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2004年以来，我国思想理论界曾经围绕改革反思问题展开了一场大讨论。这场讨论至今还在一定的范围内延续。应该承认，参加这场大讨论的绝大多数同志，无论持何种观点，其基本出发点都是为了总结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促进我国改革开放事业更健康更有成效地前进。但无可讳言，其中也有少数同志抓住我国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以后所发生的突出矛盾和出现的新问题，无限上纲，企图以此否定改革开放方向道路的正确性，指责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是在所谓新自由主义的指导下，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并一再借机挑起姓社姓资的争论。

　　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当我国改革开放进入一个重要转折的关键时期，邓小平同志就正确地提出： “对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说是不争论，并不是说到了那个时候改革开放的方向是走向社会主义还是走向资本主义的问题仍然说不清楚，也不是为了应对党内外对改革开放诸多责难而采取的一种技术性策略，更不是所谓 “打开左灯向右转”。而是要紧紧抓住难得的战略机遇期，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不要因为无谓的争论贻误了发展的大好时机。

　　中国改革开放的方向道路问题，实际上在改革开放初期早就已经解决了、明确了。邓小平同志1982年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就明确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就是说，中国要改革开放，不再继续走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也不照搬西方国家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发展道路，而是要根据中国国情，在改革开放实践中探索自己的现代化道路。

　　我们的党和我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坚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进方向，是在中国近代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多年来无数志士仁人艰苦探索的基础上所做出的继承与发展。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从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陈独秀、李大钊到毛泽东、邓小平，都在围绕以下四个问题进行艰苦的思考和不断摸索。 (1)实业救国、工业化，着重解决生产力的问题； (2)维新、革命、改革，着重解决生产关系的问题； (3)对外开放，着重解决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问题； (4)民族复兴，着重解决中华民族国际地位的问题。现在我们回过头去阅读他们留下的著作，品味他们到处奔走呼号所发表的言论，可以清楚地看到以上四点是贯穿他们思想言论的共同红线。他们是为中国这个国家负责，是为中华民族的命运前途着想。为了国家和民族，他们不会把某一种理论当作僵化的教条，也不会拘泥于某种既定的发展模式。他们总是在自己的实践中不断总结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有效的办法不管是谁创造的都肯定下来，没有效果的办法不管是谁提出的都果断地加以摒弃。我们党和我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所坚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正是中华民族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多年来理论探索和实践经验的宝贵结晶。

　　与上述历史伟人相比，现在我们有些同志的视野要狭窄得多，思维方式要僵化得多。他们在很年轻的时候从前苏联老大哥那里接受了被扭曲的马克思主义即斯大林主义的深刻影响，把包含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等经过实践已经证明很不成功的苏联模式奉为神明，并以此为标准衡量和评判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把很多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视为大逆不道。他们一会儿一封公开信，一会儿一个建议书，执着精神令人感佩，其中内容却叫人不敢苟同。他们一会儿这个 “旋风”，一会儿那个 “旋风”，实际上都是一些人编造出来的神话。改革开放进程中确有波折，但放到历史的长河看，那不过是小小插曲，算不得什么 “风”。在大多数人民群众眼里，近三十年中国大地上并没有刮过什么 “旋风”，他们亲眼见到的只有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劲东风。

　　民生、民主问题才是关键，“姓社姓资”的纠缠只是分散精力！近几年我也曾经参加过反思改革的讨论，曾经针对带有明显否定改革、反对改革倾向的言论发表过评论。现在看，不须再参加这样的 “口水战”了。应该把自己有限的精力集中在民生、民主两大主题上，紧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旋律，研究改革开放进程中所面临的现实问题，探索解决的有效办法，积极向有关方面提出建设性的建议。

　　当然，按照十七大提出的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方针，少数人非要扭住姓社姓资问题不放，那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保障公民的表达权嘛，我们也不好过于反对。中国有句古语：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不果。意思是说，声乐只有一个音符就没有动听的旋律，物件只有一种颜色就没有文彩，果品只有一种味道就引不起人们长久的食欲。在大多数人各有所忙的情况下，少数人一往情深热衷于姓社姓资问题的讨论，为大千世界增加一点多样性，也未必完全是坏事。不过我来提出三条规则：第一，自愿原则，不能强制别人参加自己发起的讨论；第二，说理的原则，不能随意给人戴政治帽子；第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让实践对是非曲直做出裁决。十七大已经为我国的改革开放指明了继续前进的方向，对于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做出了透彻、精辟的论述。今后的改革开放面临着非常繁重、艰巨的任务，需要凝聚全民族的智慧和力量去完成。在新时期新任务面前，究竟什么事情应当做，什么事情不应当做，相信大多数同志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和选择。姓社姓资的问题还是不要争论为好。

　　作者先后供职于 《红旗》杂志社、国务院办公厅、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内贸易部、国家行政学院，现已退休，仍为中国社科基金通讯评审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