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晚年给鹏升将军的四十封信_研究文章_研究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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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晚年给鹏升将军的四十封信

发表日期：2005年5月30日出处：巴蜀网作者：吴晓【编辑录入：多声】

　　北京中央档案馆中央处收存有陈独秀1939年至1942年间，寓居四川江津（今属重庆市）时写给国民党爱国将领杨鹏升的亲笔书信四十封，其中包括明信片两封。这四十封珍贵的信件，对于研究陈独秀晚年生活及其思想等具有重要的价值。
　　这里首先说一说，陈独秀与收信人杨鹏升的关系。杨鹏升（1990～1968），别名泰坤、铁翁、蓬生，字劲草，四川省渠县三汇镇人，早年就读于北大，曾几度留学日本，国民党中将。1949-12-25日成都解放时，他随邓锡候、王瓒绪等国民党将领率部起义，迎接一野进城。
　　杨鹏升幼年丧父，家境贫寒，刻苦自学，学得一手好书法，在渠县街头卖字、刻章为生，被四川军阀杨森、李家钰等发现而器重使用，后又资助他到北京大学读书。1917年，陈独秀受聘任北大学科学长时，十七八岁的杨鹏升正在北大读书。他喜读《新青年》、《中国现代文选》等书刊，十分敬仰陈独秀，后经蔡元培校长的引荐慕名拜访陈独秀，从此结下了师生之谊。在陈独秀的影响下，杨鹏升思想激进，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后又和李大钊、胡适、高一涵等也有所交往。“五四”运动后，陈独秀回到上海，与李大钊联手创建中国共产党，杨鹏升再度留学日本。陈独秀成了共产党总书记，杨鹏升从日本回国投笔从戎，成了国民党军官，任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员，但两人思想观点爱好颇接近，虽然这段时间来往较少，但彼此在心中都各给对方留有一份位置。1932年10月，陈独秀在上海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后，关押在江宁地方法院看守所，后以“危害民国罪”判刑押至南京监狱时，杨鹏升即请为陈独秀辩护的律士章士钊等一路护送，并送烟卷、水果、糖果等物表示慰问。此后，因军人身份不便，杨鹏升常常托章士钊去看望陈独秀，并送一些物品。
　　1937年8月，陈独秀提前从南京监狱释放后，于9月避难于武汉。此时，已升任武汉警备司令部少将参谋、武汉防空司令部办公厅少将副主任的杨鹏升，得知陈独秀来到武汉并住在一家小旅馆里，心感不安。后在他的周旋下，陈独秀夫妇才移居武昌双柏庙街26号一所桂系军人的旧式平房里。从此，两人交往其甚密，陈独秀也得到杨鹏升的不少照顾。
　　杨鹏升对书法、国画、金石、园艺等皆有造诣。同时，他与齐白石、徐悲鸿、刘开渠、张大千、郭沫若等都有厚谊，谦称是他们的“门下”。三十年代，他的作品曾多次在北京、上海和日本等国内外展出，受到广泛的注意。章太炎先生为他选编数集《杨鹏印谱》，今日的北京图书馆还藏有他的印谱。郭沫若写诗赞他：“蜀派印圣一世雄”。陈独秀对他的精湛艺术很欣赏，他们互赠往频繁。此间，杨鹏升曾为陈独秀精心篆刻阳文“独秀山民”四字章，这枚印章陈独秀视之为珍宝。他给朋友写字或写信，常常盖上“独秀山居”章。日后，他寓居江津被窃，在失窃的衣物中，惟有文稿和这枚印章心爱之物，窃之最为痛心。杨鹏升夫人包和平擅长国画，为女中一秀，陈独秀常写条幅请她作画，或者杨夫人作画请他题字。这样，他们的师生情谊更深。
