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江津县鹤山坪，本来是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生活贫穷的偏僻山村。过去很少有名人和政界要人光临此地。但自1939年起，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陈独秀隐居在此后，方圆上百里，人们都知道这里来了一位神秘大人物。由于这位神秘大人物的到来，惊动了国共两党要人，纷纷来访，令山里人深感神秘，难以莫测。

首先，是乡长和县长前来拜访。县长这么一拜访，一下子轰动了偏僻的鹤山坪。乡下人们都猜测这位老先生一定是个大人物。于是引来了许多老百姓前来看望与探究。有的老农民还带着当地土特产来看望这位神秘的老人。大家感到这位老人和蔼可亲、平易近人。虽是萍水相逢，却为他乡之客。这使陈独秀感到十分欣慰和格外高兴，便叫夫人潘兰珍倒茶敬烟热情招待乡亲。陈独秀振着精神，与乡亲们亲切交谈。

在来访者中，有官职比县太爷大许多的要人，如国民党高官戴笠和胡宗南等，曾都登门拜访陈独秀。戴笠并转告蒋介石对陈独秀的问候，同时请陈独秀谈谈时事政治。陈独秀说：“国共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是符合全国人民愿望的。弱国强敌，速战困难。但只要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则任何难关都是可以渡过的。本人孤陋寡闻，惟不愿公开发表言论，以免引起喋喋不休之争。请转告蒋先生好自为之。”

有缘千里来相会。在众多的来访者中，令陈独秀最难忘的是周恩来的拜访。那一天，陈独秀正患胃病，痛得厉害，大汗淋漓。此时此刻，周恩来在朱蕴山的陪同下，来到陈独秀住的石墙院。周恩来是个很重感情的厚道人物。他一进屋院，见到一种凄凉、萧索的景象，不由感觉一阵心酸。由于陈独秀病重卧床，不能起床迎接周恩来、朱蕴山。周恩来一进房，只见陈独秀手捂着胃部，倚坐在床，盖着破棉被，床上堆着发了黄的书籍。周恩来说：“独秀先生，久违了，你好！”朱蕴山接着说：“独秀先生，恩来在百忙中，特地从重庆来看你。”陈独秀强忍病痛说：“恩来、蕴山，你们好。你们来看我，不胜感激。”这正是：无限真诚，别时容易见时难。

当时的周恩来，年纪与陈独秀的儿子延年一般大，又是陈独秀多年的部下。看着恩来，陈独秀想起在1927年的“八﹒七”会议，被解除党的总书记职务后，仍遭汪精卫通缉。在那腥风血雨的白色恐怖形势下，具有大将风度的周恩来同志，并没有对陈独秀另眼相看。而是积极保护陈独秀和他的秘书黄文容等，将他们转移到党开设的汉口花楼街的纸行里隐居，并用私费开支他们的生活费用。这使陈独秀感动至深，永难忘怀……而今正当陈独秀贫病潦倒、英雄末路之际，周恩来又深情厚意地来看望，并问：“独秀先生，你身居山中，日后作何打算？”陈独秀吃力地回答：“恩来，我已病成这个样子，还能有什么期望与打算？只想在这僻静的地方，研究一下文字学。”周恩来亲切地劝说他：“独秀先生，我们这次来看你，还是想劝你去延安工作。那里条件总比这里好些，还有外国的医生，可以给你治病，你毕竟当过党的几届总书记。希望你抛弃个人成见和固执，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写个书面检查回党工作吧。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其他的领导同志，都希望你去延安。”陈独秀竟回答：“恩来，我还是那个主张，为党工作为我所愿，惟书面检查不好写……现在李大钊死了，延年死了……除恩来、毛泽东，党中央没有我可靠的人了。我落后了，年纪大了，中央开会，我怎么办呢？我这个人又不愿意被人牵着鼻子走，何必弄得大家无结果而散呢？”这时周恩来只好说：“请你再慎重考虑考虑，什么时候去延安，中央都欢迎。”说着完，周恩来与朱蕴山同陈独秀握手告别。“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以惘然。”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此事相隔近70年了。陈独秀同志当年为什么不接受周恩来好心的建议呢？若按毛泽东过去的解释是：“犯了路线错误的，为头的，改也难。”但问题的真相和本质，陈独秀绝对不属此类性质。此问题，我们在《陈独秀被开除党籍揭秘》等文中，已作过较为详细的阐述。他是受了天大的冤枉。他的所谓“右倾投降机会主义”、“反革命的陈独秀”等帽子，前顶是瞿秋白、李立三等左倾盲动主义在共产国际与斯大林的瞎支持下給强行戴上的。后一顶帽子是统治党达四年之久的左倾机会主义者王明等人，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给戴上的。当年的中央请陈独秀回延安工作，是对的。但中央应对陈独秀先平反，再接他回中央安排适当的工作。但由于时代的局限性，没有如愿实现罢了。那时如果没有共产国际、联共（布）、斯大林这三座压在中共头上的泰山，中共党的建设，陈独秀同志等，就绝对不是那个“样子”，中国的民主革命要少走许多弯路，这是国际共运史的定论。

“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只有陈独秀自己参与创建的党才能为他有效平反！毛泽东曾说：“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第一次是在1927年上半年，那时北伐军到了武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忘记了国民党将要袭击我们，结果犯了陈独秀的错误，使这次革命归于失败。”（《毛泽东选集》1967年版第90页）这就是明显地告诉了全党：陈独秀是犯的一次大的骄傲错误，而决非王明所讲的“反革命的机会主义”或“右倾投降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