固自己阶级的势

力,以控制无产阶级而走向反动的表现,我们应该即时退出国民党而独立,始能保持自己的

政治面目,领导群众,而不为国民党政策所牵制。当时的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负责同志们一

致严厉的反对我的提议,说这是暗示中共党员群众走向反对国民党的道路。主张不坚决的我

,遂亦尊重国际纪律和中央多数意见,而未能坚持我的提议。

  次年(一九二六年)蒋介石的三月二十日政变,正是执行了戴季陶的主张,在大捕共产党

,围缴省港罢工委员会、苏俄视察团(内多联共中央委员)及苏俄顾问的卫队枪械后,国民

党中央议决共产党分子退出国民党最高党部,禁止共产党分子批评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共产

党及青年团须将加入国民党的党员、团员名册缴存国民党,我们都一一接受了。同时我们主

张准备独立的军事势力和蒋介石对抗,特派彭述之同志代表中央到广州和国际代表面商计划

。国际代表不赞成,并且还继续极力武装蒋介石,极力的主张我们应将所有的力量拥护蒋介

石的军事独裁来巩固广州国民政府和进行北伐。我们要求把供给蒋介石、李济深等的枪械匀

出五千支武装广东农民,国际代表说:武装农民不能去打陈炯明和北伐,而且要惹起国民

党的疑忌及农民反抗国民党。这一时期是最严重的时期,具体的说是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公

