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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青年“的惊雷和曙光

  发表日期:2004年12月14日      作者:钱让能     【编辑录入:多声

 

《新青年》与马克思主义在

学术研讨会交流论文

 

提纲: 

一、《新青年》问世以来,犹如迅电惊雷,震天撼动,民族曙光,春风化雨。不仅具有重大深远的历史意义,还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二、新文化运动的年代,对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是思想大解放的年代,是新旧思潮碰撞大激战的年代,也是中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义革命转变的年代。不仅如此,这期间中国历史前进步伐特别迅速。科学民主启蒙任务尚未完成,便开始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传播,创建了中国共产党。

三、客观公正的历史老人是不会忘记前进步伐中那未完成的启蒙任务。有朝一日还必将补课。中国要赶上和融入世界发展的主流,任务还是同五四时期一样的艰巨。封建社会制度的推翻,不能等同于反封建主义历史任务的完成,而只是万里长途第一步。在中国封建残余影响是根深蒂固,它控制着中国传统文化各个方面,支配着中国政教礼俗,渗透着中国各个层次。它有六大特征。其生命力特别顽强。

四、 时至今日皇帝的阴魂总是在国人四周闪烁。现在电视、银幕、文学作品已成为各种各样的皇帝汇聚之地,什么“贡品”、“御用”、“宫廷秘方”等等无所不在的广告,已深入到千家万户,连孩子们都着了迷。

一个民族越是进化,这个民族的人权、公民意识就越强化,相应的文化就越是发展,进入历史的良性循环;反之,这个民族就会坠入历史的恶性“怪圈”。不幸的是我们过去那一段历史竟然走上后一条路。

五、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从精神生命上说,是五四的产物,但在新中国成立后的30多年继续革命中,一步一步走向与五四的对立。其根源:集权体制是主要原因,但知识分子中绝大多数对革命领袖的个人迷信、忠诚则是他们自我蹂躏、相互攻讦不可抗拒的精神支柱,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要拔除专制主义的毒根,一是先从改革制度入手,二是要重新启蒙,做好补课,不过这个补课,是在新的历史条例下,更高级阶段上的补课。

                                                                               

 

(一)

风雨苍黄九十年,社会实践检验的资料显示,“新青年”问世以来,犹如迅电惊雷,震天撼地,民族曙光,春风化雨。它不仅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而且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1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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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伟大导师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文中对欧洲的文艺复兴,即反封建、反神权的启蒙运动,作了一个简单而又深刻的总结:“在法国为即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悟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那时,如黑格尔所说的,是世界用头立地的时代……从今以后,迷信、偏私、特权和压迫,必须为永恒的真理、为永恒的正义、为基于自然的平等和不可剥夺的人权所排挤。”(马恩全集第1205206页)恩格斯所讲的启蒙运动,在我国也发生过,就是陈独秀发起和全力推动中国人民用头立地的第一个号召的中国人。他主创《新青年》一开始就疾呼:中国人人都应该有独立的、自由的、解放的思想,要用头立地在土地上行走,而不是一生生活在盲从愚味和奴隶状态中的人。

当时我们国家同西方先进国家相比,不是落后几十年,而是落后一百年、甚至二三百年。西方先进国家已经进行过民主主义的文艺复兴民主革命和资本主义工商交通贸易即国民生产总值的大发展,都在我们之前的一二百年就完成了。可我们的国家民众,包括广大知识分子,还处在封建主义纲常名教、伦理道德的网罗中,还不知道民主科学与机械化大生产为何物,现代化为何事,他们基本上还处在混沌、沉睡与谬误取向之中。正如西方人形容中国“是一只未醒的睡狮”。陈独秀首要的就是唤醒这头睡狮,触动这睡狮神经中特别敏感的部位,即它的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他要重铸中国知识分子的灵魂工作,对他们作电闪雷鸣般的呼号和轰击。一出马就高举科学与民主这两面大旗,并旗帜鲜明地反对闭关锁国、力主开放,谋取改革进步。他满怀激情对青年讴歌,并涕泣陈辞寄希望于他们,做未来力排陈腐朽败的空气,不为旧社会菌毒所传染的新国民,做新鲜活泼而富有生气、具有独立人格、合乎科学理性的现代国民。他的呼号和轰击,得到了李大钊、鲁迅、胡适、等一大批猛士的同心协力和支持,喊出了“打倒孔家店”、“打倒吃人礼教”、“救救孩子”等口号……当时无疑具有振聋发目贵、石破天惊的巨大影响。他们掀起的新文化运动,谱写了启蒙新篇章。

