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现代革命史上，陈独秀作为伟大的革命先驱者的历史地位为举世所公认。他的一生从反对清王朝、反对袁世凯到反对蒋介石都是最坚决的。他为人民争民主、为无产阶级求解放、从理论到实践都是奋不顾身，那怕赴汤蹈火，坐牢杀头，威武不屈，矢志不移。这样一位曾经叱咤风云战斗终生的革命家竟然被戴上「取消主义者」的帽子！笔者在沉思这段公案之时颇有感慨。

一、反对「加入国民党」主张党外合作不是取消革命

斥陈独秀为「取消主义」的一个理由是：在二四——二七年中国大革命中陈独秀对加入国民党进行国共合作表示怀疑、软弱，没有充分信心夺取领导权，以致带来革命的失败。（1）当时共产国际认为：中国革命唯一民族主义的党就是国民党，在民族民主革命阶段，反对封建军阀完成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只有依靠国民党。而国民党是个松散的组织，自上至下没有统一。在孙中山提出三大政策后，国民党就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城市民主派的革命联盟。所以只有加入帮助国民党从中争取与左派联合才能推进革命取得胜利。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自马林、维经斯基、罗易以及苏俄驻中国的顾问鲍罗廷是根据国际的这一指示指导中国革命的。但在我国革命实践中陈独秀一开始就觉得有困难，初次与马林谈判即有抵触。1922年4月6日陈独秀曾提出六条反对加入国民党的基本意见致共产国际维经斯基，（2）而且当时中共中央五个委员李守常、张特立、蔡和森、高君宇及陈都一致反对加入，只是尊重国际纪律才勉强同意。在马林传达国际指示要求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时，他就主张「党员应以个人资格加入，不应兼任国民党的职务，以免混淆中共独立的面目。」（3）陈独秀最早就有共产党应当有自己的独立主张及行动的认识。而孙中山当时对马林说：「共产党既加入国民党便应该服从党纪，不应该公开的批评国民党，共产党若不服从国民党，我便要开除他们；苏俄若袒护中国共产党，我们便要反对苏俄。」（4）一个政党的政治主张及行动都代表其自身的利益，国民党有自己的党纲党章，陈独秀完全认清这一点。参加国民党内，与国民党员共谋革命，自然免不了意见分歧与利害冲突，受到各种矛盾的牵制，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实际上等于被国民党吃掉。

在党的「三大」后，上海一些国民党党员即出现一股反对共产党留在国民党内的尖锐情绪。1925年中山先生逝世，国民党中的右翼便迫不及待地对共产党人公开进攻了，他们首先刺死支持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廖仲恺，继而张继、谢持等西山会议派磨刀霍霍，通过决议要「取消共产党人的国民党党籍，解雇鲍罗廷。」1926年掌握军权自认为中山先生信徒的蒋介石竟悍然发动「三‧二○」事件，包围中山舰；逮捕舰上所有的共产党员，包围驻东山的苏联顾问团。这样严重的挑衅，共产党再留在国民党内就非常危险和不可能相处了。当时陈独秀在中共中央会议上曾痛陈必须退出国民党的理由，并电示共产国际。（5）接着蒋介石召开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进一步通过「整理党务案」，要求共产党交出在国民党内全部共产党员的名单，限制共产党员的人数，并且共产党员不得担任国民党的部长。限制排斥共产党已经达到忍无可忍的地步。陈独秀再次提出要退出国民党，否则就不能执行独立政策取得群众的信任！然而这个主张遭到鲍罗廷的反对，当时共产国际布哈林在《真理报》上作文「最严厉的批评中共退出国民党的意见」并派维经斯基来中国「矫正退出国民党的倾向。」在施加压力下，陈独秀又只得「尊重国际的纪律和意见了」。（6）

但是，陈独秀是目光犀利而有实际经验的革命家，眼看在国民党内共产党员的工作受挫折，行动步步受限制。国民党并非国际所说的群众联盟组织，亦非后来认定的小资产阶级政党，而是实权操在上层大地主官僚资产阶级政客之手的党。他们深怕群众起来的革命损害到他们的土地财产利益。所以一旦掌握权力，立刻要排挤工农群众的革命力量。如果要把革命推向前进，唯一办法首先要退出国民党。1926年7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四届三次会议，陈独秀再次提出决议案表白：「所有中共党员必须退出国民党，仅只实行党外合作，并同左派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只有摆脱国民党的控制，我们才能真正实行独立领导工农运动的政策。」（7）可是陈的提案未得通过。而那时鲍罗廷反而提出「除了蒋介石没有人足以打击国民党右派的反革命阴谋」的荒唐见解，国际这样的阻力及错误的方针，怎不使党进一步陷入被动难堪的局面？

