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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前驱者”与“精神界之战士”(六)——陈独秀与鲁迅教育思想的比较

  发表日期:2007年12月18日          【编辑录入:王福湘

“革命的前驱者”与“精神界之战士”(六)

 

——陈独秀与鲁迅教育思想之比较

 

王福湘

肇庆学院中文系,  广东 肇庆 526061

 

摘要:陈独秀和鲁迅都有从事教育工作的丰富经历,也都对教育问题发表过很多非常精辟的见解。二人教育思想破旧立新的大方向和基本观点完全一致,但在思维方式和言说方式上具有不同的个性特征。他们对中国教育问题的认识都从近代欧美日本汲取了思想资源,都对中国的旧教育进行了坚决的彻底的批判,都提出了正面的建设性主张。陈独秀主要着眼于教育制度方针理论的思想和鲁迅主要着眼于人的精神即国民性的思想,代表了新文化先驱者的两种思路,正好形成各有长短的互补的格局。这是他们留给中国教育史的宝贵遗产。

关键词:鲁迅;陈独秀;教育思想;比较

 

陈独秀和鲁迅都有从事教育工作的丰富经历,也都对教育问题发表过很多非常精辟的见解。研究这些见解,比较其同异,既可了解新文化先驱者们的教育思想所达到的高度、广度和深度,又能给今天中国正在进行的教育改革提供历史借鉴和理论资源。

陈独秀实际当教师和办教育的时间都不算长。他于1905年始任芜湖安徽公学国文教师,1906年3月“与徽州旅芜同乡会共创‘徽州公学’(即‘徽州初级师范学堂’),并任该校监学及教育、地理、东语课程教员”。[1]41同年秋亦任芜湖皖江中学教员,至1907年春离皖赴日,前后不过两年。1909年年底任杭州陆军小学历史、地理教员,至辛亥革命。1912年1月重办安徽高等学校,自任教务主任,聘马通伯任校长,次年因与马“教育主张上的矛盾,被守旧派学生赶走”。[1]561917年1月应蔡元培约请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至1919年4月去职。1920年初参与筹备广东军政府拟创办的西南大学,未果。1921年1月,应广东省长陈炯明之请,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主持全省教育行政事宜,8月请辞。此后陈独秀成为职业革命家,仍继续关心教育事业。虽然在教育界任职期间,除北大文科学长任上卓著成就外,其他未有多大的建树,但他热心研究教育问题,从中西教育的对比中探讨中国教育改革的道路,则是始终一贯的。他发表了不少关于教育的专论文章,提出了比较完整的现代教育思想体系,称为教育家也是当之无愧的。

鲁迅在教育界任职时间较长,职务也较稳定。1909年从日本回国后任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生理学、化学教员,1910年任绍兴中学堂教员兼监学,1911年11月任山会初级师范学堂(1912年初改称绍兴师范学校)监督。1912年2月应蔡元培邀,到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任部员,5月随教育部迁移北京,先后任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通俗教育研究会会员,教育部佥事;从1920年起,在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任兼课教师,至1926年8月离京止。其间还在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及两所中学短期兼课。离京南下,受聘任厦门大学国文系教授兼国学院研究教授,年底辞职。1927年初到广州,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4月请辞,9月离广州到上海定居。此后虽应邀到京沪多所大学作过演讲,但不再担任教职。鲁迅在教育部任职和在各大学兼课这么长时间,对中国教育问题当然有深湛的研究,但除了《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属于比较系统的长篇大论外,他的教育思想大都散见于杂文、散文、通信和译者附记中,表面上看似不成体系,而实质上紧扣问题的症结,常常一语中的,显示出其特有的洞察力和深刻性。

陈鲁二人的教育思想破旧立新的大方向和基本观点完全一致,但在思维方式和言说方式上具有不同的个性特征。两相比较,陈独秀偏重于建设,喜从实际提升到理论,对新教育的精神、原则和制度考虑较多,鲁迅偏重于批判,常因时因事有感而发,把教育问题纳入改革国民性的整体思路。以下从几个方面具体阐述之。

陈独秀和鲁迅对中国教育问题的认识都从近代欧美日本汲取了思想资源,通过中外对比看到中国的落后,提出取法外国的教育主张。在这方面,陈独秀比鲁迅研究更为全面,主张更为激进,鲁迅所做的工作则更为具体。