开的强迫无产阶级服从它的领导与指挥的时期,是无产阶级自己正式宣告投降资产阶级,服

从资产阶级,甘心作它的附属品之时期(国际代表公然说:现在是共产党应为国民党当苦

力的时代)。党到了这一时期,已经不是无产阶级的党,完全成了资产阶级的极左派,而

开始堕入机会主义的深渊了。我在三月二十日事变后对国际报告中,陈述我个人的意见,主

张由党内合作改为党外联盟,否则其势必不能执行自己的独立政策,获得民众的信任。国际

见了我的报告,一面在真理报上发表布哈林的论文,严厉的批评中共有退出国民党的意见,

说:主张退出黄色工会与退出英俄职工委员会,已经是两个错误,现在又发生第三个错误

--一中共主张退出国民党。一面派远东部长吴廷康到中国来,矫正中共退出国民党之倾

向。那时,我又以尊重国际纪律和中央多数意见,而未能坚持我的提议。

  其后,北伐军出发了,因为我们在机关报《向导》上批评因北伐而抑制后方的工人运动和

向农民勒派军费大受国民党的压迫,同时上海工人将近要起来暴动驱逐直鲁军,暴动如成功

,必然发生政权问题。此时我在中央扩大会议的政治决议案起草中提议:中国革命有两条道

路:一是由无产阶级领导始能贯彻目的;一是由资产阶级领导,必然中途背叛革命;我们此

时虽然可以与资产阶级合作,同时要夺取领导权。国际驻上海的远东部一致反对我的意见,

说这样的意见会影响同志们过早的反对资产阶级,并且肯定的说上海暴动如果成功,政权应

属于资产阶级,工人不必有代表参加。那时我又因他们的批评,而未能坚持我的意见。

  一九二七年北伐军占领上海前后,秋白所重视的是上海市政府选举及联合小资产阶级(中

小商人)反对大资产阶级;彭述之、罗亦农和我的意见以为:当时市政府选举及就职,并不

是中心问题,中心问题乃是无产阶级的力量若不能战胜蒋介石的军事势力,小资产阶级不会

倾向我们,蒋介石必然在帝国主义指挥之下屠杀群众,那时不但市政府是一句空话,势必引

起我们在全国范围内的失败。因为蒋介石如果公开的背叛革命,决不是简单的他个人行动,

乃是全中国资产阶级走到反动营垒的信号。当时由述之亲到汉口想向国际代表及中共中央多

数负责同志陈述意见和决定进攻蒋军的计划。那时他们对上海事变都不甚措意,连电催我到

武汉。他们以为国民政府在武汉,一切国家大事都应该集中力量在武汉谋解决。同时,国际

又电令我们将工人的枪械埋藏起来,避免和蒋介石军队冲突,勿以武装力量扰乱租界等,亦

农看了这个电报,很愤激地把它摔在地下。那时我又以服从国际命令,未能坚持我的意见,

而且根据国际对国民党及帝国主义的政策,和汪精卫联名发表那样可耻的宣言。

  我于四月初到汉口,第一次会见汪精卫,即听到他一些有反动倾向的言论,和在上海谈话

时大两样。我告之鲍罗廷,他也说是如此,并说汪精卫一到武汉,即受了徐谦、顾孟余、陈

公博、谭廷闿等的包围,渐渐和他疏远了。蒋介石李济深相继屠杀工农后,国民党日益看轻

了无产阶级的力量,汪精卫及国民党全体中央委员的反动态度与政策日益发展。我在本党的

政治局会议上报告两党联席会议时说:我们和国民党的合作日益入于危险,他们和我们所

争的,表面上好象是这样或那样的各个小问题,实际上他们所要的是整个的领导权。现在只

有两条路摆在我们的面前:放弃领导权或是和他们决裂。会议上以沉默的态度答复了我的

报告。马日事变后,我两次在政治局会议上提议退出国民党,最后一次,我说:武汉国民

党已跟着蒋介石走,我们若不改变政策,也同样是走上蒋介石的道路了。当时只有任弼时

说一声:是的啊!和周恩来说:退出国民党后工农运动是方便得多,可是军事运动大

受损失了。其余的人仍是以沉默的态度答复了我的提议。同时我和秋白谈论此事,秋白说

宁可让国民党开除我们,不可由自己退出。我又和鲍罗廷商量,他说:你这个意见我

很赞成,但是我知道莫斯科必不容许。那时我又以尊重国际纪律和中央多数意见,而未能

坚持下去。我自始至终都未能积极的坚持我的提议,一直到此时实在隐忍不下去了,才消极

的向中央提出辞职书,其主要的理由是说:国际一面要我们执行自己的政策,一面又不许

我们退出国民党,实在没有出路,我实在不能继续工作。

  国际始终承认国民党是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主体,国民党的领导这句话,在斯大林口

中叫得异常响亮(见中国革命问题中反对派的错误)所以始终要我们屈服在国民党组织之内

,用国民党的名义,国民党的旗帜领导群众。一直到冯玉祥、汪精卫、唐生智、何健等全体

国民党公开的反动公开的取消了联俄容共(他们老早就说:只承认容共而不承认联共

及帮助工农运动等所谓三大政策。国际还电令我们退出国民政府而不退出国民党。所以

八七会议以后,自从南昌暴动一直到占领汕头,共产党仍旧是隐藏在左派国民党的青天

白日旗帜之下,在群众中只看做是国民党的内哄,并没别的什么。中国幼稚的无产阶级所产生

之幼稚的共产党,本来就没有相当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和阶级斗争的锻炼,一开始便遇着大革

命的斗争,只有在国际正确的无产阶级政策的指导之下,才可望不至发生很大的根本错误。

不幸在以上这样始终一贯的机会主义政策指导之下的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怎么会看清自

己的前途,怎么会有自己的独立政策,只有步步投降于资产阶级,附属于资产阶级,以至一

旦资产阶级的大屠杀到来而我们没有一点办法。长沙马日事变后,国际训令我们的办法是:

   (一)土地革命应从下级没收土地,不用国民党政府下令没收。然而不要侵犯军官的土

地。(两湖的资产阶级、地主豪绅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当时两湖军官的本家亲戚故旧,而或明

或暗受他们的包庇。没收土地若以不侵犯军官为条件,便是一句废话。)

   (二)以党部的力量制止农民的过火行动。(过去就实行了制止农民的过火

动这一可耻的政策,然而事后国际却批评中国党常常成了群众运动的阻碍物,指为中国

党三个最大的机会主义的错误之一。)

   (三)消灭现在不可靠的将领,武装两万共产党员,加上从两湖挑选五万工农分子组织

新军队。(如果能得到这许多军器,为什么不直接武装工农而还要扩张国民党的新军队?又

为什么不能建立工农苏维埃?既没有工农苏维埃,又没有武装工农,试问由什么人,用什么

方法去消灭那些不可靠的将领?想必仍旧是哀求国民党中央撤换他们,国际代表鲁易把国际

训令送给汪精卫看,自然是这个用意。)

  (四)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中,以新的工农分子代替老委员。(我们既然能够这样自由处

分老委员,重新改组国民党,为什么不能够自己组织苏维埃,而必须把工农领袖送到已经屠

杀工农的资产阶级国民党里去,替他们装璜呢?)

