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但我们又常常忍不住去假设。对于陈独秀，我的假设是，如果他在1927年之前去世，那么今天对他的政治评价肯定会完全不同。非常明显，中国现代文化和中国共产主义道路都与这个人有着直接的关系。正是他顺应时代潮流与志同道合者一起发动了新文化运动，从而导致中国文化从古代向现代转型，从此以后，维系了中国社会几千年的古代文化作为类型开始瓦解了，取而代之的是中国现代文化类型。作为个人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构成伟业呢？同时，正是他适应革命需要与先进人士一同组织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并且亲自领导中国共产党进行革命斗争达七年之久，使中国共产党不断发展壮大，演绎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完成了他自己的阶段性使命，也为革命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中国共产党正是以此作为基础，逐渐摸索前进，一步步走向胜利，并最终建立新的政权和社会体制。现在看来，陈独秀提出的建党思想某些方面是很幼稚的，组织建设也是雏形的，但他完成了党组织的建构，这具有关键性，所谓“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巨”（《庄子》），陈独秀所完成的建党贡献是巨大的，从建党到建国，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为关键的两步。在这一意义上，我们不能说，没有陈独秀就没有中国现代文化，没有陈独秀就没有中国共产党，但完全可以说，没有陈独秀，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和中国的无产阶级运动也许是另外一种样子。

　　胡明先生的新著《正误交织陈独秀———思想的诠释与文化的评判》再一次让我们重新思考和审视陈独秀，特别是重新思考如何评价陈独秀在中国现代文化思想史上的地位。

　　这是一本陈独秀的思想“传论”。作为“传论”，它当然无可回避地要叙述陈独秀的生平事迹，并且别无选择地要按照时间先后顺序来叙述，但本书的主旨显然不是人物的行述，而是“思想的诠释”与“文化的评判”，也即描述和解读现存陈独秀的著作，从而重绘陈独秀的思想“图谱”。在描述和解读的过程中，该书有两个特点特别突出，一是把陈独秀的思想置于特定的时代环境中进行分析，特别强调它与其它思想之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以及相互激发，重视陈独秀思想的“思想背景”。同时，还强调陈独秀的思想与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与他文化实践与革命实践之间的关系。在这一层面上，作者很好地解释了陈独秀思想上的前后矛盾问题，所谓“前后矛盾”，在陈独秀那里，其实是此时此地此景此情与彼时彼地彼景彼情的不同，这也正是陈独秀思想作为“实践哲学”的最大特点。二是作者强调以一种现代的眼光来“评判”陈独秀的思想，所谓“文化的评判”，绝不是说作者只关注陈独秀的文化事迹而回避他的政治问题，而是说作者的写作意识超越了具体的革命实践，把陈独秀的具体的文化实践活动和政治实践活动上升到思想和文化的高度来进行研究。在这一意义上，这是一本非常学术化的著作，与一般性的人物传记和人物传论具有很大的区别。

　　换一个角度，即从更高的思想和文化的角度，和研究对象之间保持一种时间距离来重新研究陈独秀，如何定位陈独秀，这是笔者读完本书之后思考得比较多的一个问题。

　　不论是从哪一方面来说，陈独秀都是一个富于争议的人物，对于陈独秀，有各种各样的评价，有各种立场和视角的评价，而从文化和思想的角度来评价陈独秀，我认为傅斯年的评价是非常精当的。他对陈独秀的定位是：“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彗星。”这里，他所指的“革命”是在思想文化意义上而言的，“这里所论革命者，不只政治革命，应该概括一切社会的，文艺的，思想的改革而言。本来近代的革命不单是一种政治改变，而是一切政治的、思想的、社会的、文艺的相互改革，否则革命只等于中国史上之改朝换代，试问有何近代意义呢？”（《傅斯年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317-318页）的确，陈独秀作为中国现代文化思想史上的风云人物，其时间是短暂的，但在这短暂的时期内，他对中国思想文化的贡献是开启了一种思想文化类型，中国社会从此进入了现代阶段。旧民主主义革命也好，新民主主义革命也好，其实都是以中国现代思想文化作为背景的，也是作为基础的。从中国共产党建党这一角度来说，陈独秀的革命也具有“改朝换代”的意义，但这种贡献与他对文化思想革命的贡献相比，其“近代意义”可以说要小得多。

