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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论《新青年》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发表日期:2004年12月14日      作者:黄河     【编辑录入:多声

 

《新青年》与马克思主义在

学术研讨会交流论文

 

  

 

  提纲马克思的学说开始传入中国,是在19世纪末过渡到20世纲初。作为中国人,最早接触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是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家孙中山。他曾敦促留学生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在他的倡导下,一时《民报》和《民主报》上,开始出现了介绍社会主义、马克思的文章和译文;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就提到马克思,并说“今日社会之弊,在多数之弱者为少数之强者所压服。”;同时刘师培夫妇第一次译载《共产党宣言》(片断)、李石曾、吴稚晖在所办刊物介绍马克思、恩格斯生平,还有江亢虎和《东方杂志》也都介绍过《资本论》。由于他们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对马克思主义认识十分肤浅,实际影响不甚深远。

陈独秀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人物,1915年9月15日于上海创办《新青年》,开始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到欲救中国必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与李大钊携手创建中国共产党。《新青年》共办九卷54号,1923年后改为季刊共出五期至1926年7月末休刊。历经十年为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陈独秀善始全终,业绩辉煌,功不可没。

当启蒙的火炬——《新青年》照亮了中国大地,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广大先进分子和进步青年,开始接受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积极勇敢的投身于爱国民主运动,经过几十年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伟大胜利,实现了中国近代化,开始向现代化进军。

                                                                                 

 

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观点的体系,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共产主义世界观极其完整的理论形态。马克思主义是全世界无产阶级斗争实践的总结,是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科学表现,“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最正确的最革命的科学思想的结晶。”(1)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形成,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日益尖锐化的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了当时的革命实践,总结了欧洲工人运动的经验,同时又批判地吸收了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兼容并包,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就其内容,包含了三个组成部分,具体是:辩论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通过大量的事实材料和严密的逻辑论证,阐明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固有矛盾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运动规律。从而证明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要胜利的朕兆。相应指出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掘墓人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创造者。同时无产阶级要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必须建立组织自己的先锋队——共产党。在党的领导下,通过暴力革命粉碎资产阶级专政,进而又指出,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以后,不但要消灭一切剥削制度的剥削阶级,而且要竭尽力量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消灭一切阶级差别,逐步消灭一切主要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不足而造成的重大社会差别和社会不平等,直到共产主义的实现。1847年,马克思参加“共产主义同盟”,并领导该同盟,旋受该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委托,同恩格斯一起起草了同盟的纲领,这就是科学共产主义纲领性文献《共产党宣言》,《宣言》总结了以往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经验,论述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极其重要的思想,完整、系统而严密地阐述了他们的伟大学说,成了世界各国无产阶级运动的指南。

 

西学东渐、马克思学说乘桴浮海传入中国

 

马克思的学说开始传入中国,是在19世纪末过渡到20世纪初。在它传入适值中国国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时在中国: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日益加剧,封建专制统治日趋腐败,民族危机一天比一天加重,有理想抱负爱国的知识分子矻矻孜孜无不向西方寻求强国经验,努力学习西方的资产阶级学说,为中国解除封建的桎梏发展资本主义开辟道路。同时也接触到有关社会主义学说的思潮,对资本主义采取某些批判的态度。从19世纪70年代起,当时中国有些书刊已述及到巴黎公社和欧洲工人运动,这些报道虽然简略或有欠准确,但毕竟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让人们知道西方社情和资产阶级学说。广学会(英、美基督[]教传教士在上海创立的出版机构)在1898年出版的《泰西民法志》(胡贻谷翻译)中,就讲到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义及其学说。1899年《万国公报》(原名《教会新报》由基督教会创办于上海的周刊)发表英国传教士李提摩泰译介《大同学》文中说:“德国讲求安民新学者有名人焉,一曰马克思,一曰恩格斯。”称马克思为著名的“百工领袖”,“主于资本者也”。 这使中国读者开始接触到社会主义思潮,知道了马克思其人其事。

