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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宝林:陈独秀的晚年反思

  发表日期:2021年6月14日   出处:西政青年法学会        【编辑录入:多声


  从辛亥革命时安徽省都督府的秘书长,到风行天下的《新青年》杂志创办人;从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到“五四运动时期总司令”,再到中国共产党的第一到第五任最高领导人,这位从皖南名城安庆走出来的读书人曾经叱咤风云,可是晚年却落魄川东江边,寂寞度日。

  死后的陈独秀仍然难得安宁。反党、反共产国际、反苏、反革命、汉奸、叛徒……各种罪名被强加于他的头上,几成十恶不赦的罪人,子女备受牵连,唯一的女儿被逼偷渡香港,而后亡命美国。

  整整七十年过去了,被歪曲的中国现代史渐渐恢复了本来面目,真实的陈独秀也回到人们的视野中。“多年来戴在陈独秀头上种种不实指责被推翻,十顶帽子摘去九顶,还剩下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一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唐宝林在接受采访时说。

  唐宝林是著名的陈独秀研究专家,对陈独秀进行了30年的深入研究。2010年他推出七十多万字的《陈独秀传》,被《亚洲周刊》评为非小说类“十大好书”第二名。

  在他看来,“陈独秀一生有两个思想高峰,一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二是最后民主见解。陈独秀晚年关于民主的思考,与今天中国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完全一致。”

  “陈独秀一代人走了许多弯路,直到晚年才找到了民主政治的道路,”唐宝林先生说,“中国要实现这些目标,还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要坚守民主思想,坚持启蒙价值,致力于推动中国的民主进步。”

  寂寞的一生

  《投资者报》:陈独秀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位重要人物,一生起伏跌宕,后人评价不一。作为陈独秀的研究专家,您认为陈独秀是什么样的人?

  唐宝林:陈独秀首先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他经历曲折,思想也不断变化,但是他最终得出一个结论:救国救民的唯一道路是民主主义。所以终其一生,陈独秀是一个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家,他的目标就是实现国家的强大和人民的幸福。

  但是,由于中国几千年封建统治,自古以来历代统治者(包括皇帝、北洋军阀以及政党的统治)的专制、残暴、腐败、掠夺和愚民政策,以及因此而造成的落后、愚昧、自私、冷血、散漫的国民性,陈独秀一生奋斗和思想却很少找到同情者。因此,他的一生是寂寞的,并且自认是失败的。但是他留下的思想遗产是睿智而有预见性的。不管还要多么漫长的时间,中国最终将走上他指引的民主化道路。

  《投资者报》:陈独秀的民主思想是从哪里得来的?

  唐宝林:年轻的时候,陈独秀看到中国被列强屡屡入侵,割地赔款,受到强烈刺激。1901年,22岁的陈独秀到日本留学,不是去研究学问,而是寻找“中国为什么衰弱,人民为什么苦难”的答案。当时日本是开放的,既可以看到世界的先进技术,也可以了解世界的先进思想。他在日本接触到了法兰西早期的民主主义,认为非常好。

  《投资者报》:当时许多中国留日学生拥护孙中山倡导的革命学说,陈独秀是否也深受革命的影响呢?

  唐宝林:陈独秀和革命者有密切的关系,但是他一直没有加入同盟会,因为他不满意革命党内部的勾心斗角,对于狭隘排满的种族革命,对于革命党只依靠华侨和会党(不依靠国内资产阶级和民众)的做法,他也有自己的看法。

  陈独秀既不认同当时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也不认同梁启超的立宪派,而是独树一帜地提出从改善国民性入手。在他看来,中国国民思想太落后,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养成的奴性思想太严重,最紧迫的是改变国民性。所以他倡导“新文化运动”,成为中国思想界的旗手。

  《投资者报》:从“新文化运动”到“五四运动”,陈独秀一直是中国思想界的风云人物,但是为什么“五四运动”以后,陈独秀开始转向实际政治运动,组建共产党,走向一条激进革命的道路呢?

  唐宝林: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危机引起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随后发生十月革命,改变了世界格局。在巴黎和会上,战败国德国本来应该将侵占我国山东的权利归还中国,可是却被转给日本,这使中国对西方宣传的民主自由平等产生了怀疑。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列宁政府两次发表声明,宣布放弃沙俄在中国掠夺的权利(事实上并未放弃),受到了中国的欢迎。这些事件改变了包括陈独秀在内的部分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他们认为苏俄提供了一条新的道路。在苏俄的鼓舞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陈独秀开始组建中国共产党。

  《投资者报》:同样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陈独秀的选择完全不同,胡适一直主张温和的改良。

  唐宝林:性格决定人的命运。陈独秀属于激进型、跳跃型的,在十月革命以后的世界形势影响下,陈独秀听信列宁的说教,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大多数人民的民主,比资产阶级民主要“高百万倍”,于是迅速转向无产阶级革命。对于陈独秀来说,民主追求并没有改变。可是性格激进的他总是企图找到较快取得成功的道路,对于缓慢的改良主义方法不予重视,在政治革命与思想启蒙之间跳来跳去,最后被激进的革命思想和方法所吸引。他真心地认为无产阶级的专政要高于资产阶级民主,由此步入了列宁主义。

  在反对专制统治和改造国民性上,胡适和陈独秀是一致的。可是胡适的性格属于保守型、稳定型的。例如1915年,在美留学生对于日本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义愤填膺,纷纷集会抗议,胡适非但不与会,反而写了一个便条称:“吾辈远去祖国,爱莫能助,纷扰无益于实际,徒乱求学之心。电函交驰,何裨国难?不如以镇静处之。”胡适在美国留学多年,后来与美国一直保持很密切的联系,对美国的民主制度有近距离的观察和深刻的体会,认定只有欧美民主政治才是中国最好的出路。他抱定国民性不改变则中国永远没有希望的认识,一生主要重视思想学术上的启蒙运动,反对激进躁动,更反对流血的阶级革命,坚持改良主义。

  晚年反思

  《投资者报》:在领导共产党与托派的革命运动失败后,陈独秀对于斯大林体制有什么样的反思?

