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的历史是非常丰富、非常曲折、也是非常复杂的。他的思想演变，可说折射了近百年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他有伟大的功绩，又有巨大的错误；他有极富魅力的品格，又有受人疵议的缺点。一般都只认为他是个秀才，大学教授，党的总书记。而不知道这个政治家也是一个工运领袖，是大知识分子最早走近工人最早开展工人运动的先锋分子之一。我在建国后一直搞工会工作，竟也是这样的一个无知者。是任建树先生这本书才给我上了启蒙的一课。并吸引我重读了中国工人出版社的《中国工人运动史话》的有关部分。

    任建树可说是忠于史实的研究者，他是努力考察、分析、比较、研究了陈独秀的思想怎样在当时社会环境下演变的。在陈独秀整个政治生涯中，单说从事工人运动，也是有他的进步过程和复杂变化的。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杂志，原来是他独自主编，后来主编者是轮流坐庄，因为思想发生分歧，从七卷一号起又由他一人编辑。在这一期上他写了《本志宣言》，由于他从激进民主主义向马克思主义转变，刊物也跟着以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主了。不久，他就站在劳动者立场上讲话，在《晨报》上发表了《告北京劳动界》，说明二十世纪的“德谟克拉西”有新兴无产劳动阶级的和资产阶级的之别；他号召劳动团体和各校学生联合会接近，号召学生“恳恳切切”做劳动者的“朋友”，请他们帮助劳动者联合起来。

    陈独秀是个不知疲倦的宣传家，他有两大武器：一是讲演，一是写文章。有人请他讲演，总是有求必应。他走到哪里，《新青年》就办到那里。有一次他坐牢五个月，《新青年》就停刊五个月。原来他的讲演和文章，都是面向知识青年。他思想转变后，他的演讲和文章，他办的《新青年》的读者对象也由知识青年扩大到工人群众。他向工人讲，最高的觉悟就是阶级觉悟。
1920年初，是陈独秀向马克思主义者飞跃前进的时期。他调查研究中国工人的状况，筹办工人刊物，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工会，是这时前进的一个主要方面。这年一月，他写了《告新文化运动诸同志》，劝上海的朋友要办报，不必办和人雷同的报，象《店员周刊》《劳动周刊》，倒有办的必要。但至今无人肯办。难道不高兴张嘴和店员劳动家说话吗？难道这种报不时髦，不能挂“新思潮”、“新文化运动”的招牌吗？他指出新文化运动将影响到产业上，应该令劳动者觉悟到自己的地位。陈独秀从北京一到上海，便开始对当时的中华工业协会、中华总工会等团体进行调查。他向各方面约稿，请好多人调查各地工运情况。陈独秀把这年5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七卷第六号主编成《劳动节纪念号》，共约400页，相当原来的两倍多。有孙中山、蔡元培等16人的题字，有九个劳苦工人的文章，第一篇文章是李大钊的《五一运动史》，有美、英、日和我国许多省市工人状况的调查，还全文刊载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共和国劳动法典》。陈独秀写了《劳动者的觉悟》和《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在前一篇文章里，他把工人称为支撑社会的“台柱”。《新青年》这个专号是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与工人运动开始结合的产物。这是陈独秀思想转变的一个重大表现。蔡和森曾说：《新青年》以前是美国思想宣传机关，但是到了仲甫同志倾向社会主义以后，就由美国思想变为俄国思想了，宣传社会主义了。同时他还积极地参加工会庆祝“五一”节的筹备工作。他首先提出将纪念会的名称定为“世界劳动节纪念大会”。上海工人第一次大规模地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活动以及所提出的口号和发布的宣言，都是在陈独秀的指导下进行的。陈独秀在参加上述工会团体的活动时，很快就发现这些工会是由“小政客发起的”，办工会的人“总是穿长衣的先生们多，穿短衣的工人很少很少”。他形容那些招牌工会都是“虚张声势”的“一个把总一个兵的工会”。因此，在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立前后，他即着手筹办工人刊物，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真正的工会。他和李汉俊等8月创办了《劳动界》、10月创办了《伙友》（均周刊）。1920年陈独秀在各种报刊上发表了约20篇关于工人运动的文章。他当时着重宣传的是：工人的重要社会地位；宣传剩余价值学说，揭示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宣传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批判资产阶级言论；揭露招牌工会，号召工人组织自己的工会。