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已经披靡欧美,当时中国新型知识分子队伍日益扩大,留学过日本和欧美的人日渐增多,他们在国外办了许多刊物,于宣传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和物质文明的同时,也介绍了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其中包括了马克思主义。最早接触和介绍了马我思主义的是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家孙中山。1895年他流亡在国外,曾注意考察了欧美各国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并对社会主义学说和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予以极大的关注。他曾敦促留学生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并阅读当时的书刊。“(21906年孙中山在同盟会一次演讲中,曾介绍了社会主义学说的各种派别。在他的倡导下,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上,也开始出现了介绍社会主义各派的文章和译文,例如宋教仁的《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廖仲恺的《社会主义史大纲》,叶夏声的《无政府党与革命党之说明》。同时,在资产阶级革命派主办的其它刊物上,如《民立报》曾载渔父(宋教仁)的《社会主义商榷》一文,也介绍了社会主义各个派别。在他们看来,各派社会主义是“百川导源,而皆归于海”,“其派虽殊而其布平等、博爱、人道之大工业义于人类社会者一也”,只不过是在“以如何方法达其目的”(3)上的差异。这些即是当时革命派中大多数对马克思主义的体会与了解。朱执信是同盟会中著名的政治家,他被公认是同盟会会员中对马克思主义比较有研究的人,他曾说:“顾自马尔克(马克思)以来,学说皆变,渐趋实行,也称科学社会主义(Scientific Socialism)。”(41906年他在《德意志革命家小传》一文中,比较详尽的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拉萨尔的生平及其学说。译述了《共产党宣言》的片断,认定《宣言》是马克思最大的“事功”,他还摘译《宣言》的十大纲领,是《宣言》在中国最早的节译本。这些都应无庸置疑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给予充分的肯定。

在中国知识阶层的新型知识分子中最早介绍社会主义并提及到马克思的是梁启超,1902年他在《新民丛报》上就提到:“麦喀士(马克思),德国人,社会主义之泰斗也。”今之德国,有最占优势之二思想,一曰麦喀士之社会主义,二曰居志埃(尼采)之个人主义。麦喀士谓:今日社会之弊,大多数之弱者为少数之强者所压服。”(5)随着新办报刊的增多,传播论及马克思学说的,相应也多了起来,如马君武在1903年曾谈道,社会主义发源于圣西门、傅立叶,极盛于德人马克思。“马克思者,以唯物论解历史之人也。马克思尝谓:阶级竞争,为历史之钥。”(6)并附带开列马克思、恩格斯《哲学的贫困》、《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等书目。与此同时,在辛亥革命以前,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还有中国早期的无政府主义者。当时,他们对马克思主义还没有完全采取敌对的态度,例如无政府主义者刘师培、何震夫妇主编的《天义报》(在日本出刊)上,第一次译载了恩格斯1888年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写的《序言》,和《宣言》的第一章《资产者与无产者》(当时译为《绅士与平民》以及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第二章中几段译文。同时还有中国无政府主义者李石曾、吴稚晖等人在法国巴黎创办了《新世纪》周刊,也曾详细地介绍和评论了巴黎公社的革命,报导了第二国际“七大”关于帝国主义问题上各派的激烈争论。还将马克思、恩格斯以各国无产阶级革命家生卒年月,第二国际代表大会的召开以及各国党的活动列为“世界纪念日”。同一时期,在1911年武昌起义不久,一个标榜社会主义,由江亢虎带头的组织中国社会党,在该党的刊物上也谈到马克思的学说,如绍兴支部出版的《新世界》上就曾介绍“社会主义大家马儿克的学说”,讲到《共产党宣言》、《资本论》,还连载了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大部分译文,题为《理想社会主义与实行社会主义》。如窥其堂奥他们所认为的科学社会主义,只是揉合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的“理想”付诸“实施”而已。他们译介马、恩原著,是为了说明“马氏之主张与世界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未尝不相通也。”立足点是无政府主义。不仅如此,其时还有某些权威报刊也谈到社会主义,如《东方杂志》86号发表的《社会主义与社会政策》就曾提到:“近世社会主义的开山,感推德人楷尔麦克(马克思),其《资本论》所述,意在集土地资本于社会,以经营共和的生产事业,所谓社会民主主义是也。”尔后还编译过若干介绍社会主义的小册子,实际影响都不甚深远。

溯自19世纪末,特别是20世纪初,马克思的学说虽已传入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的若干基本观点作了介绍,但由于当时中国的客观条件和思想界状况,只有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一部分革命党人和少数知识分子,一方面强烈地要求推翻清朝的封建统治,建立欧美那样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另一方面又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病,如贫富悬殊,工人阶级贫化以至极端贫困化不满,希望从马克思主义和其它社会主义学说中吸取政治营养,寻找改造社会的方案,以“济天下之溺”。由于他们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囿于思想、观点、境界之不平民大众化,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与了解十分肤浅,谈不上试图以马克思主义来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致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能由风起于青萍之末,激起思潮波澜,导向形成一种思想运动。

