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根本反对那种软弱无力的结局，叫一位人类的捍卫者同那个人类的压迫者去和解，普罗米修斯忍受了那么多痛苦，说了那么多激烈的言辞，如果我们认为他竟然会自食其言，向那个耀武扬威、作恶多端的仇人低头，那么这部寓言的道德意义可能完全丧失。

——雪莱

          陈独秀被开除出党的悲剧

                                       冰云

      （一）

1925年1月，在陈独秀主持的中共“四大”上曾通过了一份《对于托洛茨基同志态度之决议案》的文件，这份文件重复着共产国际对托洛茨基定性和谴责论调，表明中共坚定地站在共产国际一边的态度。但是在当时，包括陈独秀在内的所有共产党人都仅仅将这一举动当作敷衍共产国际的走过场而已，没有一位共产党人萌生过探究联共内部炽热化的政治斗争内幕的念头。浑身洋溢着战斗激情的共产党人谁都不屑于为这件在当时与蓬勃兴起的中国革命毫无关涉的“小事件”而耗费精力去刨根究底。

斗转星移，时过境迁。一败涂地的中国革命让陈独秀从血的杀戮和被冤屈的痛苦中发掘出了托洛茨基当年反抗联共中央的巨大意义。这时（1929年）的陈独秀也就无可避免地面临着与托洛茨基当年同样的命运：与自己炽爱的政党公开对抗，并不断受到后者的谴责和打击。因为此时的陈独秀不但毫无掩饰地赞美在共产党人看来已经堕落为十恶不赦的反革命恶魔的托洛茨基，而且还接受了他的理论作为自己开展新的革命活动的指南。

历史犹如影片般重播了。只不过在影片重播的时候谁都不会再以草率的态度敷衍塞责。相反，每个人都紧绷心弦，似乎面临着一场决定生死的战争。

      （二）

在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那场反对托洛茨基的政治斗争中，斯大林动用他手下庞大的宣传机器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就成功地把托洛茨基塑造成了反革命的典型。铺天盖地的诽谤逼迫得托洛茨基在难有作为的窘境中痛苦地挣扎着。在这场实力悬殊的竞技中，托洛茨基根本就无法将自己的辩护言论通过正常、公平的渠道传到广大党员的耳中，他完全丧失了洗刷如泰山般积压在自己身上的种种诽谤的机会。

当形势发展到各国的共产党必须对这场政治斗争表态时，中共就全盘接受了联共（毋宁说是斯大林）对托洛茨基及其追随者做出的政治结论和处理方法——必须将托派视作共产党肢体上的毒瘤般毫不留情地予以割除。而与此同时，每一个纪律观念稍强的或别具心思的党员都如同躲避瘟疫般刻意警惕着托洛茨基只言片语对自己灵魂的腐蚀。

平心而论，在陈独秀刚刚通过秘密渠道获得了托洛茨基的文章并且展开了激烈讨论的时候，他的叛逆行为就引起了中共中央的警惕，但中共内部很多人在最初并没有将反对派的问题想象得过分严重，他们感情上毕竟无法突兀地相信并接受昔日并肩战斗的战友转眼间就堕落为自己必须斩草除根的革命叛逆的观点——是共产国际对中共的绝对支配权调动着中共的积极性。

1929年6月，中共将反对派在党内滋长的现象当作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提了出来，并且以决议的形式表达了对托洛茨基反对派义愤填膺的谴责，这个完全重复苏联对托洛茨基的政治定性的决议对蠢蠢欲动的中国反对派而言绝对是一个不祥的信号：

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活动，近已侵入中国党内，它在目前中国党内理论水平低微与党历史纠纷尚有残余的条件下，很可能与党内一般落后的，消极的，离开工作，不满意指导机关的党员相结合，以助长党内小组织倾向与派别观念的暂时发展，而形成中国的反对派。

国际托洛茨基反对派现已成为帝国主义破坏苏联反对世界革命的工具，无疑义地在中国的反对派要同样地成为中国统治阶级反对革命，破坏党的工具，所以党必须予以制裁，以巩固党的组织。（1）