是年11月，国际召开执委第七次会议，国际执委中国委员会书记之一彼得罗夫（即费德尔‧拉斯科尔尼可夫）说：「中国共产党却存在着一些错误的观点……由此乃产生华北、北京委员会要求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的情绪。遗憾的是，这种错误的建设不仅在中国本土，而且在我们联共也得到了同情的反应。」接着他坚持说：「这是一种极其有害的、错误的、投降主义的观点，这是一种必须彻底批评的失败主义的思想。」（8）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件」后，联共党内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提议中国共产党人必须立刻退出国民党的主张，而斯大林却谴责他们是「彻底消除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并且说「这是不容忍的失败主义。」（9）国际这样强制的压力对当时幼稚的中国党的伤害可想而知了。陈独秀承认封建军阀割据的中国，只有与南方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才能负起共同打败吴佩孚、张作霖统一中国，但是共产党要独立，只能与国民党进行「党外合作」的统一战线，才能发挥自己的主张，引导工农群众夺取革命领导权而不受资产阶级势力的限制，最大限度地发挥反帝反封建的作用。保持党的独立是与列宁在「落后国家及东方殖民地问题提纲」中提出的原则一致的。但共产国际的代表指示「要求加入国民党」进行所谓「党内合作」，其结果必然「将中共全融化在国民党党内」（10），这就种下革命失败悲剧的种子。可见，取消革命的不是陈独秀，恰恰是共产国际。

二、汪蒋合流证实「加入国民党」的错误

1926年，北伐军攻下九江，帝国主义者被广大工农的革命情势所压倒而吓得惊惶失措，各列强在长江下游诸大城市部署兵力达四万多，军舰一百三十五艘严阵以待，向革命工农大施镇压和诱降两手准备。国民党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资产阶级，眼看找到帝国主义这个靠山，排斥共产党的时机已经成熟，下定决心向工农开刀。可是当时的共产党人还在真心实意地配合北伐军的到来，举行起义欢迎北伐军进城。1927年2月，吴稚晖看到上海工人在共产党领导下提出组织上海市民临时革命政府的口号时，马上坚决反对，声言「倘若共产党必欲自立名目者，乃无意与国民党合作」。纽永建也借海军提前开炮而对共产党责难。（11）共产党的一举一动此时处处都受国民党牵制监督。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的4月5日，斯大林还在莫斯科党组织积极份子大会上演说：蒋介石是「服从纪律的」，「蒋介石是反帝的」，批评要求退出国民党是「极其错误」。没过几天，恰恰就是这位所谓中派的蒋介石拿起屠刀将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大批枪杀在血泊之中。「四‧一二」事变后，苏联《真理报》发表斯大林「中国革命问题宣传员提纲」却说：「蒋介石的政变，表示民族资产阶级退出革命！」

如果说蒋介石的叛变仅代表国民党一部分右派退出革命，武汉汪精卫「七一五」叛变相继在蒋介石之后反共又应如何解释？如果说这是陈独秀思想本身右倾，「由于不断背离共产国际的指示而导致失败，」（12）那末国际在这之前正确指示又在哪里？「四‧一二」事变前，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领导不是没有觉察蒋介石的反动面目，陈是早已有所疑虑的。蒋的叛变不是简单的仅仅国民党右派的退出，它证明国民党并非四阶级的联盟，而是根本害怕敌视工人群众革命的资产阶级政党，事变之所以得逞正是一贯实行「党内合作」的错误政策，束缚住共产党人手脚。在革命高潮的关键时刻，陈独秀领导三次上海工人起义推翻军阀统治的胜利，说明陈并非受国民党意图的限制，果断英勇地掌握起义领导权，这些曾经震憾世界的历史事实足以说明陈对革命忠心耿耿，决非「取消主义者」。