 

南陈北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赤色的旗儿飞扬”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以后。经过五四运动的激荡,马克思主义很快在进步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传播开来,形成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运动。

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直到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相结合成为中国革命斗争指导思想,是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的。我们不能割断历史,否定在十月革命以前资产阶级改良派,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早期的无政府主义者,曾经接触或介绍过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事实,但也不能对此作充分的估计或过高的评价。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虽然曾经从马克思主义那里吸取了一些政治营养,但由于他们的立场和世界观的局限,并没有真正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更谈不上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因此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在十月革命以前的中国,并没有人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在十月革命以后这种情况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的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7)历史事实证明这一论断是十分正确的。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迅速成长起来。他充分认识到十月革命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对世界无产阶级事业满怀信心。他们开始抛弃了资产阶级共和国和方案,热烈地向往社会主义的俄国,并迫切地期望以俄国为榜样来改造中国。他们的代表人物就是陈独秀,当然还有李大钊。陈独秀是中国近代最伟大的启蒙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帜,是把古老的中国推向现代的重要人物之一。

陈独秀是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人物,他是中国近代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启蒙运动的领袖。杰出的民主主义者、爱国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陈独秀出身于书香门第的“一个小户人家”,幼承庭训学习举业,18岁中秀才,第二年乡试落第,由选学妖孽转变为康梁立宪改良派,后因反清活动,被通辑东渡日本,在东京参加留日学生组织“励志会”,由“改良”转向“革命”,1902年回国在安庆组织爱国会,公开反对满清政府。1905年以后,转向拥护孙中山,服膺“三民主义”,并与安徽革命党人柏文蔚等秘密组织“岳王会”,进一步从事反清活动。辛亥革命安徽光复后,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19156月到上海,9月创办《青年杂志》(第二年改名为《新青年》),这是陈独秀一生最重要的转折。从此他由封建改良派,转为民主革命派。他是五四运动的挂帆人,经过运动波涛的激荡,开始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到欲救中国必学苏俄,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并与李大钊携手“南陈北李”创建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找到了一条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道路。

陈独秀在五四运动时期,是以中国急进的民主派著称,当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他成了有很大影响的社会主义宣传者,五四运动后到党的成立时,他基本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和党的发起者,他是中共创始人,是中共中央一至五届最高领导人,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和中共党史上,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到对中共、对革命运动的组织领导,陈独秀有着别人不可替代的崇高地位。当时在全国人民和广大青年中,陈独秀是享有很高威望的。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 陈独秀在当时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一个人。19366月他和埃德加•斯诺谈话中多次谈到陈独秀对他的影响。例如:《在长沙的日子》一节中谈到:新民学会“这些团体的大多数,或多或少是在《新青年》影响之下组织起来的。《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们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8)在《革命的前奏》一节中指出:“1919年我第二次前往上海。在那里我再次看见了陈独秀。我第一次同他见面是在北京,那时候我在国立北京大学。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在上海,我和陈独秀讨论了我们组织‘改造湖南联盟’的计划。接着我回长沙着手组织联盟。”(9)在《国民革命时期》一节中还提到“一九二一年五月,我到上海去出席共产党成立大会,在这个大会的组织上,起领导作用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他们两人都是中国最有才华的知识界领袖。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陈独秀对于我在这方面的兴趣也是很有帮助的。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们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10)

《新青年》为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文艺作品、时事新闻四合一的综合性刊物。是中国现代革命史上一份重要的刊物。1915年9月15日创刊于上海。陈独秀是它的创办人和早期的主编,在他的主持下,这个刊物一开始就提出了反对封建主义,主张民主主义和提倡科学的口号,旨在唤起广大青年追求新思想的热情和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创刊一开始就举起民主与科学的大旗,向封建制度及其意识形态进行了猛烈的攻击,点燃了启蒙的火炬。从1915年创刊,几经变动,1926年最终停刊,存在十年以上,跨越了旧民主主义结尾直到新民主主义开端几个时期,充分反映了五四时期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知识界,尤其是对知识青年产生巨大的影响,从《新青年》开始。