　　1938年，武汉沦陷，杨鹏升调往四川成都任川康绥靖公署少将参谋，后又任成都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少将教官及中央参议院参事、中将高级顾问等职。陈独秀也于1938年秋寓居江津。这样，他们两人同在蜀地交往弥笃，书信往来更为频繁，相互交流，索取字画、印章、拓片等。此间，陈独秀把小他21岁的鹏升视作晚年倾诉衷肠的“知音”者，喜怒哀乐，在信中无话不对杨鹏升讲。1939年3月，陈独秀养母谢氏在江津病逝，他十分悲痛。5月5日他在致杨鹏升信中，就表达了他这种心情：“弟遭（母）丧，心情不佳，血压高涨，两耳轰鸣，几乎半聋，已五十日，未见减轻，倘长久如此，心丧何止三年，形式丧制，弟固主短丧，免费人事，然酒食酬应以及为人作文作书，必待百日以后。”所以，在那时交通和通讯落后的岁月里，书信往来就成了他们相互交流的纽带和桥梁。仅1939年5月5日至1942年4月5日陈去世前月余，陈独秀给杨鹏升的书信就达四十封之多。
　　这四十封陈独秀亲笔书信中，1939年七封，1940年十八封，1941年十二封，1942年三封。寄信人地址多为“江津县西门内黄荆街八十三号”、“江津县东门外中国银行宿舍”，另有寄“重庆石板街戴家巷宽仁医院一楼二号”者两封。信封分中式和西式两种，皆用毛笔直书。信笺多为陈独秀自制，也有的为杨鹏升所赠，系毛边纸加红色边框，右下角印有“陈独秀用笺”五字。字体行草兼容，舒展苍劲，有如流水行云。
　　陈独秀的这四十封信是然是他与杨鹏升的私人交往的信件，但也反映了他晚年对中国政治经济形与抗战前途的关心。1940年8月3日，他在给杨鹏升的信中说：“弟对大局素不敢乐观，近益情见势绌，倘一旦不支，成渝水陆大道，必为敌人及汉奸所据，乡间又属土匪世界，无军队或秘密会党势力，亦不能生存，兄为川人岂无大碍，弟为老病之异乡人，举目无亲，惟坐以待命耳！”陈独秀对战时物价飞涨极为关注并作了分析，先后在几次信中指出：“实出人为”；“只有县长或管粮食之职务，可以发大财”。同时，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中德国相比较：“前次欧战中德国危机，乃物资天然不足，今中国人为居半，谷物之暴涨，则全属人为，封锁时代又加以奸商横行，此事无法解决也。”（1940-10-19日信）因此，希望“政府”徐图良策：“挽救之法甚多，政府何不急图之以自救耶？”并指出：“实物税只能解决军食问题，于民食琉无好影响”（1941-9-6日信)
　　陈独秀对王明、康生诬陷其是“每月领取三百元津帖的日本间谍”一事，一直耿耿于怀，甚至认为是整个党中央所为。所以，他在信中也流露出对当时中共中央领导同志的不满与牢骚。1940-6-12日，他在复杨鹏信中说：“尊函云：‘恩来昨日来蓉’，不知是否周恩来，兄曾与彼接谈否？此人比其他妄人稍通情达理，然亦为群小劫持，不能自拔也。彼辈对弟造遥诬蔑，无所不至，真无理取闹！”
　　陈独秀的信中除与杨鹏升嘘寒问暖之外，更多的是与杨鹏升相互索字画、印章、拓片等物：“求兄为写一小幅（纵横尺余）、嫂夫人倘喜作画，更为画一小幅。”（1940-8-3日信）“前奉函乞为作书并拟求夫人作画。”（1940-9-14日信）“求赐拓片一纸”（1941-5-20日信）“求大笔为书直幅”（1941-10-14日信）“大书对联已率涂数字交邮奉上。”（1941-11-22日信）并为杨父撰写墓志：“尊翁墓表属草奉上。”（1941-11-17日信）甚至在他去世前月余，还答应替杨的印谱作序号等等。
