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陈独秀破天荒地提出了民主与科学的两大口号，请来了“德先生”和“赛先生”。陈是民主思想的播种者，他将西方的民主理念引入中国，开启了对中华民族划时代的重要的思想启蒙。他又紧密地结合中国国情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教训，对民主政治进行了多方面的理性反思，从而形成了其独特、系统的民主观。

　　力求“自主之权”，“尊重个人独立自主之人格”

　　在陈独秀看来，人权是民主的基础。而在中国，由于长期的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使得人们已经完全丧失了“自主之权”和“独立自主之人格”。

　　在《青年》杂志的创刊号上，陈独秀向世人公开阐明了自己的社会理想：要争其“各自自主之权”，“完其自主独立自由之人格”，以实现人的根本解放。这是因为，“等一人也，各有自主之权，绝无奴隶他人之权利，亦绝无以奴自处之义务”（《敬告青年》，《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页）。

　　陈独秀把“人权”看作是近世文明的主要特征之一。他非常赞赏法兰西民族为争取“人权”、实现“人权”所做出的杰出贡献：“法兰西革命以前，欧洲之国家与社会，无不建设于君主与贵族特权之上，视人类之有独立自由人格者，唯少数之君主与贵族而已; 其余大多数之人民，皆附属于特权者之奴隶，无自由权利可言也。自千七百八十九年，法兰西拉飞耶特(L-afayette 美国独立宣言书亦其所作）之《人权宣言》(La de-claration des droits de I' hommes )刊布中外，欧罗巴之人心，若梦之觉，若醉之醒，晓然于人权之可贵，群起而抗其君主，仆其贵族，列国宪章，赖以成立”（《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同上，第10—11页）。

　　陈独秀从维护独立人格的基本立场出发，断然否定所谓“民贵君轻”、“民为邦本”、“民本主义”的“民主含义”。而且，他毫不留情地抨击某些舆论，用这些概念来附会民主主义，是极其有害的谬说。他说：“此等仁民爱民为民之民本主义（民本主义，乃日本人用以影射民主主义者也。其或径用西文Democracy而未敢公言民主者，回避其政府之干涉耳），皆自根本上取消国民之人格，而与以人民为主体，由民主主义之民主政治，绝非一物”。若以中国“古时之民本主义为现代之民主主义，是所谓蒙马以虎皮耳，换汤不换药耳。毋怪乎今日之中国，名为共和而实不至也。即以今日名共和而实不至之国体而论，亦与君道臣节名教纲常，绝无融合会通之余地”（《再质问<东方>杂志记者》，同上，第220页）。

　　兴“惟民主义”，建“国民政治”

　　近代政治文明的标志之一就是“惟民主义”，整个社会政治生活的中心绝非“官政治”（“惟官令是从”），而是“国民政治”。但是在中国，由于“皇权政治”的影响，直接导致了营造“国民政治”的理念晚出。

　　陈独秀以自我政治觉悟的更新为范例，从树立“青年国民政治的觉悟”的角度入手，深刻分析了个中的原因：“吾国专制日久，惟官令是从。人们除纳税诉讼外，与政府无交涉。国家何物，政治何事，所不知也”。因而“积成今日国家危殆之势”（《吾人最后之觉悟》，《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9页）。他相信，很显然，“所谓国民政治，果能实现与否，纯然以多数国民能否对于政治，自觉其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为唯一根本之条件。自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则应自进而建设政府，自立法度而自服从之，自定权利而自尊重之。倘立宪政治之主动地位属于政府而不属于人民，不独宪法乃一纸空文，无永久厉行之保障，且宪法上之自由权利，人民将视为不足重轻之物，而不以生命拥护之，则立宪政治之精神已完全丧失矣。是以立宪政治而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自觉，多数国民之自动，惟日仰望善良政府，贤人政治，其卑屈陋劣，与奴隶之希冀主恩，小民之希冀圣君贤相施行仁政，无以异也”（同上，第40页）。陈独秀在剖析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原因时则强调：“旧思想”的消极影响使民主共和不可能“安稳”。“如今要巩固共和，非先将国民脑子里面所有反对共和的旧思想，一一洗刷干净不可。因为民主共和的国家组织社会制度伦理观念，和君主专制的国家组织社会制度伦理观念全然相反，——一个是重在平等精神，一个是重在尊卑阶级，——万万不可能调和”（《旧思想与团体问题》，同上，第103页）。他提醒世人注意，要警惕“挂了共和招牌”的“复旧”，使得“共和政治不能进行”（同上）。陈独秀特别希望青年人在政治生活中具有心理的警觉，于“精神上别构真实新鲜之信仰”（《新青年》，同上，第43页）。

