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日本看對陳独秀的評價

－陳独秀既不是右傾，也不是“左傾”

横山宏章（日本国北九州市立大学）

1.陳独秀研究的深化發展

　　1983年拙著『陳独秀』[i]出版以来，已歴時二十三年。1980年代初期的中国，体現改革開放政策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解放運動還剛開始，對陳独秀的重新評價也才起歩不久。当時，有関陳独秀的専著尚未問世，拙著与Lee Feigon的Chen Duxiu[ii]不期同時出版，二書為最早的陳独秀傳記。同一時期，我在上海、美籍華人Lee Feigon在北京，分別受教于任建樹先生和林茂生先生。1983年，陳独秀編輯的『安徽俗話報』[iii]再版，掲開了一些事實真相，推動了早年陳独秀研究的前進。其後，中国的陳独秀研究大有進展，継任建樹的大作『陳独秀大傳』[iv]出版，迄今已著述豊盛。另外，還出版了『陳独秀文章選編』三巻[v]和『陳独秀著作選』三巻[vi]，据説正準備出版『陳独秀全集』。使陳独秀評價問題複雑化的托洛茨基研究的禁区也已打破，与陳独秀共同組織托洛茨基主義派（托派）的老托洛茨基主義者鄭超麟的『鄭超麟回憶録』[vii]也已刊行。

　　陳独秀的活動大致可分為如下幾個時期。①辛亥革命以前刊行『安徽俗話報』，以及参反清秘密団体岳王会活動的愛国運動時期。②在新文化運動中，介紹批判儒家啓蒙思想的“民主与科学”運動時期。③中国共産党建党与国民革命時期。④因反對斯大林而被開除党籍的托洛茨基主義者時期。⑤出獄後的抗戰時期。對陳独秀的評價，有関第③時期大革命失敗的責任和第④時期成為托洛茨基主義者，是相当嚴峻的。歴来評價陳独秀，皆指責其推行右傾機会主義招致大革命的失敗，背叛共産党淪為反党托派主義者。有時還被扣上背叛中華民族“漢奸”的帽子。陳独秀的名字从其親自發起的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中消失，成為地地道道的反面角色[viii]。

    現在，對陳独秀作為新文化運動総司令的評價已無異議，而究竟是“右傾”還是“左傾”的争論却還在進行[ix]。随着托派研究禁区的打破，陳独秀与托洛茨基的関係以及中国托派的研究也有了進展。当然，這与蘇聯的對斯大林的批判有関。在這様的氣候下，各地成立了陳独秀研究会，唐宝林主編的『陳独秀研究動態』一直在介紹活躍的研究状況[x]。看到今天陳独秀研究的活潑局面，与二十幾年前拙著出版時有隔世之感。在陳独秀故郷的安慶市郊外，陳的墓地已修成公園，並設立了陳列舘。可以説，一直被作為反党分子而受批判的陳独秀，平反之日已為期不遠。

　　我開始研究陳独秀，還是在剛入研究生院的時候，距今已有三十多年了。那時，中国正刮着文化大革命的風暴，陳独秀被視為一個背叛中国革命的罪人。陳独秀是“右傾投降主義者”，一直被打上与共産党敵對的托派的烙印。我為了掲下陳独秀的政治烙印，从学問的角度洗刷其汚名，斗胆地着手“危険”的陳独秀研究。当時，在日本幾乎没有人从事陳独秀研究。所幸，当時在日本對斯大林的全面批判，已無任何阻力，因為斯大林把社会主義歪曲成全体主義。所以，成為托洛茨基主義者的陳独秀没有戴上任何帽子，日本的陳独秀研究具備了對其①～⑤時期的不同作用進行客観分析的条件。

拙著對陳独秀的評價如下：

“(陳独秀）最早地洞察了時代的趨勢，理清了混乱的思想，指出了前進的方向。从外国傳入的革命思想，經陳独秀之手，轉変成推動中国社会的革命運動思想。陳独秀以罕見的組織能力，使革命思想結出革命運動之果。”