陈独秀最早的一篇谈教育的文章是1904年6月14日《安徽俗话报》上的《国语教育》。这乃是十几年后白话文运动的先声。开头就说:“现在各国的蒙小学堂里,顶要紧的功课,就是‘国语教育’一科。”[2]53表明他推行国语和国语教育的主张,是受外国的启发,向外国人学来的。稍后解释王阳明的《训蒙大意》,固然是借古人以批评中国儿童教育的现状,提出自己改良教育的思想;而用来论证的重要根据,则是王阳明的教育方法,如教育人以培养心志为主,读书作文其次,要顺应儿童性情,注重音乐体操,使儿童乐于受教,不受压制,自由发达等等,多与近代西洋日本各国“正合”,简直“是一鼻孔出气”。[2]91-96到《新青年》时期,陈独秀便不再采用这种迂回的含蓄的言说方式,而旗帜鲜明地倡导取法列强以整顿改革中国的教育。他研究了中世纪到近代欧洲教育方针的演变发展与是非得失,结论是:“现今欧美各国之教育,罔不智德力三者并重而不偏倚,此其共通之原理也。而各国特有之教育精神:英吉利所重者,个人自由之私权也;德意志所重者,军国主义,举国一致之精神也;法兰西者,理想高尚,艺术优美之国也;亚美利加者,兴产殖业,金钱万能主义之国也。稽此列强教育之成功,均有以矜式宇内者。吾国今日之教育方针,将何所取法乎?”[2]141他反复强调中国教育必须真正用心学习欧美:“吾国教育,方始萌芽。方之欧美,犹未及万一。即此万一之萌芽,其成分十之八,仍属科举之变相。旧文教之延续,居其十之一有五,其真正近于欧美教育者,仅少而几于无有。甚愿国中教者学者,速速发心体会欧美文明教育之果为何物,否即教育日渐扩张,去欧美之文明仍远也。”[2]307他在答安徽前辈名士胡子承的信中,进一步指斥今日中国教育为伪教育,认定现代西洋教育为真教育,说:“吾国今日教育界之现象,上焉者为盲目的国粹主义,下焉者科举之变相耳,此先生所谓伪教育也。现代西洋之真教育,乃自动的而非他动的;乃启发的而非灌输的;乃实用的而非虚文的;乃社会的而非私人的;乃直视的而非幻想的;乃世俗的而非神圣的;乃全身的而非单独脑部的;乃推理的而非记忆的;乃科学的而非历史的。”[2]313又以此为提纲,在天津南开学校演讲“近代西洋教育”,指出:“中国教育,不合西洋近代教育的地方甚多。”“吾人的教育,既然必须取法西洋,吾人就应该晓得近代西洋教育的真相真精神是什么,然后所办的教育才真是教育,不是科举,才真是西洋教育,不是中国教育。”否则,只是“读几本历史洋文,学一点理化博物,算不得是真正的近代西洋教育”。[2]323-326陈独秀的教育思想就是建立在这种开放的国际视野和中西比较的基础之上的。其完全西化倾向或有时而可商,而真伪教育之辨应该引人深思。

