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鄂豫皖苏区的“肃托”、“肃反”运动，给苏区人民造成了一场灾难。其根源来自于共产国际的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理论和苏共“肃托”、“肃反”的影响。教训是：  一、盲目执行共产国际关于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理论；二、党内没有民主制度；三、缺乏法治观点和依法办事 的制度。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斯大林掌权的苏联共产党内部斗争，对党内持不同意见的人，采用非法手段，加上“反党”、“叛徒”、“帝国主义间谍”、“匪邦”等等莫须有的罪名，一批又一批地被清出出党、判刑、流放、直到把他们整死。枪毙了几十万干部，殃及一千五百万无辜群众。这场大灾难中，最突出的是托洛茨基案。苏共的“肃托”、“肃反”运动，不仅给列宁亲手缔造的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造成灾难；同时，对当时世界各地信仰马列主义的共产党、工人党、劳动党也都带来了灾难。中国共产党是当时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也是直接受害最大者之一，遵循第三国际的路线，竟然把自己党的创始人陈独秀列为被肃清的第一个对象。

中国共产党的“肃托”、“ 肃反”与苏共不同的是：苏共在国内已是执政党，可以利用手中控制的内务部、司法机关和秘密警察的权力，把苏共中的“托派”斩尽杀绝；中共当时没有执政，没有条件把中国托派斩尽杀绝。一些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托派尚可成立组织、办刊物、聚会活动；而在武装割据的苏区（即革命根据地），情况则大不同了。苏区的“肃托”、“ 肃反”运动造成的灾难，也是世所罕见的。

本文仅就鄂豫皖苏区的“肃托”、“ 肃反”运动，给党和人民造成的灾难，可见一斑。

      鄂豫皖苏区的创立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位于湖北、河南、安徽三省边界地区，先后爆发了黄麻起义、商南起义、六霍起义。分别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一师、三十二师、三十三师。到1930年春，三块苏区革命形势蓬蓬勃勃。2月底，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会议，由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军委书记周恩来主持，讨论了划鄂豫皖特区，成立中共鄂豫皖边特委、鄂豫皖边界红军改编问题。2月25日，中共中央给湖北省委、河南省委及皖西六安中心县委发出指示信，决定将湖北省的黄安、麻城、黄陂、孝感、罗田、应山（后又决定增加黄岗、安陆）；河南省的商城、光山、固始、潢川（后又决定增加加罗山）；安徽省的六安、霍山、英山、霍邱、寿县、颖上、合肥等县，划为鄂豫皖边特别区，建立中共鄂豫皖边特委，统一领导鄂豫皖边区的革命斗争。3月18日，中共中央发给鄂豫皖边特委并转红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师的指示信，决定将这三个师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鄂豫皖边区党代表大会于3月20日在湖北省黄安县箭厂河召开。中共中央巡视员曹大骏主持了大会。会议决定中共鄂豫皖边特别委员会由25位委员组成。郭述申、许继慎、曹大骏、何玉琳、王平章、姜镜堂、周纯全、甘元景、徐朋人等组成常务委员会，郭述申任书记。4月10日，郭述申主持召开鄂豫皖边红军领导干部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关于成立红一军的决定，宣布成立红一军前敌委员会，由曹大骏任书记，许继慎任红一军军长、曹大骏任政治委员，徐向前任副军长、熊受暄任政治部主任。6月下旬，鄂豫皖边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河南省光山县南部王家湾召开，成立了鄂豫皖边区苏维埃政府，民主选举产生了苏维埃政府组成人员，甘元景为主席。至此，鄂豫皖边界地区党政军统一组织起来，把分散在大别山区的三块革命根据地结成了一个统一指挥的有战斗力的整体，进一步发挥“一面可以控制平汉铁路，一面可以截据长江交通，有直接威逼武汉，进而与全国红色区域打成一片”（1）的重大作用。

      鄂豫皖苏区的“肃托”、“肃反”