“陳独秀一心考慮如何将中国社会从前近代傳統思想的束縛中開放出来，一直在探索新的運動与思想，他是時代的旗手。所以，陳独秀不固守一種立場，不断自我革新，接受新的思想。時代改変了陳独秀，同時陳独秀也改変了時代[xi]。”

　　陳独秀一直對第三国際持有不同意見，而第三国際却無視陳独秀的意見，頑固地継續執行其国共合作的錯誤政策，最終醸成了大革命失敗的悲劇。然而，第三国際却稼禍於陳独秀。另外，在中東路事件上，陳独秀指責李立三的“保衛蘇聯”是激進主義，証明了其對形勢判断的正確性。

因此，陳独秀對第三国際和中共中央持不同意見，既不是背叛中華民族、背叛馬克思主義的右傾主義，也不是激進的左傾機会主義。這是我二十三年前研究陳独秀的結論。後来，我除發表了描述領導新文化運動的両個輪子－陳独秀和胡適，進入二十年代後分道揚鑣過程的論文「其後的胡適与陳独秀－『打倒孔家店』的去向」之外[xii]，暫時放下了陳独秀研究。

    重新審視今天的陳独秀研究的盛況，我感慨很深。但是，从一個日本学者的角度而言，我仍然与中国学術界有一些不同看法。

2.扣帽子式的歴史評價

　　在日本研究陳独秀或中華民国史，不能理解為什麼要給陳独秀扣上“左傾”或“右傾”的帽子[xiii]。

    陳独秀創立了中国共産党，率領共産党領導了激烈的武装革命－国民革命，在激烈的政治、軍事闘争中，失去了許多同志，導致党組織的致命損失，這公認的事實。从失敗中再起之際，不明確領導人應負的政治責任，就没有組織的重建，也是自然的。与此同時，伴随党内的権力闘争，過激地追究政治責任也是不可避免的。在闘争中使権力交替正当化的邏輯成為必要的手段。於是，含有負面價値的“左傾”或“右傾”的帽子被当做工具使用。但“左傾”或“右傾”是給敵人的罪名，是勝者譴責敗者的罪名。大概愈是給建党元勲陳独秀那様的偉大領袖戴上帯有異端性質的“左傾”或“右傾”的帽子，就愈能標榜新領導人的“正統”吧。

給陳独秀戴帽子是基於政治價値観的政治性行為。給政党的政治声明、文件、歴史評價下政治結論[xiv]，我作為一個政治学学者可以理解。但是，把政治結論帯入学術研究，以政治性評價代替学術性的歴史評價，我難以贊同。

　　据中央党校韓鋼教授称，以往的中共中央文件一直給陳独秀戴五頂帽子－叛徒、漢奸、托派、右傾機会主義和右傾投降主義。現在，“叛徒”和“漢奸”的帽子被摘下了，“右傾投降主義”也不提了，但“右傾機会主義”的帽子仍在継續使用。関於“右傾機会主義”有如下説法，“這些年来，学術界的研究實際上已經大大地突破了官方的界限。研究者還在不断發表著述，争取最後摘掉陳独秀的右傾機会主義者帽子，為他徹底平反。当然，不同意見、不同看法的争論仍在継續。”但聴説，主張給陳独秀恢復名誉的陳独秀研究会，在開始討論摘下“右傾投降主義”和“右傾機会主義”這両頂帽子時，研究会的内部發行刊物却被迫停刊[xv]。這是不是政治干渉学術呢。陳独秀是“左傾”還是“右傾”的争論，那是政治的事情，学術應基於“事實求是”的精神，一絲不苟地還歴史本来之面目。

    給政治對手扣上“左”或“右”的帽子，不僅从政治上、還从肉体上将其消滅，這是斯大林的一貫作法。斯大林主義者把自己的價値観作為公認的、正統的價値観，並加以絶對化，對不和拍的反對派冠以馬克思主義叛徒的罪名而清洗之。就是説，当権者僵化了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束縛了對馬克思主義的自由解釋和發展。本應解放人類的馬克思主義反而束縛了人類，這是産生斯大林体制下的恐怖政治的原因。斯大林死後，赫魯暁夫在1956年蘇共二十大上展開了對斯大林的批判。斯大林的長期統治腐蝕了蘇聯社会主義，並最終導致了蘇聯的消亡。