与陈独秀大谈教育方针教育精神西洋教育不同,鲁迅公开表示:“我是不研究教育的”。[3]267这一部分是谦词,一部分也是实话。他对中国教育的历史和现状无疑是研究得十分透彻的,对外国教育的研究则不尽然。不过他对教育有一个总的看法:“现在的所谓教育,世界上无论那一国,其实都不过是制造许多适应环境的机器的方法罢了。要适如其分,发展各各的个性,这时候还未到来,也料不定将来究竟可有这样的时候。”[4]19-20不能不说是包含了极高明的见解。他并不一般地推崇西方教育。有意思的是,和陈独秀一样,鲁迅的研究也是从儿童教育始,以儿童教育终。这两位新文化先驱者如此重视儿童教育,的确真正把握了教育要从儿童抓起的根本规律。《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虽以研究家庭改革和父子问题为主旨,但其中含有很多儿童教育的内容。鲁迅用西方的生物进化论批判中国的旧家庭伦理,指出“爱”是自然界给与生物的一种天性,“人类也不外此,欧美家庭,大抵以幼者弱者为本位,便是最合于这生物学的真理的办法。便在中国,只要心思纯白,未曾经过‘圣人之徒’作践的人,也都自然而然的能发现这一种天性。”[3]133由于早年留学日本的经历和晚年居住的环境,鲁迅对中外教育的比较和对外国资源的吸取,除欧美外,也颇重日本。而鲁迅的特点是从不专谈理论,总是从现实的感受生发出深刻的道理来。《从孩子的照相说起》先写自家的父子关系,次写中日两国孩子性情举止的不同,再以孩子的照相为例,分析中日两国照相馆和照相师的不同,然后指出中日两国儿童教育的导向不同:“但中国一般的趋势,却只在向驯良之类——‘静’的一方面发展,低眉顺眼,唯唯诺诺,才算一个好孩子,名之曰‘有趣’。活泼,健康,顽强,挺胸仰面……凡是属于‘动’的,那就未免有人摇头了,甚至于称之为‘洋气’。”最后引出学习外国优点恢复人的天性的结论。[5]80-82鲁迅还特别注意通过中外童话和儿童画的比较,提出改革儿童教育的问题。他说:“我们试一看别国的儿童画罢,英国沉着,德国粗豪,俄国雄厚,法国漂亮,日本聪明,都没有一点中国似的衰惫的气象。观民风是不但可以由诗文,也可以由图画,而且可以由不为人们所重的儿童画的。”[6]566至于童话,鲁迅自己就选择了不少新见的外国优秀童话翻译给国人,有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的童话集和童话剧《桃色的云》,荷兰作家望•蔼覃的长篇童话诗《小约翰》,德国女作家妙伦的童话《小彼得》(许广平译,鲁迅校改),苏联儿童文学家班台莱耶夫的中篇童话《表》。他批评中国的童话,从叶绍钧创作《稻草人》开了新路以后,无人追随,“倒是拚命的在向后转”,新印出来的儿童书依然是岳母刺字、仙人下棋之类,既无益又无味。而自己在《表》开译之前,“确曾抱了不小的野心。第一,是要将这样的崭新的童话,绍介一点进中国来,以供孩子们的父母,师长,以及教育家,童话作家来参考;第二,想不用什么难字,给十岁上下的孩子们也可以看。”[7]396就像翻译普列汉诺夫和卢那察尔斯基的《艺术论》给中国的革命文学家参考一样,鲁迅翻译这些新型的儿童文学到中国来,所做的也是如普罗米修斯窃火给人类的庄严的工作。

陈独秀和鲁迅都对中国的旧教育进行了坚决的彻底的批判。这是他们教育思想的重要内容。此所谓“旧”者,不只是从孔子开始到科举时代制度化的替统治者培养奴才的中国传统教育,还包括废科举以后尤其是民国以来实质上仍保存旧习的徒有其表的新式教育,且后者乃是批判的重点。

陈鲁二人都参加过科举考试。鲁迅的小说《孔乙己》和《白光》,陈独秀的《实庵自传》,都描写了科举制度的落后与荒谬,对读书人身心的残害和全社会风气的败坏。在废科举兴学校已是大势所趋和既成事实的那个时代,似乎还不像今天有那么一些人公开为科举制度唱挽歌,即使顽固守旧的国粹主义者也不敢明言恢复科举制,或提倡尊孔读经,或实行变相科举,都遭到新文化运动者的抨击,陈鲁自然是批判复古派的猛士。陈独秀严词批驳了康有为“以孔子为大教,编入宪法”、“明令保守府县学宫及祭田,皆置奉祀官”的复辟倒退的主张。[2]217他从政治、经济、伦理、教育、社会制度、日常生活各方面论证孔子之道是封建时代的道德,不适于现代生活,更以人权平等思想信仰自由为理论依据,指出:“以何者为教育大本,万国宪法,无此武断专横之规定。而孔子之道适宜于民国教育精神与否,犹属第二问题。”明确提出废弃孔教代之以国民教育的主张。[2]2261927年国民党实行一党专政以后,陈独秀作四言诗《国民党四字经》,1932年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判刑后,又在狱中作《金粉泪》组诗五十六首,嬉笑怒骂,穷源竟委,矛头上指孙中山的《建国大纲》,旁及国民党的教育方针:“党化教育,专制余毒。”“建国大纲,官样文章。”[8]133“中国圣人长训政”,“全仗愚民二字来”。[8]89-90晚年陈独秀努力抵抗国民党在教育界尊孔祀孔的反动潮流,重申“科学与民主,是人类社会进步之两大主要动力。孔子不言神怪,是近于科学的。孔子的礼教,是反民主的。人们把不言神怪的孔子打入了冷宫,把建立礼教的孔子尊为万世师表,中国人活该倒霉!”[9]386