陈独秀创办《新青年》,一开始就提出和民主与科学,反对专制和迷信,主张中国需要“改弦更张”。他在创刊号上发表的发刊词《敬告青年》中指出“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11)这里说的人权,就是民主。他反对封建等级制,认为人是应该平等的,“各有自主之权,绝无奴隶他人之权利,亦绝无以奴自处之义务。”(12)他指出中国的文化和社会制度落后于欧洲和近千年,已经一文不值,非常激愤地说:“吾宁忍过去国粹的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功于消灭也。”(13)关于科学,陈独秀认为他与民主同样重要,他说:“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于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今且日新月异,举凡一事之兴,一物之细,罔不诉之科学法则,以定其得失从违;其效将使人间之思想云为,一遵理性,而迷信斩焉,而无知妄图作之风息焉。”(14)他呼唤“宇宙间之事理无穷,科学领土内之膏腴待辟者,正自广阔。青年勉于哉!”(15)翻开第一卷,几乎每一号的打头文章都是陈独秀的力作:《法兰西人与近代文明》(1号)、《今日之教育方针》(2号)、《抵抗力》(3号)、《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4号)、《一九一六年》(5号)、《吾人最后之觉醒》(6号)。无不体现出主编陈独秀火热激情的激进思想风格和“改弦更张”思想倾向。从《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及以后几期的文章里,明显地表现了陈独秀当时的政治思想心态,他对法兰西文明为代表的近世文明潮流与方向的心仪与倾倒。至于代表这个所谓的“近世文明”的“特点”的只是三种学说,即:人权说、生物进化论、社会主义。陈独秀认为,这三种学说的创始者便都是法兰西人,“近世三大文明皆法兰西人之赐。”值得注意的是这里陈独秀已接触到了“社会主义”的一些根本原理。他的理解和叙述从空想的到科学的发展,从法兰西革命时巴布夫(Babeuf)至圣西门(Saint-Simon)及博立叶(Fonrier)一直到德意志的拉萨尔(Iassalle)及马克思(Karl-Marx)大都切合其要义。他热情歌颂了“人人于法律之前,一切平等。”的法兰西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把“自由、平等、博爱”看成是“近世界文明”的精华。他希求中国应仿效法、英等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实现民主共和,把中国建立成为一个“唯民主义的新国家。”

《新青年》从1918年1月四卷1号起,改由陈独秀、钱玄同、高一涵、李大钊、胡适、沈尹默等轮流主编,十月革命胜利后,李大钊1918年7月1日在《言治》季刊第3册上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接着在《新青年》第五卷第5号上发表《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分析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的革命和法国资产阶级的根本区别,并以极大的热情歌颂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迎接新时代的到来。他说:“由今以后,到所见都是布尔什维主义的凯歌声。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16)接着李大钊在《每周评论》第3号(1919年1月5)又发表《新纪元》一文,他看到了当时弥漫欧洲的革命潮流,“赤色旗到处翻飞,劳工会纷纷成立,可以说完全是俄国式革命,二十世纪式革命”这个革命“是只能迎,不能拒的。”(17)同时陈独秀在《每周评论》第19号(1919年4月27日)发表《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的随感录,他也把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当做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李大钊和陈独秀的这些文章,开始把探索中国的出路同俄国式革命联系起来,宣传马克思主义,标志着他们已经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了。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影响带动了世界革命运动的兴起,一时风起云涌,惊醒了正在寻求国家出路头脑清醒的中国先进分子们,使他们看到了世界文明的新曙光和民族解放的新希望,以及谋求国家繁荣昌盛的新出路。在十月革命战争影响下,马克思主义首先为少数先驱者们所接受,紧接五四运动的兴起,又大大地鼓舞和教育升温了革命群众的火热激情,从而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以致当时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运动造成声势,激发了学习和宣传的热潮。1919年5月,李大钊帮助《晨报》副刊开辟“马克思研究”专栏,同时又以《新青年》为载体,把他负责的《新青年》六卷5号(1919年5月)上,推出《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刊载了顾兆熊(孟余)的《马克思学说》;凌霜(黄文山)的《马克思学说批评》;起明译的《俄国革命之哲学的基础》;陈启修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贞操问题》;渊泉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马克思奋斗的生涯》;刘秉麟的《马克思传略》;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分上、下,下篇载于后期6号上);克水的《巴枯宁传》。其中李大钊发表的长篇文章《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是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来,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最完整、最系统的一篇重要文章。文章中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即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内容,并指出:“他这三部分理论,都有不可分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18)由于《新青年》本是一个自由论坛,因此专号的文章并未一面倒地宣传和颂扬马克思,顾兆熊的文章便对唯物史观提出很有见地的批判。而且在专号的重要文章中还有《马克思学说批评》、《巴枯宁传》、《俄国革命之哲学基础》等几篇文章里鼓吹修正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观点的。这些都反映了李大钊当时在思想理念上还不够成熟,这正如他自己说的,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极其贫弱”、“知能浅陋有误解马氏学说的地方。”(19)这是历史条件的限制,不宜苛求。并且他和辛亥革命前资产阶级革命派对非马克思主义的混淆误解有着本质的区别。在那时没有人信仰马克思主义,而李大钊能揭橥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并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进行宣传,这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由于十月革命影响,扩大宣传了马克思主义,陈独秀接触了更多的社会主义理论书籍,并积极参加五四群众运动和实际斗争,对布尔什维克在态度上表示深刻同情与虔诚服膺,对军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罪恶残暴非常愤恨,这个时候陈独秀也大力传播马克思主义。1919年12月他在《过激派与世界和平》中写道:“扰乱世界和平,自然是极大的罪恶,布尔什维克是不是扰乱世界和平,全靠事实证明,用不着我们去辩护或攻击;我们冷眼旁边观的,恐怕正是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先生们来扰乱世界。”(20)在他起草的《新青年宣言》中,明确指出:“我们相信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和全力主义(这里显然是指帝国主义或资本主义),已经造成了无穷的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的了。”“我们主张是民众运动社会改造。”(21)“我承认用革命手段建立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22)他还认为:资产阶级“共和政治为少数资本阶级把持,无论哪国都是一样,要用他来造就多数人的幸福,简直是妄想,”“主张实际的多数幸福,只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起来代替共和政治,也同当年共和政治代替封建制度一样,“按诸新陈代谢的公例,都是不可逃的命运。”(23)这就是说他已经从斗争实践中,认识到必须发动广大群众,以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为武器,着手改造中国社会,象俄国布尔什维克那样,废除资产阶级剥削,实行社会主义生产。他在《谈政治》、《社会主义批评》、《马克思学说》等文章中,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等学说,并批判了无政府主义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这时陈独秀的主导思想是虔诚心切信仰和宣传社会主义,已经由急进的民主主义者蜕变发展成社会主义广泛的传播者,已经从以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观察中国社会问题到运用它开展工人运动着手改造中国社会。他还强调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性,指出要造成无产阶级“强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非有一个强大的共产党做无产阶级先锋队与指导者不可。”(24)已经从思想上考虑到为建立共产党进行了多方面的活动。