  (五)以知名的国民党员做领袖(不是共产党员),组织革命法庭裁判反动的军官。(已

经反动的国民党领袖所组织的法庭,事实上将是谁裁判谁呢?)

企图在国民党内执行这些政策,仍然是幻想的口头上左倾的机会主义,根本政策一点也没有

改变,等于想在粪缸中洗澡。当时要执行左倾的革命政策,根本政策必须转变,即是共产党

退出国民党,真正独立起来,尽可能的武装工农,建立工农苏维埃,推倒国民党的领导。否

则任何较左的政策,都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当时中央政治局回答国际的电报说接受国际的训

令,并且按照方针进行,惟声明不能即时都能实现;因为中央全体同志都认为国际这些训令

都是一时没有办法的办法,就是列席中央会议的樊克(听说他是斯大林的特别使者),也以

为没有即时执行的可能,他同意中央致国际的电报,说:只好这样回答八七会议

后,中央极力宣传,说中国革命失败的原因,是机会主义者不接受国际训令(当然即指上述

这些训令,此外别无什么训令)即时转变,不知他们以为在国民党圈内能够如何转变,所谓

机会主义者是指谁?

  党犯了以上这样一贯的根本错误,别的大大小小不可胜述的枝叶错误,自然要跟着不断的

发生出来。认识不彻底,主张不坚决,动摇不定的我,当时深深地沉溺在机会主义的大气中

,忠实地执行了国际机会主义的政策,不自觉的做了斯大林小组织的工具,未能自拔,未能

救党,未能救革命,这是我及我们都应该负责任的。现在的中央说我们企图把中国革命失败

的责任推到国际好躲避自己的责任,这简直是笑话。任何人都不能因为他犯过机会主义而永

远取消他批评上级机关的机会主义及他自己回到马克思列主义之权利,同时任何人也不能因

为机会主义政策之来源出于上级机关而有躲避自己执行机会主义政策的责任之自由。机会主

义政策固然来源于国际,然而中国党的领导者为什么不向国际抗议而忠实地执行,这个责任

又推到谁呢?我们应该很坦白的很客观的认识过去以至现在的机会主义政策,都是来自国际

,国际是应该负责任的。幼稚的中国党还没有自己发明理论决定政策的能力,至于盲目的执

行国际机会主义政策,而没有丝毫认识与抗议,这是中国党领导机关应该负责任的。若是互

相推诿,大家都各自以为没有什么错误,难道是群众的错误吗?这不是太滑稽,简直对革命

不负责任。我坚决的相信,我或别的负责同志,如果当时能够象托洛斯基同志对国际机会主

义政策之错误有那样深刻的认识,有那样坚决的争辩,不但自己争辩,并发起全党党员群众

的热烈讨论争辩,其结果即或走到被国际开除和党的决裂,也于党于革命都大有补救,也不

致使革命这样可耻的失败,使党这样政治破产。认识不彻底,主张不坚决,动摇不定的我,

竟没有这样做,党若根据我过去这样的错误,更或者因为我坚持过去的错误路线,对于我有

任何严厉的处罚,我都诚恳的接受,而没有半句话可说。然而现在中央开除我的党籍之理由

是:

  (一)说我根本无诚意去认识自己在中国大革命时代之机会主义领导的错误,没有决心

去认识过去的真正错误所在,便必然不可免的要继续过去的错误路线。其实我正因为根本

的诚意的认识过去机会主义领导的真正错误所在,和决心反对现在及将来过去的错误路线而

被开除了。

  (二)说我不满意共产国际的意见根本便不愿赴莫去接受国际的训练。我所接

受国际机会主义的训练已经受够了,以前因为接受国际意见,而做了许多错误,现在因为不

满意国际意见而被开除了。

    (中略) 