对于一个强调阶级斗争的政党来说，再没有比将双方的矛盾定性为“阶级矛盾”、“敌我矛盾”更严厉、更可怕的了——这意味着彼此之间面临着血腥的搏斗。

但是，陈独秀倾向托洛茨基主义的行动并没有在中共防患于未然的警告声中嘎然而止。冲破了思想枷锁的陈独秀重新焕发起了一个革命斗士的激情和魄力。他不顾中共中央三令五申的告诫，试图以通信的方式继续与中共领袖公开辩论理论上的是非曲直。

在1929年8月5日的一封信中，陈独秀以纯粹托洛茨基主义的理论向中共中央提出了一条极具挑战性的政治路线。这封信全然没有了往日平心静气的商量和建议口吻，而是怒火中烧中夹杂着毫不留情的全面批判。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它不可饶恕的另类色彩：对国民革命失败的责任的辩驳；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分析；对党内甚嚣尘上的官僚专制恶习的痛恨和抨击；对革命处于低潮的理解……这一切的一切无不闪烁着托洛茨基主义的影子。

在陈独秀因前几封信已经引起中共中央高度警觉的敏感时期，8月5日的这封信唯一的作用就是进一步激化了彼此本来就一触即发的矛盾。陈独秀希望中共“稍稍抑制自己的偏狭性，平心静气的把我的意见详细审查一下，并希望把这封信在党报上全部发表出来，以便公诸全党地讨论”，（2）但他的想法在当时无疑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中共既然心安理得地接受了共产国际对反对派做出的不容更改的政治结论，那么对它而言，就完全没有必要再在全党开展热烈的辩论去追求一个根本就不需要的结论（更何况，在党内的展开公开的辩论在当时也是不可能的）。因此，中共在接到陈独秀8月5日的来信后，并没有顺着陈独秀的意思将其在党报上公布，而是在8月11日向全党发出的通告里径直说道：

各级党组织如果发现某一同志有反对派的思想宣传，有任何小组之的秘密活动，党除了对其思想给以严重驳斥外，并须将其活动领袖毫无留恋地开除出去。（3）

陈独秀怀着真诚的愿望试图通过引起全党激烈的讨论从而让党摆脱徘徊歧路的窘迫境地——这种窘境是党以自戕的方式走向自我毁灭的征兆。但中共的领袖们们却正沉浸在通过一夜暴动换得山河易色的荒唐梦幻中。他们毫不犹豫地将“背叛党”、“背叛阶级”的恶名扣在陈独秀的头上——这种恶名意味着宣判一个共产党员政治上的死刑。

在当时，每一个中共党员都把党组织看作不容亵渎的神圣物。他们在批评党的错误的时候都小心翼翼地避免将矛头直接指向神圣的党。即使已经走上叛逆之路的陈独秀也尽力在党和党的领袖之间做出区别——他的批判矛头指向的是将中共战车引入歧途的中共领袖。但是，当党的领袖将自己当作党的化身的时候，陈独秀再小心翼翼的区分也都注定是徒劳的。

       （三）

虽然中共在正式的批判文件中声色俱厉地将陈独秀定性为无可救药的堕落者。但在实际生活中，他们在最初似乎还存在“挽救”这位党的缔造者的耐心。但他们的这种举动并非出于为陈独秀着想的好意，而是顾虑到陈独秀在中共党史上的特殊地位。中共诸领袖明白：如果能够把这位有着他人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的领袖留在中共阵营里，那对于渐成气候的反对派无疑是巨大的打击，甚至能让他们丧失与中共分庭抗礼的勇气。

1929年8月28日，共产国际代表约请陈独秀谈话。政治上冰炭不容的对立让这种交流只能是枉费心计的徒劳，更何况，不知天高地厚的共产国际代表在谈话中竟然嚣张得没有表现出对陈独秀起码的尊重，谈话甚至在彼此的心灵上划下了更深的伤痕。陈独秀后来对这次不愉快的谈话回忆道：

谈话时，一切重要的政治问题都拒绝讨论，单纯的责备我不应该向中央发表不同的意见。坚决的说中央绝对不能容忍把我的信公布出来，并且坚决的说中央政治路线没有原则上的错误，加之时局紧张，任何同志都不许发表和中央不同的意见。（4）