鲁迅的步调和陈独秀一致。1925年,当时教育部总长章士钊鼓吹“读经救国论”,决定小学生读经,这种开倒车的行径遭到进步舆论反对。鲁迅比一般反对者更进一步,一针见血地戳穿主张读经者的别有用意:他们大抵是“学而优则仕”的聪明人,明知道读经不足以救国,不过是将人们作笨牛看的耍把戏而已。[10]129针对国民党继承北洋军阀衣钵的尊孔把戏,鲁迅敏锐地指出:“现在中国顽固派的复古,把孔子礼教都拉出来了,但是他们拉出来的是好的么?如果是不好的,就是反动,倒退,以后恐怕是倒退的时代了。”[11]191-1921934年国民党政府根据蒋介石的提议,走袁世凯的老路,明令公布以孔丘生日为“国定纪念日”,京沪等地举行规模盛大的“孔诞纪念会”。鲁迅著文讽刺道:“今年的尊孔,是民国以来第二次的盛典,凡是可以施展出来的,几乎全都施展出来了。”[5]111从1933年起,国民党还规定全国的中小学生必须经各地教育部门组织的“会考”方能毕业,对这种变相科举的考试制度,鲁迅写了《智识过剩》、《安贫乐道法》、《考场三丑》等一系列杂文,用事实粉碎了拥护会考的种种空言。而所谓“太学生应试”中暴露出来的“学生对于旧学之空疏和官师态度之浮薄”,[5]604又令晚年鲁迅感叹国文教育的失败。

反对奴性教育是陈鲁二人教育思想的基本原则之一。他们直言在华外国教会学校实行的是“奴隶教育”,[12]734英国殖民当局办的香港大学是“十足奴隶式教育的学校”,[11]339对渗透在中国旧教育中的奴隶性更是深恶痛绝。陈独秀“敬告青年”的第一义就是“自主的而非奴隶的”。[2]130他认为国粹主义实质上也是一种奴隶主义,在与一位教育工作者的通信中写道:“国果有粹,未始不可保存。乃国人于一切事物,无论好歹,凡是古代遗留者,均以‘保存国粹’为前提,不许自由思想者加以非议,其弊将不可胜言。足下既从事贫民教育,当教以劳工之尊严,摆脱一切奴性,不但国粹一端已也。”[2]447他强调教育必须以学生为本位,而“从来我们中国的学校,都是把校长、教职员做主体,学生反放在客位,当作被动的和机械的”,“学校的事情,学生不唯不能参与,反而动辄拿那些通则规例,来压迫学生”,“如此学校教育,只能造成一班奴隶性质的国民”,这样的学生毕业后了无生气,只知道服从,没有主动性,“那还敢望他来出力为国家和改造社会呢?”[12]97

反奴性即“立人”的思想可以说贯穿鲁迅的全部作品,直接涉及教育的也不少。从参加新文化运动的第一篇《狂人日记》喊出“救救孩子”,[3]432接着提出“先从觉醒的人开手,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3]130直到最后一篇谈教育的《“立此存照”(七)》说:“真的要‘救救孩子’,这‘于我们民族前途的关系是极大的’!”[5]635-636都是为了使儿童不受奴隶教育,免生奴性心理,成长为独立自主的人。他痛斥中国“教育家的勿视勿听勿言勿动论”是治人者施行的“麻痹术”。[3]204-205嘲讽“何键将军捏刀管教育,说道学校里边应该添什么”。[13]377这种由军阀设置的“公民科”教育无疑是十足的奴隶教育,不可能教育出真正的“公民”,而只能训练出驯服的奴隶。在日本侵略军打来的时候,就只有“逃难”一途。鲁迅说:“施以狮虎式的教育,他们就能用爪牙,施以牛羊式的教育,他们到万分危急时还会用一对可怜的角。然而我们所施的是什么式的教育呢,连小小的角也不能有,则大难临头,惟有兔子似的逃跑而已。”[6]474“这正是这几年来的教育显了成效。”[14]91935年12月,上海学生为声援北平学生游行而跪在国民党市政府前请愿,鲁迅闻之,对这种奴隶式的爱国大不以为然,且深感悲愤,叹曰:“此真教育之效,可羞甚于陨亡。”[15]274