  同志们,我知道中央开除我的党籍,完全是他们少数人为掩护他们自己错误的一种手段。

这样一来,不但免得我在党内发表意见和主张要公开的讨论政治问题,并且拿开除我向党员

群众示威,叫大家都免开尊口;我知道决不是党员群众有开除我的意思。我虽然被党的上层

少数领袖开除了,我和党的下层群众丝毫没有什么隔阂与芥蒂。所有党中的同志,只有不是

始终坚决的跟着斯大林派(国际的和中国的)的机会主义政策走,我仍旧要和你们携着手为

无产阶级服务。

  同志们!亲爱的同志们!现在党的错误,不是枝节的局部的问题,仍旧和过去一样,是斯

大林所领导的国际整个的机会主义政策在中国之表演。甘心做斯大林留声机器的中共中央负

责的人们,自今还没有一点政治觉悟,而且日益倒行逆施,无可救药了。列宁在联共第十次

大会上曾经说过:党内有了根本不同的政治意见,而又没有别的方法可以解决,小组织才

是正当的。他当年所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派运动,就建筑在这个理论之上的。现在我们党的

危机也不容许在党内有别的方法(即党内合法的公开辩论)来解决了。我们每个党员都负有

拯救党的责任,应该回复到布尔什维克精神与政治路线,一致强固的团结起来,毫不隐讳的

站在托洛茨基同志所领导的国际反对派即真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之下,坚决的,不可调

和的,不中途妥协的和国际及中共中央的机会主义者奋斗到底。不但反对斯大林的及类似斯

大林的机会主义,并且要反对季诺维也夫等的妥协态度,不怕所谓轶出党的范围,不惜

牺牲一切,以拯救党拯救中国革命。

  致

无产阶级的敬礼!

陈 独 秀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日

 

诬陷陈独秀的代价               祝   彦

(编者按:本文摘自祝彦先生的博士研究生毕业论文《后期陈独秀及其思想》,标题是编者所

加。本文的价值在于告示我们:从1927年起,共产国际给陈独秀扣

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反革命汉奸叛徒等一系列帽子,这样的

思想路线和作风,对陈本人虽然是严重的诬陷,但中共与中国却付出了更大代价--蚁行

,而非龙飞。这就说明,对陈独秀的评价问题,不仅是关系到陈独秀个人,更关系到

党、国家、社会的命运和前途。)

陈独秀江津寂寞,安庆亦寂寞矣(唐宝林《陈独秀传——从总书记到反对派》)。这样的遭遇恐怕是历史上大多数思想先驱者的遭遇

。陈独秀生前给汪原放的题字中有这样的话:天才贡献于社会者甚大,而社会每迫害天才

。成功愈缓愈少者,天才愈大:此人类进步之所以蚁行而非龙飞。(《回忆亚东图书馆》

)陈独秀是不是借题字来自喻呢?即使不是,也很有自况之义。陈中凡的《哭陈仲甫先生》

哀词里,表达了同样的含意:生不遭当世骂,不能开-代风气之先锋;死不为天下惜,不

足见确尔不拔之坚贞。生死皎然斯何人?怀宁仲甫陈先生。当陈独秀面对斯世斯民方梦

的现实世界,他却孤行长往,为的是什么?为的是唤醒民族。为了追求真理,探索

真理,必然遭到当世骂,甚至还可能要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遭到后世骂。但陈独秀抱定

口可杜,身可诛穷坚老壮隋不渝!

思想的光芒有时会随着历史窖藏越久越

散发出它悠久的醇香来。作为思想的先驱者,也会终于成为天下惜的人物。正如董退思

所说:一般所谓革命者,不成功,即成仁。成功者则富贵功名,生荣死哀:不成功者,死后亦往往有政府褒扬,社会追悼。陈先生无一于此,一生清苦,寂事以死,然

而唯其如此,乃属难能可贵,之一字,陈先生足以当之!滔滔天下,能有几人?(郑

学稼《陈独秀先生晚年的一些事》)1979年10月9日,安庆市人民政府修建了陈独秀之墓;