  鄂豫皖边界苏区形成后，红一军接连取得了出击皖西和出击平汉路两大战役的胜利。政治、军事形势发展很快。安徽省潜山县请水寨起义后，成立了红三十四师（后改为中央独立二师），湖北省的蕲（春）、黄（梅）、广（济）起义后，成立了红十五军，先后也划为鄂豫皖苏区，使鄂豫皖苏区扩大到40几个县。

正当鄂豫皖苏区革命形势越来越好的时候，1930年6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中，再次强调中共中央应把斗争的锋芒指向取消派（注：即陈托取消派）、改组派、指向第三党。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言人王明，从未到过苏区却高高在上断言“在苏维埃区域内，因忽视肃清反革命工作，以致有些党部、苏维埃和一部分武装队伍中，都曾发现改组派、AB团、取消派等反革命分子。”“许多苏维埃区域，富农成份充满在党及苏维埃领导机关中。”（2）中共中央给刚刚成立不久的中共鄂豫皖边界特委的第一个指示信在第九条中，严厉指责中共鄂豫皖边界特委：“你们的决议案中，可以看出特委的路线是整个右倾的，虽然你们在政治决议中接受中央对机会主义反对派的决定，然而，你们工作上仍犯了严重的右倾错误。上面所引的材料就是证明。今后你们应当坚决执行党的正确路线，与一切右倾及取消主义做坚决斗争。”（3）中共鄂豫皖边界特委接到这些错误的指示后，便开始了苏区的“肃托”、“肃反”运动。运动开始了，但却没有真正开动。中共鄂豫皖边界特委，在有关文件上为了应付上级，也照葫芦画瓢地写上坚决反对托洛茨基和中国的陈托取消派口号，但实际上并没有认真去执行。1930年9月25日，中共鄂豫皖边特委给湖北省委的报告中说：“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不能深入到支部，机会主义的路线在一般工作上普遍的存留，同志们口头上标语上都提到了反右倾，实际上还没表现怎么的显著纠正。”（4）1930年11月，鄂豫皖边特委综合报告中说：“一部分同志认为，取消派只能在城市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地方才能发展，边界大部分是封建社会，取消派理论行不通。因而忽视了在一切工作中进行反右倾斗争。”（5）从报告中的这些表述，可以看到，鄂豫皖边的基层党组织对“肃托”、“ 肃反”的抵制。因为“肃托”、“肃反”不力，特委书记郭述申多次受到批评，最后还受到了处分。这是鄂豫皖苏区“肃托”、“肃反”运动的第一阶段。