以唯一的、絶對的、公認的解釋尺度来判断歴史，将異化学術的本質。把豊富的歴史本質化為空洞的政治語言，歴史将成為異化的歴史。正像共産主義的目的是把人从忽視人性的勞働中解放出来那様，解放歴史就是把被異化的歴史从政治中解放出来，恢復歴史本来的面目。這才是於学術具有實在意義的工作[xvi]。

3.向儒教教義挑戦

　　事實上，正是陳独秀高擧打倒孔家店的新文化運動的旗幟，向正統的儒教統治挑戰，提倡人性的解放，在中国進行了具有啓蒙意義的活動。

　　陳独秀在「敬告青年」中強調，“解放云者，脱離夫奴隷之羈絆，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謂也。我有手足，自謀温飽；我有口舌，自陳好悪；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絶不認他人之越俎，亦不應主我而奴他人。蓋自認為独立自主之人格以上，一切操行，一切権利，一切信仰，唯有聴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無盲从隷属他人之理。非然者，忠孝節義，奴隷之道徳也[xvii]。”陳独秀呼吁人們不要盲从“忠孝節義”的正統教義，以独立自主的自由價値観来解放自己。後来，陳独秀雖成為馬克思主義者，但反對将馬克思主義絶對成宗教。当国民党試圖以儒教解釋三民主義，特別是戴季陶将孫文主義絶對化時，陳独秀進行了嚴厲的批判[xviii]。有意思的是，不接受馬克思主義的胡適在這一点上顕得更為堅決。胡適的“多研究些主義，少談些主義”[xix]，批判了“××主義”的簡單化傾向。正如胡適在「新思潮的意義」中指出的那様，懐疑一切的“批判的態度（精神）”才是思想的解放、人性解放之根本[xx]。胡適徹底地批判了国民党取得政権後回帰権威傳統的傾向，指責孫文及其接班人完全没有理解否定傳統権威的新文化運動精神（解放人性、擁護人権），要求国民党“取消統一思想与党化教育迷夢”[xxi]。和胡適強調新思潮的“反對盲从”一様[xxii]，陳独秀也不放棄“批判的態度”和“反對盲从”。

4.和斯大林的闘争

　　在大革命期間，陳独秀最不満的是斯大林欲假第三国際的権威指揮、干渉中国革命。陳独秀認為斯大林要求中国“盲从”。陳独秀雖在中共党内有巨大権威，但与斯大林在国際共産主義運動中的権威相比微不足道。当時陳独秀反對以政党合作的形式来進行国共合作，第三国際在中国的代表馬林借国際的権威，以与民族資産階級的合作政策是国際的意向為由，圧制了陳独秀的反對意見。陳独秀認為斯大林的権威主義一一干渉中共的政策，侵犯了中国的“独立自主精神”，理所当然地對斯大林強迫中国“盲从”表示了強烈不満。

　　斯大林主義的本質是斯大林一個人壟断了馬克思主義的解釋権。中共党内給政敵或反對派加上区分敵我的、具有意識形態色彩的“左傾”“右傾”的手法，都是从蘇共那里学来的。从蘇共党内派別闘争中産生的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的名称，起初並無褒貶之意。列寧死後，斯大林在与托洛茨基派的権力闘争中，将托洛茨基派打成反對列寧主義的思想潮流，企圖作為“人民公敵”而消滅之。托洛茨基派被扣上“左傾機会主義”、“左傾冒険主義”，展開了残酷無情的流血清洗。為形成斯大林的独裁体制，“左傾”、“右傾”的用語作為消滅反對派的政治工具而被乱用。

