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大戰期間，當中國的經濟變革開始之時，它迅速地洞開了一切改革的源泉。新觀念、新思想、新希望通過千百萬孔道輸入這個國家並衝毀過去的死硬的重物，好像巨浪衝毀擱淺的破船一樣。在知識份子中，1911年革命失敗所喚起的絕望和氣餒的情緒已消失了，一個豐富的文化復興運動便代之而興，這一運動迅速地把整個新生代吸引到它的軌道中。新的領袖、新的力量出來。從1911年的革命的知識份子的疏疏落落的隊伍中湧出了陳獨秀這一角色來，他是安微宦家之子，他開始比之任何前人都來得大膽，清楚和勇敢的提出叛亂的任務來。圍繞於他周圍的人和他一道去改造一整代的生活，往後數年，這些人便在社會衝突的戰場上，加入和率領相敵對的軍隊。
陳獨秀宣告新一代的任務是「反對孔教，舊道德及舊禮教傳統，舊倫理與舊政治……國粹與舊文學」。他決以民主政治及近代科學代替這些東西。
1919年，陳氏在他的著名的雜誌，《新青年》上寫道：「我們……不得不打破『天經地義』『自古如斯』的成見；決計一面拋棄此等舊觀念，一面綜合前代賢哲當代賢哲和我們自己所想的，創造政治上道德上經濟上的新觀念，樹立新時代的精神，適應新社會的環境。我們理想的新時代新社會，是誠實的，進步的，積極的，自由的，平等的，創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愛互助的，勞動而愉快的，全社會幸福的。希望那虛偽的，保守的，消極的，束縛的，階級的，因襲的，醜的，惡的，戰爭的，軋轢不安的，懶惰而煩悶的，少數幸福的現象，漸漸減少，至於消滅」。
陳氏又寫道：
「予……惟屬望於新鮮活潑之青年，有以自覺而奮鬥耳！
「自覺者何？自覺其新鮮活潑之價值與責任，而自視不可卑也。奮鬥者何？奮其智能，力排陳腐朽敗者以去，視之若仇敵，若洪水猛獸，而不可與為鄰，而不為其菌毒所傳染也。
「嗚呼！吾國之青年，其果能語於此乎？吾見夫青年其年齡，而老年其身體者十之五焉；青年其年齡或身體，而老年其腦神經者十之九焉……循斯現象，於人身則必死，於社會則必亡。欲救此病，非太息咨嗟之所能濟，是在一二敏於自覺勇於奮鬥之青年，發揮人間固有之智慧，決擇人間種種之思想……社會庶幾其有清寧之日也。……」吾輩如欲生存，不得不有青年，吾輩如欲排除腐敗，不得不有青年。社會之希望即在於此。
這種鮮明的號召預示了新的覺醒。當它發表出來的時候，一個學生寫道：「它宛如晴天霹靂，喚醒我等於迷夢中……快函北京定閱者，數目更多。第一號翻印若干，雖不確知。但余深信推銷數目必在20萬份以上」從這一號召裡生出勇往直前的破除偶像的精神和不顧一切的大勇氣，青年就憑著這點勇氣，著手去替自己創立新生活和新世界。這些偉大運動的知識泉源不久便振奮全國，使幾千百萬人從屈服中站起來。從此又生出新的民族主義，而大戰結果，到處刺激被壓迫人民的不安和騷亂，又加速了這一民族主義生長。
這種情緒立即和日本帝國主義衝突起來，蓋日本帝國主義曾利用大戰幾年的機會迫使中國接受了1915年的不名譽21條，且佔領山東省。威爾遜的卓越辭令，他對全世界人民提供之自決和社會正義的諾言曾喚起中國人的希望，以為在一般的調整中，中國也會蒙到實惠的。等到巴黎和會開幕，這些幻想給帝國主義的騙子們無恥地打斷了的時候，新青年怒氣填胸起來反對腐敗的親日派北洋政府的賣國。1919年5月4日，北京發生了大規模的學生示威。賣國總長的住宅被壟擊和搗毀。這個運動蔓延全國。在這個運動裡新的音調響起來了，工廠工人罷工支持學生的要求。
工業的發達已把一個近代的無產階級帶上舞臺。1916年末，產業工人已有了100萬左右，1922年他們的數目幾達兩倍。有一支包含將近20萬中國工人的軍隊送上歐洲西線，他們在那裡略略學會讀和寫，尤其重要的就是他們和歐洲工人及較高的歐洲生活水準接觸。他們回國帶著新思想，曉得人類如何為改善自己的生活而鬥爭。他們已見過那些捲入衝突中的大國，他們回國決心要解放他們自己的祖國。在山東事件惹起群情激憤的期間，他們恰好在離歐回華的途中，許多都拒絕在日本口岸上陸了。當罷工開始加強五四運動的怒吼時，這些回國工人已被視為「中國勞工界的海燕」了。在中國產業工人這個偉大的個體裡面，這支新從戰爭出來的勞苦大眾軍形成一個強固的、自覺的核心。它幫助這個幼稚的階級去解決那些成年人的任務，這些任務，這個幼稚階級差不多剛出世時就碰到了的。年輕的產業無產階級領導著幾千百萬交通工人、苦力、店員、手工業者和學徒，它開始自行團結在自己的組織中。舊式家族店號和行莊讓位於股份公司，行會破壞了，工會和商會起而代之。中國工人雖然對自己的機器還陌生，但立即便衝入政治鬥爭中。1919年，他們在上海及其他城市舉行罷工，迫使政府釋放北京的示威的學生及革除政府的犯罪官員。
