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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蕴山与陈独秀

  发表日期:2007年9月9日      作者:徐承伦     【编辑录入:李银德

朱蕴山与陈独秀

徐承 伦

掀起红楼百丈潮,当年意气怒冲霄。

暮年萧瑟殊难解,夜雨江津憾未消。

一瓶一钵蜀西行,久病山中眼塞明。

僵化到头终不变,盖棺论定老书生。

上面两首诗,是朱蕴山在重庆听到陈独秀于1942年5月逝世消息,于同年6月以《挽陈仲甫诗二首》(1)写成的。这首诗对陈独秀的一生作了评价。朱蕴山是陈独秀的朋友,从有关资料看出两人交往30年。追寻二人交往的历程,大致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二人志同道合,从辛亥革命到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相互支持和配合;后期,从大革命失败到陈去世,二人先后脱离中国共产党,政见不同,私人之间友谊仍存在,晚年二人的命运也大不一样。

 

朱蕴山与陈独秀于何时何地相识,介绍人是谁?没有见到文字记载,根据有关资料,略加考证。朱陈相识在1911年辛亥革命前后,根据是1913年朱蕴山作《新感事示别石安并寄希平仲甫诸友》一诗。介绍人应是朱陈共同的好友刘希平、高语罕。刘希平(1873-1924)六安县人,朱蕴山幼年好友。1906年他们就到毛坦厂向群众宣传民主思想,并发起组织“天足会”。1907年刘东渡日本留学并与陈独秀结识。回到安徽后长期从事教育工作,是安徽教育界的先进代表人物之一。朱蕴山说“刘希平实际上是陈独秀在安徽的代表”。(2)高语罕(1888-1948),寿县人。1908年与朱蕴山协助革命党人韩衍创办《安徽通俗公报》,针砭时弊,鼓吹革命。1911年与韩衍等共同组织学生军,由此与陈独秀相识相交,是《新青年》主要撰稿人之一。五四运动期间,被称为“芜湖新文化运动的领袖”。1920年秋,经李大钊、张申府介绍,成为陈独秀后安徽第二位共产党员。

朱蕴山与陈独秀的交往经历,前期大致可分以下三个阶段。

(一)在反清、反袁革命斗争中,朱蕴山与陈独秀大方向一致,各自在安徽作出了贡献。

朱蕴山(1887-1981)六安县人,出生书香门第,曾考中秀才。早在1904年,他在六安就看到陈仲甫主编的《安徽俗话报》,该报开发民智,宣传爱国反帝的进步思想,使他受到深刻的影响。(3)后到安庆考入安徽巡警学堂,加入光复会,开始进行反清活动。1907年他参与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被捕绑赴刑场陪斩,表现了临危不惧的气慨,成为当时广为传诵的英雄人物。(4)1908年加入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

陈独秀(1879-1942)今安庆市(怀宁县)人,字仲甫,生于书香人家,也中过秀才。1903年发起成立安徽爱国会,并在安庆藏书楼举行拒俄大会。1904年创办《安徽俗话报》。1905年在芜湖安徽公学任教时,联络革命志士,发起建立反清革命团体岳王会,积极在芜湖、安庆、南京等地进行革命活动。

1913年3月,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在上海被刺后,孙中山先生号召武装讨伐袁世凯。时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的陈独秀来到芜湖,痛斥当地驻军首领龚振鹏残杀无辜民众,即被绳绑,险遭枪决。反袁斗争失败后,倪嗣冲出任皖督兼民政长。10月21日,倪发出通告,捉拿革命党人,第一批20人名单中,陈独秀被列为第一名“要犯”,被迫逃往上海。(5)1916年春,朱蕴山与刘希平、沈子修等密谋在安庆起义反袁。不幸事泄,朱再次被捕入狱,直到袁死后才被获释。(6)

(二)陈独秀在倡导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中,朱蕴山在安徽办学校和刊物,同时进行反对军阀祸皖斗争,积极进行配合。