民国政府的教育统治既如此糟糕,教育界自身的状况当然好不了。陈鲁二人的教育批判也更多地指向教育界。《青年杂志》创办伊始,陈独秀就严厉指责教育的腐败:“即以狭义之教育言之,二三年来,学校破坏,诚可痛心;然就此孑遗,非绝无振作精神之余地;乃必欲委心任运,因循敷衍,致此残败之余,亦归残败,青年学子,用以自放,绝无进取向上之心,呜呼!是谁之罪欤?吾以为已破坏之学校,罪在执政;未破坏之学校,其腐败堕落等于破坏者,则罪在教育家!”[2]140但教育界的腐败堕落却为形式主义所遮掩,或者说,形式主义正是其腐败堕落的存在形式。他有一则《随感录》题为《形式的教育》,由日本的教育改革联想到中国教育的积弊:“日本国民党新发布的政纲第七条,是‘教育去形式的积习,宜谋与国民生活的实质相接触。’我们中国的青年,也正要死在形式教育的监牢里面,那教育部直辖的最得意的某专门学校,更是极端的形式主义,内容却是一包糟。”[2]519他在五四运动后态度更趋激进,批判更为彻底,笔锋横扫全中国的学校教育。1920年2月,他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演讲,说“我们中国的学校教书,是最腐败的”,根源即在教育制度和国民性。内面的一切都不管,只顾外面好看,“这是中国人的特性,非独办教育的如此,即凡百举动,亦莫不然。譬如架个茅厕一样,外面只用白灰粉粉饰,内面是屎是尿,臭不可闻,那就不管了。你看现在的学校,那一个不是如此,都是以空相尚,讲究形式。”[12]95“因为我们中国的教育制度,自教育部起,至国民学校,都是讲究形式的。当真说起来,要打破形式教育,必先取消教育部人员起,因为他是最好讲形式的,取消了他们,然后注重实际的教育,庶几较易。”[12]98比喻虽然刻薄,细想倒也真实;例外或者存在,大体确是如此。次月在江苏省教育会演讲,比在武昌讲得更充分,更切合实际,也更理论化,分析更具体,更有说服力。他从杜威来华的讲学吸取教育思想资源,专讲中国教育上的“缺点和罪恶”——缺点也就是罪恶:“一种是犯主观主义,一种是犯形式主义。”两者是牵连一起的,在欧美各国虽亦不免,但因为学校教育注意适应学生个性,所以这两种主义为害并不普遍。而中国现在的教育承袭了旧教育的弊病,大中小学都是这两种主义,从课程设置,教材教法,到考试制度,毕业文凭,所有教育的流弊都不出这两种主义。学校只凭主观,不重客观,只求形式,不讲内容,“推原其故,因为教育部平时只在形式上考求。所以上行下效,弄得教育一点没有实际。”于是他提出取消教育部统管全国学校的教育体制改革主张:

我有一种感想,要使教育发达,先应该废除教育部。你想他们住在京里,社会生活程度、人情风俗习惯,一点不懂,定了什么许多章程法令,硬要人家遵守。不依照他,他就要驳他不合部令,依照了他,事实上又是不能做到,这明明是叫人家进于虚伪的境界。照教育部的意思,定要把全国的学校统一起来。其实中国这样的大,风俗人情各处不同,怎样可以统一呢!譬如做了一件衣服,说是不管那一个人的身体长短大小,都要照这件衣服的尺寸,那岂不是笑话吗?简直说一句话,教育部存在一天,中国的教育,一定办不好一天。[12]120-121

废除教育部的主张诚然过于超前,但对教育部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批评是很有道理的,反对用一个尺度统一全国学校的评价标准和管理体制,更是既符合中国国情又符合教育规律的真知灼见。陈独秀还认为考试“完全是形式主义的产物”,“种种罪恶,都从考试发生,道德上、身体上、思想上都没有好处”,“吾们要望学生道德上学业上进步,不在乎考试。”[12]121-122因为现行考试制度弊病太多就完全否定学生考试的必要,这个意见也许偏激了一些。但把考试作为检测和评价学生的唯一手段,以考试作为教育机关和学校教学的中心工作,使考试成为全国教育的指挥棒和整个社会关注的焦点,这实际上还是科举的遗毒,陈独秀对考试制度的批判也是很有道理的。