五四的浪潮席捲了全國。它成了第二次中國革命的前驅。舊傳統思想堡壘倒塌的隆隆聲響徹全國，在青年心中喚起不安。他們從城市和農村捲入這一代的動亂中，這一代正站起來支配中國的未來。他們大膽的掙破權威的拷鐐，勇往直前的把舊中國長城的遺跡打倒。做事和思想`舊方法的惰性雖然尚殘存下來，而且在臨近的革命和改革的苦鬥中，這種惰性尚顯現得巨大和可怕，但城門已倒，已永遠無從再建了。新青年的視線從巴黎和會移向俄國，俄國十月革命給了他們一個榜樣和一個鼓勵，這個革命的現實性具有無比的必然性。歐洲社會思想一切主潮的過遲的支流都和十月革命一道來到中國，這些潮流就是民主主義、無政府主義、工團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它們打開了新的眼界，並在思想、道德和文學方面惹起一個真實的革命，這個革命迅速地加深了政治改革和社會衝突的河床。社會的一切階級均加入政治決鬥場中。陳舊的政治組織得到新鮮的生命。新的組織也產生出來了。
當這些新鮮的政治潮流於1919年開始奔流時，國民黨，這個1911年革命派的黨已變得極度闇弱無能。它的「右派」份子——保守的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已成了軍閥的無告的門下客。孫中山是資產階級知識份子中較急進一派的領袖，他企圖利用小軍閥來反對大軍閥，藉軍事手段來完成他的革命計畫。他已創出一種政治哲學，這一哲學包括在他的三民主義內，三民主義的最明顯的特色並不是它們的水晶樣的透明，在解決中國革命的社會問題時，他們的特色也並不是採取具體和大膽的態度。他的民族主義一點也沒有指出反對中國的帝國主義主人的鬥爭。中國第一任民國大總統孫中山在列強之前確乎表示一種卑躬屈膝的奴性態度，他答應它們，凡是他們用武力向亡清勒索的酬勞物和特權均予保留，並答應由民國擔負償還他們的借款。大戰之後，他對中國的希望只是寄託於列強的慈善合作的某種形式中。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把一個幼稚的計畫呈遞給各外國政府，這個計畫的內容就是各帝國主義者「精誠」合作開發中國的經濟富源。他確實在逆睹一首牧歌，在這首牧歌裡，外國的強盜們將捨棄它們的貪欲，參加實行一個天下皆蒙其利的「社會主義計畫」。孫氏寫道：「我希望實行這個計畫的結果，現有的勢力範圍就可廢除，國際與商業戰爭消滅，互相殘殺的資本主義競爭可以排除，最後而重要性不稍減的便是勞資的階級鬥爭可以避免」。
孫氏的「民族主義」尚包含有轉變被壓迫的中國政府為中華帝國內部少數民族的一個壓迫者的希望。他逆料蒙回藏將「同化」於漢族統治的大中華。民族自決像反帝鬥爭一樣，它之進入他的思想還是後來的事。
他的第二個主義——民權主義主要是規定一個「訓政」時期，在這個時期內，開明的領袖將一步一步指導黑暗和貧窮的群眾朝向自治的光明。孫中山的民權思想與由人民直接取得政治權利和自由的觀念沒有絲毫共通之點。
第三個主義——民生主義所包含的政治思想有兩點，第一是關於中國經濟未來形式的重大問題，第二是關於土地與農民的普遍問題。孫氏提倡「節制資本」及「平均地權」，但後來這兩個公式，孫氏本人及他的信徒均加以諸多改變和解釋。孫氏希望實行「節制資本」（運用的手段則從沒有指出過）便可使中國免除資本主義之害。孫氏主張的「平均地權」乃是一個計畫，其目的在把窒礙中國農村的不均現象加以調整，使「過去有財產者不蒙其害」。他的計畫是經過地主同意，規定地價，而未來該項地價無論增漲多少均歸於國家。國家將利用購賣權，繼續替農民人口中之無土地或土地饑荒的部分造成更有利的情況。但是孫中山多年來連這種學說也從來不敢太公開的宣傳，因為他害怕失去他的軍事同盟者及他本人的信徒的歡心。孫氏極力排斥階級鬥爭的觀念且反對群眾參加政治生活。他希望得出一個方法，等到他本人和他的信徒藉純軍事手段取得政權之後就能夠和平的且毫無震動的改變中國社會。這就是他那無窮盡而又總是無結果的軍事冒險和聯盟的目的。
但1919年之後，新的政治潮流與群眾運動的生長使孫中山的沒落的黨得到生力，而國民黨的活動也復興了。孫氏開始出席學生集會，當陳炯明將軍應允他在廣州開府時，他和省港新近組織的工會也建立關係。
恰恰這個時候，萌芽的無產階級政治組織也已成立了。馬克思主義刊物開始出現於大中學校，替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打開思想和行動的新遠景，此事尚遠在工人階級本身得到這種遠景之前哩。1918年與1919年形成的各種團體發育成為社會主義團體，又這些團體只不過往前發展一步便於1920年成立中國共產黨。它的創辦人都是五四運動的重要角色，他們中的主要人物就是陳獨秀，他當時是北京大學教授。（實際這時陳氏已離開北大——譯者）共產黨於1921年7月在上海開第一次代表大會，與會代表均來自非常不同的背景。無產階級分子甚少。許多都是受了新覺醒運動激勵的小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他們沒有受過什麼訓練和試驗便混合成一片臨時的溶液，但它很快便受事變的影響，沉澱下來了。階級鬥爭竟出乎他們多數人預想之外，很快便把致死的白光瞄準每一個人。它的壓力迫使他們走入許多不同的方向中。有不少人或受感情牽引，或受無政府主義的學理蒙蔽，立即離開，走入資產階級陣營中。創辦人中有些是消極了，退出政治舞臺了。其他如李大釗則命定要在臨近的鬥爭中喪失他們的生命。殘存的領袖，如陳獨秀、毛澤東、張國燾等人雖然於1921年炎夏，當這混雜的一群尚通通未受階級鬥爭衝擊之時，開始獻身於共產主義運動，但他們在晚近中國歷史中卻各走不同的道路。共產黨出生於俄國十月的灼熱中，它在第一次大會裡負起替中國工人階級創立組織武器的任務，這一工作已在北京附近的長辛店開始，該地的鐵路工人已組織了一個工會，且共產黨學生已在那裡開辦夜校。一個勞動書記局已成立於上海。進行是緩慢的，開創的規模是細小的，而問題又多而且難，因為歷史已把一些成年人的問題交托給一個尚處於嬰孩期的階級。