 

(二)

《新青年》创办的年代(19151922年),对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是思想大解放的年代,是新旧思潮碰撞大激战的年代,也是中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开始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的年代。不仅如此,这期间中国历史前进步伐特别迅速。科学民主启蒙任务尚未完成,便开始了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传播。在欧洲从文艺复兴到科学社会主义诞

生,经历400多年漫长岁月,而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这一思想演变过程,却缩短了为一代人的思想历程。陈独秀等由改良派、民主派,发展为共产派。

形成这一奇特的历史原因固然很多,也很复杂,但主要原因是:从思想方面说,一是当时知识分子,冲破思想牢笼,为接受马克思主义扫除了思想上的障碍;二是巴黎和会以及战后协约国的全部政策,清楚地揭露了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局限性和虚伪性,原来崇拜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先进分子,不得不重新审视和寻找救国救民的良策;三是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的巨大影响。再从物质基础而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工业,以及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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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华投资的企业都有了很大发展,中国工人阶级队伍也逐渐壮大,这正如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文中所说,“无产阶级是随着刚刚着手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工业的发展而形成起来的……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马恩全集第一卷466467页),而把精神武器与物质武器结合起来的这一伟大任务,便历史地落到了一批激进民主主义者肩上,并迅速从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创建了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率领全国人民经历28年浴血奋战及艰苦卓绝的斗争,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党在执政55年来,把四分五裂、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建设成蓬勃发展的新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这都是不争的事实。

 

(三)

然而,客观公正的历史老人是不会忘记前进步伐中那未完成的科学民主启蒙任务的。因为历史的发展规律,不是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有朝一日还必将进行补课。当然这个补课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更高级阶段上进行的补课。

这里还要附带叙述一下与新文化运动有关的“九一八”事变,直到解放战争时期在国统区的启蒙,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刺激,由于言论自由的扩展,无数共产党人和左翼文化人参加到启蒙行列中来,千千万万青年知识分子都自觉自愿地接受这样的启蒙,其中许多人在运动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而增强了党的新鲜血液,壮大了党的战斗力。在抗日战争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启蒙的成就表现为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以至被毛泽东称作是“第二条战线”。因此,对它不但不能忘记,而且不能低估,因为它不但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一章,也是20世纪一段重要的历史在中国的反映。

这次启蒙任务的最后完成,应当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在1949年的胜利。在那以后,这次启蒙终于彻底否定了“五四”的“启蒙”。中国要赶上和融入世界发展的主流,任务还是同五四时期一样的艰巨。

1980年邓小平在政治局扩大会上作关于“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的报告,其中有一部分专门讲肃清封建主义残余问题。他说:“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重点是切实改革并

完善党和国家的制度,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

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促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邓小平文选》296页)当时李维汉同志也出席了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他在听报告第二天发言时说:“我曾向小平同志建议,要补上反封建主义思想这一课,并且由他来补。”“报告总结了我们30年来作为执政党的经验教训,有理论、有实际,讲得好,我拥护。”此前他还接受《人民日报》特派的资深记者采访,他说:“反封建的问题是党和国家带根本性的问题。我们的民主革命是要反帝反封建。反对帝国主义做得比较彻底,而反封建却只做了一半,而且是比较容易的一半。”“没有继续下去。”(《炎黄春秋》2003312页)这些革命元老在立国已经30多个春秋了,为什么还疾呼反封建呢?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封建社会制度的推翻,不能等同于反封建主义的历史任务的完成。1957年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宣布:“过去主要是无产阶级领导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那个任务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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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完结了。”“今后社会的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矛盾。”从此在长时间里就一直把资本主义作为我们主要的反对对象。以后甚至把思想认识上、学术观点上的矛盾都上升成敌我矛盾来对待,因而基本上中断了反封建主义残余的斗争。其实封建社会制度的推翻,只是万里征途第一步。一个社会形态,其生命力最顽强的是其内核,即思想观念是该社会赖以生存的依据。所谓改变器物易,改变制度难,破除思想观念则更难。因此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才是真正反对封建主义斗争中最艰巨最重要的工作。