    陈独秀等人写的文章，说的都是工人的事，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很受工人欢迎。如他在《劳动界》创刊号写的《两个工人的疑问》一文：“劳动是什么？就是做工。劳动者是什么？就是做工的人。劳动力是什么？就是人工。我们吃的粮食，住的房屋，穿的衣裳，全都是人工做出来的。所以说‘劳工神圣’”。《劳动界》还特别重视刊登工人的来稿来信，反映工人的呼声和要求，出版24期就刊登工人来稿来信30多篇。被誉为“工人的喉舌”、“工人的明星”。陈独秀在《劳动界》第二期上写的《真的工人团体》中说：“工人要想改进自己的境遇，不结团体固然是不行。但是像上海的工人团体，就结一万个也都是不行的。”“觉悟的工人啊！赶快自己联合起来，组织真的工人团体啊！”陈独秀身体力行，便致力于组织真正工人自己的工会。上海机器工会发起时陈独秀等被接纳为名誉会员，并被推举为经募处主任，陈独秀也参加了章程的起草，《上海机器工会简章》可说是中国的第一个工会章程。上海机器工会成立时到会约千人，孙中山、杨明斋等到会，孙中山并发表两个钟头的演说。这是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领导的第一个工会，随后又领导成立了上海印刷工会。这时，北京、武汉、长沙、广州等地共产党筹备小组也积极从事工人工作，北京李大钊、邓中夏等人创办《劳动音》周刊和长辛店工人补习学校，与上海《劳动界》南北呼应，最有影响。1920年初,陈独秀受聘到广州当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做了许多教育改革的工作。他创办宣讲员讲习所，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造就了一批开展群众工作的干部。又开办了工人夜校，他认为机器工人比较进步，先试验办了机器工人夜校，有100多人参加。理发工会成立大会请他演讲，他说“工人的知识比较缺乏，故求知识，是今日工人一件很重大的事情。我现在想在广州设立许多劳动补习学校，令工人有求知识的地方。理发工会会员猛增上千，也开办了夜校，开学那天陈独秀还去祝贺。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确定开展工人运动为党的中心工作。因此党成立后，各地党组织首先致力于工人工作，到1922年便兴起了第一次工运高潮，这其中是有陈独秀的贡献的。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陈独秀在回沪的路上，对包惠僧说：“作为共产党员首先要信仰马克思主义，其次是发动工人，组织工人，武装工人，推翻资产阶级政权，消灭剥削制度，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他九月中回到上海，11月间签发了《中央通告》,提出了到下一年7月前的工作计划。最主要的是发动和领导工人运动。要求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各区必须有直接管理的工会一个以上；要求各地集中力量，组织全国铁道工会，使铁道工人成为全国工人运动的先锋。陇海铁道工人随即打响了中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的头炮。陈独秀对陇海铁道罢工给了很高的评价，他在给罗章龙的信中说：“陇海罢工，捷报先传。东起连云，西达陕西，横亘中州，震动畿辅， 远及南方。这是我党初显身手的重大事件。”8月成立劳动组合书记总部后，不久又成立5个地方分部：北京（负责人邓培、罗章龙）、武汉（包惠僧、林育南）、湖南（毛泽东）、广卅（谭平山、冯菊波）和山东（王烬美）。党把主力都投入了工人运动，中国工人阶级迅速地由自在阶级转变成自为阶级。这时陈独秀很重视工人运动，李立三从法国回来，也派到湖南搞工运，又派徐梅坤到商务印书馆去组织工会。

    上海劳动组合书记部在筹组上海总工会时，先组织了各业工会代表团，陈独秀就在《民国日报》上两次发表欢迎的文章。声称“鄙人对新组织的上海各业工会代表团，抱有无穷的希望。”甚至在第二篇文章里说：“鄙人因此第二次脱帽欢呼：上海各业工会代表团万岁！”1921年11月至1922年5月，陈独秀在上海发表了10多篇论述工人运动的文章。其中尤以《告做劳动运动的人》最为重要。它指明了工人运动的主要对象和最终目的，阐明了对各党派应该采取的不同态度，以及当前争取8小时工作制对工人切身利害的关系问题等等。这是一篇对工人运动具有指导意义的纲领性文献。此外他还结合斗争实际写了许多战斗性的短文。1922年4月陈独秀第二次来到广卅，ZG决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大会最成功的是通过了在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前，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全国通讯机关，即公认是全国工运的唯一领导机关。5月1日参加全国劳动大会，他在会上作了《劳动节的由来及意义》的演讲，各地代表和广卅工人举行庆祝大会，会后10万人示威游行。5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广卅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陈讲了《马克思的两大精神》。这两次大会促进了中国工运的第一次高涨，这一年全国罢工有100次，21万人参加，因此有“中华劳动运动纪元年”的美称。

