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1929年10月10日和10月26日，陈独秀与彭述之两次致信中央，公开向党中央示威说：“你们说我们是反对派，不错，我们是反对派；我们的党此时正需要反对派。”

本文摘自《同舟共进》2011年06期，作者：何立波，原题：“二把手”彭述之的人生沉浮

【陈、彭与中央的“绝交书”】

中共六大之后，向忠发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向忠发是工人出身，文化程度不高，领导能力欠缺，因而实际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是中央宣传部部长蔡和森。但不到一个月，蔡和森就被撤职。中共中央秘书长李立三开始主持中共中央工作。在这种混乱的形势下，彭述之等人自认为资格老，看不起新的中央领导人。而且他们很多人在中共六大前后受到处分，心怀不满，于是纷纷从各地聚集到上海，开展宗派主义活动。在陈独秀周围，逐渐形成了以陈独秀为首、彭述之等人为骨干的党内小集团。

1929年，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策略传到中国，陈独秀从托洛茨基理论中得到了莫大的宽慰和鼓舞，尤其是被中国托派奉为经典的《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和《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问题》。1929年7月，“中东路事件”爆发。以此为契机，陈独秀在七八月间给中央写了三封信，公开批评中央“武装保卫苏联”等政策方针，要求党中央接受托派路线，抛弃中共六大路线。党中央理所当然地予以拒绝，并多次警告他们停止宗派活动。10月10日和10月26日，陈独秀与彭述之两次致信中央，公开向党中央示威说：“你们说我们是反对派，不错，我们是反对派；我们的党此时正需要反对派。”

在陈独秀、彭述之与中共中央论战的同时，彭述之、郑超麟、尹宽等人在党内积极争取同情者。10月25日，中共江苏省委与上海各区党团书记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开除彭述之等人的党籍。中共中央首先将彭述之等几员大将开除出党，而没有将陈独秀先开除出党，是期望能以此警醒陈独秀尽快悬崖勒马。得知江苏省委决议后，陈独秀与彭述之于10月26日联名致信中央，对中央的警告进行反击，指责这是“滥用中央威权，钳制党员对于政治问题公开讨论”。他们还表示：“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是不怕开除党籍的。”这封信可以说是陈、彭与中央的“绝交书”。

1929年11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党籍的决议案》，指出：“这充分证明陈独秀彭述之等已经决心离开革命，离开无产阶级，客观上就是已经开始转变他们的历史行程走向反革命方面去了……”

1929年12月15日，陈独秀、彭述之等人宣布成立“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在托洛茨基直接干预下，1931年5月1日，上海召开了中国托派组织的“统一大会”，成立了统一的托派组织“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纲领”。

在中国托派代表大会的代表中，原先并没有安排彭述之，后根据各托派社团人数与代表名额相平衡，由“无产者社派”增加了一个名额，给了彭述之。在5月1日召开大会时，彭述之不知道自己已当选为代表，对代表安排大为不满，给陈独秀写了一封信，破口大骂，将这次大会称为“分赃大会”。不料陈独秀在大会上将这封信读了出来，并问彭述之：你现在还坚持信内的意见吗？结果全场哄堂大笑。

中国托派统一后，积极地反对国民党独裁，要求召开国民会议。但因叛徒的屡次叛变，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与彭述之等被捕，“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就这样解散了。

【彭述之与陈独秀：从合作到分手】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陈独秀、彭述之等政治犯被释放。

彭述之回到上海，加入托派临时中委会，继续从事托派组织活动。陈独秀出狱后，国民党极力拉拢他，遭到陈的断然拒绝。陈独秀回答说：“蒋介石杀了我许多同志，杀了我两个儿子，我与他不共戴天，现今大敌当前，国共合作抗日，我不反对他就是了。”

9月9日，陈独秀离开南京去武汉。有人劝他去上海重整托派组织，他拒绝了。据郑超麟说，陈独秀出狱后不能回上海，一方面是因租界已不能住，会被捕。另一方面，托派“中央”临委为彭述之所把持，陈独秀与彭述之在狱中就时常争吵，陈不愿再争论下去了。（1937年8月23日出狱后，陈独秀公开宣布“我不代表任何人，我已不隶属于任何党派”，以此撇清与托派的关系。）

抗战爆发后，陈独秀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摆脱了党派利益的束缚，站到国共合作形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同时，陈独秀与谭平山组织的“第三党”、救国会及一些民主人士接触，以图组成联合战线的团体，“不拥国，不阿共”，以争取民主、自由为目的。陈独秀严厉批判了托派的“教派精神”和关门主义，要求“全中国人民都应该拿出力量来援助抗日战争，除非甘心做汉奸”。1937年12月南京沦陷后，一时盛传中日言和停战。陈独秀公开发表谈话，要人民“相信政府确有抗战到底的决心，是不会中途妥协的”。陈独秀这些抗战言论，立即受到彭述之等托派临时中央领导人的批评，称陈独秀“完全表示了他放弃了自己多年来为之奋斗的革命旗帜，这等于叛变了组织，叛变了自己”。1938年夏，彭述之等给第四国际书记处写信，说陈独秀已离开托派。1942年5月27日，为国民党、共产党、托派三方都不容的陈独秀，寂寞地在四川江津病逝。