共產黨的頭一個問題就是它以一個無產階級政黨的資格，如何與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派國民黨建立關係的問題。共產黨參加民族運動的形式和方法，對事變的全部未來的行程是具有決定作用的。這一參加乃出自民族革命運動之無可辯駁的進步性質。我們已知道，列寧已於第二次共產國際大會指出，在帝國主義時代，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運動如何能夠走到與國際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主潮相融合。和民族運動合作是合乎心願的和必要的，但要附有一個最重要的條件，那就是無產階級組織的獨立應保持，「即使（這個組織尚）處於萌芽的形式中」。
1922年在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提出了國共兩黨聯合的計畫。少共國際的俄國代表達林向孫中山提出這一計畫，孫氏拒絕它。他告訴達林，他可以應允共產黨人加入國民黨，但不贊成兩黨聯合。不久之後，馬林（共產國際在華第一屆代表，他已在南方和孫氏會晤）在杭州西湖與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會商，提議共產黨加入國民黨，利用它的廣大的鬆弛的組織結構為手段，在群眾中發展自己的宣傳和關係。
馬林這個提議有三個因素做根據。第一個就是他本人在爪哇得來的經驗。大戰之前，爪哇的社會民主黨左派參加薩拉喀特回教會（Saraket tslam），這是一個混合的經濟、社會和宗教的運動，目的在反對歐洲殖民者剝削爪哇人。他的左派已接受印度社會民主聯合會的援助，這個聯合會是馬林幫助組織的。左派在薩拉喀特回教會內部發展工會組織的思想，在大戰期間，一個重大的左翼運動生長起來，也歸功於它。馬林根據的第二個因素就是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的戰術和策略的結論，他感覺得這些結論特別可以運用，因為——這也是第三個因素——在南方，國民黨與方興未艾的工人運動已建立關係，南方的工會在孫中山影響之下已參加民族運動且給了共產黨一個最膏腴的園地來擴大活動。
據馬林說，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多數贊成這些見解。反對他這一提議的人所持的理由就是：他們認為拿國民黨當做一種政治力量來看，其重要性殊成問題，且不相信它能夠發展成為一個群眾運動。馬林認為贊成加入國民黨這一計畫者，陳獨秀亦是其中之一，但陳獨秀曾寫過1922年杭州大會的情形，他在這一點上與馬林互有出入。他說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全體委員都反對馬林的見解。他給了這一反對派一個根本的政治性質，認為他們相信加入國民黨「會混合階級的組織與束縛我們的獨立政策」。但認為共產黨領袖在早年就反對和資產階級合作，是無根據的。恰恰相反，這種合作觀念卻完全支配了他們。1922年陳獨秀寫道：「和革命的資產階級合作，也是中國無產階級目前必由之路」。反對加入國民黨不管是出自共產黨領袖之全體或幾個人，它好像多份還是基於國民黨乃一死物這一信念。馬林說，實際上這也就是張國燾表示的見解，張氏在杭州會談中是反對加入者中之最強硬的。但結束這一提議卻通過了，雖然國民黨領袖是否歡迎尚屬疑問。
共產黨人個別加入國民黨，他們希爭取南方工人，使之受共產黨的影響，這些工人是追隨國民黨的。他們提議拿一個能夠吸引人民擁護的政綱做基礎，改組國民黨，但孫中山尚冷然置之。直等到1922年6月陳炯明在廣州叛變之後，孫氏再度亡命，他才逐漸採納馬林的見解，馬林的見解當時受孫氏急進的心腹至友，廖仲愷擁護。孫氏雖尚不把群眾運動當作一個政治武器，重視其潛能，但他已開始為俄國的直接和具體援助的希望所惑。
有幾個因素結合起來，促使孫中山轉而注意聯俄的可能性。他的國際開發中國的幼稚計畫已經在一切帝國主義的政府中碰了釘子或客氣的冷遇。豺狼是不會和羔羊並存的。他們只是想經過肉搏來決定誰應吞掉它。1921年至22年華盛頓會議的目的就是想解決這一問題。這次會商曾經又喚起中國人希望帝國主義的慈悲，但這種希望迅即打消。借用汪精衛的總結來說，華盛頓會議「從日人單獨武力蠶食的政策中解放中國」，只是為的使它成為一切列強「共同緩慢蠶食」的犧牲品。它之召集並非為著中國民族解放的利益而是為著美帝國主義的利益。領悟這一事實大有助於消除中國人企望列強慈悲垂愛的固執的幻想。它又迫使中國民族運動的領袖自覺到這一事實，即，新興的蘇維埃政權如是有效和驚人的擊敗了世界大戰戰勝國的聯合干涉的武力，那麼，在中國企圖向帝國主義取得讓步時，這個新興的蘇維埃政權可以成為一個強有力的槓桿。