鄂豫皖苏区的“肃托”、“ 肃反”运动第二阶段，是从中共中央派了张国焘、陈昌浩、沈泽民三员大将到苏区来加强领导开始的。他们来到苏区，主要任务是贯彻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的精神，“肃清”立三路线。口号是：“指行国际路线，武装保卫苏联，坚持开展党内路线斗争。”1931年6月28日，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召开第一次中央局扩大会议，在决议中指出：“这些目标最基本、最迫切的任务，只有在党正确路线领导下，才能够完成。所以，最后要在国际路线旗帜下，实行党的改造，淘汰不坚定分子，增加无产阶级党员和贫苦农民的成份，引进和教育工农干部，严密党的纪律，彻底开展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在加紧反立三路线工作和反对主要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危险的中间，坚决执行两条路线的斗争，反对党内和平倾向，要在党内斗争的炮火中间锻炼出一个布尔什维克的一致性的共产党。这是国际指示我们的具体任务。”（6）张国焘在这次会上总结发言时，谈到党内斗争问题，再次强调“我们主要的要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要反对立三路线的残余，尤其是要反对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要反对调和路线及党内和平倾向。”（7）同时还说：“工农同志在工作中犯了错误党可以原谅三分，倘是知识分子犯了错误，就要加重三分。”（8）沈泽民于1931年11月6日在苏区《列宁报》上发表理论性文章“什么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文中说：“国际惯例，凡是对于革命不彻底不坚决的派别都叫做右派，最彻底最坚决的是马克思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共产主义、共产党。所以共产党的路线是最正确的路线。”又说：“党要战胜改组派、AB团、第三党、托陈取消派和罗章龙新右派等等反动派别，只有加紧肃清党内异己分子和开展两条路线的斗争。”（9）在这些错误的理论、错误的指导下，鄂豫皖苏区的“肃托”、“ 肃反”运动大规模的、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张国焘主持的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向所辖各级党组织下发肃反文件；派巡视员到地方和军队中去直接搞“肃反”工作；分级成立“保卫局”，直接负责肃反工作，不受各级党和苏维埃政府领导；打乱红军原队伍编制，采取混合编制；采用逼、供、信的审查方法；对犯人施行残酷的肉刑，大开杀戒。特别是“白雀园”集中肃反，每天都有人被杀，手段残忍、惨绝人寰。徐向前元帅在《历史的回顾》书中写道：“鄂豫皖苏区经过三个月的‘肃反’， 肃掉了两千五百名以上的红军指战员，十之六、七的团以上干部被逮捕、杀害，极大削弱了红军的战斗力。”（10）据不完全统计，被杀的红军干部中军级17人，师级35人，团级44人。一些首发起义的地方党组织遭到杀害的干部，也不计其数：黄安县60%以上的县、区干部被捕、被杀。麻城县委书记王宏学和40多名县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被杀，只剩下一个炊事员和一个通讯员。光山县委和苏维埃政府100余人全部被捕，大部被杀。罗南县工委书记郑新民和罗山县独立团长余范文等1597人被杀。商城县2150多人被杀。霍山县委、县苏维埃190多人被杀。英山县委、县苏维埃政府全部领导人连同8个区委书记、半数以上支部书记被杀。绝大多数基层干部和红军战士，根本就不知道改组派、第三党、AB团、陈托取消派是什么玩艺，就这样无缘无故地被杀害了。据一位鄂豫皖苏区的见证人，建国后的一位将军说：“鄂豫皖苏区参加革命的人，大致是三个三分之一：在战场上与国民党作战牺牲的占三分之一；自己内部‘肃反’杀掉的占三分之一；留下来到达陕北根据地的占三分之一。”