　　毛泽东一生中曾多次称赞鲁迅为现代中国的“圣人”，其中最系统的一次表述是在延安，他说：“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43页）毛泽东这里所说的“圣人”实际上是就思想的深度、所取得的成就以及人格魅力等方面来说的，是在作品的经典意义上，也即对于今天仍然具有典范性上而言的。而就中国现代文化的发生时间和发生过程来说，鲁迅其实在陈独秀之后，并且各有千秋，鲁迅可以说是“万世师表”，而陈独秀则具有“开创之功”。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而鲁迅则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

　　其实，陈独秀的这种地位，正是毛泽东本人的“钦定”。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中他曾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现在还不是我们宣传陈独秀历史的时候，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国民党没有在‘五四’运动中起领导作用，它是站在旁边的。”（《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403页）又说：“他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当然，毛泽东对陈独秀还有另一方面的评价，他说：“陈独秀在某几点上，好象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做了启蒙运动的工作，创造了党，但他在思想上不如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在俄国做过很好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陈独秀则不然，甚至有些很不正确的言论，但是他创造了党，有功劳。普列汉诺夫以后变成了孟什维克，陈独秀是中国的孟什维克。”（《“七大”工作方针》，人民日报1981年7月16日第1版）对于这两种几乎是截然相反的评价，学术界常常无所适从，困于两难选择之中。但我认为这两个评价并不矛盾，它们是站在不同的立场和角度的评价，前者是文化思想的立场，后者是政治党派的立场。在思想文化的层面上，陈独秀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或“总司令”，这可以说是“公论”，既是学术界的公论，也是各种政治派别的公论，事实上，即使是毛泽东，也从来没有在文化的层面上否定陈独秀。从政治的立场，站在党派的利益上来说，陈独秀则是功过参半。如果说1927年左右的陈独秀只是犯了错误的话，那么30年代的陈独秀则成了中共的反对派，虽然他同时也是国民党及其政权的反动派。而正是党内犯错误以及反对派这一政治症结最终妨碍了对于陈独秀的文化评判。这也是毛泽东所说的“现在还不是我们宣传陈独秀历史的时候”的含义，但这句话同时也意味着给我们今天从思想文化的角度来评判陈独秀留下了一个较大的空间。

　　陈独秀对他自己所从事的文化思想活动的革命意义其实也是有清醒认识的。在《一九一六年》一文中他说：“自开辟以迄一九一五年，皆以古代史目之，以前种种事，至一九一六年死；以后种种事，自一九一六年生。吾人首当一新其心血，以新人格；以新国家；以新社会；以新家庭；以新民族；必迨民族更新，吾人之愿始偿。”（《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171页）这和胡适的“要前空千古，下开百业”（《胡适文集》第9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223页）一样，真是冲天的豪气。宣告几千年的中国古代文明社会作为一种社会类型结束了，宣告一个新的文明社会开始了，即变了“天”。这在一般人看来，简直是匪夷所思，简直是疯狂了。但不可思议的事竟然发生了，后来中国社会的变革真是按照陈独秀所预想的发展的，真是按照他设计的路线进行的，只是时间稍有错位，“新文明”的“纪元”应该是1917年而不是1916年。敢于向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挑战，这需要极大的勇气和胆识，陈独秀之气魄可见一斑。陈独秀通过他的新文化运动行动奇迹般地实现了他社会转型的理想，这需要要有大的智慧。郭湛波在《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中说，“陈先生是中国五十年之大思想家，大政治家；思想之锐敏，魄力之坚强，非他人所可及。是中国近代第一流的思想家。”（《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82页）这在过去乃至今天，都是很高的评价。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我们对新文化运动意义理解的加深，这一点将会看得更清楚。

　　《正误交织陈独秀》一书主要是从思想的角度对陈独秀进行文化的评判，而正是在文化和思想的层面上它真正切中了陈独秀贡献之伟大，对于我们从另一层面即更高的视角来研究和评价陈独秀提供了一种新的路向。