陈独秀在离开安徽时,曾对刘希平、朱蕴山说过:“我去搞全国性运动,你们在安徽搞反军阀活动。”7)朱蕴山回忆:“陈独秀曾跟在安徽的一帮老朋友打过招呼,要求省内的革命运动配合他发动的思想文化运动。”8)因此,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的《新青年》杂志出版发行后,安庆、芜湖、六安等地知识界、学校纷纷订阅,有的进步教员还选择重要文章在课堂讲授,积极宣传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化。

朱蕴山出狱后,首先到上海进行反对安徽军阀倪嗣冲的斗争,并撰写了《倪嗣冲祸皖记》,揭露倪的种种罪行。1917年8月,朱蕴山到北京大学会见陈独秀和胡适,交换了对时局的看法。一致认为,要推翻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必须提高民众觉悟,并从教育青年入手,开展宣传,为反帝反封建而呐喊。(9)1918年朱蕴山回六安,同皖西教育界进步人士共同筹建安徽省立第三甲种农业学校(简称“三农”)。1919年3月,“三农”正式开学,该校设农、林两科,学制4年,全校师生员工200多人。朱蕴山任文牍兼修身课教员。由于他们坚持正确的办学方向,这所学校为皖西和豫鄂边区培育了一批优秀干部。他们还以此为阵地,开展反帝反封建革命活动。

据朱蕴山回忆:“安徽的新文化运动,实际上是从芜湖第五中学开始的。新文化运动的开始,推动了反帝反军阀运动,实质上是民族民主革命运动。”10)当时,安庆、芜湖两地以进步的教育界和青年学生为中心,组织了全省教职员联合会和全省学生联合会。当时的文化运动有两股力量:一股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他所创办的《新青年》杂志,在安庆、芜湖两地知识界先进人士和各校青年学生都受到很大影响。另一股是以李光炯为代表的反清、反北洋系民族主义思想的文化界人士。他们在文化界是很有号召力和影响的。“陈、李两人早有深交,但是政见不同。在当时都是具有较大政治影响的人物。”11)

在五四运动前,当时在北京的陈独秀和在安徽的刘希平、李光炯与朱蕴山等都有联系,口信也不断频传。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安徽的芜湖、安庆、合肥、蚌埠、六安、寿县等地的广大青年,纷纷起来响应北京青年学生的爱国运动。在青年学生宣传动员下,工人、知识分子、工商业者和广大城镇居民也纷纷行动起来,形成一股巨大的反帝反军阀的力量。同时还开展群众性抵制日货的运动。

1920年到1923年,陈独秀在上海主要忙于创建中国共产党并担任早期领导工作。朱蕴山在安徽主要进行反对北洋军阀祸皖斗争,并通过《平议报》,抨击时弊,启发民智。在反对军阀祸皖斗争中主要有这样几件大事。

一是组织六二惨案后援会。1921年6月2日,安庆各校师生集会,反对省政府削减教育基金以扩充军费,遭到军阀倪道、马联甲武力镇压,打伤学生50多人。酿成震惊全省的“六二”惨案。朱蕴山和三农沈子修、桂月峰、钱杏联合省法政专科学校校长光明甫、一师校长李光炯、一女师校长徐皋浦等共同发起组成“安徽六二惨案后援会”,通电省内外,声讨马联甲、倪道镇压学生的罪行。由于安徽各校师生和各界人士声援讨伐,迫使省当局增加教育经费70万元,并允许教育经费独立,省长聂宪藩同意抚恤死者家属和治疗受伤学生。

二是反对省二届议员贿选斗争。1921年秋,省二届议会期满解散,军阀倪道、马联甲为操纵议员选举,拿出人民血汗钱100万元,由其御用工具“安徽省公益维持会”,派爪牙到全省各县进行贿选活动。为反对贿选,省会各界成立了“安徽各公团澄清选举办事处”。朱蕴山等联合六安农会、工会成立“六安议员选举视察团”,配合省“澄清选举办事处”,到各地调查贿选真相,并及时揭露各地贿选丑闻。省长聂宪藩慑于全省各地民众反对的威力,被迫辞职。新任省长李兆珍来皖不到十天,也吓得深夜逃走。一幕全省贿选闹剧随之告终。