屡次的思想交锋让陈独秀心中希望中共改弦更张的念头逐渐幻灭了。而中共的领袖们也渐渐丧失着“挽救”一意孤行的陈独秀的耐性。陈独秀组织反对派就是他在党的纪律容许的范围内改造党的念头破灭后的无奈选择。这不仅意味着他与共产党在思想上的决裂，更是彼此组织上恩断义绝、分道扬镳的象征。

1929年9月，陈独秀等人成立了命名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又称“中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的政治组织。针对陈独秀“大逆不道”的作为，中共中央于10月5日做出了《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这份决议完全是骇人听闻的政治观点的堆砌，完全缺乏让人心悦诚服的理由：

在现在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危机异常严重，国内的革命斗争日益紧张的时期，党内的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反对派都乘机活动起来，……好像与敌人的联盟一样的向党进攻，这的确是很严重的问题。全党同志必须明确地认识，只有坚决的肃清党的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反对派的错误思想和小组织行动，才能顺利执行“拥护苏联”与领导群众革命斗争的任务；同时必须坚决的执行“拥护苏联”与领导群众革命斗争的任务，推进革命的发展，才能根本肃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思想。

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对于目前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都走入了取消主义的观点，最近陈独秀同志致中央的信，便是一个很好的代表。（5）

……

他们的观点与路线是一贯的取消主义，他们分析革命失败的根由是反对共产国际整个的路线；分析中国经济的状况，取消了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势力的斗争，取消了土地革命，这样就根本把革命取消了……这是很明显的公开的反共产国际，反六次大会，反中央，反党的路线。（6）

    与此同时，中共在这份决议中还做出了处理反对派的决定：

 （一）各级党部如果发现了这样的小组织必须马上解散，对于参加的同志须予以组织上的制裁；（二）经过讨论之后，仍然固执他的取消主义思想，不执行党的政策，不服从决议的，应毫不犹豫的开除出党；（三）陈独秀必须立即服从中央的决议，接受中央的警告，在党的路线下工作，停止一切反党的宣传与活动。（7）

这三项完全是不容质疑的、只有绝对服从的最后结论。

中共领袖们不列举任何理由并非仅仅是源于理屈词穷后的鲁莽和武断，无论他们对陈独秀等人的批评是源于权利的争夺，还是落井下石的投机，但有一个原因却是最重要的，这就是他们在当时自信地认为：一个代表最先进的社会力量的伟大政党批判一个自甘堕落的党员是天经地义的行为，甚至是不需要任何理由的。他们一直认为只要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就代表着不容怀疑的“绝对真理”，这就是他们当时的逻辑和认识。

1929年10月6日，中共中央专门致信陈独秀，说：“中央决定你在党的政治路线之下，在中央担任编辑工作，限定你在一周之内做篇反对反对派的文章。”（8）中共后起的领袖们太不了解陈独秀的性格了，陈独秀从来就不甘心做别人可以任意驱使的木偶，即使是在怒目相对的恐吓，乃至生命受到威胁之下。而当他自信地认为自己掌握真理的时候，他这种不屈服的态度只会更加坚决。中共对陈独秀反反复复的严厉警告向人们显示的只能是这样一个信息：对待陈独秀这样一位中国革命史上重要而特殊的人物，即使是对陈独秀翻然悔悟不抱希望的领袖们在制裁他的时候仍旧不得不三思而后行。（9）

中共固然接二连三地给陈独秀提供着他人不敢奢望的留在党内的机会，但中共实际上根本就没有放弃，哪怕是丝毫放松自己始终坚持的原则，即：陈独秀必须像一个伏罪的囚徒那样，真诚地向党忏悔自己不可饶恕的罪过，并且无条件地放弃谋求改造党的念头；而陈独秀要求的则是共产党必须把自己致中央的信发表出来，“希望因此敲开党员群众公开讨论的门，其结果是将能够比我的意见更能把党的政治路线根本改正”。（10）客观地讲，陈独秀的要求本来无可厚非，因为中共在他的领导时期，许多政治问题和路线决策都是通过这种公开的激烈讨论方式解决的。但是彼一时此一时，与党的路线格格不入的陈独秀似乎视而不见共产国际对中共的绝对领导和中共对这种领导心安理得的承认和依赖。