中国封建专制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它控制着中国传统文化各个方面,支配着中国的政教礼俗,渗透着中国各个层次。其主要特征是:

1、它资格特老。就从秦始皇算起,公元前211年统一中国到1911年辛亥革命,2100多年间的中国政治制度,基本上没有多大变化。所谓百代皆行秦政制。

2、它具有某种神学品格。不管是地痞、流氓、还是杀人放火的强盗,只要一登上皇位,就是“奉天承运”、“继天立极”的天子,是天在人间的代表,是道的化身和圣人。

3、专制主义的人情化。从家人父子出发的三纲六纪,转换到忠君,又转换到敬天,最后落到皇帝的绝对专制上,而且是“大一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4、是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最高权力集中于皇帝一身,而且皇帝是永远正确的真理化身,“金口玉言”,说一不二。自由、民主思想根本没有产生的空间。其思想统治或曰愚民政策,这是最可恶、最黑暗的一大特色,以言获罪,以文字贾祸则代不绝书。

5、中国专制主义,不仅是儒家和法家所铸造,也得到了阴阳家谶纬学的附和,还受到道家和佛教的消极支持,甚至近百年来被认为代表下层人民利益的墨家,也是十足的专制主义支持者。其公开主张就是“天子之所是,皆是之,天子之所非,皆非之。

6、另外它还有一强力支持的是民族主义。任何一个专制政府只要把民众的怒火引到外国头上,就可以压倒民众的民主要求,以保住甚至加强其统治。中国人对于爱国还是卖国的

敏感程度比对专制还是民主的敏感程度要高百倍。总之中国专制主义的生命力特别顽强。

 

(四)

时至今日,皇帝的阴魂总是在国人四周闪烁。现在电视、银幕、文学作品,成为各种各样的皇帝汇聚之地。毛泽东一九六五年曾批评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那是冤枉,其时文艺作品没有多少写皇帝的,即或有一些,绝大部分态度都不很恭敬。如果把毛的话移来说今天,是不是有点像?但这些人们已经见怪不怪了。看到荧屏上那些文臣武将奴才们的五体投地,向皇上恭请圣安和礼敬时,观众都以为礼所当然。连上小学和幼儿园大点的孩子们看皇帝戏都入了迷。他们中没有一个不羡慕皇上,并天真地说:“世上最幸福的人是皇上。”皇帝也深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无所不在的广告,左一个“宫廷秘方”右一个“皇帝御用”,什么贡酒、贡米、贡面,吃的穿的等无所不包。当然这多是欺骗,为了利润。但广告的背后,可以看到国人对皇帝已垂涎三尺的形象,广告设计者们似乎摸透了人们的心理,好像每个中国人都想过皇帝一样的生活!实际上不少人心目中的皇帝是人间富贵的极致,精神领域的巅峰,能解决一切问题的超级全能人物。的确,皇帝是可以“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无所不在的绝对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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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民族越是进化,这个民族的人权、公民意识就越是强化,。相应的文化就越是发展。同时文化人就越是数量多、水平高,并受到社会的尊重,拨尖的被视为国家栋梁民族精英,从而这个民族整体文化素质和文化程度也就会随之不断提高,进入历史的良性循环。反之,一个民族越是蒙昧、退化,其人权、公民意识就越是淡薄,相应的文化人就越是数量少、水平低,而且越是得不到社会的尊重。这个民族整体文化素质和文化程度也就会随之不断降低,堕入历史的恶性“怪圈”。

倘若不仅不尊重人权,还随意践踏人权;不仅不尊重公民,视公民为“臣民”“子民”,甚至把他们当草芥;不仅不尊重文人,还要以文人为革命对象,大革文化人的命。那么这个国家和民族该跌入一个怎样的境地,就可想而知了。

不幸的是,我们过去那一段历史竟然走上后一条路,广大知识分子在不断的政治运动中,为了求进步、求生存,无一不是在反反复复、无休无止的检查,反省、交待、揭发、批判、斗争中受到严格控制;在反右中,几乎把所有敢讲真话的文化人一网打尽;在“超英赶美”