鲁迅对教育界的批判则较少论及方针制度,大多是在国民性主要是知识分子劣根性的层面上,针砭人的素质品格思想行为。从绍兴《教育杂志》宣传《教育偏重科学无甯偏重道德》,[3]300到民国教育家“竭力提倡打拳”以武术为“中国式体操”,[3]309对教育界人士维护国粹的守旧思想,鲁迅都随时给予批驳。1925年“女师大风潮”中,鲁迅挺身而出,带头全力支持进步学生的抗争,写了大量文章斥责压迫学生的教育总长章士钊、专门教育司司长刘百昭、女师大校长杨荫榆和北大教授陈西滢为代表的所谓“东吉祥派的正人君子”。[10]166他在写给许广平的第一封信中,就鞭辟入里地分析了中国教育界污浊的原因:“教育界的称为清高,本是粉饰之谈,其实和别的什么界都一样,人的气质不大容易改变,进几年大学是无甚效力的。况且又有这样的环境,正如人身的血液一坏,体中的一部分决不能独保健康一样,教育界也不会在这样的民国里特别清高的。”“学校之不甚高明,其实由来已久,加以金钱的魔力,本是非常之大,而中国又是向来善于运用金钱诱惑法术的地方,于是自然就成了这现象。”[4]14后赴厦门大学任教期间,鲁迅又向许广平描述了从尊孔的校长林文庆到势利油滑故意刁难的某职员等各色人物,尤其对有些教授“学者皮而奴才骨”、[4]257以“妾妇之道”事“主”的丑态,更是绘声绘色,讽刺无余。他说:“我以北京为污浊,乃至厦门,现在想来,可谓妄想,大沟不干净,小沟就干净么?”[4]169“这学校除全盘改造之外,没有第二法。”[4]262鲁迅深感失望,“忽然对于做教员发生厌恶,于学生也不愿意亲近起来,接见这里的学生时,自己觉得很不热心,不诚恳。”[4]205离厦门到广州不久又遇“清党”,在中山大学既与教授中以“学者”而兼“钻者”的顾颉刚一流人物势不两立,[4]550且“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不仅相信进化论的“思路轰毁”,[6]5连“教书的趣味,全没有了”,[4]595定居上海后,终于“脱离教书生活”,[4]610即脱离了他“实在有点怕了,并不比政界干净”的中国教界。[4]544

鲁迅有长期在教育部做官和在学校任教的经历,洞悉中国教育界知识分子的学养识见与人格心理,彻底绝望之后,予以全盘否定。——当然是指绝大多数,并非全体的每一个,但个别好的不能改变整体不好的性质。他异常深刻地指出,中国的“教育当局”并不是来办“教育”的,“大抵是来做‘当局’的”,有人对“教育当局”谈教育,根本就是错误,实在“迂”得可爱。[10]464他轻蔑那些“挂着金字招牌的导师”,称之为“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劝告“要前进的青年们”,寻导师“不如寻朋友”,真正可靠的导师“他们将永远寻不到”。[10]55-56他告诉向他请教的武昌大学生,教授的自以为是和无知专横,“不独武昌的教授为然,全国的教授都大同小异”,“就因为他们是教授”。[13]109鲁迅攻击得最猛烈的是大学教授,最关心的却是儿童教育,不过没有多去责备小学教师,而是批评提供少年儿童读物的人,而且越到晚年批评得越厉害。他嘲骂“还在变本加厉的愚弄孩子”的小学教育界和所谓“儿童文学家”都是只能教蠢才的“蠢才”,[5]36-37说:“关于少年读物,诚然是一个大问题;偶然看到一点印出来的东西,内容和文章,都没有生气,受了这样的教育,少年的前途可想。”[15]325对《申报》的《儿童专刊》上宣传武训精神和奴隶主义的文章,鲁迅及时发现和回应,指出其谬误,减轻它们的毒害。最误人子弟的是学校使用的教材,不只是小学,中学大学亦然,鲁迅说:

就是所谓“教科书”,在近三十年中,真不知变化了多少。忽而这么说,忽而那么说,今天是这样的宗旨,明天又是那样的主张,不加“教育”则已,一加“教育”,就从学校里造成了许多矛盾冲突的人,而且因为旧的社会关系,一面也还是“混沌初开,乾坤始奠”的老古董。[14]255

鲁迅对中国儿童教育现状的批评是指向全社会的:“我们的新人物,讲恋爱,讲小家庭,讲自立,讲享乐了,但很少有人为儿女提出家庭教育的问题,学校教育的问题,社会改革的问题。先前的人,只知道‘为儿孙作马牛’,固然是错误的,但只顾现在,不想将来,‘任儿孙作马牛’,却不能不说是一个更大的错误。”[6]566