    1922年6月到年底，陈独秀从反对加入国民党到同意马林主张的“一切归国民党”，接受了共产国际的观点。这时他写的文章，认为中国社会既然必定要经历一个资本主义时代，现在干的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那就应该由资产阶级来统率，等到民主革命成功了，那时无产阶级来统率它的革命大军吧！这就是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陈独秀忽视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地位，这也正是“二七”罢工失败低潮时期的消极的反映。1923年陈独秀写的文章，就认为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只是重要分子，而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他认为产业幼稚的中国，工人阶级不但在数量上是很幼稚的，而且在质量上也很幼稚。瞿秋白、李大钊、邓中夏都不同意他的这个观点。邓中夏曾批评说：这种观点，才是真正的幼稚。并曾针对他的错误观点进行分析批判后呼吁：“我所敬佩的负中国革命唯一使命的社会运动家啊！希望你们仍鼓励向来重视工人运动的精神与热心，持续的努力啊！”

    1924年“四大”前夕陈独秀写的《二十七年以来国民运动中所得教训》中，说无产阶级是最不妥协的革命阶级，是社会革命的主力军、督战者。1925.1ZG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取得共识，第一次明确提出，在国民革命中，无产阶级要掌握领导权。“四大”闭幕后不久，5月中,日商内外棉工厂工人罢工，陈独秀曾指出“此次罢工是含有阶级的反抗和民族的反抗两个意义”。后来日人惨杀工人顾正红，陈独秀以ZG中央总书记名义签发了两个通告，号召支援工人，组织反对日本的大运动。席卷全国600座城镇，有1700万人参加的反帝爱国运动，当时自始自终在上海参加领导工作的ZG中央委员有陈独秀、瞿秋白、张国焘，上海总工会对外是李立三、对内是刘少奇、对学生和国民党是恽代英、对教职员工是沈雁冰和杨贤江。作为总书记的陈独秀自然负总的领导责任，自然是ZG中央政策的制定者和推行者。

    1926年10月至1927年3月，共产党为响应北伐军攻打上海，领导上海工人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第一次、第二次失败了。正当北伐战争节节胜利之时，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策动了一连串破坏三大政策的活动。陈独秀连续发表文章，不指名批评蒋介石“和军阀妥协便是间接和帝国主义妥协”。蒋介石演说“我主张如何如何，反对如何如何，时常我呀我的大喊，这在党便是表示我即党，在政府便是表示朕即国家，这些口气乃是个人独裁性之自然流露”。2月23日，ZG中央和上海区委召开联席会议，接受头两次起义没有以工人为主的教训，决定发动以工人为主的武装暴动，积极准备第三次起义。这次会议建立了武装起义的最高领导机关──特别委员会，以陈独秀为首，由ZG中央和上海区委的主要负责人罗亦农、周恩来、赵世炎、汪寿华等8人组成。此外还成立了以周恩来为首的军事委员会和以尹宽为首的宣传委员会。这是一个十分精悍的领导班子，有着令人惊异而敬佩的工作能量和高效率。特委会开了31次会，陈独秀到了30次，他到会必发言，他讲话的内容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总同盟罢工、武装起义和召开市民代表会议，三者紧密结合进行；二、争夺市民代表会的领导权；三、掌握火候，确定起义日期。起义胜利，使北伐军不费一枪一弹，垂手进驻上海。蒋介石进上海了，汪精卫回国了。陈独秀与汪精卫发表《汪陈宣言》，只讲合作，不讲斗争，以后在一系列问题上，陈独秀陷入了右倾机会主义的泥潭。陈独秀真心诚意搞缓和，蒋介石则策划于密室，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剿杀工人纠察队，屠杀上海人民。终于造成大革命的失败，二十年代的中国革命开始走入低谷。八七会议后，陈独秀也离开了领导岗位。

    我们党有毛泽东、刘少奇、李立三、邓中夏等一大批工运领袖，他们都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中间，也有陈独秀的一席之地。历史就是历史，增不得，减不得，假不得，更不能以一时的政治需要抹杀一切和乱戴帽子。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一定要实事求是。读《陈独秀大传》，得益颇丰，这是一本严肃认真、实事求是的好书；对有关陈独秀问题的疑点、争论等，作者以他多年研究的成果向读者作出了奉献；有些问题作者还打破习惯的旧说，提出了他新的解说，比如斯大林在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执委会上所说“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和优点之一。”作者指出斯大林是指蒋介石、唐生智所率领的北伐军反对军阀，因而会上并未作出要ZG建设工农正规军去反对反革命武装的决议。而那样的北伐军后来实际是屠杀工农的反革命武装啊。这本书除提供了上述陈独秀领导工运的事实外，还写出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反映陈独秀思想和革命事迹的十分可贵的史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