遠在1919年7月25日，蘇維埃政府已宣佈它準備放棄沙俄在中國所保有的一切帝國主義特權。它在1920年10月27日的更進一步的宣言中又重新提起這一建議，而非正式的蘇維埃代表也在北京努力根據這一點來談判一個新條約。但列強方面用盡一切可能的手段（政治和軍事的）來孤立和破壞布爾什維克政府，他們的切齒的仇恨便阻止了俄國政府的努力，不過俄國建議在完全平等的基礎上與中國訂約，此事在中國造成一個深刻的印象，且在蓬勃生長的中國知識份子集團的眼中，提高了新成立的蘇維埃權力的威望。
蘇維埃代表和中國成立關係的初步努力，是某種傾向的一個顯著的（雖然尚是孤立的）例子，這種傾向就是想使蘇聯的明顯的眼前的國家利益超出於革命目的之上。當赤塔政府及共產國際伊爾庫次克局派遣的第一屆非正式蘇維埃代表抵華時，北京政府適在著名親日派安福系手中。孫中山領導的弱小的民族運動並沒有被他們看為蘇維埃利益的據點。他們迷醉於軍閥吳佩孚的軍事力量，當時吳氏正設法推翻安福系政府。當吳氏於1920年在北京攫取了政權，且成立他自己的傀儡內閣時，蘇維埃政府的機關報—《消息報》（Izvestia）的一位遠東政論「大家」寫道：「吳佩孚已在中國發生的事變中豎起他的大旗，顯然在這一旗幟之下，中國新內閣一定採取有利於蘇俄的方針」。但事實證明吳佩孚是英帝國主義的一個工具，他對布爾什維克的俄國絲毫不講交情。在北京政府背後只是英國旗代替了太陽旗罷了。這就是1921年談判無效的原委。
當馬林於1921年春來華，到廣西訪晤孫文，與之建立關係之時，馬林斷定中國民族運動的主流是在孫氏的國民黨方面。1922年1月，正當香港海員罷工的時候，馬林訪問廣州，他發現當地國民黨已和年輕的中國工人運動的最積極一部分發生了實際關係，他的信念愈堅。馬林違反伊爾庫次克局（這個機關當時是共產國際與遠東發生連繫的唯一機關）的傾向，在杭州提議中國共產黨人加入國民黨。當孫中山見逐於廣州，於1922年8月抵達上海時，馬林再度和他會晤，勸他拋棄藉純軍事手段奪回廣州的任何企圖，而採取一個群眾宣傳的運動。華盛頓會議已大有助於改變國民黨領袖的心理，現在馬林發覺他的見解大受熱烈的歡迎，蓋孫中山已確切開始考慮蘇維埃的幫助。這就是馬林於次月帶回莫斯科的報告。共產國際根據他的發現，放棄「伊爾庫次克路線」。轉而注意孫中山。馬林贊成和華南民族運動合作的意見發表於共產黨的報紙上。蘇維埃政府方面也派遣它的第一流外交家阿陶爾夫．越飛和孫文建立正式的關係。
越飛會晤孫文於上海，他們於1923年1月26日在當地發表一共同聲明，在這一道聲明中，越飛同意：「在中國沒有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建立成功之條件」，又同意「中國的主要及當前目的是國家統一與獨立之完成」。越飛向孫文擔保，為了達到這些目的，國民革命運動「可依賴於俄國的援助」。這一外交公式正式宣告了蘇俄和孫氏的聯合，孫氏最後恍然大悟，原來俄國人把十月革命的威望送給他和他的黨，這一威望還有武裝、金錢和顧問做後盾。
但差不多同時，這同一公式又被解釋成這樣的意思，即，中國共產黨人必須完全屈就這一工作：幫助國民黨變成一個有價值的同盟者。當密些爾．鮑羅廷於是年秋就任孫文的顧問職時，他並不是以一個共產國際代表的資格來和中國共產黨合作，而是代表蘇聯共產黨政治局來充當國民黨的顧問官。這種辨別並不是純粹形式的。鮑羅廷的職責就是改組國民黨並以新的生命充實它。一切努力——主要是中國共產黨人的努力——現在必須集中到這一目的上。
共產黨的獨立的政治遠景已消失於當時的估計中了。1923年1月12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決議：「因為中國獨立的工人階級運動尚屬薄弱，因為中國當前的中心任務是完成反對帝國主義者及其在華的封建代理人的國民革命，又因為這一國民革命問題的解決直接有利於工人階級，而工人階級本身尚未充分分化成為一個絕對獨立的力量，所以共國際執委會認為年輕的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合作是必要的」。無產階級的獨立被拋到遙遙無期的未來，但中國共產黨卻仍然「不」和國民黨「混合」也不「卷起它的旗幟」。實際上，假如共產黨人必須放棄以一個「絕對獨立的力量」的代表資格來活動的思想而贊成和國民黨合作的「中心任務」，結果就必然喪失他們的獨立了。1923年6月共產黨第三次大會箝制黨內反對加入國民黨者之口，提出這一口號：「一切工作歸國民黨！」大會宣言宣佈：「中國國民黨應該是國民革命之中心勢力，更應該立在國民革命領袖地位」。