“我已经知道你们固执掩护错误的政治路线之观念和决心，已经到无可挽救的地步了，我为对党对革命负责起见，不得不向你们作一次最后的警告”。（11）陈独秀在10月10日致中共中央的信中这样写道。屡次的警告和姑息迁就并没有换得陈独秀的感激涕零和俯首贴耳。陈独秀坚信真理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并且对自己坦荡无私地献身革命深信不疑。陈独秀的勇气来自于他对自己所从事的反对派活动的无可替代的重要性和合理性的理解：

我现在正式告诉你们；在你们，绝对没有理由可以开除发表政治意见的任何同志，在我，只知道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利益，结合下层的革命群众和机会主义的上层领导机关奋斗，而不计其它！我还要告诉你们：党内的重大政治问题即领导机关政治路线根本错误的问题，决不应该用纪律（列宁曾说，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纪律，是要有正确的政治领导为先决田间方会实现，否则一定变成废话；你们忘记了没有？）来掩护所能解决的；若用这样的方法无理由的开除同志，如果由此造成党的分裂，是应该有你们负责的。（12）

陈独秀的语气是那么的坚定和激昂。作为对陈独秀固执己见、寸步不让的回应和警告，中共江苏省委于10月21日做出决定，开除了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四人的党籍。

各种决议和宣言中发出无数次的警告终于付诸实践了。将陈独秀手下得力大将开除出党无非是想起到杀鸡给猴看的效果。无非是让陈独秀明白党的屡次警告决不仅仅是一纸空文的虚张声势。硬了心肠的陈独秀似乎并不觉得开除彭述之等人的决议与以往的警告有什么区别。10月26日，他与彭述之联名致信中共中央，对中共粗暴的开除表达了自己的愤怒和不屑：

你说我们是反对派，不错，我们是反对派，我们的党此时正需要反对派，而且需要勇敢的对革命对党负责的反对派，坚决的不和机会主义冒险主义威吓手段欺骗手段腐败官僚的领导机关同流合污，为了革命的利益，为了阶级的利益，而绝不估计自己个人的利益，尽力的发表正言傥论，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在中国有一线之延，使全党党员及无产阶级群众不至于对党完全失望。（13）

中共中央在忍无可忍后终于拿陈独秀开刀了。1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四人的决议案》，这份决议再次以斩钉截铁的定性语言宣判陈独秀等人的罪恶，并将陈独秀等人开除出党：

（陈独秀）在行动上，更于中央未决定与答复以前，便将他写给中央的信，作公开宣传，经过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等极力煽动同志起来反党，并破坏支部与党宣告脱离。这很显然是反党的小组织行动，并且是第二党的萌芽！中央在开始，是坚决地与他作思想上理论上的斗争，并于十月五日通过了《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斯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可是陈独秀完全不接受中央的警告，并拒绝中央指派他的工作，且在其最后两封信中公开地揭出他及彭述之等反国际，反六次大会，反中央，反整个的党之一贯路线的旗帜，公开地承认已为共产国际及联共党所开除的脱洛斯基为同志；这充分证明陈独秀彭述之等已经决心离开革命，离开无产阶级，客观上就是已经开始转变他们的历史行程走向反革命方面去了。布尔塞维克党决不能容留这样永不真实地承认自己错误与接受国际和中央决议，公开的与国际开除的反对派一致的分子在党内，决不能容留他们在党内散布叛变无产阶级，叛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尤其不能容许有这样反国际反党的小组织在党内存在，因此中央特决议：

一、开除陈独秀党籍。

二、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固执与陈独秀一样的错误意见，经过支部区委省委与之作详细的讨论和批评后，一点也不改变他们的错误思想，并且积极作小组织的活动，煽动同志反党，破坏支部开会。因此，中央批准江苏省委关于开除他们四人的决议。（14）

陈独秀太较真了，他总是千方百计地想把夹杂着权力角逐和个人恩怨的政治纠纷纳入有章可循、以理服人的理论争论的范畴，并且祈求通过坦诚而无顾忌的争论寻找出一个让人心悦诚服的结论。然而，“政治是一种重视实效的操作而非理论的实践；它虽然需要理论语言来说明自己但绝不受理论的指导。”（15）