 五四运动兴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有了进一步的传播,并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在这种情况下,陈独秀也随着向前发展了,这个时候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开始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分析中国社会的实际问题。陈独秀的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认识与觉悟虽然比李大钊晚了一些,但他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内涵实质的了解不单纯在学理上,而着重在于“行”,理论与实际的结合,针对实际分析和解决问题。在他一旦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他的思想认识与哲学立场立即发生了质的飞跃。他在一个短的时间里把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与经济史学的基本观点都通读理解了一遍,并且提纲挈领地理出头绪,很快就能运用它来解读中国的社会形势、经济生态与革命实际,并且对马克思学说的理论深处有其独到的感悟,理解相当透彻,掌握得心应手。此时他把革命眼光更多地转移到中国的无产阶级劳苦大众上,开始注意“中国的劳动问题”、“中国产业世界的纯粹资本作用”和“各都会各商埠的财产工商阶级”的发达程度等等的问题。这时他把“五四”以来的“德先生”的政治内涵提升到无产阶级的阶级要求上,他在《告北京劳动界》一文中明白地说:“如今二十世纪的德莫克拉西,乃是被征服的新兴无产劳动阶级,因为自身的共同利害,对于征服阶级的财产工商界要求权利的旗帜。”而且正大光明告“自命为智识阶级士大夫”:“不要太高兴,不要以为无产劳动阶级永远可以欺负,不要永远把他们踏在朝靴低下不当做人看待。”(25)陈独秀这种对“新兴无产劳动阶级”的关心与支持,《新青年》第七卷第6号推出“五一劳动节纪念号”,篇幅较平时增加一倍多,其中主要文章有李大钊的《五一运动史》、陈独秀在上海船务机房工界联合会演说《劳动者的觉悟》和《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这一期以大量篇幅刊载了全国各地工人生活和斗争情况的调查报告,反映了革命知识分子到工人中去的初步成果。同时上海的《星期评论》、北京的《晨报》等名牌报刊也都积极配合,推出“五一专号”,一时劳工运动的声势轰轰烈烈。事实表明陈独秀当时的思想心态实际,已真正地与劳工相结合了。“纪念号”还全文刊登了苏俄政府的第一次宣言,宣布废除沙皇俄国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引得中国社会各界15个团体8家报刊的一片喝彩与赞赏。