　　陈独秀晚年寓居江津，生计维难，“物价飞涨，愈于常轨。”（1940-12-14日信）所以“生活一向简单。”（1941-8-6日信）其经济来源有三：一、“月有北大寄来的三百元”（1941-8-6日信）；二、稿费。“至于医药费，曾与编译馆约过一稿，可以支取应用。”（1940-1-31日信）；三、馈赠。“某先生赐款陆百元，已由省行转到。”（1941-10-4日信）江津本是个弹丸之地，来此避难者蜂拥而至，人口猛增数万，物价尤其粮价暴涨，陈独秀寓居的鹤山坪大米涨到每升30余元，县城的大米价要高于一、二倍，使得贫病交加的陈独秀，生活十分窘迫，日子难熬。他家每月生活费可达600元，“比上年增加一倍”，因此，有时不得不靠典当度日（1941。11。22信）。为此，杨鹏升在经济上仗义求助陈独秀，然而，他又深知老学长的为人，“无功不受禄”，高风亮节。于是，有时以向他索取字条、字联、碑文、金石篆刻等，甚至要他为其父写墓志，或以某先生托转之种种理由，分期分批，少则300元，多则千元不等地赠款给他，以解陈独秀生活之窘迫。1940年2月，杨鹏升从信中得知陈独秀去重庆看病，他及时寄给陈独秀的住院医疗费300元，陈独秀甚感不安：“顷接行严（即章士剑）由渝转来16日手书并汇票300元一纸，不胜惶恐之至！此次弟留渝二星期，所费有限，自备后即差足，先生此时恋亦不甚宽裕，赐我之数，耗去先生一月薪金，是恶可乎……”（1940-2-6日信）杨鹏升当时经济并不宽裕，一家老小20多人，靠他一人供养，每月开销至少500元。但据信中统计，先后共六次寄赠款，总数达4500元。另外，滋补品银耳等及零星如画笺、信封也时有赠与。陈独秀也心中有数，有时也以写条幅、或赠其作品如《中国古史表》、《韵表》和《告少年》诗作以相谢。
　　陈独秀与鹏升杨的最后一封信为1942-4-5日。这天，陈独秀正好收到杨鹏升赠他的信纸、信封及一千元，感到“却之不恭而受之有愧”。于是，他在复信中不无感慨地说：“鹏升先生左右：3月12日两示均敬悉，承赐信纸二百信封一百，谢谢你！吾兄经济艰难，竟为弟谋念，且感且愧！弟于印章过于外行，然累奉命，不能坚辞，间集成时，拟勉强数语以塞责也。前次移黔之计，主要是为川省地势海拔较高，于贱恙不宜，非生活所迫，与晋公素无一面之缘，前两承厚赐，于心已感不安，今天寄千元，且出于吾兄之请求，更觉渐恧无状，以后务乞勿再如此也。”当杨鹏升6月20日收到陈独秀给这封信时，陈独秀已于5月27日病故于江津，他颇为伤感地在信封背后记道：“此为陈独秀先生最后之函，先生于五月廿七日逝世于江津，四月五日寄我也。哲人其萎，怆悼何极。六月廿日。”
　　解放后，杨鹏升将军热诚地拥护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曾任成都市政协委员和西南美专教授、西南博物委员等职。可是，1953年全国性的肃托运动后，由于受陈独秀的牵连，于1954年以残余历史反革命罪被捕入狱，于1968年病死于狱中。陈独秀给他的四十封信，他一直收藏着，但他被捕抄家时而被公安机关被抄去，并作为罪证在渠县展出，几乎被毁，四川省档案馆得知后即收存，于1980年7月，移交给中央档案馆中央处收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杨鹏升将军平反昭雪，恢复名誉。1986年，他的女儿杨祖慧曾去北京中央档案馆，要求索回陈独秀给她父亲的四十封亲笔信，但中央档案馆认为，这四十封信是研究陈独秀晚年及其党史的重要的历史资料，应由国家收存，故中央档案馆给她出具了收存证明。
　　（本文先后发表于《团结报》、《安徽统一战线》、《安庆日报》等）

作者简介
　　全国陈独秀研究会会员、安庆陈独秀研究会常务理事、安徽省作协会员、高级编辑。已出版《陈独秀一家人》（获安徽文学奖）、《陈独秀秘史》、《陈独秀传奇》等多种多部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