现实总是一次次将陈独秀推入失望的深渊。

在这份开除陈独秀等人的决议中，中共更杀气腾腾地流露出对一切托洛茨基小组织绝不姑息的决绝态度：

各级党部须严重注意机会主义——反对派的活动，如果发现了这样小组织的存在，须根据党的最高原则，立即予以解散。对于这种小组织的领袖分子须坚决地开除出党。参加活动或接受这样错误思想的同志，须有详细的解释和批评，来纠正他们的错误。如果经过多次教育以后还固执他的错误思想与行动，便应毫不犹豫地开除出去。（16）

这段警告表明中共中央认识到了陈独秀等人反党的行动已经成为中共的危害，因此他们不仅毫无留情地开除了陈独秀等原中共领袖，他们更要防止任何反党的托洛茨基小组织的萌芽及渐成气候。这种论调已经意味着陈独秀组织反对派后来遭受无情打击的命运了。

根据陈独秀的性格及当时彼此不可调和的政治环境来判断，再谨慎地处理陈独秀与党的背离也无法避免彼此最后的决裂，但是，远东局乃至共产国际的态度尽管于事无补，但与中共意气用事的做法相对而言，却是较为理智的，反映了共产国际在政治斗争方面的成熟和老练。（17）

       （四）

经历了一连串唾液横飞的笔墨酣战之后，陈独秀终于和他亲手缔造的政党分道扬镳了。在这场极为情绪化的论战中，陈独秀和中共都过分自信地将自己设定为“绝对真理”的化身，并不吝将最恶毒的批判言辞加在对方的身上，这使得任何想化解这场纠纷的个人或团体都只能在震惊中望而却步，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双方从白热化的争论转向决裂。

“陈独秀是位有独立精神的思想家，不是那种死硬坚持党派原则的人。他是一位怀疑者和创新者。”（18）但是，当“留在党内”和“坚持真理”成为无法调和的矛盾摆在他面前的时候，他内心仍然是颇为矛盾和悲凉的——因为在他看来，中共毕竟还是一个与自己尊奉同样政治原则的政党——更何况这个党还是他亲手缔造的。然而，“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一旦他在两者之间做出最终的取舍后，他就不会再对自己被开除出党一事耿耿于怀——他对自己通过深思熟虑得出的政治结论的自信完全能抵消被开除出党带给他的伤感。

“如果我们被党开除，并不是我们背叛了革命，而是由于党的堕落和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原则和布尔塞维克的组织传统，这是党的错误，如果党开除我，我是不在乎的。”（19）

这段掷地有声的自白表明了陈独秀在做出了最终的选择后对中共粗暴地将他开除实际上已无太多的眷恋。对他而言，和中共的决裂只是抛弃了一个由教条主义者拼凑起来的固步自封的堕落组织而已。在他心头盘旋良久的感触或许仅仅是未能阻止自己亲手缔造的政党继续向错误泥潭陷落的深深痛心和遗憾。

有人说，被开除出党对陈独秀而言是一个悲剧。如果从陈独秀后半生屡遭打击、颠沛流离的悲凄生活境遇来说，开除出党不仅是悲剧，更是一连串无可避免、催人泪下的悲剧的序幕。以不屈服的对抗导致被开除出党后的陈独秀，完全成了受另一种命运支配的人。污蔑、监视、入狱、贫穷、流亡，种种的打击如行踪飘忽、难以预料的暴风接踵而至。而陈独秀原本完全有可能通过谦卑的屈服换得自己来之不易的声誉的保持，甚至享受锦衣玉食的生活对他而言，都是唾手可得的东西。正如胡秋源先生所说：“在中国这一社会，以他的‘资格’，倘能与世浮沉，是不会寂寞的吧。据说，一九二七年以后，他一度被命外游，他如能‘悔过’，亦大可保持一种声光罢。”（20）

但陈独秀却毫不犹豫地放弃了卑贱地苟活的命运，他选择了对抗，选择了颠沛流离、穷困潦倒，选择了声名狼藉。

在我看来，恰恰是陈独秀的不屈服使得他的个人悲剧具有更加弥足珍贵、更加动人心魄的意义。普罗米修斯就是在盗取火后被宙斯用铁链锁在悬崖上备受煎熬，而他又毫不屈服，最后才获得不朽的永生。陈独秀以他与普罗米修斯相比毫不逊色的巨大对抗勇气注定了要在历史的丰碑上留下光辉的印记。