　　对此，我的看法是，不能从世俗的角度来评价，不能在“开国”或“打天下”的层次上来审视，不能以一般的领袖和革命家的标准来要求，而要从民族精神的变革这角度来审视，更应该把他看作是一个思想家而不是政治家。孔子一生仕宦不顺利，没有建立政治上的功勋，在俗世的层面上他并不得志，但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的重要性，历代风云人物包括帝王将相哪一个又能和他相提并论呢？陈独秀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革命家，思想家。我不同意“书斋里的革命家”的说法，其实，真正意义上的大革命家是思想上的，仅仅只有“活动”和“组织”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革命家，当然，完全不参加具体的革命实践活动而要成为一个革命家，也是不可能的。胡明先生在他的这部著作中说：“陈独秀直接负责全党的工作后，重心工作仍是他最拿手的写政论文章”（183页），其实这正是他作为革命意义上的思想家的本色，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陈独秀是典型的精神领袖。文章固然是在书斋里写出来的，但这并不能证明他的思想就是书斋里的，恰恰相反，陈独秀的思想与“五四”的文化运动密切相关，丝毫不脱离社会实践，它的思想在整个中国文化转型的过程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试问还有什么比这更具有现实性呢？还有什么比除旧布新思想更有力量呢？

　　陈独秀的文章仅从观点上来看，似乎前后矛盾，甚至观点有时完全对立。但联系具体的语境，陈独秀的思想有他自己的实践性逻辑。比如对于义和团，“五四”时期，出于对封建迷信和野蛮的批判，陈独秀否定了义和团。上世纪20年代中期，站在反帝国主义和反军阀官僚买办洋奴的立场上，他又肯定义和团。我认为这不属于“善变”，更不属于“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最多可以看作是观点的变化，而变化的根本则在于语境的不同，胡明先生说：“‘五四’时代陈独秀与胡适一样是以思想新旧来看问题，来判断革命还是保守，而到了1924年陈独秀已经改用反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标准来处理思想文化上的新旧问题。”（241页），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况且，陈独秀在肯定义和团的反帝的进步性时，也是承认并否定义和团顽旧与迷信的落后性的，而更重要的，义和团的反帝的进步性和封建迷信的落后性恰恰构成了其“性格”内涵的二重性，这两个方面合起来才是完整的义和团，陈独秀不过是在不同的时期道出了它的不同的侧面而已。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陈独秀思想和行为的特点，那就是：思想的峻急与行动的偏执。这是他为新文化运动作出贡献的原因，但也是他人生悲剧的原因。如果他在思想上也像“学衡”诸子一样四平八稳、不偏不倚，中庸中西方思想，那激进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也许就不会发生。事实上，“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是在“片面深刻的思想”指导下发生的，它本身也具有“片面的深刻性”的特征。把陈独秀的思想性格和“五四”新文化的性格进行比较，我们看到，二者可以说是“同质同构”的。在行为上，后期的陈独秀虽然已经成熟了很多，但离那种“老谋深算”还差得远。可以说，不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行事上，陈独秀都缺乏“老谋深算”，但正是这种缺乏使陈独秀显得非常可敬和可爱。陈独秀自己曾说：“我不懂得什么理论，我决计不顾忌偏左偏右，绝对力求偏颇，绝对厌弃中庸之道，绝对不说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痒的话，我愿意说极正确的话，也愿意说极错误的话，绝不愿意说不错又不对的话。”（《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431页）这就是陈独秀，就是那个革命家意义上的思想家。陈独秀在生活上不够检点，这是他的缺点，但在人格上，他是高大的，重聆他在国民党的法庭上高声讲话：“予唯有为民族为民众忍受一切牺牲，以待天下后世之评判。”（《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321页）即使是今天仍然使人深深的感动。

　　总之，我认为，在陈独秀的研究中，这是一本很有份量的著作，它从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的视角来观察陈独秀，勾勒出了另一个陈独秀的形象，即思想和文化的陈独秀的形象。它也为我们从思想和文化的角度重新思考陈独秀打开了一片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