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第四卷第二号出了（1918年2月15日），鲁迅给许寿裳寄去，同时在给他的信（3月10日）中说：“《新青年》第二期已出，别封寄上。今年群益社见贻甚多，不取值，故亦不必以值见返耳。”反正是销路不好，出版者就多送人，扩大影响。

　　本文来源：《浙江老年报》2010年5月5日第3版，作者：佚名，原题：鲁迅是怎样与《新青年》结缘的

　　鲁迅和陈独秀都属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们都一度在北京大学任教，却并不同时。陈独秀是1917年1月应蔡元培之请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1919年3月底因受到反改革舆论的攻击而去职。鲁迅是1920年8月6日接了北大的聘书，前去讲授中国小说史，这时陈独秀早已不在北大了。他们两人并不曾在北京大学共事。

　　鲁迅是因为《新青年》杂志才和陈独秀交往的。陈独秀编辑的《新青年》杂志是“五四”时期最重要的期刊。第一卷名《青年杂志》，1915年9月在上海创刊。第二卷发刊已经是在袁世凯死后，就改刊名为《新青年》了。

　　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中回忆说：

　　鲁迅早知道了《新青年》，可是他并不怎么看得它起。那年（注：1917年）4月我到北京，鲁迅就拿几本《新青年》给我看，说是许寿裳告诉的，近来有这么一种杂志，颇多谬论，大可一驳，所以买了来的。

　　周作人这一段回忆与事实有一点出入。并不是他到北京以后鲁迅才拿《新青年》给他看的。在这以前，鲁迅就已经寄它到绍兴家中给他看了。1917年1月19日鲁迅日记：“上午寄二弟《教育公报》二本，《青年杂志》十本，作一包。”《青年杂志》创刊之初，鲁迅并不寄给周作人去看，现在一大包十本寄去，大约是看法变得好一点了。

　　许寿裳于1917年9月调任江西省教育厅厅长。鲁迅写给他的信里多次谈到《新青年》。1918年1月4日的信：“《新青年》以不能广行，书肆拟中止；独秀辈与之交涉，已允续刊，定于本月十五日出版云。”因为销路不好，第三卷出完之后，群益书社不想出下去了。几经交涉，才答应续刊。第四卷第一号于1918年1月15日发行的时候，距第三卷第六号（1917年8月1日发行）已经间隔四个半月了。第四卷第二号出了（1918年2月15日），鲁迅给许寿裳寄去，同时在给他的信（3月10日）中说：“《新青年》第二期已出，别封寄上。今年群益社见贻甚多，不取值，故亦不必以值见返耳。”反正是销路不好，出版者就多送人，扩大影响。从鲁迅日记中看，他不仅寄赠许寿裳，还分赠齐寿山、钱钧夫（名家治，物理学家钱学森的父亲）等人，以及通俗图书馆。

　　不久，鲁迅开始给《新青年》写稿。敦促最力的是新青年社同仁钱玄同和刘半农。这件事，后来钱玄同回忆说：民国六年（按即1917年），蔡孑民（元培）先生任北京大学校长，大事革新，聘陈仲甫（独秀）君为文科学长，胡适之（适）君及刘半农（复）君为教授。陈、胡、刘诸君正努力于新文化运动，主张文学革命。启明亦同时被聘为北大教授。我因为我的理智告诉我，“旧文化之不合理者应该打倒”，“文章应该用白话做”，所以我是十分赞同仲甫所办的《新青年》杂志，愿意给它当一名摇旗呐喊的小卒。我认为周氏兄弟的思想，是国内数一数二的，所以竭力怂恿他们给《新青年》写文章。（钱玄同：《我对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

　　鲁迅在《呐喊·自序》里生动地记下了他同前来劝驾的钱玄同（用的是林琴南影射小说《荆生》里面攻击他的名字“金心异”）的交谈，大家都很熟悉。这里就不引用了。极力敦促的还有刘半农。

　　钱玄同刘半农他们这样极力敦促鲁迅兄弟为《新青年》写稿，应该说是也反映了主编者陈独秀的态度吧。鲁迅想：他们正办《新青年》，这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而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为了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于是拿起了笔来。在1918年5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上，鲁迅发表了小说《狂人日记》和三首新诗《梦》、《爱之神》和《桃花》。正如他在《自选集·自序》里说的：我的作品在《新青年》上，步调是和大家大概一致的，所以我想，这些确可以算作那时的“革命文学”。

　　这些也可以说，是“遵命文学”。不过我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

　　“那时革命的前驱者”，落实到具体的人，当然就是陈独秀了。

　　鲁迅不只是为《新青年》写小说，写新诗，还写了《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这样的批判旧道德观念的论文，特别是在《随感录》专栏里发表了好些篇针对性极强的论战文章。后来他在《热风·题记》中说：“记得当时的《新青年》是正在四面受敌之中，我所对付的不过一小部分”，这一小部分里，“有的是对于扶乩，静坐，打拳而发的；有的是对于所谓‘保存国粹’而发的；有的是对于那时旧官僚的以经验自豪而发的；有的是对于上海《时报》的讽刺画而发的。”

　　就这样，鲁迅、作人兄弟也就成为《新青年》杂志的同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