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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晚年给鹏升将军的四十封信

  发表日期:2005年5月30日   出处:巴蜀网    作者:吴晓     【编辑录入:多声


  北京中央档案馆中央处收存有陈独秀1939年至1942年间,寓居四川江津(今属重庆市)时写给国民党爱国将领杨鹏升的亲笔书信四十封,其中包括明信片两封。这四十封珍贵的信件,对于研究陈独秀晚年生活及其思想等具有重要的价值。
  这里首先说一说,陈独秀与收信人杨鹏升的关系。杨鹏升(1990~1968),别名泰坤、铁翁、蓬生,字劲草,四川省渠县三汇镇人,早年就读于北大,曾几度留学日本,国民党中将。1949-12-25日成都解放时,他随邓锡候、王瓒绪等国民党将领率部起义,迎接一野进城。
  杨鹏升幼年丧父,家境贫寒,刻苦自学,学得一手好书法,在渠县街头卖字、刻章为生,被四川军阀杨森、李家钰等发现而器重使用,后又资助他到北京大学读书。1917年,陈独秀受聘任北大学科学长时,十七八岁的杨鹏升正在北大读书。他喜读《新青年》、《中国现代文选》等书刊,十分敬仰陈独秀,后经蔡元培校长的引荐慕名拜访陈独秀,从此结下了师生之谊。在陈独秀的影响下,杨鹏升思想激进,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后又和李大钊、胡适、高一涵等也有所交往。“五四”运动后,陈独秀回到上海,与李大钊联手创建中国共产党,杨鹏升再度留学日本。陈独秀成了共产党总书记,杨鹏升从日本回国投笔从戎,成了国民党军官,任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员,但两人思想观点爱好颇接近,虽然这段时间来往较少,但彼此在心中都各给对方留有一份位置。1932年10月,陈独秀在上海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后,关押在江宁地方法院看守所,后以“危害民国罪”判刑押至南京监狱时,杨鹏升即请为陈独秀辩护的律士章士钊等一路护送,并送烟卷、水果、糖果等物表示慰问。此后,因军人身份不便,杨鹏升常常托章士钊去看望陈独秀,并送一些物品。
  1937年8月,陈独秀提前从南京监狱释放后,于9月避难于武汉。此时,已升任武汉警备司令部少将参谋、武汉防空司令部办公厅少将副主任的杨鹏升,得知陈独秀来到武汉并住在一家小旅馆里,心感不安。后在他的周旋下,陈独秀夫妇才移居武昌双柏庙街26号一所桂系军人的旧式平房里。从此,两人交往其甚密,陈独秀也得到杨鹏升的不少照顾。
  杨鹏升对书法、国画、金石、园艺等皆有造诣。同时,他与齐白石、徐悲鸿、刘开渠、张大千、郭沫若等都有厚谊,谦称是他们的“门下”。三十年代,他的作品曾多次在北京、上海和日本等国内外展出,受到广泛的注意。章太炎先生为他选编数集《杨鹏印谱》,今日的北京图书馆还藏有他的印谱。郭沫若写诗赞他:“蜀派印圣一世雄”。陈独秀对他的精湛艺术很欣赏,他们互赠往频繁。此间,杨鹏升曾为陈独秀精心篆刻阳文“独秀山民”四字章,这枚印章陈独秀视之为珍宝。他给朋友写字或写信,常常盖上“独秀山居”章。日后,他寓居江津被窃,在失窃的衣物中,惟有文稿和这枚印章心爱之物,窃之最为痛心。杨鹏升夫人包和平擅长国画,为女中一秀,陈独秀常写条幅请她作画,或者杨夫人作画请他题字。这样,他们的师生情谊更深。