1999年纪念陈独秀诞辰l20周年的大会上,中共安庆市委书记说:安庆市出了个陈独秀

,是安庆人的骄傲(《陈独秀研究动态》第21期)。也许这种承认是迟到了点,但是,如果拿来与历史上的-些思想先驱者的遭遇相比,陈独秀又是幸运者!目前,更大规模

的陈独秀墓园已经得到中央国家部门的支持,开始动工修建了。由是,笔者认为,作为-

伟大的思想家,走在历史前面的先驱者,无论生前还是死后,都要耐得了二个字:寂寞!(也要耐得委屈!——编者)。

 

 

资料选辑

鲁迅赞扬毛泽东、攻击托派风波始末

  渊

1936年春,当时上海中共地下党在执行新的统一战线路线时右倾,不注意争取领导权。同时在组织上推行宗派主义,对鲁迅等不同意见者,轻易诬为内奸反革命托派汉奸。鲁迅进行了反驳。当时陈独秀因反蒋抗日在狱中,托派临委书记陈其昌用陈仲山的化名写信给鲁迅,攻击中共新路线是背叛,而托派坚持的阶级斗争路线是正确的。

1936年7月鲁迅发表的《答托洛茨基派的信》表示拥护在长征困难中的共产党,对毛泽东先生们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抨击托派恰恰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并暗示中国托派接受日本津贴。从此,毛泽东投桃报李,高度颂扬鲁迅(建国后,毛泽东却认为鲁迅如果活到解放后,要么闭嘴,要么坐在牢里)。

据当时的托派骨干王凡西回忆,事情发生后,在托派内部,对事前没有和其它同志商量擅自给鲁迅写信的托派陈其昌,颇受同志们的指责,尤其是南京监狱中的陈独秀,知道了大发脾气,问我们为什么会对鲁迅发生幻想。他认为,鲁迅之于共产党,无异吴稚晖之于国民党,受捧之余,感恩图报,决不能再有不计利害的是非心了。(《双山回忆录》)

后来王凡西在另一篇文章中又说:这段回忆曾经引起国内一些党史研究者的反应,他们认为陈独秀不能以公平冷静的态度来对待鲁迅。其实,这种表现客观的所谓持平之论,倒是绝不公平的。当时陈独秀正以托派身份被蒋介石关在监狱里,突然间看到他的一位旧同事与老朋友,竟将最不堪的罪状横加在以他为首的托派同志的身上,怎能使这位性似烈火的革命者按捺住心头怒火呢?唾面自干不是任何革命者的品格,更不是陈独秀这位革命者的品格。(《胡风遗着读后感》)

虽然如此,王文元认为当时陈独秀并不因此而改变对鲁迅的整个评价 。他举出1937年11月陈发表的《我对鲁迅之认识》为证。陈说在1927年、1928年,鲁迅还没有接近政党以前,党中一些无知妄人,把他骂得一文不值,那时我曾为他大抱不平;后来,陈又反对把鲁迅抬到三十三层天以上视为一个神

1993年《新文学史料》发表胡风两篇遗着后,此事又掀起波澜。因为胡风以当事人的身份证明,鲁迅那篇著名的答托派的信,不是鲁迅自己写的,也不是鲁迅口述的,而是冯雪峰以鲁迅的名义代写的。当时鲁迅在重病中,无力起坐,也无力说话,连和他商量一下都不可能。冯雪峰把拟稿念给他听了。鲁迅闭着眼睛听了,没有说什么,只简单点了点头,表示了同意。第二天,冯雪峰又向鲁迅念了一篇内容与此相关的另一篇代拟文章(《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引者),鲁迅显得比昨晚更衰弱一些,更没有力气说什么,只是点了点头,表示了同意,但略略现了一点不耐烦的神色。事后,鲁迅的病情渐渐好转了,能够说话,也能够同别人商量问题。于是胡风就问他:雪峰模仿周先生的语气倒很像?鲁迅淡淡地笑了笑,说:我看一点也不像。