  唐宝林:大革命失败以后,陈独秀一直坚持反蒋抗日,1932年被投入监狱。在监狱里,他思考了五六年时间,对于斯大林体制有以下三方面的深刻反思。

  第一,“没有阶级的独裁,只有个人独裁”。陈独秀说,任何专制独裁,都是领袖个人独裁;任何独裁,都是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不能分离的。

  第二,“个人独裁的国家不是社会主义。”斯大林自称苏联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可是陈独秀认为,政治上的民主主义与经济上的社会主义是相辅相成的。托派认为,虽然有斯大林的罪恶,但是苏联仍然是社会主义国家,所以他们的口号是“打倒斯大林,保卫苏维埃”。陈独秀则认为,苏联早已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如果说苏联是社会主义的工人国家,就是在糟蹋社会主义。

  第三,斯大林的罪恶是制度造成的。如果不在制度上反对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一个斯大林倒了,会有许多斯大林在苏联和别的国家产生出来。

  《投资者报》:陈独秀早年就说过,世界文明的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陈独秀将监狱作为“研究室”,对斯大林体制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对照陈独秀去世后的世界变化,人们不能不感叹陈独秀的思想是多么富有预见性。问题是,陈独秀只去过苏联一次,而且是短期逗留,他是如何认识到斯大林体制的本质的?为什么他能够进行如此深刻的反思呢?

  唐宝林:陈独秀不是理论家,他是从自己亲身经历和惨痛体验中得到的教训,进而提出惊世骇俗的思想。

  五四之后,陈独秀满腔热忱接受列宁主义,可是中国共产党组建之日起就在共产国际的严格控制下,必须无条件地执行共产国际制定的决议。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对国民党的几次屈辱性让步都是共产国际的决定,强加给中国共产党,或者由共产国际代表监督陈独秀执行。陈独秀在斯大林的共产国际控制下受尽屈辱,大革命失败了,责任又推到他身上,把他打成“右倾机会主义者”。亲身经历使他认识到共产国际里没有丝毫民主可言。1934年“基洛夫事件”以后,苏联又开始大清洗,托洛茨基和列宁的其他战友都被斯大林从肉体上无情消灭,陈独秀看到了斯大林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个人独裁及残暴。

  《投资者报》:可是,陈独秀是怎么了解到大清洗内幕的呢?

  唐宝林:国内的报纸都有报道,另外托洛茨基流亡后仍和苏联国内有联系,陈独秀又和托洛茨基有联系,所以他清楚地知道斯大林做的每一项事情。

  《投资者报》:从对斯大林体制的反思出发,陈独秀晚年对于民主有哪些深入思考?

  唐宝林:陈独秀晚年思考和总结了人类民主发展的历史,得出几个结论:

  第一,他认为民主是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动力(另一重要动力是经济)。从古代罗马、希腊至今天、明天、后天,民主是每个时代被压迫的大众反对少数特权阶层的旗帜。民主不是某一特殊时代的历史现象,把民主视为资产阶级专利品是最浅薄的见解。换句话说,对于民主的普世性,早在70多年前陈独秀就已经论证过了。

  第二,民主是被压迫大众通过斗争得来的,不能靠统治者恩赐。

  第三,民主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名词,而是有具体内容的。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的内容大致相同,只是实施的范围有广狭而已。

  《投资者报》:那么,在陈独秀看来,民主国家与专制国家有哪些区别?

  唐宝林:陈独秀对二者进行过对比,总结出四个方面。

  第一,在民主国家,国家领导人是各党派——政府党与在野党竞选,由人民选举,开会时有相当的讨论和争辩;专制国家由政府党指定,开会时只举手,没有争辩。

  第二,民主国家无法院命令不能捕人杀人,专制国家秘密政治警察可以任意捕人杀人。

  第三,民主国家人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罢工的自由,专制国家没有言论、出版、集会、罢工的自由。

  第四,民主国家反对党合法存在,专制国家不允许存在反对党。陈独秀特别强调反对党自由的重要性,因为如果没有反对党的监督和竞争,一党专政就会无法无天。胡适对陈独秀的这一观点也非常赞赏。

  《投资者报》:陈独秀总结的这四条标准,至今仍然是衡量一个国家是民主还是专制的试金石。

  唐宝林:陈独秀对民主信仰了一辈子,思考了一辈子,走了一个“之”字形的大弯路。他从反对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引进法兰西的民主主义开始,经过误入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最后升华到人民民主主义和全民民主主义。陈独秀关于民主的这些思考,与今天中国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完全一致。他的思考对于今天的中国仍然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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