「四‧一二」事变后，斯大林认为「革命已发展进入第二阶段，要求共产党人全力开展土地革命去积极支持武汉的军队」，「要千方百计保持与汪精卫合作」。共产国际执委会仍坚决反对退出国民党，并指示中共吸收工农劳动群众加入国民党，指责中共领导机关的右倾是将「土地革命与民族革命对立起来」（13）的错误做法。其实在国共党内合作期间，国民党于二届三中全会组成的邓演达、谭平山、毛泽东、徐谦、顾孟余五人的土地委员会以解决农村土地问题，共产党人提出将地主土地超过五十亩及对官地荒地没收分配给无地少地农民的决议时，立即受到谭延闿等人阻挠而不予通过。1927年4月28日党中央在武汉召开「五大」，苏俄顾问鲍罗廷即认为土地革命开展将会导致统一战线的破裂。以前中共对农村亦曾提出不少限田抗租减租的斗争，但从这两种事实来看，试问共产党在国民党内怎能开展土地革命这一实质性的运动呢？

「五大」以后，形势更是急转直下，湖南的土豪劣绅在夏斗寅、许克祥带领下发动一系列叛乱，杀害许多共产党员及工农群众。其时正在莫斯科召开的国际执委第八次全会，会上斯大林指示中国共产党人仍必须努力改组国民党的领导机构，并提出著名的「五月指示」，极力支持布哈林所谓「如果我们不限制土地革命，我们将失去我们的左派同盟者」。这些指示来到中国后，使鲍罗廷、罗易等真是啼笑皆非，不知所措。罗易为求保持党内联盟讨好汪精卫，竟把这个绝密指示出示给汪精卫，汪精卫却反脸无情抓住这件「破坏国民党的阴谋」佐证，有「理由」开始「七‧一五」大屠杀。

对于土地革命之延缓，后来都说是陈独秀妥协退让的结果，主张「先扩大，后深入」。因而利于国民党右派夺权。然而，共产国际在1926年10月就曾电示北伐军占领上海之前暂不宜加强土地运动。（14）而且一直把解决土地问题寄托于国民党身上，完全依靠它的政权和军队。而且国际源源不断把武装军备支持国民党，而不给共产党，以致国民革命的军事重权掌握在国民党之手，这就不能不使共产党人在紧要关头处于挨打的地位。

从蒋介石「四‧一二」屠杀直到「七‧一五」汪精卫叛变，国共合作完全破裂，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了。后来陈独秀总结这件革命的失败原因说：「乃是因为不曾洞察资产阶级的发展对于革命之作用及其危险性。尤其是对于国民党的阶级性之错误的观察，遂至不自觉的削弱了无产阶级的力量，过分助长了资产阶级的军事势力造成了革命失败资产阶级胜利之前提。」（15）这个结论是很正确的，错误的观察不是陈而是国际。助长资产阶级军事势力的正是国际之对国民党一贯在金钱武器等有力的援助支持。所以，陈独秀的敏锐观察力及早期屡次提出退出国民党是有充足理由的，决不能说他的见解是「取消主义」。

三、「低潮论」决不是取消主义

第二个斥责陈独秀为「取消主义」「取消派」的理由是：陈独秀反对蒋汪合流后革命高潮论及党采取的暴动路线。

「八七」会议后，陈独秀辞去总书记，由于革命的失败使他自己觉得责任之大一时感到无以自处，他自己说：「一年来他是处在内心的沉思和反省之中。」（16）有人说他消极了，不革命了，其实他一方面在检查过去的过失深究原因是非，另一方面仍积极向党中央提意见表示看法，继续写文章评论时政，发表在当时中央的机关报《布尔塞维克》上。对发生的重大事件如「中东路问题」向中央常委提出自己的见解，1929年8月——10月间，三次上书中央陈情，拳拳之心可表，说明陈独秀一直在关心党与国家的事业。