　　实行真正的“民治主义”

　　陈独秀对杜威所提出的“民治主义”发出质疑，并且就此系统地阐发了自己对“民治主义”、“实行民治的基础”的基本看法：美国的“杜威博士关于社会经济（即生计）的民治主义的解释，可算是各派社会主义的公同主张，我想存心公正的人都不会反对。至于他关于政治的民治主义的解释，觉得还有点不彻底; 我们既然是个‘自由民’不是奴隶，言论，出版，信仰，居住，集会，这几种自由权，不用说都是生活必需品; 宪法我们也是要的，代议制也不能尽废; 但是单靠‘宪法保障权限’，‘用代议制表现民意’，恐怕我们生活必需的几种自由权，还是握在人家手里，不算归我们所有。我们政治的民治主义的解释：是由人民直接议定宪法，用宪法规定权限，用代表制照宪法的规定执行民意; 换一句话说：就是打破治者与被治者的阶级，人民自身同时是治者又是被治者; 老实说：就是消极的不要被动的官治，积极的实行自动的人民自治; 必须到了这个地步，才算得真正民治”（《实行民治的基础》，同上，第251—252页）。

　　应该说，在当时的中国，陈独秀所憧憬的“民治主义”的确富有理想主义色彩，难以真正实行。这一点，陈独秀并没有讳言。不过他明白，障碍主要在于人们“把建设共和看得太容易”，“不懂得民治主义的真相，”，对“民治的基础——人民的自治与联合——反无人来过问”（同上，第253页）。因此，他提出，要“多干实事，少出风头”，在基础上“做工夫”（同上）。他解释道，“我不是说不要宪法，不要国会，不要好内阁，不要好省制，不要改良全国的水利和交通; 也不是反对省自治，县自治; 我以为这些事业必须建筑在民治的基础上面，才会充分发展; 大规模的民治制度，必须建筑在小组织的民治的基础上面，才会实现”。而“没有坚固基础的民治，即或表面上装饰得如何堂皇，实质上毕竟是官治，是假民治，真正的民治决不会实现，各种事业也不会充分发展”（同上，第254页）。陈独秀所提出的“从基础做起”、“实现小组织的民治”的主张富有理性的张力，是很有意义的，它亦符合中国的特殊的国情、政情。

　　坚持“近代民主制”，从根本制度上铲除“独裁”

　　晚年，陈独秀通过对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现实社会的深入反思，更全面地认知了民主，也进一步完善了对民主政治、民主制度的全面理解。

　　20世纪40年代初，陈独秀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谈到他根据苏俄二十年来的经验，对民主问题所做的深入思考。他认为，对于民主问题，苏联的“苦经验，应该使我们反省。我们若不从制度上寻出缺点，得到教训，只是闭起眼睛反对史大林，将永远没有觉悟。一个史大林倒下，会有无数史大林在俄国及别国产生出来。在十月后的苏俄，明明是独裁制产生了史大林，而不是有了史大林才产生独裁制，如果认为资产阶级民主制已至其社会动力已经耗竭之时，不必为民主斗争，即等于说无产阶级政权不需要民主，这一观点将误尽天下后世”（同上）。他坚信：“科学、近代民主制、社会主义，乃是近代人类社会三大天才的发明，至可宝贵”（《陈独秀书信集》，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504页）。

　　有鉴于苏联的历史教训，陈独秀强调：不能“轻率地把民主制和资产阶级统治一同推翻”。道理很简单，“近代民主制的内容，比希腊、罗马要丰富得多，实施的范围也广大得多，因为近代是资产阶级当权时代，我们便称之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其实此制不尽为资产阶级所欢迎，而是几千万民众流血斗争了五六百年才实现的”（同上）。他还告诫世人：一定要为建设真正意义的民主而不懈斗争，决不能把“无产阶级民主”、“大众民主”当成“无实际内容的空洞名词，一种抵制资产阶级民主的门面语”（同上，第504—505页），陈独秀的上述观点已经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他所揭示的深刻内涵对于我们历史主义地认识民主，并且充满自信地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有重要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