1920年月,《新青年》改组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的机关刊物。八卷1号,陈独秀发表《谈政治》一文,明确表示了拥护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和革命的立场,宣布“承认用革命手段建立劳动阶级(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的第一需要。”从这一号起《新青年》又设立了“俄罗斯研究”专栏,译载有关苏俄革命和建设的材料,并发表了列宁某些著作和译文、列宁传略和列宁主要著作目录,进一步扩大马克思主义影响。1921年7月,《新青年》在出完九卷之后,曾经休刊。1923年6月,《新青年》改组为季刊,并成为党的理论刊物。由于革命形势发展很快,人力不足,季刊不能按期出版仅出四期。1925年4月2日改为不定期刊,共出五期。《新青年》季刊一直由瞿秋白主编,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刊物,为中国革命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陈独秀在十卷9期季刊上,先后发表具有马克思主义学说理念的文章计有:《殖民地及半殖民地职工运动问题之题要(译)》、《科学与人观序》、《答张君励及梁任公》、《二十七年以来国民运动中所得教训》、《列宁主义与中国民族运动》、《孙中山三民主义中之民放主义是不是国家主义》、《世界革命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等,陈独秀创办《新青年》前后历经十年,为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善始全终,光辉业绩,可谓伟矣!

《新青年》除通过期刊传播反帝反封建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信息外,还于1920年以新青年社出版了《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开始介绍了马克思。1905年,朱执信在《民报》第二号上介绍了《共产党宣言》的片断。此后《共产党宣言》曾一次次被节译,刊载于中国报刊。这本具有强烈的革命性、实践性,其“根本解决”、彻底革命的主张为迷茫中的人们提供了一把解放被压迫阶级钥匙的《共产党宣言》,在中国一直没有全译本,如要了解共产主义,怎么能不读《共产党宣言》?第一个筹划把《共产党宣言》译成中文的是戴季陶(当时他在上海主编《星期评论》)。他读过一本日文版《共产党宣言》,深知这本书的份量。曾想译此书,感到难度相当大,因为译者不仅要谙熟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且要有相当高的中国文学修养。邵力子得知此事后,便向戴季陶举荐了陈望道。1920年春,陈望道因“浙江一师风潮”被迫离开杭州来到上海,适《新青年》杂志回迁上海,作为上海发起组机关刊物出版发行,应陈独秀邀请,陈望道担任了《新青年》编辑,他注重刊载介绍马克思主义,赞扬十月革命的文章。由于邵力子的推荐,又着手翻译《共产党宣方》,根据《星期评论》提供的日文本和陈独秀取自北大图书馆的英文本,相互对照,开始了翻译工作,1920年8月译成出版在沪问世,在翻译过程中,亦经陈独秀、李汉俊审阅校订,这本震撼世界马恩著作经典引进中国,对拥护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堤是一个莫大的鼓励。毛泽东说,《共产党宣言》是他青年时受影响最大的三本书之一,“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26)同时,陈望道还翻译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劳动运动通论》、《劳工问题的由来》等文章,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走近走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播种“共产花开”

 

当启蒙的火炬——《新青年》照亮了中国大地,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在广大先进分子和进步青年中,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成为一股昂扬勇进的气势,他们精神焕发,思想解放,以火热的激情,积极勇敢的投身于爱国民主运动,热烈学习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不是把它当作单纯的学理来探索,而是把它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歌颂劳工神圣,贴近生活与劳工为伍。并把这种学习同实际斗争联系起来,同反帝反封、改造社会的讨论相结合,探讨中国的出路,从中涌现一批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其中表现有作为的自当首推毛泽东、周恩来,以及后来诸多共和国的谛造者和革命征途中壮烈牺牲的诸英烈。由于心仪十月革命、五四运动影响,景仰马克思主义,接受传播洗礼的谔谔之士的光明磊落言行和对国家命动前途兴革气势,适足使后人传承而光大民族复兴之大业。