汪蒋合流，中国革命失败已成定局，中国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勾结夺得胜利，而后的蒋桂、蒋张、蒋冯、蒋唐之战都不过是资产阶级内部的争夺战，他们一致的目标是镇压工农镇压革命，全国到处是一片白色恐怖。革命事实已走向低潮。当时共产国际为了掩饰革命的失败，反而认定中国革命进入「第二阶段」，并且说「世界革命进入第三时期」。斯大林断言：「现在资产阶级跑进反革命营垒，小资产阶级继续退出革命」，而「工人农民和城市贫民仍要进行反帝斗争」。并且说：「经过几个月，中国革命将出现新的高潮。」（17）中共根据这个讲话精神于1927年10月23日公布《中国共产党反对军阀战争宣言》，号召工农贫民兵士「团结在工农暴动的旗帜之下」推翻南京、北京、武汉、广州等一切的反动政府，从而以武装反抗走向全国总暴动之路。党开始了「左」的拼命的盲动主义。当时宁汉战争爆发与唐生智军的后撤，武汉实际仅剩六百多党员和不足三千有组织的工人，却要夺取反革命中心的武汉重镇；北方张作霖失败，北京城内仅有一千多学生，天津党组织只有一百余人，而且工人群众未发动起来，而中央立即要求特区和京东四县暴动，毫无希望的宜兴无锡农民起义，坚持一天就失败了，江苏省委却认为时机比前三次上海起义的时机尤为成熟，要加紧准备上海工人暴动，结果连工运都无法发动。（18）党的十一月扩大会议扬言「现时全中国的状况是直接革命形势，」要求「全国各地不论主客观力量，普遍要举行起义，夺取一省几省首先胜利，」要求全国总暴动。然而在广州起义前一月，党曾发动两次工人斗争：海员工人罢工游行及铁路工人示威，但均遭反动派的镇压而失败。12月，当张发奎的军队准备进入广州，局势危急，广州工人为保存革命力量而采取防御举行起义，而苏联顾问纽曼则认为起义必须「进攻！进攻！再进攻！」张太雷随之说：暴动「只能顾成功，不能顾失败。」以孤注一掷的态度代替退兵一击之战，结果起义仅坚持三天终遭失败。广州起义失败后，中央又认为「湖南成为继续广州苏维埃革命之发展最有胜利机会的省份，革命将开始于湖南而发展到武汉。」批评「怀疑革命高涨的意见」是机会主义的观点。瞿秋白说：「广州十二月暴动的失败，不但不是全国的失败，而且是全国革命胜利的序幕！」这些不顾客观形势盲目拼命的方针，把大革命中积紧起来大部可贵的力量都牺牲殆尽。这是多么的惊心可悲！

广州起义失败后，1928年共产国际第九次全会上斯大林在起草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中才否定了革命「不断高涨」的说法，改口说「革命处在两个浪潮之间」，第一个浪潮已经过去，目前在全国范围内还没有出现群众革命运动的新高潮。但是，有许多征兆说明工农革命正在酝酿这种新高潮。「于是中国党直到『六大』中才肯定这个阶段」既非高潮亦非低潮，而是「两个高潮之间的中间形势」。从而结束了革命不断高潮的极「左」思潮。但恶根未尽，随后的李立三王明路线又重蹈覆辙。

陈独秀当时对局势看法就不一样。上海汉口长沙南昌暴动连续失败，革命高潮分明已经过去。陈独秀指出：驻守长江一带的外国舰队都一批批退走，驻在上海的帝国主义兵士也一批批回国了，那就是低潮的证明。拿广东来说：广州暴动前指导机关曾大力发动群众罢工，都因被严重的白色恐怖所镇压而不能起来，农民暴动屡起屡蹶，群众大都心灰意冷，中山、东莞均没有战斗，西江从暴动失败后差不多完全星散，全省各地组织都处于「漫不健全的状态中」（19）。毛泽东在《井岗山的斗争》一文中谈到当时群众的斗争情绪同样说出：「红军每到一地，群众冷冷清清」，「我们一年来转战各地，深感全国革命潮流的低落。」这些情况和陈独秀的看法都是一致的，他们和那时「左」的中央听从国际主张一味制造高潮，自上至下命令创造暴动的条件深为不安。《井岗山的斗争》一文说：「三月（1928年）湖南特委的代表到宁冈，批评我们太右，烧杀太少，没有执行所谓『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四月全军到边界后烧杀虽仍不多，但对城市中等商人的没收和乡村小地主富农的派款是做得十分厉害的……这种打击小资产阶级的过左的政策，把小资产阶级大部驱到豪绅一边，使他们挂起白带子反对我们。」这些活生生的现实足见当时「左」的中央的路线造成的危害，使毛泽东坚决起来纠正。

1927年11月，陈独秀给中共中央常委的信中指出：「国民党虽然不能长久统治巩固，而眼前尚不至崩溃……夺取政权的时机尚未到……」，「此时工农运动应偏重经济斗争，当然不回避政治以发展我们的实在力量。问题是只能以暴动为不得已而用的方法，不可以为目的，此时尤不可存以暴动夺得政权的幻想。」对于农村则提出不缴租、不完粮、不纳捐、不还债的「四不」口号，唤起广大农民群众。他向中央直谏「现在认为『另一个工农革命已开始」的认识是错误的，」陈独秀说：无产阶级在反动时期的现阶段中，应一面采取防御战略培养自己的能力以锻炼自己，重新团结离散的队伍，并一面采用所需要所可能的策略与口号，开辟新的革命环境，走到新的革命阶段。（20）