在一个独裁者的声音笼罩大地的时代，陈独秀对抛弃是非原则、顺从强权的死命反抗是黑暗天际里一丝引人注目的亮点。陈独秀以他不随流俗的刚强体现了一个真正的人在强权时代的良心。在人人被迫丢弃独立思考能力，变得趋炎附势、口是心非的环境里，陈独秀仍旧执拗地坚持自己说真话的权利不被剥夺，并且以手无缚鸡之力的身躯，咆哮着挥动拳头向专制势力发起挑战。

如果陈独秀被开除出党的事件中蕴含的意义仅仅是表现了他的一种不屈服于淫威的胆识的话，那么，他的悲剧最多也不过是博得后人些许同情的泪水和叹惋罢了，而这样，他的悲剧也就不会有更大的震撼人心的魅力了。陈独秀的悲剧中最让后人激节叹赏的地方，还在于他那些揭露讳疾忌医的政治集团肢体上的毒瘤烂疮的激情飞扬的文字中迸发出一束束让人毛骨悚然的天才火焰。他凭借自己天生的敏锐政治眼光、渊博的学识、超凡的胆识，对中共和共产国际做出的种种振聋发聩的批判言辞，直到今天，其睿智卓识也是后来者望尘莫及的。称陈独秀是中共历代领导人中少有的能够立足中国的现实政治土壤，凭借自己的观察力和实际革命经验得出符合中国政治实际的结论的人毫不为过。

如果非要说陈独秀被开除出党后应接不暇的厄运以及他后半生无所作为经历中包含某种悲剧意义的话，那么，与其说这悲剧是陈独秀个人的，毋宁说它凸显的是整个中国社会的悲剧。

正如“因鲁迅之一死，使人家看出了中国还是奴隶性很浓厚的半绝望的国家”（21）一样，陈独秀被开除出党的事件，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了中国仍旧是一个强权笼罩一切的国家，是一个个人自由被肆意践踏的国家，当我们比较一下国民革命失败后陈独秀与当时中共中央的言论，我们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陈独秀在考虑问题时候的眼光绝对比中共诸领袖深刻、远大，他得出的结论也更为理智、更加符合实际。但陈独秀最后落得的下场却是被定性为罪无可赦的“叛徒”、“反革命”而遭万人唾骂，他虽百般辩白，却根本无法洗刷泼在自己身上的污水，无力甩掉扣在头上的捏造的政治帽子，直到今天，我们在叙述历史时仍无法完全清除这种政治诬蔑的残迹对我们的制肘。

更为可悲和可怕的是，即使有人对陈独秀受到的冤屈和诬蔑心知肚明，也很少有人敢挺身而出，仗义执言。与此相反，很多人或是私底下劝解陈独秀偃旗息鼓，停止与中共进行的注定要失败的唇枪舌战，或是劝他违心地承认政治错误，从而避免更猛烈的政治风暴对他的制裁。

这一点其实不难理解，劝解陈独秀的人是出于对彼此政治实力最现实的衡量（自然也不排除对政治内幕的了解和对陈独秀的爱护），因为陈独秀反抗的不仅仅是某些教条主义者或某一个政治组织，他挑战的是让整个世界都颤栗发抖的一股踌躇得志的共产主义正统势力。这样，它一切的反叛之音被粗暴的巨大声浪所淹没的命运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陈独秀渴望做一个对强权说不，捍卫真理的人，但他到头来却无力捍卫自己的尊严和表达个人见解的权利不受侵犯。正是注意到陈独秀悲剧中巨大的不公正和普遍性（像陈独秀这样坚持真理最终遭受暴风雨般的批判，乃至肉体伤害，直到被开除的党员不可胜数），我的眼光就不仅仅局限于陈独秀被开除出党这一事件的本身，而更在意酿成他被开除出党的悲剧的根本祸胎。