鄂豫皖苏区“肃托”、“ 肃反”运动第三阶段，是在第四次反“围剿”失利，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率红四军转移到四川北部后开始的。正当红军战士用鲜血换来的川陕根据地初步建立起来，张国焘认为难关已过，大局已定，又在川陕苏区开展了“肃托”、“ 肃反”运动。主要矛头对准川陕苏区最高军事领导机关的西北军事委员会参谋长曾中生（原鄂豫皖苏区在张国焘未到之前的最高领导人、中共鄂豫皖特委书记、革命军事委员会鄂豫皖分会主席、张国焘主持的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的常委、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副主席）和余笃三（原鄂豫皖苏区时中央派到红四军政治委员）。张国焘和陈昌浩在四川通江县召开领导机关党团活动分子会议，由陈昌浩报告“肃反”。他无中生有的说：“从苏联回来的余笃三、王振华、朱光、杨白、赵箴吾，过去就和托派有联系，被共产国际开除处分过。现在查清他们都是混进党内的托陈取消派。曾中生和他们在一起，搞非组织活动。”张国焘则说：“右派与托陈派、改组派、AB团、第三党联合起来，形成小组织的活动。”（11）要大家与敌人作殊死的斗争。这次“肃托”、“肃反”中，除逮捕了曾中生、余笃三等人外，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和中央派来不久的何柳华（廖承志）也被监禁起来。参谋主任舒玉章、陕南特委书记杨珊和四川地下党一大批骨干也在这场运动中被杀害。中共中央分局转移后，留在鄂豫皖苏区的中共鄂豫皖省委，在革命形势极端严峻的时刻，书记沈泽民仍然死抱国际路线和张国焘的指示精神，不顾现实，继续坚持肯定“国焘同志在苏区内开展肃反有很大成绩，”“苏区内至今发现取消派已经不少”，“这些分子十分之九是从中央派来的”，“以文化工作者为多。”（中共鄂豫皖省委给中央的报告·1933年1月5日）（12）1933年6月，中共鄂豫皖省委常委、皖西北道委书记郭述申到省委汇报工作，省委告诉他，在鄂东北工作的留苏学生胡正明是反革命，已被处决。胡的爱人夏玉华在皖西工作，也是留苏学生，也是反革命。郭述申回皖西区后，经调查，曾任红二十七军政治部副主任，时任红军第三游击师政治部主任的夏玉华是个好同志，没有执行省委指示，把她保护下来。省委又说皖西北道区苏维埃主席、道区游击总司令吴宝才、八十二师政委江求顺是反革命。郭述申认为他们都是为革命出生入死，久经考验的优秀干部，也将他们保护下来。为此，1933年9月28日，省委第四次常委扩大会议作出了《对郭述申同志的决议》指责他“缺乏残酷的复杂阶级斗争警惕性”，“造成了在肃反问题上表现严重的机会主义动摇。”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郭述申受到撤职处分。结果，吴宝才、江求顺、夏玉华被杀。八十二师副师长卢兴明、少共皖西北道委书记雷向前、中共赤南县委书记陈振松、赤城县委书记、第二路游击师政委吴代芬和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刘文炳、第二路游击师师长朱世声、政治部主任肖新甫等被逮捕、处决。八十二师师长林维先被撤职，开除党籍，罚做苦工。鄂豫皖苏区革命力量已很弱小，经过这次清肃，再次造成了重大损失。

      鄂豫皖苏区“肃托”、“肃反”的教训

鄂豫皖苏区的“肃托”、“肃反”，根源在于共产国际的错误路线和当时的中共中央的错误指导。鄂豫皖苏区的历史见证者徐向前元帅在《历史的回顾》中说：“鄂豫皖根据地的‘大肃反’不是孤立的。那个时间，是教条主义者统治中央的时候。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搅在一起，在全党、在各个根据地搞肃反，搞扩大化。”“历史的教训，值得注意，我们子孙后代，一定不要再重演。”（13）

历史的教训是深刻而又惨痛的。鄂豫皖苏区的“肃托”、“肃反”是一场惨无人道的大灾难。这场灾难的总根源，是在于中国共产党内某些领导者盲目的接受了斯大林、共产国际关于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理论。大灾难的泡制者和受害者，都是同一个组织---中国共产党的成员。由于政见不同，竟然采取许多卑鄙无耻的手段，去残酷的镇压对方，斗败了的，还要株连到成千上万的追随者。共产党的首创者陈独秀是万万想不到出现这种局面，在这场运动中自己的名字常常与被杀了头的人联系起来，称之谓托陈取消派。张国焘成为叛徒，每每谈到这场“大肃反”总是把责任和罪过加到他的头上，这是完全应该的。但谈到整个运动时，多年来，党史和革命战争史往往把它写成是“胜利”。由于“肃反”运动的胜利，使党的肌体更加纯洁，推动了某某次反“围剿”的胜利……。几十年来，一直把它当作功绩来宣传。一些知名的被害者，随着历史的发展，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得到了平反、昭雪；而成千上万无名的冤魂，则永远地被湮没了。

邓小平勇敢地否定了十次党内路线斗争，并强调指出，今后不再搞政治运动。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大进步，也是人类历史的一大进步。