陈独秀的这些见解无疑是可取的，而当时的中央却视而不见置若罔闻。因为他反对高潮论反对盲目暴动，抵制斯大林领导下的共产国际以及秋白、立三、王明等人的错误引导，因而被斥为「取消主义」「取消派」，殊不知「左」的高潮论路线给中国革命带来的危害损失之大比之右倾机会主义时期所造成的更有过而无不及！

四、低潮时期提出「国民会议」口号并非取消主义

在革命处于低潮时期，陈独秀认为共产党的策略应该提出一般适应群众的民主权利和民主要求，「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封建地主土地」、「民族独立」、力争召开「平等直接普选的国民会议」等。他引证列宁在1919年说的话：「在工人阶级夺取整个政权的斗争还未成为当前问题以前，我们必须利用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形式，只有积极利用民主运动和议会制度，才能发动群众团结在自己的周围。」陈独秀完全知道召集国民会议及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丝毫不解决工农群众的根本问题，他是把国民会议作为反革命时期走向革命时期的跳板，一种可行的斗争形式。他说：「我们不能对资产阶级的民主政制有所幻想，更不能助长工人群众的幻想，我们应该尽量利用民主政制来促进民主政制的死亡」，「我们要利用民主口号与运动辅助我们夺取政权的根本目的。」（21）

一种见解认为陈独秀之提出国民会议就是承认资产阶级革命任务已经由于资产阶级取得政权而胜利解决，共产党只能幻想在资产阶级的议会中解决民主问题，无产阶级革命成为将来的事。所以陈独秀是「取消派」。这种说法亦非真实，他在《答列尔士同志》一文中对召开国民会议的意义讲得很清楚，他说：「在反革命时代，为了有利于无产阶级自己解放斗争的条件，我们可以而且必须为此实现和发展而斗争，然而这不是我们的前途。」（22）他非常反对列尔士把国民会议说成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通俗形式。他自己也不认为这种「普选全权平等的国民会议」真能实现，作为口号它是能够「引导千百万劳动群众重新参加政治生活」，这是一种手段用以造成新的革命形势，其目的仍是走向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最终目标。这里没有「取消主义」成份可指责的。

陈独秀是位伟大的深刻的敢作敢为的革命家，他之所以如此说：「中国人自己能够解决中国革命问题」显然是对共产国际当时的发号施令造成错误有所觉悟，只是当时囿于纪律而陷自己于右倾机会主义的深渊。他后来之没有去莫斯科接受「学习」也就是对「教皇的唾弃」的严肃表态。正因如此，陈独秀的「取消主义」罪名益发无从解脱了。

陈独秀是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他不仅熟谙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史，同时对苏联十月革命的过程和经验都有很深的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初期以及迅速到来的大革命形势使他认为中国革命必须依照俄国革命的模式进行，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国工人阶级的胜利只有走城市暴动夺取政权的道路，不仅中国共产党是这个主张，连共产国际和其它国家的共产党也只有这个唯一的主张。共产党在没有革命形势的低潮时期，提出国民会议及一般的民主主张来促使再次革命的形势的出现，这种理论在西方国家的历史上已为规范，而俄国革命中同样这个过程也发生过，所以陈独秀走这条城市革命的道路是不奇怪的。犹同俄国一样，农村革命只有取得城市革命一定的胜利基础上才能进一步全面开展。毫无疑义陈独秀提出的国民会议口号其目标是反对蒋介石的独裁政权，而后来参加托派同样还是以推翻蒋介石专政为当然的目的的。他在南京监狱中的强硬表现有力地说明他的立场坚定和意志的坚决。如果说陈独秀把资产阶级已取得政权作为革命已经胜利完成而提国民会议为谋取国民党什么官职，那就错了。所以将「取消主义」加在陈独秀头上是不符合事实的。