三是驱逐六安知县骆通的斗争。1922年2月,骆通被派往六安任知县。上任后,横征暴敛,压制民主,指派心腹干将,控制六安教育界大权,对三农新文化宣传教育横加干涉,并趁暑假之机,查封了学生联合会,扬言要拿办蛊惑民众的分子。朱蕴山等到省城向省学联呼吁,并向省府控告骆通。六安召开民众驱骆大会,省长许世英迫于民众压力,只得罢免了骆通的职务。

由朱蕴山任总主笔的《平议报》于1920年2月创刊,它以评议安徽政局,宣传革命思想,积极支持全省教职员联合会和全省学生联合会,推动安徽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民主运动为宗旨,大造革命舆论。在“六二”惨案斗争中,该报刊载陈绍禹(三农学生)痛斥军阀镇压学生,并赋《高琦不死》诗一首:

死于军阀手,活在青年心。

英雄倒一个,继起千万人。12)

在反骆斗争中,该报发表钱杏(三农教员)的《驱骆宣言》。《平议报》1922年5月1日,出版了《劳动纪念节特刊》。这期特刊刊载九篇文章,其中两篇是转载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先驱》上的重要文献:《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敬告工人》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为黄、庞被害事对中国无产阶级的宣言》。这表明朱蕴山与共产党领导的青年团组织的密切关系。其他七篇文章有:朱蕴山以“稳公”笔名撰写的《为做劳动者进一言》、蔡晓舟《我对于今年劳动节的感想》等。还刊载了《芜湖劳工会宣言》和诗歌《可怜的工人》等。(13)特刊中心内容是号召被剥削被压迫的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和他们的敌人进行斗争。从中可以看出朱蕴山思想先进的一面。

1921年后,安庆、芜湖两地就已出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据朱蕴山回忆:“记得与《平议报》发生关系的青年团员有:柯庆施、周新民、朱子帆、许继慎、薛卓汉、舒传贤、郑鼎(李云鹤)、王坦夫、宋伟年等”。(14)

(三)在陈独秀领导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朱蕴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出席国民党二大,在安徽主要从事党务工作,紧密进行配合。

1922年底,朱蕴山在上海拜见了孙中山先生,谈到酝酿国民党的改组工作。接着又去会见陈独秀。陈当时正与孙先生商讨改组国民党,实行第一次国共合作问题,回省后积极进行宣传配合。1925年5月,朱蕴山在北京会见李大钊,谈到防止西山会议派反共阴谋问题。李“促我速去上海和陈仲甫商议”,(15)到上海与陈独秀商讨防止国民党右派反共阴谋的应变活动,并接受了陈的意见,回安徽做国民党党务工作。(16)经过南京时,朱蕴山与国民党江苏省党部执行委员候绍裘、张曙时商议加强苏、皖两省国民党左派联合办法,取得了一致意见。

朱蕴山回到安庆后,便立即着手开展国民党党务工作。主要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为基础,开始恢复改组工作。这项工作得到广州国民党中央和中共安徽地方党组织的支持和帮助,但也遭到国民党右派的反对。

1925年11月,朱蕴山以特邀代表的身份出席国民党二大。到广州后,他经过薛卓汉、高语罕介绍,陈延年批准,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1926年1月16日,朱蕴山在国民党二大会上报告安徽党务工作开展情况和发展计划。二大闭幕后,国民党中央指定朱蕴山为“国共合作的安徽省国民党省党部常委及筹备召集人。经过上海时,由中共中央介绍柯庆施同志当秘书,回皖工作。柯担任国民党省党部秘书长,我为驻会常委,负责对外联络。”(17)

当时统治安徽的军阀陈调元加紧镇压革命势力。朱蕴山被迫随安徽临时省党部先后迁到上海、武汉,坚持进行革命活动。到1926年底,全省已有30多个县市建立了国民党左派市县党部。

1927年3月,安徽的陈调元、王普在北伐胜利进军的影响下,归顺革命军。这样,北伐第六军、第七军顺利进驻安庆、芜湖。朱蕴山和省及安庆市党部组织召开了几次军民联欢会,极大地鼓舞了群众的革命情绪。