共產黨人的路線直接而又不可避免產生這一思想：認為反帝的民族鬥爭較階級鬥爭重要，或暫時延緩階級鬥爭。認定利益相反的階級能夠統一在一個黨內的思想是建基在這一假設上的，即，帝國主義暫時融合各個階級的利益，而不是加深它們之間的矛盾。這一思想假定資產階級在民族革命運動中不僅能夠而且一定要盡革命的作用，而且還要盡領導的作用。這是一種急劇的轉變，背離了列寧在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立下的明晰的戰略路線，因為這一思想立即替民族運動開闢通路，引入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路線中，且完結了共產黨的政治和組織的獨立。後者於1923年從始便承認國民黨的「領袖地位」。共產國際也一樣做法，且發揮一種理論，認為國民黨並非資產階級政黨，而是各階級在反對國外侵略者的共同目標之下聯合起來的黨，因此，它把這種模糊階級路線的思想加以合理化了。這種實際上是第一次確立的概念（即指各階級聯合黨的概念——譯者）不久便混入共產國際的正式文件中，且指導了它的戰略的全部未來的方向。
鮑羅廷開始使孫中山相信，國民黨所急需的是一個有紀律的政黨組織，以一個強有力的群眾運動做後盾。當十一月，陳炯明又威脅廣州，危及孫氏的再起根據地時，鮑羅廷幹出一個具體的例子來，證明幾樁諾言就能夠喚起工農來保護政府。陳炯明威脅的安然避過證明了鮑羅廷的見解。鮑羅廷得到孫氏支持起草一個政綱，內容包括三點：聯俄容共、武裝反帝以及充分改良工農生活。鮑羅廷採納孫氏的「平均地權」和「節制資本」，但把它們加以具體化，只不過規定二五減租和制訂勞動法。1924年1月在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通過了這個政綱並實行徹底改組。大會開幕之日亦即列寧逝世之日，這是一個歷史的巧遇，這一巧遇並不缺少它自己的諷刺意味，因為列寧幫助產生之蘇聯和共產國際正在中國放棄不可和解的無產階級獨立的思想，而這一思想卻是列寧的最豐富的遺產。
國民黨在組織上改變成為俄國布爾什維克的粗略複本，而布爾什維克宣傳鼓動方法也輸入來了。為了糾正依賴於封建思想的軍閥的錯誤（這是以往國民黨的主要弱點之一），俄國人於1924年5月創辦黃埔軍校，替新國民革命軍的軍官奠定基礎。這一軍校靠俄國經費來供給和經營。不久蘇聯的軍火便源源運入廣州，供給各軍，這些軍隊於國民黨開始現出力量時就團集於新旗幟之下，而國民黨的力量又是共產國際及共產黨的活動賜予的。
因為他們要在國民黨（它現在開始飛快發展）內工作，共產黨人便拿資產階級國民革命的口號和要求來限制自己，而這些口號和要求自然又受中國資產階級的利益的限制。共產黨的幹部先是主要從學生中募集，後來從熟練工人隊伍中來的逐漸多起來，但他們受的教育乃是純資產階級國民革命的，而並非無產階級革命的教育。他們的活動和他們的宣傳只限於完成資產階級所能接受的反軍閥和反帝目的。這一事實把共產黨改變為國民黨的左翼附庸。
共產黨人與純粹國民黨員並非由馬克思主義與孫文的模糊的民粹主義之間的深刻思想鴻溝來區別，也不是由任何政綱上的不同來區別，因為整個運動只是在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的旗幟之下進行的。他們與國民黨上層的不同就在這個地方：只是共產黨人才使黨和運動充滿英雄主義、自我犧牲和共產主義的進取心，因為他們相信他們在服務於工農運動而他們對這一運動之忠誠便生出了上述的進取心。共產黨人沒有一分鐘朝著他們自己的政治遠景前進，又任何時候也不是在他們自己的名義和旗幟之下現身於群眾面前，他們孜孜不倦的把組織和群眾力量的鋼鐵注入國民黨的鑄模中。但在起始的幾個階段中，這一事實的基本意義卻部分地為群眾運動的驚人生長所掩蓋了。因為群眾運動之產生既不是由於共產黨人的策略，也不是由於國民黨的要求。它的勃發的條件埋伏在中國社會組織之現存結構中，有如礦苗之嵌在石頭中一樣。
在廣州、上海、漢口、天津及其他城市的中外工廠中，工廠工人生活和勤勞的狀況，只有產業革命最早幾個階段的英國工人的奴隸境況才堪與比擬。男工，女工和童工（像他們現在一樣）每日工作12、14以至16小時，而工資則低至每日8分錢，連他們的安全的最起碼的保障，或最微末的衛設備也沒有。一種最有害的學徒制以無窮的童工勞動供給於小生產者和店老闆，這些童工每日工作竟達18和20小時，而報酬則只不過一碗飯和一塊睡眠的床板。
從這樣的勞動境況中，雇主，尤其是有優越技術的外人便能夠抽取最高限度的剩餘價值，而且還可以抽取得更多，因為一個工人的生命是不值錢，沒有人曉得中國的死亡率。中國工人（他們的隊伍已隨工業的生長而膨脹了）很快就揭竿而起反對這種境況。
有組織的工人運動於大戰結束伊始便開始形成。甚至在1919年五四運動之前，罷工就已開始發生。1920年廣州機器工會舉行頭一次大規模的罷工，1922年香港海員罷工勝利，使英帝國主義者受了重大打擊，他們的工會取得承認了，工資也大大增加，這次罷工震動了全國。這些罷工奠下了工人迅速擁入工會的基礎。1922年5月，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在海員的勝利的領導之下，開催于廣州。
這次大會集合23萬有組織工人的代表。在這種新興和強大的力量壓迫之下，孫中山的廣東政府修改了懲治合法工會組織的法令，而更大發展之路遂掃清。