5.大革命失敗与陳独秀的罪名

在1927年8月的“八・七会議”上，陳独秀承担大革命失敗的責任，被解除了総書記職務，並被第三国際戴上“機会主義”的帽子。据“八・七会議”的「告全体党員書」称，機会主義是“經常的揺動和猶豫、在緊急関頭総是没有堅決行動的決心”[xxiii]。当時，還是作為政治態度的問題，並非意識形態的批判。1929年，陳独秀因贊同托洛茨基對斯大林的中国政策的批評，並批評中共中央和第三国際在中東路問題上的態度，於12月被開除党籍。中央決議指責陳独秀“从機会主義深入到取消主義”，“這様極端右傾的思想，這様反国際反党的路線，如果在党内存在，毫無疑問地是破壊党、破壊革命、以至背叛階級帮訪助敵人”[xxiv]。中共中央指同時被開除的彭述之，自命為“左派”，組織中国共産党左派反對派，給其按上“右傾”帽子。在馬克思主義者中，“左派”代表正確，大概不願使用“左”而代之於“右傾”吧。提倡“継續革命”的托洛茨基主義一般被認為是左派，但為了強調其負面印象，使用了加引号的“左”傾，意思是“所謂左派，實則‘左’傾”。

被開除党籍後，陳独秀集結了中国的托洛茨基主義者組織了無産者社，並受托洛茨基的請求聯合了其他托洛茨基主義小派別，於1931年組成“中国共産主義者同盟”，形成了党内外的托洛茨基主義者組織。於是，取代陳独秀領導中共中央的陳独秀的旧部下，一起開始了對這位過去老師的非難。蔡和森在「論陳独秀主義」中指陳独秀主義為“機会主義”，“孟什維克主義”、“取消主義”、“合法主義”、甚至是“法西斯主義”[xxv]。博古罵陳独秀是“反革命的資産階級的先鋒隊”[xxvi]。

　　針對中共中央（李立三）高叫“革命新高潮的到来”，加強武装闘争的路線，陳独秀指出其盲動主義的危険性，勧告中央放棄武装闘争、展開政治闘争。立三路線的領導人李立三譴責陳独秀是“取消主義与取消派”，“把党、把中央看做第一個敵人，不去做反帝国主義、反軍閥、反豪紳買辦資産階級国民党的工作，専門来反對党、破壊党”[xxvii]。瞿秋白也抨撃陳独秀是“中国的取消主義和機会主義”，放棄闘争是“向資産階級投降的取消主義”[xxviii]。後来，瞿秋白路線、李立三路線的盲動主義受到批判，歴史証明了陳独秀的正確。

　　陳独秀因与反對斯大林的托洛茨基派合流而被痛罵，甚至被斥為投降資産階級。實質上，並不是什麼投降主義的問題，而是得罪了中共中央被扣上投降資産階級的帽子罷了。中央新領導給陳独秀定的罪是工農之敵，顕示了自己的正統性。

陳独秀於1932年10月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坐了五年牢。抗日戰争暴發後陳独秀出獄，在抗日統一戰線高潮中，有人提出了恢復陳独秀党籍的問題，但遭到从莫斯科回国的王明（陳紹禹）的強烈反對[xxix]，理由是決不能饒恕托洛茨基主義者。其後，陳独秀無党無派，也拒絶蒋介石的邀請，移居四川江津，在那里継續抗日的言論活動。1938年，康生在「剷除日寇偵探民族公敵的托洛茨基匪徒」中，給陳独秀等托派扣上淪為日本的奸細、“漢奸”、堕落成中華民族“公敵”的帽子[xxx]。背叛中華民族“漢奸”的帽子是對陳独秀最大的汚辱。“破壊抗日戰争、分裂統一戰線、實行叛賣祖国、甘作日寇偵探、進行軍事破壊、採取暗殺手段”[xxxi]等理由，都是根本站不住脚的捏造。