于是郑超麟,楼子春、王凡西等原托派老人,相继发表文章,以说明那封信不是鲁迅的本意,王的上述那篇读后感,甚至提出两点证据:一、陈独秀在党内已经失势时,鲁迅提到他如何写起小说来的时候,却毫不掩饰地归功于陈独秀的鼓励。二、胡风的文章也说,鲁迅对《新青年》的编辑同人、五四文学革命领导者之一的陈独秀,始终表示敬重的态度。因此他们都恢复了当年对鲁迅的那种尊敬。郑超麟说,读了胡风的长文,顿使鲁迅在我心目中的形象高大起来,回到了我在国民党监狱中看到这封有名的信以前的地位中国的高尔基毕竟高出于俄国的高尔基。(《读胡风长文<鲁迅先生>有感》,《鲁迅研究》,1993年第10期。)王凡西甚至说:可惜陈独秀未能生前见到胡风的这一证言;不然的话,他一定会像现在的我们一样,会撤回他将鲁迅比作吴稚晖那样的愤慨语的。

 

海潮着《共产主义运动反思录》值得一读

陈铁健

共产主义运动一经出现,便如幽灵(马克思语)一般惊世骇俗,而共产主义运动与苏

俄的衰亡,则验证了60年前陈独秀的预见:在十月(革命)后的苏俄,明明是独裁制产生了

斯大林,而不是有了斯大林才产生独裁制,如果认为资产阶级民主制已至其社会动力已经耗

渴之时,不必为民主斗争,即等于说无产阶级政权不需要民主,这一观点将误尽天下后世!

沿着这一思路,拜读海潮所写《共产主义运动反思录》(台北版),深感作者从理论与实践

结合的角度,纵论100多年的共产主义运动史,使得此书在近年问世的同类著作中,更具反

思深度和理论色彩。

作者认为,马克思特别强调辩证法的否定性和批判性,”“他只注意到辩证法的一

面,而忽略了辩证法的一面,因此在他那里,辩证法就成了一种主要是破坏性的哲学

工具。作者指出,马克思哲学以辩证法名义过分强调矛盾的斗争性而忽视同一性,过分强

调人性恶而忽视人性善,过分强调社会革命和破坏而忽视社会改良和建设。这就为他的正统

派继承者们把他的哲学归结为斗争哲学并用以推行极左路线提供了理论依据。他对资本

主义制度的生命力,作出了完全错误的判断。他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以暴力革命论为基础

,也为实践证明是不可取的。本书认为,凡是实行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无一

能够实现普遍的繁荣和幸福,而发达的资本主义比贫穷的社会主义更加接近于马克思关

于公正社会的理想。马克思的不断革命论,在马克思时代没能实施,但他的正统派继

承者们却恪守这个理论,加以实践,并把它极端化,形成的绝症,造成了种种可怕的

后果。

本书充分论证列宁及其理论与实践的功过。指出列宁的革命理论来源于马克思,又远远超出

马克思,其功大过也大。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定义,一是采取暴力手段,二是不受

任何法律约束特别是不受自己所定法律的约束。斯大林、毛泽东、布尔布特对此都心领神会

,得其真传,并付诸于实践。共产主义阵营各国长期推行以党治国,实行阶级专政-一党专

-领袖专政-个人独裁的政治体制,也肇端于列宁的理论。列宁缔造的苏联,是空想主义

的早产儿,带有暴力、恐怖、专制、独裁、腐败等一切不良特征,并为斯大林所发扬光大

。列宁所缔造的共产国际,不过是一个推行世界性暴力、恐怖的极权和争霸组织。作

者认为,这些错误,不能完全归咎于列宁本人,它们也是那个不幸的历史环境的产物。

此诚为客观公允的不刊之论。

海潮先生自谓,青年时代即对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崇拜得五体投地,把他们的理论奉为神

圣,并熟读精研他们的著作。马列重要著作,通读不下20遍,且能大段背诵。即使历经长期

磨难,仍对马列主义深信不疑。直到上世纪80-90年代之交,世界和中国发生重大历史事件

,才使他猛省,重新审视共产主义运动历史及其理论源流演变,做正本清源的探索和反思。

作者以其哲学和史学的深厚功底,以其对苏俄的多次考察经验,积十年之功写成这本书,向读

者献出他的初步研究成果,并作为对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10周年的一个纪念。本书自成

一家之言,其意义与其说它为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与实践的是非功过作出定性和结论,不如

说它向读者展示了一个探索与反思共产主义运动的空间,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身的经历和感

悟,作出自己的探索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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