在華中、華北，爭取增加工資、爭取組織和集體談判的權利也開始了。這些鬥爭中之最重要的就是京漢路工人的罷工，這次罷工結果遂造成1923年2月7日河南鄭州的大屠殺。華北軍閥吳佩孚命令他的士兵搗毀一個工人組織的大會。60個工人被殺。這一次鎮壓只不過暫時使鐵路工人無法造成全國的組織罷了。差不多「二七」一周年之後，鐵路工人全國代表大會舉行了，並產生了一個全國執行委員會進行為「改善我們的生活狀況、尊重我們的命運、教育我們及我們的子女」而鬥爭，並爭取「組織個別工會的權利，俾鍛鍊全體鐵路工人的團結」。
上海於1923年初已經有四萬工人組織在24個工會中。戰線迅速擴大。1918年統計有25次罷工，包含工人不足一萬。1922年全國各地有91次罷工，包含15萬工人左右。工人運動以驚人的迅速和戰鬥力生長起來。1924年五一節有十萬工人遊行上海的街道，在廣州則數目倍之。當時的報導敍述武昌、漢陽和漢口雖受嚴峻的戒嚴令箝制，紅旗尚飄揚於工人區。五一節的傳統口號：八小時工作制，使工人震動起來，因為他們才剛剛開始夢想每日工作14小時來代替16小時，12小時代替14小時，10小時代替12小時哩。
那一天傳單上寫著：「八小時工作、八小時教育、八小時休息—這個政綱何等合理呀！工人階級為實現它而流血已40年。無產者充當資本家炮灰的時期已過去了。他們只有革命之一途了。到時他們就要實現它！」
「工友們，記著今天，你們和資本家一樣是人。你們要求受人的待遇。組織起來！人數產生力量！同志們將向你們伸手！」他們遊行各街道，唱著新歌：「工作將是快樂，將是我們獻身於同胞之愛。我們將被自由之鐘喚去工作，攜手合唱——『工人萬歲』！」
顯然恰好於1924年國民黨改組之時，中國的無產者已站起來，組織在一個大運動中，這一運動的明顯的特性就是鬥爭和勇敢。它同時也充滿了懷疑資產階級「同盟者」的健全精神，這種精神很快便被國共聯合的要求窒息了。1924年五一節孫中山向廣州工人說：「中國工人與外國工人的不同就在這個地方：外國工人只受其本國資本家壓迫，而不受其他國家的資本家壓迫……中國工人還沒有受中國資本家壓迫……他們是受外國資本家壓迫」。下一個月，太平洋交通工人第一次大會開催於廣州，一個國民黨演講者在會上講出同樣的話。共產國際駐華代表維辛斯基（他在迫使工人運動屈受資產階級領導的工作，曾盡過很大作用）敍述這次大會道：「中國鐵路工人代表不遠千里而來，非法參加大會，他們腦中對京漢路罷工流血事件及是年五月之槍殺工人，尚保留活生生的記憶，他們與爪哇同志結成大會的左翼，他們以冷淡的、懷疑的態度接受國民黨負責代表的宣言，因為國民黨代表號召工人和農民及知識份子成立聯合戰線，但並不是處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爪哇同志於去年五月也經過了一次巨大的和嚴重的鐵路罷工，而且他們還從薩拉喀特回教會那個泛回教組織中，分裂了一個頗大的左翼出來，他們現在雖參加號召一個反軍閥的聯合戰線，但（主張這個聯合戰線）要在真正革命的組織（在這個組織內要有充分的共產主義影響）領導之下」。維辛斯基和他們的朋友不久就教中國工人應當聽從國民黨的負責代表。
農民也開始鍛鍊他們自己的組織武器。近代中國農民運動是彭湃在廣東東江的海豐一手培養出來的。彭湃是中國革命中最動人、最英勇的腳色之一。他是海豐一個有錢的地主的兒子，曾在其本村當小學教員。他是第一批共產黨員中之一個，他不久就設法於農民中傳播他的思想。彭氏於1921年因帶他的學生舉行一次五一示威，受學校辭退，他便走入農村喚起農民的組織要求。關於他早期的挫折，他的第一次成功以及海豐農會的初期鬥爭，所有關於這些事的源本，他已親自保存在一批寶貴的個人札記和回憶錄中。農民一開始以不信任和仇視的態度接待彭湃——他不是一個地主的兒子嗎？——但彭湃終於影響幾個農民的子弟。他一面演魔術和唱留聲機，一面演講如何從地主的壓迫中爭得自由，因此，彭氏和一小群年青同志終於取得農民的信任。之後，第一個農民協會成立起來，迅速發展，且差不多立即就在陳炯明軍隊的進攻之下，受第一次炮火的冼禮。
海豐農會開始成立之後，這個組織迅速擴大到鄰縣，而全省農民協會的規模也於1923年上半年成立了。這個新組織的一個宣言說，「認為地主的土地是買來的，這不是真情。現在地主的父親和祖父是用武力從農民奪來的。即使假定土地是買來的，付錢也不過一次，但地主每年從土地收租已有幾千百年了……地主不勞而獲得大部分收穫物。我們和我們農民的先祖在這塊土地上耗去多少金錢和血汗呵！」這些都是簡單的辭句，它們描寫一種境遇，人們告訴農民這種境遇是千古不變的，是天命註定的。當農會工作者指出他可以由農民自己的力量來改變——而且進行用事實證明它能夠被改變——之時，世界彷彿已改變了面目了。上天彷彿對農民和地主一同露出喜色了。這些觀念迅速滲透農村，猶如雨水之滲透大地一樣。它們很快就開花結果。農民反對地主，反對一切縣官和軍警勢力的鬥爭如雨後春筍的蔓延於東江各縣。而且掀起了該省西北的同樣衝突。減租的要求差不多馬上就轉變為全部廢除地租的要求。甚至1923年，在揭陽縣，「有些農民協會會員已有勇氣拒納地租於地主，地主不得不乞靈於軍警來徵收」。嚴重的小衝突到處發生。農民運動揭幕了。在1924年國民黨改組之時，它已欣欣向榮了。