朱蕴山拒绝蒋介石的拉拢。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一行在九江制造三一七惨案后,于3月20日到达安庆。蒋介石找朱蕴山谈话说:“你是老广东,老同志啦!你肯到南京就好办了”。朱客气地说:“总司令,我们还是不要走太平天国的末路自相残杀。我劝总司令最好要搞国共合作,中山先生的遗教是不错的。”当时蒋介石听了以后,只是鼻子哼了哼。(18)第三天在蒋介石的纵容和支持下,一批流氓伙同反动分子捣毁了左派临时省党部、安庆市党部、省总工会、省农协筹委会等机关,殴伤省党部职员数十人,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三·二三事件。朱蕴山在离开安庆前,“以左派国民党省党部及北伐军三十三军联合名义,发出了反蒋通电。”(19)7月下旬,朱蕴山到南昌参加了著名的八一起义。8月1日上午,参加国民党中央和各省区特别市代表联席会议,选举产生了革命政权机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并通过革命政纲——《联席会议宣言》。随后革命委员会召开会议,发布命令,任命朱蕴山为党务委员会委员。(20)8月2日,全市各界群众五万人集会,庆祝南昌起义的胜利和革命委员会的成立。

 

(一)大革命与南昌起义失败后,朱蕴山与陈独秀先后脱离了中国共产党。但在反蒋抗日问题上目标一致,私人友谊长存。

先说朱蕴山。南昌起义胜利后,他奉命回武汉,通知安徽、江苏、浙江及其他各省左派人士到广州,拟另立政府。到达上海时,知道南昌起义部队已遭到失败。在上海会见了王若飞,“得知陈仲甫已被解除总书记职务,谭平山从汕头逃亡香港来沪,亦被开除共产党,革命处在十分艰难的阶段。”21)朱在《岁暮》一诗中写道:

雪满关河雁叫哀,丝丝热泪洒寒灰。

愿将第二洪荒水,一洗人间避债台。22)

南昌起义失败了,朱蕴山心情沉重。他看到右倾错误导致了大革命失败,左倾盲动主义又在党内抬头,使革命事业遭受惨重的损失。当时,他对惩办主义和盲动主义十分不满,痛苦地脱离了中国共产党。他在《亿昔》一诗中描述了当时的痛苦心情:

去年今日来黄浦,烈风倒海江水变。

今年今日哀江头,故鬼啾啾新鬼哭。

苍鹰作势孤鸟避,饥鼠上床娇儿哭。

弹指风云十七载,祸乱由来相倚伏。

梧桐落落秋雨深,皖山青青楚云覆。

破碎山河伤老泪,千家万户鸟上屋。

明年今日知何处?暂隐荒江问松竹。23)

再说陈独秀。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战争正式开始。在北伐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发动工农群众,积极的支持和配合。北伐军出师不到十个月,就歼灭了吴佩孚、孙传芳主力,从广州打到武汉、南京和上海,革命势力从珠江流域一直推进到长江流域,席卷了半个中国,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正当北伐战争节节胜利之时,蒋介石也积极准备叛变革命,陈独秀与中共中央准备进行反击,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却一再指示对蒋介石应采取妥协退让政策。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大革命遭到失败。同年7月12日,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进行了改组,由张国焘、李维汉等五人组成临时中央常委会,陈独秀“自此即不视事”,离开了中国革命的舞台。

1927年以后,朱蕴山虽然离开了共产党组织,但一直是中共的朋友。他“在共产党人的引导下,继续从事反蒋活动”。积极支持许继慎到鄂豫皖组建红军,开辟革命根据地。(24)九一八事变后,参与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组织的抗日同盟军活动,与李济深、蔡廷锴等发起组织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他曾受中共委托,三去太原联络阎锡山推动抗日。在大别山主持安徽省总动员委员会期间,多方支持坚持在大江南北的新四军,并掩护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1939年来到重庆,在周恩来、董必武等支持和指导下,积极推动抗日,往来于西南几省联络国民党民主派和地方实力派人士,反对国民党当局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错误政策。(25)