陈鲁二人对旧教育的批判,个性鲜明,各有重点,今日读来,仍觉振聋发聩。他们所指出的问题,有些虽已得到局部改善,但许多致命的顽症仍然存在,甚至愈演愈烈。中国教育的旧病未除,新疫又增,众患交伐,导致全面失败。改革旧教育的确任重而道远。

陈独秀和鲁迅在批判旧教育的同时,都提出了正面的建设性主张。这些主张当然也体现了各自的思想个性。

陈独秀极为重视教育,高度评价教育在人类进化过程中的作用和在国家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坚信教育与实业是人群进化之“根本”,[2]331“国于天地,必有与立,则教育尚焉”。[2]281在《青年杂志》第二号上,就以一个立志改革的启蒙思想家和教育家的崭新姿态,系统地阐明了他的教育思想:“教育家之整理教育,其术至广,而大别为三:一曰教育之对象,一曰教育之方针,一曰教育之方法。”“三者之中,以教育之方针为最要:如矢之的,如舟之柁。不此是图,其他设施,悉无意识。”他抓住了教育问题的根本,在综述欧美各国教育方针之后,以进化论为理论依据,认为“理无绝对之是非,事以适时为兴废。吾人所需于教育者,亦去其不适以求其适而已。盖教育之道无他,乃以发展人间身心之所长而去其短,长与短即适与不适也。”教育是为了发展人的身心,这是陈独秀教育思想的核心论点,乃真正现代教育家的超凡之见。他提出中国教育方针应去短择长,“补偏救弊,以求适世界之生存而已” 。根据国际国内形势对中国教育的要求,“今日教学相期者,第一当了解人生之真相,第二当了解国家之意义,第三当了解个人与社会经济之关系,第四当了解未来责任之艰巨。”故今日中国的教育方针应依次为:(一)现实主义,(二)惟民主义(即民主主义),(三)职业主义,(四)兽性主义。[2]140-146陈独秀一一作了详细的考释和论证,旁征博引而又言简意赅,既切合现实又形成理论。这篇《今日之教育方针》,实为建设中国现代教育的纲领性文献,在中国教育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经过五四运动和被捕入狱后的研究,加上受杜威来华讲学的影响,陈独秀的教育思想有了新的发展。他在武昌演讲《新教育之精神》,首先即声明:“我所谓新,非绝对除去一切经史诗书考据……之谓,更在知其所以新之之道耳。”在指摘旧教育的弊病之后,提出新教育的三个要点:“1.宜注意社会方面,2.当以学生为主体,3.打破形式的教育,以实际为主。”即“注重社会”,“以生为本”,“实事求是”,“与时俱进”。[12]94-99他也是一一作了分析解说,包括教育方针、教育体制、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乃至教育经费的使用,校舍、制服与教育质量的关系等等问题,不但切中时弊,且至今意义不减。当他的这几点主张在几十年后成为全社会共识,甚至成为时尚口号的时候,我们不能不佩服他作为新教育伟大先驱者的理论胆识和远见卓识。