共產黨人把國民黨政綱傳播於工廠和農村，在工人和農民看來，這個政綱似乎供給一個明白的機會去藉助於戰鬥組織，改善他們的生活狀況。當然，他們把國民黨的敵人視為自己的敵人，而且在國民黨夠得上成為統治權力之前，不僅在廣東省，就是在廣州市本身尚有許多敵人要加以攻擊和壓服的。1924年夏，廣州的國民黨政府受商團攻擊，這些商團均由英國及省港的富有買辦接濟武裝和金錢。經手組織商團的就是陳廉伯，他是遠東英國重要金融機關——滙豐銀行的大買辦。8月10日，孫中山將運交陳氏的一載軍火籍沒，經過一番躊躇和延擱之後，便決意把這些危及他的統治的武裝隊伍加以鎮壓。
8月26日，英國總領事下一通最後的哀的美頓書，威嚇：如攻擊商團，則英國海軍立加干涉。孫文向英國工黨首相藍賽．麥克唐納提出抗議，但麥克唐納的沉默卻證明工黨允諾的改良，並沒有包含英帝國主義政策的更改在內。孫氏又通電國聯，但這個世界和平的機關卻沒有看出這件事和它有什麼關涉，它也保持沉默了。最後，到了10月，黃埔學生、工人武裝隊伍和農民自衛軍合成一枝武裝力量襲擊商團，經過了一場短促而劇烈的戰鬥之後把他們打敗和繳械。英國的軍艦並沒有履行它們的恫嚇。
四個月之後，即1925年2月，廣州又受陳炯明威脅，陳炯明是孫中山從前的軍閥同盟者，他在軍事上尚控制了該省的大部分土地。國民黨軍隊打入他的東江老巢裡去。海陸豐、惠陽和五華農民運動使陳炯明束手無策，他們襲擊他的後方，截斷他的交通線，截獲他的軍需品，使他無法防禦。東莞、常平及鄰縣的農民與國民黨軍隊站在一起作戰，且做嚮導、間諜及交通隊的活動。陳炯明一點也沒有辦法抵抗這種進攻，這似乎在他的地盤內四面八方起來反對他的。他迫得潰退並放棄進攻廣州的計畫。
1925年五一節，廣州舉行了一次表示工農運動非常發達的令人難忘的示威，同時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及農民協會第一次全省代表大會也召集起來了。勞動大會聚集230個工人代表，他們代表中國一切重要城市57萬有組織的工人。農民協會雖尚限於廣東22縣，但已有了117個代表，代表18萬農會會員。工農代表與成千成萬的廣州工人和農民（他們從近郊擁入城來）成群眾結隊遊行城裡佈滿旗幟的街道，成了中國有史以來第一次工農團結的大示威。這些手粗面黑的群眾魚貫而入廣州各大中學校的會場中，這些學校是供他們10天集會之用的。學生和政治工作人員登場演講。他們第一次聽到新式機器農具，運用它們便可以減輕他們的工作。他們遊覽教室和圖書館。他們享受世界的第一次眩人的一瞥，數世紀的勞動和滴汗已無情的把他們和這個世界割離了。
數星期之後，廣州街道又響著步槍和機關槍聲了。廣州當時尚處在滇軍將領楊希閔和劉震寰的軍事支配之下，他們像別人一樣，希望和國民黨合作，取得一點利益。但他們與群眾運動之間的鴻溝太大了，他們無法跨過。黃埔學生和武裝工人又站在一起作戰。結果是可以先行決定的。滇軍挫敗和潰散，這兩位將領也被驅逐出境。西江各縣農民截斷殘敵的退路，經過軍田一次短促和劇烈的戰爭之後消滅了他們，完成這件末竟的工作。這時一聲新的雷鳴又隆隆然從上海發出來了。群眾運動的高潮才剛剛來到哩。
上海工人已經奮起反對奴隸勞動的境況，這種境況流行於各廠，尤其流行於紗廠。在1925年頭幾個月，尤其是在日本廠裡，已連續發生兇猛的罷工，要求增加工資和反對工頭的暴虐。青島罷工工人的槍殺，再加上上海一個日本工頭殺死一個中國工人，使群眾的憤激沸騰起來。當學生和工人聯合示威抗議時，這種憤激之情沿著上海馬路上的群眾行列，震盪起來。有幾個人被捕，示威者便列隊到巡捕房要求釋放他們的同志。一位驚惶的英國長官喝令開槍。學生們躺下來。他們中有12個死掉。這是5月30日下午的事。
這次影響是飛快的，騷亂的，閃電式的。上海，這個建築有外國銀行和工廠的偉大的帝國主義根據地，現在被一個總同盟罷工弄得癱軟了，這次總罷工甚連外國人家裡的中國僕人也捲去了。宛如一個巨人驚醒一樣，這個外表上是遲鈍的中國勞苦大眾怒吼一聲站起來，這一聲使中外雇主膽戰心驚，並傳過大洋震撼帝國主義官邸無法認識的大眾起來，向他們的面前揮拳示憤的時候，他們的臉色立即蒼白起來了。這次罷工這樣普遍，以致「外人除了服務於當地保衛隊之外，很難做任何事情」。
這種爆發是全國性的。據一位勞工調查者收集的不完全的統計，五卅槍殺案直接掀起的罷工，南自省港，北至北京，總計有135起，包含40萬工人左右。上海的五卅屠殺之後，不久又跟著發生漢口和廣州的槍殺。6月11日漢口的英國海軍陸戰隊向工人示威隊伍開槍，殺死8人，槍傷12人。在廣州，英國輪船的中國水手於6月18日罷工。三日之後，實際上香港和沙面（廣州之外人租界）外國工廠中的全體中國工人均參加罷工了。6月23日，學生、工人和軍校學生遊行示威於廣州各馬路上。當他們經過沙基路橋的時候，對岸租界的英法機關槍手向遊行群眾開火。工人和學生遇難者52人，受傷者117人。