1940年9月,朱蕴山由重庆到江津“访问仲甫,力劝他回延安”。(26)但被陈拒绝了。他说,“中共中央里没有他可靠的人了,大钊死了,延年死了,他也‘落后’了,他们开会,我怎么办呢?我不能被人牵着鼻子走,弄得无结果而散”。(27)

1941年冬天,陈独秀向著名佛学大师欧阳竟无借《武荣碑》时,心有所感地写了一首诗,诗中自比五代十国时期的名僧贯休,描述了他过着贫困生活和消极伤感的心绪,读来让人感慨不已。

贯休入蜀唯瓶钵,久病山居生事微。

岁暮家家足豚鸭,老馋独羡武荣碑。

朱蕴山见到此诗后,买了几只鸭子去探望陈独秀,见陈胃病发作,痛得在床上滚动。“朱曾劝他不要搞托派,又劝他不妨去延安。他都未听从。”28)所以陈死后朱写诗纪念他(见本文开头)。诗中反映出陈晚年的清苦生活,也批评他思想“僵化”,不能与时俱进,是个“老书生”。

大革命失败后,在共产党内失意的陈独秀,又遭到国民党政府的通缉,他只得在上海隐姓埋名,隐蔽下来。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却把失败的责任推到陈独秀一人身上,陈独秀成了“替罪羊”。不久,陈独秀参加了托派组织并成为领袖。1929年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把陈独秀开除出党。1932年10月,南京国民党政府逮捕了陈独秀,并以“危害民国”罪,判处徒刑八年。1937年8月23日,因抗日战争爆发,陈被提前获释,才结束长达4年零10个月的牢狱生活。在南京监狱释放后,面对种种高官厚禄的拉拢诱惑,陈独秀均予以一一拒绝。入川定居江津后,平时绝大部分时间,是在石墙院里从事文字学研究。生活来源主要是靠自己平时写文章的稿酬,以及北京大学同学会的捐助,常常入不敷出,生活十分拮据。但即使这样,他也拒绝嗟来之食,尤其对一些来路不明的赠款,都马上退回去。蒋介石也曾给陈独秀汇去“一笔数目可观的钱”,后来,“这笔钱原封退回。”(29)他不仅在经济上穷困潦倒,政治上还一直处于国民党特务监视之下。他真正做到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终于在物质和精神双重压力下,因病在江津逝世,享年63岁。当时,国民党中央社、《申报》等只作了简短报道。中共机关报《解放日报》和《新华日报》均未予报道。6月4日重庆《大公报》发表了高语罕《参与陈独秀先生葬仪感言》。他赞扬了陈独秀在中国文化史、思想史上的地位,但也回避党派问题。正如《大公报》上悼念的短文所言:“这一代人杰之死,此时此地,无论在国家或其个人,均不胜寂寞之感。”(30)

(二)陈独秀逝世60年,中共中央对他的评价及其变化。朱蕴山多次怀念老朋友。

陈独秀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很有影响的人物。他生前跌宕起伏,曲折坎坷,又是一位争议很大的历史人物。从1927年八七会议决议开始,到1929年开除陈独秀党籍的决议,1945年4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和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作为党史权威著作的《中国共产党三十年》(胡乔木著)等,党的文件和领导人的文章、讲话,给陈独秀头上扣了九顶帽子:机会主义的二次革命论、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托陈取消派、反共产国际、反党、反革命、汉奸、叛徒。(31)几十年来,一直成为中共党史上的“反面教员”。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学术界解放思想,恢复实事求是评价历史人物的传统,对陈独秀一生的思想和活动,重新进行考察,发现以上罪名均不能成立,从而一一被推翻。特别是中共中央党史部门翻译出版了俄罗斯解密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的档案资料,原来“指导中国革命的最高决策机关是斯大林为首的联共中央政治局。1923-1927年,该政治局为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共召开了122次会议,做出了738个决定。”(32)陈独秀这位总书记只是一位权利有限,还要坚决贯彻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指示的执行者。陈独秀研究取得了重大突破,有些成果已被中央有关部门接受和采纳。2002年版《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充分肯定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建党前后和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作用。对斯大林与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错误指示,陈独秀执行这些错误指示,因而导致大革命失败等复杂情况,已作了比较客观的分析。令人欣慰的是,陈独秀在党史上已开始成为一位正面人物,他的历史真面目已逐渐得到恢复。