  1938年,武汉沦陷,杨鹏升调往四川成都任川康绥靖公署少将参谋,后又任成都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少将教官及中央参议院参事、中将高级顾问等职。陈独秀也于1938年秋寓居江津。这样,他们两人同在蜀地交往弥笃,书信往来更为频繁,相互交流,索取字画、印章、拓片等。此间,陈独秀把小他21岁的鹏升视作晚年倾诉衷肠的“知音”者,喜怒哀乐,在信中无话不对杨鹏升讲。1939年3月,陈独秀养母谢氏在江津病逝,他十分悲痛。5月5日他在致杨鹏升信中,就表达了他这种心情:“弟遭(母)丧,心情不佳,血压高涨,两耳轰鸣,几乎半聋,已五十日,未见减轻,倘长久如此,心丧何止三年,形式丧制,弟固主短丧,免费人事,然酒食酬应以及为人作文作书,必待百日以后。”所以,在那时交通和通讯落后的岁月里,书信往来就成了他们相互交流的纽带和桥梁。仅1939年5月5日至1942年4月5日陈去世前月余,陈独秀给杨鹏升的书信就达四十封之多。
  这四十封陈独秀亲笔书信中,1939年七封,1940年十八封,1941年十二封,1942年三封。寄信人地址多为“江津县西门内黄荆街八十三号”、“江津县东门外中国银行宿舍”,另有寄“重庆石板街戴家巷宽仁医院一楼二号”者两封。信封分中式和西式两种,皆用毛笔直书。信笺多为陈独秀自制,也有的为杨鹏升所赠,系毛边纸加红色边框,右下角印有“陈独秀用笺”五字。字体行草兼容,舒展苍劲,有如流水行云。
  陈独秀的这四十封信是然是他与杨鹏升的私人交往的信件,但也反映了他晚年对中国政治经济形与抗战前途的关心。1940年8月3日,他在给杨鹏升的信中说:“弟对大局素不敢乐观,近益情见势绌,倘一旦不支,成渝水陆大道,必为敌人及汉奸所据,乡间又属土匪世界,无军队或秘密会党势力,亦不能生存,兄为川人岂无大碍,弟为老病之异乡人,举目无亲,惟坐以待命耳!”陈独秀对战时物价飞涨极为关注并作了分析,先后在几次信中指出:“实出人为”;“只有县长或管粮食之职务,可以发大财”。同时,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中德国相比较:“前次欧战中德国危机,乃物资天然不足,今中国人为居半,谷物之暴涨,则全属人为,封锁时代又加以奸商横行,此事无法解决也。”(1940-10-19日信)因此,希望“政府”徐图良策:“挽救之法甚多,政府何不急图之以自救耶?”并指出:“实物税只能解决军食问题,于民食琉无好影响”(1941-9-6日信)
  陈独秀对王明、康生诬陷其是“每月领取三百元津帖的日本间谍”一事,一直耿耿于怀,甚至认为是整个党中央所为。所以,他在信中也流露出对当时中共中央领导同志的不满与牢骚。1940-6-12日,他在复杨鹏信中说:“尊函云:‘恩来昨日来蓉’,不知是否周恩来,兄曾与彼接谈否?此人比其他妄人稍通情达理,然亦为群小劫持,不能自拔也。彼辈对弟造遥诬蔑,无所不至,真无理取闹!”