彭述之、刘家良、郑超麟、王文元等人虽然重新组成了托派的领导力量，但由于分歧严重，内部很快发生分裂。从此，中国托派分裂成两派，彭述之一派自称“多数派”，郑超麟、王凡西等另一派被称为“少数派”。托派分裂后，彭述之遭到“少数派”的种种批评。王凡西批评彭述之说：“在我的认识中，觉得他有一个最大毛病，那就是接受了被斯大林伪造过的‘列宁主义’，特别是……那个组织观念。”郑超麟对彭述之的批评更是毫不留情，说彭是冒牌农民、自封书记、国民党的辩护士、“王明以前的王明”，甚至说他是“第一个反托分子”、“一尊有害的偶像”。

【陈碧兰：一位女性的出现】

彭述之一度与向警予恋爱，但党中央不支持。向警予奉命去莫斯科后，彭心情非常糟糕，开始酗酒。这时，一位叫陈碧兰的女性的出现，抚慰了彭述之的心。

陈碧兰和罗亦农原是恋人，因陈先从苏联回国，罗亦农托付彭述之照顾陈碧兰——没想到引来又一段感情纠葛。为了解决陈、罗、彭三人之间的关系，中央政治局又一次召开会议。会上，陈碧兰只是哭，不说话。罗亦农姿态很高，表示自己不计较这些，以后还会与彭述之很好地合作。事后，罗亦农也的确表现得很好，一心扑在工作上。

1925年，彭述之与《中国妇女》杂志编辑陈碧兰结婚。1946年5月1日，彭述之和陈碧兰创办了两个托洛茨基主义的公开刊物，一是彭述之主编的理论和政治性的月刊《求真》，另一个是陈碧兰主编的《青年与妇女》，不久改名为《新声》，一直出版到他们1948年末离开上海为止。

托派成员周履锵在晚年撰写的《听彭述之讲课》一文中，回忆了彭述之1947年在上海办哲学班的情况：

1947年春，我到了上海，受周仁生的影响，初步接受了托洛茨基思想。经常阅读《青年与妇女》、《求真》、《新旗》等托派刊物。《求真》每期都有陈人白写的文章。大约这一年的三四月份的一天，周仁生对我说：“上海有一个哲学班，每星期日上午，陈人白教授主讲。”我当然乐意参加，他带我到卡德路（现在叫石门二路）山海关路育才中学的阶梯教室……

听课的人背后甚至当面称陈先生为欧伯。后来才知道，欧伯就是彭述之，是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内仅次于陈独秀的第二号领袖。

……其实彭述之讲课时根本不用教材，都是直接口述的。一次课或一个课题结束后，将笔记稍一整理，就是完整的一篇文章或一本书，可惜当年的笔记本都没有保存下来……我敬佩彭述之的渊博知识和革命经历，二年所受到的教育是终身难忘的……

1948年春，当中国共产党在各个根据地取得重大胜利之际，彭述之和刘家良在托派“中常会”开会讨论形势时还断言：“中共要想夺取政权绝对不可能。”当解放军取得渡江战役的胜利后，彭述之等将“中国共产主义者同盟”改名为“中国革命共产党”，对新政权跃跃欲试。而当时中国托派总人数不超过500，彭述之等人的计划无异于痴人说梦。

上海解放前夕，彭述之将托派“中央机构”撤到香港，并在大陆上建立潜伏组织，通过香港总部接受“第四国际”的指示。1952年12月22日，党和政府为了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宣布取缔大陆的中国托派组织。由于港英当局的逼迫，彭述之到香港不久便流亡越南西贡和第四国际驻地巴黎。1973年后，彭述之定居美国。

彭述之陈碧兰感情很好，虽经历了被开除出党、漂泊海外的颠沛生活，但相伴终生。陈碧兰在晚年撰写的《回顾我和彭述之的岁月》一文中写道：“自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直到今日的整整三十八年的悠长岁月中，彭述之的生活经常陷于贫穷、惊险、恐怖与逃亡的状态……从国民党的追逐、逮捕、监禁，斯大林党的造谣、污蔑乃至企图迫害；以及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恐怖、追逐和迫害，曾有数次都是在千钧一发的死亡线逃脱出来的。他活像一个扮演惊险影片的主角。假如单从这一点来说，他是一个‘幸运儿’！”

1983年11月28日，彭述之因患心脏病在美国去世，终年89岁。彭眷恋故乡，弥留之际嘱咐女儿陈映湘一定要回湖南隆回老家看一看。

对于彭述之的一生，王凡西在《双山回忆录》中作了评价：“彭述之死了，一个老革命家逝世了……这样一位始终不变，为一个政治主张而斗争终生的革命者，不管他的所信正确或者错误，也不管他的事业成功或者失败，他之值得人们悼念、值得后来者的研究，那是完全应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