抵制英國貨和總罷工立即宣佈了。香港，這個不列顛帝國主義在華的堡壘完全無能為力了。沒有一個機輪轉動。沒有一件貨物搬動。沒有一艘輪船起錨。10萬餘香港工人採取空前的撤離香港的行動，成群結隊的回到廣州。這次罷工使所有外人的工商業活動瀕於絕境，它從香港和沙面的一切重工商業中捲去25萬工人。在廣州，工人們肅清賭館和煙窟，把它們改變為罷工工人的寄宿舍和食堂。從罷工工人中召募二千糾察隊，合成一枝大軍，在香港和沙面周圍豎立一道不可逾越的欄棚。這次運動組織得非常之好。每50個罷工工人推舉一個代表參加罷工工人代表大會，再由大會推舉13人成立執行委員會。在這個工人階級組織（中國第一個萌芽的蘇維埃）的主持之下，一間醫院和17間學校已成立起來，供男女工及其子女之用。由一些特別委員會管理基金和捐款，管理沒收仇貨和拍賣及審計事宜。一個罷工工人的法庭也成立起來，這個法庭是審判破壞抵貨及其他擾亂治安者的。
警察和司法職權均授與罷工工人糾察隊，他們以特有無產階級的快當和機警來完成這些義務。糾察的圍牆像鼓一樣圍得水泄不通。一位外國旁觀者寫道：「廣州的抵制英貨運動由一個罷工委員會主持，這個委員會則憑藉糾察隊來活動，糾察隊之工作就在嚴防破壞……在廣東凡是有運貨公路的地方，糾察隊便出現，準備檢查貨物，打開包裹，搜查行人……外人和華人同樣要受檢查……罷工工人的規則是不讓貨物，甚至不讓食品出入沙面……假如有破壞抵貨情形，犯者便被送至罷工工人法庭受罰……這次抵貨是充分的……（我們）不能不把（它）視為攻擊香港和大不列顛的戰爭，而糾察隊則為此次戰爭中之軍隊。除此之外便沒有其他可能的說法來說明這次抵貨實行時的充分和無情」。工人守護廣東沿岸交通線的任務與農民協會協力實現。農民糾察隊巡邏汕頭、海豐、平山及其他海口一帶的岸線，使這次封鎖得以完成。
沙面（裡面住著一小群懷恨、激怒，渴想復仇的孤立外僑）和廣州其他地方完全脫離關係。糾察隊嚴峻的監視通到租界去的一切入口。只有不定期的船隻偶然從香港駛來，給它一些生活必需品，這些船隻大都是英國軍艦，上面全是外國志願水手。其他城市的英國僑民也遭遇同樣的命運。「一定要從香港運更多食糧來——此地沒有鮮奶了。俱樂部杳無一人，佣人都走了」。汕頭一位英僑向字林西報淒然報告如此。
罷工工人欣然鑒賞高傲的外人親自弄飯洗衫的奇觀。在罷工的狀態之下，垃圾顯然不能照常清除，故罷工工人把香港改稱為臭港。又因為罷工和抵貨窒死了這塊富庶的英國殖民地，他便開始稱它為死港。
香港總督大聲疾呼說：「無秩序和無政府之徒已進攻代表現存文明標準的我們了」。「無秩序與無政府」每天耗去這些文明前驅者25萬磅或200萬元華幣左右。一位英國商會的辦事人報告說，「從1924年8月至12月止，英國輪船駛入廣州的數目……每月總在240艘與160艘之間。但在1925年同期，數目則在27與2之間」。人們從香港的搖搖欲倒的屋頂上大聲要求武裝干涉，保護「文明」。「香港的有信譽的中英居民深信英政府之干涉與就地行動是急不容緩的事……」否則「如沒有英國助力，期待廣州反赤勢力成功就無望了」。他們又力主採取迅速的軍事行動，這種行動能夠「很容易在廣州把可取的和友誼的中國當局捧上臺」。
但白屋比之香港及其他港口的過於熱心和歇斯得里的紳士們觀察得更聰明，它認為毋須直接運用英國的武力就能夠把「可取和友誼的華人」籠絡得很好了。在廣東省恐怕沒有一個軍閥或一個土匪在這個時期不受過英國洋錢的賄賂，而以襲擊糾察隊或組織軍隊反對廣州政府來酬答的。
但是，罷工和抵貨卻仍舊沒有打破。國民黨靠著群眾運動的力量，便能夠鞏固它的政權，且於6月末成立國民政府。9月，國民黨軍隊得到戰線雙方農民的支援，終於肅清東江各縣的陳炯明勢力，雖然陳氏當時有香港大量財政和軍需的接濟。在1925年最後的幾個月間，粵南的最後的敵對軍閥份子也肅清了，國民黨在廣東便成了無上權力。
如此看來，不到兩年功夫，一個勢力雄大的群眾運動已把國民黨從政治的闇弱無能的深淵，提高到有權力和威信的地位上，這個地位使它能夠排除一切足以障礙它稱霸的勢力。它統一廣東之後，便馬上北窺華北華中敵人的龐大陣營，這些敵人以無法掩飾的驚惶來注意它的力量生長。國民黨已獲得的一切力量，只是工農群眾運動之賜吧了，而群眾運動之能夠發展它力量和團結力又只是憑藉於中國共產黨人的進取心和創意罷了。一枝有力的武器已鍛鍊出來了。現在提到議事日程上的問題就是如何使用它又由誰來使用它。群眾運動已鼓舞中國社會的一切階層起來行動。這些階級迅速結成新的陣列。階級鬥爭的鐵的現實迫使它們走入公開的戰場中。
已故之阿梭爾．森(Arthur Ransome)對共產國際之援助中國做了一個銳敏的總結，他於1927年2月寫道：俄國教國民黨「如何把孫中山的提高工人生活水準的虔誠的政綱改變為進攻與防守的強固的武器。鮑羅廷教授孫中山依賴黨而不依賴自己之後，他可以說已教孫博士依賴階級而不依賴個別分子。鮑羅廷可以指出工人如何……替俄國資產階級造成1905年的革命。他可以指出法國的土地革命如何……替法國資產階級摧毀封建地主……這些都是危險的武器，但是沒有其他武器能夠造成（這些危險武器所）獲到的結果。為了使這些武器積極活動起來，分明合用的代理人就是中國共產黨人，這些人，假如當到中國革命覺得必需要挫折他們的時候，就要受最沉重的打擊的」。——《中國之謎》1927年倫敦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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