五、应当抹去陈独秀「取消主义」的称号

那么究竟是谁赐予陈独秀为「取消派」这顶帽子呢？那个发明决不是当时中国党的领导，帽子来自苏联斯大林领导下的共产国际。1927年苏共党内对中国问题的意见讨论是相当尖锐的，托洛茨基、季护维也夫等反对派，他们正对斯大林等的意见进行猛烈评击，斯大林利用权力打败了反对派，于是把「取消派」的罪名强加在托洛茨基等人头上，陈独秀退出国民党的见解以及革命低潮的见解恰好与托氏等意见不谋而合，「取消派」的帽子终究从遥远的莫斯科送到我国党内。1927年3月16日，苏联《真理报》社论批评「当代取消主义」「鼓吹脱离国民党等于鼓吹取消中国革命」。（23）1929年10月共产国际给中国党的训令说：「在一切斗争生活中，首先要反对取消主义陈独秀及托洛斯基派……」。（24）于是「托陈取消派」的说法一直就流行下来，经历半个多世纪而未衰。历史说明：斯大林的权威垮了，他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并非没有错误，而托洛茨基的见解和陈独秀的见解也并不见得都是错误。「取消主义」「取消派」一词只不过是斯大林为了解决自己的政策而采取的一种强词夺理的手段而已。今天我们回顾当时这段历史应当实事求是地重新认识这个问题。陈独秀以自己的实践经验和判断提出的一系列关键问题有其卓越之处，历史证明他比那些苏联顾问们高明得多，比斯大林、布哈林领导的共产国际实际正确得多。

人类社会发展史证明：社会的前进革命的形式不是千篇一律一个模式的，马克思列宁的革命理论只能科学地预示人类的将来必然是共产主义的胜利无疑，条条道路通罗马。但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却都有它的特殊环境及具体的社会经济条件。资产阶级越到东方越反动，经济越落后越黑暗，统治阶级就越残酷。在反革命白色恐怖密布下的当时中国，不用说群众没有民主可言，连共产党地下组织也不易生存。那些心向光明在城市坚持斗争的志士仁人无时无刻不是拿鲜血和头颅面对敌人的屠刀，争取民主与生存权利的斗争是如此艰苦。革命的核心就是取得政权，本就没有一条固定的公式可循，毛泽东也反对「六大」的本本主义，他成功地走出一条把革命引向农村而后包围城市夺取城市结合我国当时国情的胜利道路，而陈独秀的革命道路则完全依照俄国经验，从宣传而组织而暴动，从城市而农村，在蒋政权法西斯特务统治下，事实证明这样做是难以开展的，至少也是相当漫长的。后来抗日时期陈独秀在武汉曾设想发展到军队中走出一条新路，只是没有成功。但尽管国民党的统治如何反动黑暗，城市的斗争对革命是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要求生存，要求民主，提出召开国民会议，唤起工人及各阶层群众的觉悟意识，团聚革命力量，仍然是推倒蒋介石反动政权的一支重要力量。正如一位日本学者所说的，城市的路线与农村的路线而在各个方面打击反动政权，从历史的意义看两大力量互为配合、互为补充，是相辅相成而不是相克相斥。所以上述事实说明陈独秀「取消主义」一词应当抹去。

注释

（1）（9）见格鲁宁《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形成》，邓中夏在《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提出陈在一九二三年「二七」惨案后就「完全形成」取消主义思想，王观泉认为这说法「未免过早亦嫌武断。」……并说马林那种「将中共完全融化在国民党内」的思想才是不折不扣的取消主义……。见王观泉着《陈独秀传》249页，台湾业强出版社1996年版。

（2）《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载《「二大」和「三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8月版。

（3）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292页，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

（4）（6）《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87页、89页，《告全党同志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5）（7）《陈独秀年谱》，唐宝林、林茂生编，249页、25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版。

（8）《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第一辑，227-22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10）王观泉：《陈独秀传》，250页。

（11）《吴稚晖先生全集》，第九卷877页，群众图书公司1927年版。

（12）（13）《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第一辑，340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4）据说这条电令斯大林后来承认有认错，而时间已经过去。《斯大林全集》第10卷17页，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

（15）《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37页《关于中国革命问题致中共中央信》。

（16）（24）《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159页《答国际的信》。

（20）（21）（22）《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我们在现阶段政治斗争的策略问题》143页，156页，《答列尔士同志》186页。

（17）《时事问题简评》，《斯大林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

（18）金冲及《试论「八七会议」到「六大」的工作转变》，载1983年《历史研究》第1期。

（19）《广东省委报告》1927年11月14日。

（23）《陈独秀年谱》唐宝林、林茂生编2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