朱蕴山在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主席等重要职务,位居国家领导人行列。1981年4月30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5月11日,乌兰夫在“朱蕴山同志追悼会上”的悼词中,称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革命的坚强战士和政治活动家”,“是一位不断追求进步的爱国的革命老人”。(33)

朱蕴山生前多次谈到陈独秀。一次,谈到陈独秀墓碑如何题写问题时,他说:“你们要把陈独秀墓保护好,墓碑上只写‘陈独秀之墓’五个字”。34)

朱蕴山在回忆陈独秀有关情况时,有一个重要问题引起学界关注。周恩来是否到江津劝说陈独秀回党工作问题。

朱蕴山在《关于陈独秀的几点回忆》和《挽陈仲甫诗二首》均说 “周恩来同志曾和仲甫谈过一次话,但他的思想未能解决。”35)这个回忆真实性如何?学界有两种看法,有的认为是可信的,并加以注释;有的表示怀疑,认为是记忆有误。我是同意后者。因为周恩来与陈独秀在江津是否会晤,应该是一件大事。但《周恩来年谱》里不见记载,周身边工作人员回忆也不曾提到。从已披露的陈独秀寓津期间大量书信中,也未谈及这件事。关于周恩来,1940年6月12日,陈独秀复函杨朋升中说:“示函云‘恩来昨日来蓉’,不知是否周恩来,兄曾与彼接谈否?此人比其他妄人稍通情理,然亦为群小劫持,不能自拔也。彼等对弟造谣诬蔑,无所不至,真是无理取闹。”(36)从这里,说明陈独秀对周恩来曾有的印象较好,但不能证明周到江津与其面谈过。有的学者认为,周恩来“几次托人去看望陈独秀,并嘱陈在当时‘不要活动,不要发表文章’”。(37)此说比较可信。朱蕴山数次看陈并“力劝他回延安”就是一例。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的一百年,是中国历史上空前动荡剧变的时期,又是空前发展进步的时期。朱蕴山与陈独秀经历了这些历史剧变,走过了一条异常艰难曲折的道路,不断探索寻找正确的政治方向。本文所述朱陈二人30年交往历程中,从志同道合到政见不同,结局两样。从中我们应该学到什么,得到什么启迪?

注释:

1)(15)(21)(26)(35)《朱蕴山纪事诗词选》,安徽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第136、84、91、130、136页。

2)(4)(6)(7)(10)(11)(14)(25)(33)《纪念朱蕴山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出版,第125、8、3、125、124、124、125、235、235页。

3)(9)(16)(22)(23)(24)《朱蕴山回忆录》未刊稿。

5)(30)任建树著《陈独秀大传》,上海人民出版1999年出版,第96、673页。

8)沈寂主编《陈独秀研究》第三辑,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第362页。

12)张召奎等主编《教坛古今》,安徽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99页。

13)安庆市委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安庆地方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出版,第46页。

17)(18)(19)(20)朱蕴山《关于南昌起义的一段回忆》,载《南昌起义》,人民出版社第246、247、247、48页。

27)(28)唐宝林著《陈独秀传——从总书记到反对派》,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68、306页。

29)许伯建著《陈独秀拒收蒋介石汇款》,《世纪》杂志1994年第3期。

31)奚金芳主编《陈独秀研究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出版,第39页。

32)唐宝林著《重评共产国际指导中国大革命路线》,《历史研究》2000年第2期。

34)帅文洁《陈独秀墓四次修建的经过》,载《百年潮》2007年第2期

36)《陈独秀书信选》,新华出版社1987年出版,第496页。

37)王光远编《陈独秀年谱》,重庆出版社1987年出版,第375、358页。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历史系

20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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