　　从1935到1938年，在蘇聯，“人民公敵”的概念是斯大林用来清洗對手的工具。遭到清洗的不僅有托洛茨基主義者，還包括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著名的布爾什維克。菊池昌典認為，大清洗的原因是斯大林對蘇聯国家内部的崩潰抱有過度的恐惧[xxxii]。面臨日本的全面侵略、国難当頭之際，中国共産党沿用斯大林清洗的邏輯排斥中国的托派，其原因也不難想像。“漢奸”乃捕風捉影，只不過是斯大林式清洗的翻版，為非難而非難的捏造。斯大林的蛮横，在赫魯暁夫的秘密報告中已有充分掲露。“斯大林不是用説服、説明或是耐心的合作方法，而是用暴力将自己的想法強加於人，使之無条件屈服。持反對意見、或是試圖証明自己意見正確的人們，無不陥於被撤職、或从精神上肉体上被消滅的命運”[xxxiii]。

6.作為学術的人物研究

記得日本著名的研究中国思想的専家西順蔵，在給我的私人信件中這様評價陳独秀。“在黒暗中，陳独秀比誰都先走一歩，但被橋上的欄杆絆倒而跌下河去”。陳独秀是一個啓蒙思想家，同時又是馬克思主義者的政治改革家，在列強侵略与軍閥統治的黒暗中国，他点燃了民主与科学的星火，站在知識分子的最前列創建了中国共産党，他是照亮黒夜的先覚先行者。什麼絆倒他的欄杆呢。西教授所謂的“跌下河去”，很可能就是指陳独秀成為托洛茨基主義者一事。成為托派便失去領導共産党和人民大衆的資格，這正是陳独秀的悲劇所在。

　　如果是那様的話，使陳独秀変為托派的“欄杆”，不正是斯大林和斯大林主義的追随者嗎。陳独秀並非甘心情願当托派的。在大革命的過程中，尽管陳独秀對斯大林的中国革命論抱有疑問，但不得不“盲从”斯大林的権威。陳独秀亦深悔自己的無力，反省革命的失敗。陳独秀在“機会主義”非難声中苦悶。当他从回国留蘇学生處得知托洛茨基也對斯大林的中国革命論持有不同観点時，便毫不猶豫地与托洛茨基合流，組成了反對派。結果，蘇共党内的反對派托洛茨基被清除，中共党内的反對派陳独秀也被清除。陳独秀離開了中国革命的主航道。

    陳独秀領導托派組織，是否有被排斥在中国革命主流之外的危機感呢。要留在革命主流内，就不能對斯大林有抵触，但陳独秀做不到。陳独秀或許抱着即便身敗名裂，也不能放棄信念的想法。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入獄後，陳独秀的一行詩披露了他的心境，一語道尽了他是一位孤高的思想家，“行無愧怍心常担，身處艱難氣若虹[xxxiv]”。或許有人会説陳独秀一直站在政治、思想的第一線，率領大衆的人物，孤高思想家的叫法不太相称。新文化運動的思想革命以来，陳独秀尋求国民的思想変革，一直在探索与社会的有機聯系，在知識分子群体中閃閃發光，決不孤独。

　　然而，作為托派，追随陳独秀的同志並不多，他未免有孤立感。二次革命失敗後，陳独秀曽一度深受挫折感的折磨。辛亥革命後，岳王会的同志柏文蔚就任安徽省都督，陳独秀任都督府秘書長。二次革命失敗後，陳独秀逃亡日本。1914年，陳独秀在章士釗主編的『甲寅雑誌』上發表「生機」一文，叙述了当時的心情。“仆本擬閉戸読書，以編輯為生。近日書業、銷路不及去年十文之一，故已閣筆，静待餓死而已。……此時全国人民，除官吏匪偵探之外，無不重足而立。生機断絶，不独党人為然也”[xxxv]。這是陳独秀在政治上受到挫折後的内心写照。但陳独秀立即从挫折中奮起，於次年（1915年）創刊啓蒙雑誌『青年雑誌』（即後来的『新青年』），一躍成為論壇明星。那年陳独秀36歳。這次被国民党逮捕，陳独秀已53歳，再起之力已不如前。