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一开始就歌颂十月革命和当时世界革命,指出“自世界革命呼声大倡,人类解放的运动猛进,这种潮流,任是什么力量,不能阻住。”(27)他以磅礴的气概宣传着反帝反封建革命思想,明确表示:“赞成马克思式革命”,赞成“激烈方法的工产主义(列宁主义)”,反对“补    漏”的改良主义,指出历史上的统治阶级,无论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定收场的。”所以只有用革命的手段夺取政权,才是真正的出路。确认“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是事实,不像唯理观不能证实而容易被人动摇。”(28)他说:“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就没有动摇过。”(29)

周恩来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声浪中,也积极乘热宣传马克思主义。1919年4月,周恩来离开日本回天津,在母校南开学校主持《学联报》,旗帜鲜明地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号召青年和各界人民再接再厉地向旧势力作无畏的斗争。9月他又同邓颖超、郭隆真等20个青年组织成立觉悟社,出版《觉悟》不定期刊,由周恩来主编,领导爱国反帝的群众斗争。当时天津《益世报》赞扬“男女学生组织学生会,是天津男女解放的起点。”北京《晨报》也曾报导,觉悟社是由“天津学界中最优秀、纯洁、奋斗、觉悟的青年结合的小团体”,是“天津的小明星。”1921年1月,他因进行爱国运动被捕,在狱中还向难友讲述马克思学说,包括唯物史观、唯物史观总论同阶级斗争史,经济论中的资本论同资产集中说及马克思传等。(30)1922年他曾发表论文研究共产主义与中国的关系,认为“共产主义与世界上已成无产阶级全体的救时良方”,在中国也只有共产主义才是出路。(31)他毅然宣布:“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的,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决心为在中国“共产花开”,“赤色的旗儿飞扬”而“耕耘”、“播种”,奋斗终生。(32)

蔡和森人们誉称他是马克思主义宣讲鼓动家。他在勤工俭学旅法通信中,曾提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近对各种主义综合审谛,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的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我对中国将来的改造,以为完全适用社会主义的原理和方法。”(33)他誓将“为极端马克思派,极端主张唯物史观,阶级斗争,无任产阶级专政。”坚决反对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他认为“马克思的学理由三点出发:在历史上发明他的唯物史观,在经济上发明他的资本论,在政治上发明他的阶级斗争争论。三者一以贯之,遂成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34)他褒扬:“十九世纪学术界空前的大杰作:于达尔文的种源论和马克思的资本论。”又说:“农人不满意于农业经济的秀页 败,知识阶级日觉贫困,中等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日形阶级而愤怒,所以阶级的严厉非达到社会革命不止。”“世界革命的成功,只是时间迟早问题。”(35)他积极主张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旗帜鲜明”地建立中国共产党,只有成立中国共产党,中国的“革命运动、劳动运动、才有神经中枢。”(36)

文人瞿秋白是中共早期主要领导之一,既是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理论家,又是马克思主义宣传家。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组织社会实进社,创办《新社会》和《人道》杂志。评介十月革命后苏俄作家文艺作品,1920年3月,参加由李大钊、张崧年发起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倾向社会主义,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当他看到李大钊在《星期评论》上发表的《美利坚的宗教新村运动》,理解体会:“我以为历史派的——马克思主义的直接运动是不可少的。”他以为世界的进步是步步向着社会主义发展,“终究可以希望全世界的大改革。”(37)1920年他作为《晨报》特约通讯员赴苏俄考察,表示要为中国人“开辟一条光明的路。”他写的大量通信和《饿乡纪程》、《赤都心史》两书,在当时中国发生较大影响。他相信共产主义一定会在“人间”实行起来。“劳工神圣,理想的天国,不在于知识阶级的笔下,而在于劳工阶级实际生活上的精通。”(38)

中国共产党早期工人运动领袖邓中夏,五四运动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即领导北京学联,组织北京大学平民教育演讲团,宣传革命思想。1920年3月,参加组织北京大家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尔后并在长辛店创办劳动补习学校和进步刊物《劳动者》,最早在长辛店铁路工人中宣传马克思主义。他还在少年中国学会同国家主义派作斗争,强调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政治运动。