陈独秀的悲剧不得不归咎于强大的专制思维对整个中国社会政治势力的制约。中国的政治势力在与政治对手展开比拼的时候，靠的不是公平的竞争，不是自己政治纲领的得民心、顺时势，而是靠对政治对手的侮蔑、封杀，甚至凭借手头掌握的暴力工具对政治对手的肉体消灭来树立自己的权威，暴力最强者心安理得地将自己装扮成“绝对真理”的化身，逼迫别人向自己俯首称臣，并且毫不手软地敲碎一切对自己的权威不恭顺的头颅。更为可怕的是，他们做这些都是以轻松而毫无愧疚的情绪进行的。

没有人会考虑失败者的处境，更别说考虑失败者的思想中是否有合理的思想因素了。中国社会根深蒂固“成王败寇”思想在陈独秀被开除事件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注释：

（1）《中共中央组织问题决议案》（1929年6月）；

（2）陈独秀：《关于中国革命问题致中共中央信》，《陈独秀著作选》，第57页；

（3）《中共中央文件选集》，（5），第421页;

（4）陈独秀：《致中共中央的信》（1929年10月10日），《陈独秀著作选》，第72页；

（5）《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

（6）《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

（7）《中共中央文件选集》（5），第401、402页；

（8）转引自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第96页；

（9）尽管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等人比中共诸领袖更加深刻地认识到陈独秀的政治转向在中共党内引发连锁政治反应的危险性，但是，当中共毫不留情地将陈独秀从党内清除出去的时候，共产国际内部还是有人表达了应该谨慎从事的意见。毫无疑问，在毫不留情地将背叛共产党的“叛徒”清洗出去，以免影响共产党组织的纯洁性和战斗性方面，共产国际与中共领袖毫无二致，他们与中共领袖不同之处在于，他们不同意将像陈独秀这样有威望、有能力的老资格的共产党人，并且是作为党的缔造者之一的人草率地开除出党，正如在中共开除陈独秀之后，共产国际远东局的领导所说：“中共开除陈独秀太不谨慎了”，“开除陈当然是必要的，但如果先做更长时间工作就更好了。”因为他们很清醒地认识到陈独秀政治上的转变必然会引发中共党内一大批党员的思想波动，乃至政治转向。这对处境困窘的中共而言，不啻是一场足以摧毁整个组织的政治大地震。因此，共产国际在很长时间里都没有放弃争取陈独秀留在党内的想法。

（10）陈独秀：《致中共中央的信》（1929年10月10日），《陈独秀著作选》，第72页；

（11）陈独秀：《致中共中央的信》（1929年10月10日），《陈独秀著作选》，第67页；

（12）陈独秀：《致中共中央的信》（1929年10月10日），《陈独秀著作选》，第72—73页；

（13）陈独秀、彭述之《致中共中央信》（10月26日），《陈独秀著作选》，第84页；

（14）《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

（15）骆玉明：《近二十年热点人物述评》，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16）《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

（17）甚至直到陈独秀被开除出党几个月之后，共产国际仍没有放弃将陈独秀从反对派阵营拉回到中共一边的企图。1930年2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将共产国际政治书记部给陈独秀的电报转交给他，电报中说：“决定予你以机会来参加本政治书记部审查中国共产党中央开除你的党籍的决定的会议”；会议“将于两月之内举行”；“如果你对此提议置之不理，……或得不到你的答复，这一问题将提到共产国际主席的会议日程中去讨论”。

中共中央则希望陈独秀“于一星期内给以书面答复，好使我们有所准备，并对国际有所回答”。

1930年2月17日，陈独秀写了《答国际的信》，他在信中愤怒地说道：“中国向忠发、李立三、周恩来、项英等早已紧急地宣布我为‘托洛茨基者’、‘取消派’、‘反革命’、‘新工贼’……企图这样一次决定我的前途……现在你们突又来电给我，要我到莫斯科参加你们地会议，专门讨论我们的开除党籍问题，你们这种思想，我很不容易了解！”（《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第159页）；

（18）高里戈·本顿：《中国托洛茨基主义与陈独秀》，《中国城市革命者》第六章；

（19）陈碧兰：《陈碧兰回忆录》，转引自《陈独秀研究动态》第22期，（1—22期合订本），第504页；

（20）胡秋源：《悼陈独秀先生》；

（21）郁达夫：《怀鲁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