的大跃进运动和提前进入共产主义的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全国大饥荒,“野有暴白骨,千里无鸡鸣”。人们生存权都成了问题;在封建专制全面复辟的文革中,无法无天,八亿人受牵连遭殃的就达一亿;肆意践踏、毁灭文化和文化人达到登峰造极地步。有首打油诗:“九儒十丐古已有,而今又名臭老九;古之老九犹如人,今之老九不如狗;专政全凭知识无,反动皆因文化有;假若马列生今日,也要揪出满街走。”这是针对当时狂热反文化和文化人的一个绝妙地辛辣讽刺。

“国清才子贵、乱世出英雄。”至于文革初原本是随着权力的锣声起舞的 “革命小将们”,他们并未对社会提出过主动的质疑,只是按政治风向标的指示去“与人(弱者)奋斗”,所谓浩大声势,主要是表现对失去反抗能力者残忍的施虐。无奈“全国山河一片红”以后,他们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其中有些领袖人物想尝试“打扫龙廷坐江山”的快乐,自然是春梦一场,不识相的只落得锒铛入狱。剩下的唯一出路是从“严重问题是教育农民”走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以学生“造反”作开锣戏的“文革”,最终以断送他们的宝贵青春“白了少年头,空悲切”而收场。

 

(五)

旧中国过来的知识分子集团的毁灭,首先是精神意义上的毁灭。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集团,从精神生命上说,是五四产物。发源于五四的最先进、最激烈的思想与政治力量,以激烈的方式完成了民族民主革命,却在新中国成立后30年间的继续革命中,一步一步走向与五

四对立。集权体制固然是主要因素,但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对革命领袖的迷信、忠诚则是他们自我蹂躏、相互攻讦的不可抗拒的精神支柱,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文革”中田汉在自杀前,临终写下最后诗句:“先烈热血洒神州,我等后辈有何求;沿着主席道路走,坚贞何惜抛我头。”老舍投湖时,怀里揣着主席诗词,以死表示忠心。郭沫若发誓要彻底毁掉自己的著作。这些中国文化巨匠是如此,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悲剧!而那些不知名的文人,为了主席道路,在腥风血雨中从人间蒸发了的,谁也说不清道不明。有的为了主席道路,经上司指点迷津后。进行反省,再积极批斗别人,在运动中立功,但后来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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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幸免挨斗,虽活了下来,可悔恨终生。还有那些在运动中疯狂整人,随意嘲弄,先打趴下来,再拎起打下去,好像是其乐此不疲的游戏,但到了最后,这些人又跟着被整的一同沉没的也不知有多少!是这些人见识短么?骨头软么?人格坏么?当然,不否认有的有人格缺陷,甚至也有个别人的人性被扭曲的。但是,绝大多数一个共同的、最致命的基因正是迷信,正是对个人的崇拜,正是共同或者跟随造神,正是旧传统奴役精神复发,正是对科学与民主的背离,由此而导致的愚昧和愚蠢。当然也有为了弘扬五四、追求真理而献身的,可惜是凤毛麟角,无力回天。但他们无所畏惧,不避汤火,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单枪匹马而战斗的“爱国孤衷薄斗牛”的崇高精神,永远鼓舞和激励着后人。

要拔除根深蒂固的集权体制这个毒根,医治的处方,一是先从制度改革入手,建立一个能管住掌权者的制度,使他们不可能耍手段、说假话欺骗人民,使他们不可能站到“法”之上来损失人民的利益。尤其对越是权大、位高的越要有严密的法制管住。并且还得有其他权力来制衡,相互制约,这样人民的权利才有保障。二是重新启蒙,这一条是一个长期艰巨的过程。这要有一批人潜下心来,要变国人现有的子民心态为公民意识,尤其是知识分子要真正具有自己的人格尊严和独立思考精神。只有先实行制度的民主化,然后再完成子民的公民

化。人类文明史证明:所有已经实现了现代化国家,莫不以保护人民自由和公民权利为第一要务。只有人民最自由,人权最有保障的国家,才是最稳定、最繁荣、最强盛的国家。

全国人大十届二次会议高票通过了宪法修正案,把保障人权作为国家大法所要保护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公民权利,这令国人齐声称赞;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又作决定,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尊重和保障人权,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等,更使人有“百昌苏醒晓风前”之感。看来只要与时俱进,并付诸实施,中华民族实现伟大的复兴大有希望。

 

 

 

                      OO四年十月于安庆

 

 

 

 

作者单位:安庆市农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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