曾是新文化运动的热情参加者的恽代英,1915年,就读于武汉中华大学,组织青年成立求我社、互助社,宣传革命思想。“五四”以后,在俄国的十月革命影响下,全中国先进分子中很快出现了一个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恽代英不仅阅读了当时所能得到的多种马克思主义著作,而且还亲自翻译了一本考茨基的早期著作《阶级斗争》(《爱尔福特纲领解说》。早在“五四”前,恽代英就曾组织互助社,从事新思潮的研究。1920年2月,恽代英在互助社的基础上,又发起组织利群书社,这是一个半工半读的组织。它一方面出售《共产党宣言》和《新青年》、《武汉早期评论》、《共产党》等革命书刊。一方面组织社内青年参加劳动和自学,同时还接待进步青年到书社阅读革命书刊,研讨问题。他除亲自指导青年学习和接待来信外,还经常出外演说,宣传群众。在他的领导下,利群书社逐步成为武汉地区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革命青年的一个重要据点,在恽代英和利群书社的启发、培养之下,许多青年逐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此外,张太雷、赵世炎、王若飞、向警予、罗亦农、彭湃等先进分子,也都积极从事革命活动和马克思主义宣传。还有李汉俊、李达、沈雁冰、何孟雄、黄日葵、陈潭秋、施洋、何叔衡、夏明翰、王尽美、邓恩铭、杨匏安、方志敏、杨闇公、萧楚女等等,也都风起云涌参加所在当地的爱国运动,进行革命思想的宣传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其中,李达于1918年在日本学习时,就曾阅读和研究马克思主义著作,一年后他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先后发表《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等文章,提出“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是不同的”、“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是不同的。”(39)李汉俊1918年从日本回上海,即参与《新青年》、《星期评论》和《劳动界》的主编和创办工作,就马克思主义宣传,发表90多篇文章。杨匏安于 1919年10月至12月间连续发表文章,对各派社会主义学说的要点及其创始人的生平进行了介绍。他在同年11月发表的《马克思主义》一文,以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作了比较全面而简要的阐述。这是中国人所写的又一篇比较系统地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欣喜这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革命青年迅速成长起来,他们充分认识到十月革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满怀信心,他们开始抛弃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热烈地向往社会主义的俄国,并迫切地期望以俄国人为榜样,来改造中国。曾经多年追随孙中山革命的老同盟会员朱德、林柏渠、董必武、吴玉章等在旧民主义革命失败之后,经过苦闷、徘徊和探索,努力寻找新的救国出路。受俄国革命与五四运动的影响,通过不同的途径相继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学说,开始新的革命斗争,这些有着不同经历的先进分子殊途同归的事实表明,认定科学社会主义指引的道路,是他们自学的在实践中,经过反复比较作出的历史性的选择。正是这一代青年,在1919年与他们的导师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一起,团结了其他广大青年,掀起了五四爱国运动,接受马克思主义,组织共产党,又经过几十年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伟大胜利,实现了中国近代化,开始向现代化进军。

 

注释:

1)《毛泽东选集》第1294页

2)《宋庆龄选集》第537页

3)《民报》第4号第12—130页

4)《朱执信集》第55页

5)《进化论革命者的学说》:《新民丛报》第18号

6)《社会主义与进化论之比较》:《译书汇编》第2卷第11号

7)《毛泽东选集》第1360页

8)斯诺:《西行漫纪》,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25页

9)斯诺:《西行漫纪》,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30页

10)期诺:《西行漫纪》,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32—133页

11)《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一号

12)《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一号

13)《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一号

14)《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一号

15)《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一号

16)《李大钊选集》第117页    

17)《李大钊选集》第606页

18)《李大钊选集》第117页

19)《李大钊选集》第174页

20)《过激派与世界和平》:《新青年》第七卷第一号

21)《新青年》宣言(原题为《本志宣言》),《新青年》第七卷第一号

22)《新青年》宣言,《新青年》第八卷第三号

23)《国庆纪念日的价值》,《新青年》第八卷第三号

24)《无产阶级专政》(与黄凌霜的通信),《新青年》第九卷第四号

25)《告北京劳动界》,1919年12月1日《晨报》

26)期诺:《西行漫纪》,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31页

27)《创刊宣言》,《湘江评论》第1号,1917年7月14日

28)《新江学会会务报告》第2号,《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3页

29)期诺:《西行漫纪》,三联书店197年版第三131页

30)《检厅目录》,天津周恩来纪念馆藏。

31)《共产主义与中国》,《少年》第2期1922年9月

32)《伍的誓言》,《觉邮》第二期

33)《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3集

34)《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新青年》第九卷第四号

35)蔡和森:《社会进化史》,中华民国十三年(1924)上海民智书局版

36)《新江学会会员通信集》第3集

37)《谈美利坚之新特运动》,《新社会》第号

38)《饿乡纪程》,《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52页

39)《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OO四年十月于安庆

 

                                              作者单位:安庆市陈独秀学术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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