  陈独秀的信中除与杨鹏升嘘寒问暖之外,更多的是与杨鹏升相互索字画、印章、拓片等物:“求兄为写一小幅(纵横尺余)、嫂夫人倘喜作画,更为画一小幅。”(1940-8-3日信)“前奉函乞为作书并拟求夫人作画。”(1940-9-14日信)“求赐拓片一纸”(1941-5-20日信)“求大笔为书直幅”(1941-10-14日信)“大书对联已率涂数字交邮奉上。”(1941-11-22日信)并为杨父撰写墓志:“尊翁墓表属草奉上。”(1941-11-17日信)甚至在他去世前月余,还答应替杨的印谱作序号等等。
  陈独秀晚年寓居江津,生计维难,“物价飞涨,愈于常轨。”(1940-12-14日信)所以“生活一向简单。”(1941-8-6日信)其经济来源有三:一、“月有北大寄来的三百元”(1941-8-6日信);二、稿费。“至于医药费,曾与编译馆约过一稿,可以支取应用。”(1940-1-31日信);三、馈赠。“某先生赐款陆百元,已由省行转到。”(1941-10-4日信)江津本是个弹丸之地,来此避难者蜂拥而至,人口猛增数万,物价尤其粮价暴涨,陈独秀寓居的鹤山坪大米涨到每升30余元,县城的大米价要高于一、二倍,使得贫病交加的陈独秀,生活十分窘迫,日子难熬。他家每月生活费可达600元,“比上年增加一倍”,因此,有时不得不靠典当度日(1941。11。22信)。为此,杨鹏升在经济上仗义求助陈独秀,然而,他又深知老学长的为人,“无功不受禄”,高风亮节。于是,有时以向他索取字条、字联、碑文、金石篆刻等,甚至要他为其父写墓志,或以某先生托转之种种理由,分期分批,少则300元,多则千元不等地赠款给他,以解陈独秀生活之窘迫。1940年2月,杨鹏升从信中得知陈独秀去重庆看病,他及时寄给陈独秀的住院医疗费300元,陈独秀甚感不安:“顷接行严(即章士剑)由渝转来16日手书并汇票300元一纸,不胜惶恐之至!此次弟留渝二星期,所费有限,自备后即差足,先生此时恋亦不甚宽裕,赐我之数,耗去先生一月薪金,是恶可乎……”(1940-2-6日信)杨鹏升当时经济并不宽裕,一家老小20多人,靠他一人供养,每月开销至少500元。但据信中统计,先后共六次寄赠款,总数达4500元。另外,滋补品银耳等及零星如画笺、信封也时有赠与。陈独秀也心中有数,有时也以写条幅、或赠其作品如《中国古史表》、《韵表》和《告少年》诗作以相谢。
  陈独秀与鹏升杨的最后一封信为1942-4-5日。这天,陈独秀正好收到杨鹏升赠他的信纸、信封及一千元,感到“却之不恭而受之有愧”。于是,他在复信中不无感慨地说:“鹏升先生左右:3月12日两示均敬悉,承赐信纸二百信封一百,谢谢你!吾兄经济艰难,竟为弟谋念,且感且愧!弟于印章过于外行,然累奉命,不能坚辞,间集成时,拟勉强数语以塞责也。前次移黔之计,主要是为川省地势海拔较高,于贱恙不宜,非生活所迫,与晋公素无一面之缘,前两承厚赐,于心已感不安,今天寄千元,且出于吾兄之请求,更觉渐恧无状,以后务乞勿再如此也。”当杨鹏升6月20日收到陈独秀给这封信时,陈独秀已于5月27日病故于江津,他颇为伤感地在信封背后记道:“此为陈独秀先生最后之函,先生于五月廿七日逝世于江津,四月五日寄我也。哲人其萎,怆悼何极。六月廿日。”
  解放后,杨鹏升将军热诚地拥护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曾任成都市政协委员和西南美专教授、西南博物委员等职。可是,1953年全国性的肃托运动后,由于受陈独秀的牵连,于1954年以残余历史反革命罪被捕入狱,于1968年病死于狱中。陈独秀给他的四十封信,他一直收藏着,但他被捕抄家时而被公安机关被抄去,并作为罪证在渠县展出,几乎被毁,四川省档案馆得知后即收存,于1980年7月,移交给中央档案馆中央处收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杨鹏升将军平反昭雪,恢复名誉。1986年,他的女儿杨祖慧曾去北京中央档案馆,要求索回陈独秀给她父亲的四十封亲笔信,但中央档案馆认为,这四十封信是研究陈独秀晚年及其党史的重要的历史资料,应由国家收存,故中央档案馆给她出具了收存证明。
  (本文先后发表于《团结报》、《安徽统一战线》、《安庆日报 》等)

作者简介
  全国陈独秀研究会会员、安庆陈独秀研究会常务理事、安徽省作协会员、高级编辑。已出版《陈独秀一家人》(获安徽文学奖)、《陈独秀秘史》、《陈独秀传奇》等多种多部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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