　　陳独秀入獄後，為他奔走的不是共産党，而是杜威、羅素、愛因斯坦等世界著名学者，他們通電蒋介石要求釋放陳独秀。国内旧友柏文蔚、蔡元培、胡適、柳亞子、楊杏佛等也声援陳独秀，章士釗主動承当辯護律師，他們都是一些非共産党、或是国民党籍著名知識分子。陳独秀的心情一定非常複雑。政治對手的国民党籍高級知識分子一起出来營救陳独秀，而他自己一手創建的共産党却把他当做托洛茨基主義者，見死不救。

非共産党高級知識分子相惜陳独秀，並不因為他是托洛茨基主義者、是共産党総書記、或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等政治上的所為，而是因為他是新文化運動的旗手、反對儒教傳統的自由旗手，贊賞他作為一個中国知識分子所作出的成就。章士釗説“陳独秀之暴動，謂与国民党打倒北洋軍閥時所用之策略正同[xxxvi]”｡章士釗把陳独秀反對国民党比為孫中山反對清政府和軍閥。当然，章士釗對国民党蒋介石的批判不動於共産党。章士釗批判国民党在批判無産階級専政的同時，實行和共産党同様的一党専政。“民主国家主権、寄於全民，則以主権論。全民者国家也，国民党不過全民中一小小分子。……既謂党即国家，此謚為国民党専政，其誰曰不宜。中国国民党専政，蘇俄無産階級専政，此正両国相同之處、焉得曰否[xxxvii]”。

　　陳独秀的“批判態度”与“反對盲从”的精神，始終貫穿於他的共産党員時期和托洛茨基主義者時期。所以，營救他的人士雖然政治立場不同，却都从他的思想中發現諍諌人民不要盲从国民党蒋介石、對掌権者的自由批判精神，因而敢於同蒋介石政権唱反調，維護被囚的言論大師。

    陳独秀在辯護詞中宣称自己反叛的正当性，力陳反叛不忠於国家和人民的政権是知識分子的使命。“若認為在野党反抗不忠於国家或侵害人民自由権利的政府党，而主張推翻其政権，即属‘叛国’，則古今中外的革命政党，無一非曾經‘叛国’，則国民党亦曾‘叛国’矣[xxxviii]”。陳独秀的反抗性是植根於中国文化中的知識分子的優良傳統。当時的知識分子超越党派營救陳独秀，是因為他們感到以政治上的理由来消滅像陳独秀那様中国可引為自豪的文化人是一場危機。

　　五四運動期間，陳独秀因散發批判軍閥政治的傳單而被捕。在陳独秀被捕之際，胡適指出給被捕者按上政治烙印毫無意義。当時的御用報紙指陳独秀“反動”，為此胡適在北京大学説“他是為了這種（件）事被捕，然而報上却載着他是反動！這是反動，那麼現在的革命是不是反動？‘反動’抹殺了許多事實，他怎麼算是反動[xxxix]”。胡適意在掲露“反動”、“右傾”等政治帽子是如何掩蓋事實的，是如何的空洞無力。胡適不満以政治為由捕人，称贊了思想家陳独秀的成就。

　　共産党却對陳独秀下政治結論，給反對共産主義運動化身的斯大林的政治罪犯陳独秀戴上各種帽子。中共無法从文化的角度評價建立了偉大思想的陳独秀，只能囿於政治性處理。

    如何从歴史学、政治学的学術角度来分析政治上有争議的人物。我認為大前提應該是有不受政治價値観影響的学術自由。中国曽經歴了政治高於一切的時代，文化、芸術、学術等必須為政治服務，学術没有自由。在擺脱文革後遺症的改革開放政策的影響下，時代也要求学術必須有實事求是的客観性。所以，作為学術研究的陳独秀研究，也必須擺脱評價陳独秀的老框框。陳独秀是“右傾”還是“左傾”，或是“形左實右”，這些都是根据政治價値観給人物下結論的政治語言，是政治色彩濃厚的語言，而非根据学術價値来評價人物所應該使用的学術語言。

我認為，應該以實事求是的精神分析陳独秀一生五個時期的思想活動、政治活動，不應該簡單地使用非学術性的“右傾”、“左傾”等用語。

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