鄂豫皖苏区的“肃托”、“肃反”运动，另一个教训，就是党内没有民主制度。张国焘是苏区最高领导者。当时他的官衔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书记、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一到苏区，在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上，就强调，今后要全面推行六届四中全会的政治路线，“坚持执行两条路线斗争”、“集中火力打击右倾机会主义”、“把路线上的转变深入到每个支部中去。”苏区名誉上有中央分局和省委的组织，但在决定重大问题时，却不经常委讨论。张国焘为了排斥异己，打击意见不同的高级干部，如中央分局副书记曾中生、原红四军军长邝继勋和原红一军军长许继慎、和原红四军政治委员余笃三等，都是未经党委讨论，不经合法手续和法律程序，就直接由他控制的保卫局加以逮捕、杀害。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一段时间内，党内的不民主，造成党内政治生活极不正常，一味强调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中央又是必须服从国际。在这种制度下，党的领导者可以欲所欲为，下级和基层的干部、战士无辜被捕、被杀，甚至还不能怀疑中央有错误。徐向前在前方打仗，其妻子程训宜在后方被当成反革命处决了，其实程的一家兄弟姐妹五人都是黄安县起义前后的早期共产党员。如此高级干部妻子被杀，还不能直接去过问，只能是听候“组织审查”，可见当时两条路线斗争是何等残酷。整个苏区伤失了民主，伤失了人性；同时也伤失了人心，伤失了根据地。这批共产国际所培植重用的盲目拥护独裁思想体系的干部，一但占了上风，千百万正直勇敢的共产党员落得了在战场上没有被敌人战败而牺牲，却死在了错误路线的屠刀之下。这也是与一生追求民主的首创者陈独秀所没有料到的。

邓小平于1980年8月1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提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时说：“一是权力不宜过分集中，权力过分集中，妨碍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实行，妨碍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妨碍集体智慧的发挥，容易造成个人专断，破坏集体领导。也是在新的条件下产生官僚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14）这一具有创见的思想，对推动党的民主建设进程和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建设进程，都具有极重要的现实意义。

鄂豫皖苏区“肃托”、“肃反”运动，第三个教训是：缺乏法治观点和依法办事的制度。苏区“大肃反”，脱离党组织的领导，脱离苏维埃政府的控制。张国焘把他控制下的保卫局的权力封到至高无上，“肃反”中采用逼、供、信，施酷刑。许多红军指战员白天在战场上与敌人拚搏，晚上回到营地就被保卫局捉去杀掉。有的地方县委正在开会，保卫局来人，把他们一网打尽，一个个用石头砸死，暴尸在河滩上。许多经过苏区“大肃反”的老红军，在回忆这段历史时，仍然毛骨悚然。陈独秀在分析了苏联斯大林的“大肃反”和中国各个苏区的“大肃反”后，悟出了社会主义法制的重要性，极力反对斯大林的格柏乌制度（格伯乌今译为克格勃，即秘密警察）。把这个制度划为独裁制加以反对。

邓小平提出：“民主和法制两手都不能削弱”的思想，强调治党治国必须有章有法。这个思想已经成为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指导思想。

注释：

   （1）《中共中央给鄂豫皖特委的指示信》1930年10月18日、《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一册，第102页，河南人民出版社。

   （2）王明《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1931年2月。

   （3）《中共中央给鄂豫皖边界特委的指示信》1930年3月、《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1册第100页，河南人民出版社。

   （4）《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2册第111页，河南人民出版社。

   （5）《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2册第137页，河南人民出版社。

   （6）《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第一次扩大会议政治决议》1931年6月、《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1册第302页，河南人民出版社。

   （7）（8）《张国焘在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扩大会议上的总结报告》1931年6月、《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1册第305、309页，河南人民出版社。

   （9）沈泽民《什么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原载《列宁报》第六十期。《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1册第474页，河南人民出版社。

   （10）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上册，第152页，解放军出版社。

   （11）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册，第313—314页。

   （12）《中共鄂豫皖省委给中央的报告》1933年5月、《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史》第577页，安徽人民出版社。

   （13）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上册，第161—162页，解放军出版社。

   （14）《邓小平文选》第二册第321页。

         作者单位：安庆市陈独秀学术研究会副会长、副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