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陈独秀的教育思想又增加了新的成分。他开始探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下教育的区别,认为前者是贵族教育,后者是平民教育,“资本主义时代底教育是专为少数富家子弟而设,多数贫民是没有分的”,[12]179“要普及教育,唯有盼望社会主义的实行”。[12]337对新旧教育的不同他也提出了新的意见,认为旧教育是“主观的”,即“教育主义——个人的”,“教授方法——教训的”,新教育是“客观的”,即“教育主义——社会的”,“教授方法——启发的”。[12]231新名词术语的使用和创造,以此进行的批评和阐发,都不如以前准确和严谨,有不少可质疑的地方,对个人主义的否定更是传染了左派幼稚病的表征。但他反对教育与社会分离,主张教育与社会结合,[12]257-260驳斥“教育独立不问政治”的妄言,[12]416毫无疑问是正确的。陈独秀一生关心教育,自称“是一个迷信教育的人,所以连贵族的教育我也不反对,而何况在教育极幼稚的中国”。他并没有因为接受阶级斗争理论而改变重视教育的态度,坚持“教育虽然没有万能的作用,但总算是改造社会底重要工具之一,而且为改造社会最后的唯一工具,这是我们应该承认的。”[12]329他在参与筹备西南大学和主持广东教育行政工作时,曾设想了一整套广东教育改革和发展的蓝图,可惜未能付诸实践。直到晚年,他还希望国人在抗日战争的痛苦牺牲中真正得到教训,“真正懂得教育制度根本改革之重要”。[9]509而自己则为普及教育提供新的识字教材和教师用书,曾经试制汉语拼音文字未获成功,又抱病撰写语言文字学著作《小学识字教本》,为实现改良中国教育的理想,呕心沥血,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与陈独秀相比,“不研究教育”的鲁迅固然没有正面提出过系统的教育思想,但还是表达过一些极其重要的建设性意见。第一,他认为:“一切设施,都应该以孩子为本位”,“父母对于子女,应该健全的产生,尽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用无我的爱,自己牺牲于后起新人。”[3]135-136不但家庭教育如此,学校教育也应如此,整个社会都应如此。以爱心对儿童,对学生,是鲁迅教育思想的基本出发点。第二,教育学生在这样不良的社会中生活,既不可以与社会隔离,更不应教他恶本领,“根本方法,只有改良社会”,而不是“传授些周旋方法,教他们顺应社会”,“社会虽然不能不偶然顺应,但决不是正当办法。”[3]138教学生“实用主义”地适应环境结果只能是倒退,觉醒者改革社会才是使幼者能合理生活的进化之路。第三,反对教育当局“因为娱乐场中的‘有伤风化’情事”,便实行禁锢女生的“坚壁清野主义”,针锋相对地提出:“要风化好,是在解放人性,普及教育,尤其是性教育,这正是教育者所当为之事”。[3]257-258普及性教育,是鲁迅教育思想中最具革命性科学性建设性的正面主张,也最能体现鲁迅极其深刻的精神个体性。第四,改革课堂教学的方法,运用新的教育技术。鲁迅认为,“用活动电影来教学生,一定比教员的讲义好,将来恐怕要变成这样的。”他根据在日本学医时的经验推而广之,“深信不但生物学,就是历史地理,也可以这样办。”[6]445这是很有远见的。第五,学生求学要把养成现代思想放在首位,读书倒在其次。鲁迅在回答挚友许寿裳关于“童子所诵习”的问题时说:“仆意君教诗英,但以养成适应时代之思想为第一谊,文体似不必十分抉择,且此刻颂习,未必于将来大有效力,只须思想能自由,则将来无论大潮如何,必能与为沆瀣矣。”[4]357第六,鲁迅对北京大学和中山大学作过评价,提过要求。他愿意以北大派自居,肯定新文化运动以来,“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向上的道路走。”赞扬“北大是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即使只有自己。”[10]158他希望设在“革命策源地”广州,将“以贯彻孙总理革命的精神”的中山大学,“必须为革命的精神所弥漫;这精神则如日光,永永放射,无远弗到”,否则便“无意义”。[11]159而鲁迅这些话,对于今天如何建设中国的一流大学,仍不失其指导的意义。

 

陈独秀和鲁迅都是伟大的理想主义者。他们所理想的教育,是使人性自由解放、人的身心健康成长、个性独立发展的教育。这种推动人类前进向上的美好光明的理想,必然与压迫腐蚀人性的丑恶黑暗的现实永远相冲突。所以,他们所反对的旧教育今天依然普遍施行着,他们所主张的新教育离我们还相当遥远。但是,时间不以成败论英雄,他们都是不朽的伟人。陈独秀主要着眼于教育制度方针理论的思想和鲁迅主要着眼于人的精神即国民性的思想,代表了新文化先驱者的两种思路,正好形成各有长短的互补的格局。这是他们留给中国教育史的宝贵遗产。薪尽火传,后继有人,理想之光是不会熄灭的。有志于改革和发展中国教育的后继者,可以在不同层面获得丰富而深刻的启迪。

 

 

参考文献:

[1]唐宝林,林茂生.陈独秀年谱[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2]陈独秀.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3]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4]鲁迅.鲁迅全集(第十一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5]鲁迅.鲁迅全集(第六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6]鲁迅.鲁迅全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7]鲁迅.鲁迅全集(第十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8]安庆市陈独秀学术研究会.陈独秀诗存[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9]陈独秀.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10]鲁迅.鲁迅全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11]鲁迅.鲁迅全集(第八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12]陈独秀.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13]鲁迅.鲁迅全集(第七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14]鲁迅.鲁迅全集(第五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15]鲁迅.鲁迅全集(第十三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作者简介:王福湘(1946-),男,湖南长沙人,广东肇庆学院中文系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教学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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