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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二政变80周年:苏联对中国的路线之争

  发表日期:2007年4月24日          【编辑录入:西城大官人

     托洛茨基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不同路线的典型代表人物,他与斯大林的恩怨由来已久。总体而言,托洛茨基对斯大林的批判更主要集中在后者的共产国际政策、苏联的内政外交经济政策、斯大林建立的党内制度上,也就是说,他与斯大林的分歧集中表现在革命、建设的战略策略上  两大派领袖在对待中国革命的问题上,矛盾更加尖锐。在斯大林看来,社会主义只能在一个国家(即苏联)内取得胜利。他在1924年的《论列宁主义基础》说过:“没有几个先进国家的无产者的共同努力,能不能在一个国家内取得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呢?不,不能,为了推翻资产阶级,一个国家的努力就够了,这是我国的革命和建设给我们的证明。”在这一理论的指引下,斯大林似乎对中国GCD的革命并不热衷。
  在“四一二政变”前后,斯大林与蒋介石的关系十分亲密。蒋介石当时在中国领导革命,斯大林把他当盟友;在斯大林看来,革命的前途只能依靠蒋介石的军队。他在1926年11月30日发表的《论中国革命的前途》中这样写道:“中国的革命军(即蒋介石的军队),是中国工人和农民解放斗争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因为广东军队的进展,意味着对帝国主义的打击,对它的中国走狗的打击,与此同时,中国一切革命分子,特别是工人,也因此会得到集会、罢工、出版与组织的自由。”而蒋介石的军队,在斯大林看来就是工人和农民的军队,“它给全体人民以自由,特别是对于工人”。
  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论”在对待中-共以及蒋介石的态度上表现得泾渭分明。在他看来,“在殖民主义国家,急迫的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
  “四一二政变”后,斯大林仍然视蒋介石为同盟。政变发生后六天(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对峙。斯大林并没有过多地责骂蒋介石,反而说:“武汉的国民党是没有右翼国民党人的国民党,是中国劳动大众对帝国主义斗争的中心。”
  斯大林看来,鉴于中国革命的复杂性,应该分成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北伐阶段,民族资产阶级与革命共进。只有在北伐战争完全结束后(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才可能建立苏维埃政权。
  斯大林的这些政策遭到托洛茨基等反对派的批评。他在“四一二政变”爆发前一年发表了对中国革命的看法,他认为,中-共当时已经没有留在国民党内的理由,这主要取决于中国的殖民主义特性和帝国主义的存在,换句话说,中国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已经结合,但他们的利益不同于工人及农民阶级的利益,因此,必须在组织上和政治上与资产阶级断绝关系。
  托洛茨基还认为,由于国民党有一个资产阶级的领导层,不会去符合工人农民的利益,因此有必要建立苏维埃委员会,“苏维埃将从现在开始伴随中国革命的进程,反映它的命运。”
  而即使在蒋介石发动政变前一星期(4月5日),斯大林在莫斯科的圆柱厅里演说,还坚持GCD应留在国民党内,而且他还否认这个同盟者有什么叛变的危险。讽刺的是,国共合作随即破裂。
  托洛茨基对斯大林的反对言论,终于让后者愤怒。“四一二政变”后,托洛茨基被开除出党,并于1928年被流放到阿拉木图。在流放期间,托洛茨基回顾他与斯大林的路线之争时说:“假如在中国北伐刚开始时就在‘解放区’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就有了必要的基础,有了自己的军队,能够粉碎敌人的军队,中国GCD虽然年轻,这样却能够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成熟起来,夺得政权,即使不是在全中国,也能在相当大一片中国土地上做到。”他甚至批评斯大林“塑成了一条越来越脱离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路线”。
  中国GCD成立于1921年7月,次年,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倡议下,中-共成员加入了国民党。随后几年,中-共发展迅猛,到了“四一二政变”前,共有超过五万名党员。中-共在革命过程中坚持“工人运动”,并努力在上海等大城市发展。史料记载,在1927年3月4日到4月4日期间,上海地区的中-共迎来发展高峰,一个月内这个城市的党员人数就翻了一番,达到八千多人。与此同时,国民党的发展也很快。

  当时,中国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北伐战争,外国势力和资产阶级势力受到打击。在上海,工人准备武装起义,但由于此时国共已经开始合作,于是,谁掌握领导权的问题日益显现。当时,上海的中-共领导人认为应该建立苏维埃委员会,但斯大林坚决不肯——前面已经阐述过,他害怕国共联盟破裂,更怕中国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破坏了苏联利益。
  1927年3月21日,上海工人发动大罢工,人数之多,史料并无统一记载,但至少在二十万人以上。在罢工过程中,工人与警察、部分私人卫队甚至黑手党徒发生武装斗争。两天后,罢工结束。
  3月24日,英美军舰炮击南京,引起中国民众的不满。上海工会考虑对所有租界采取大罢工措施。一些当地GCD领导人支持这些反对外国租界的罢工,并把日期定在3月28日。
  对于中-共的这一做法,斯大林坚决反对,其理由是:“这会孤立上海工人,给对工人采取暴力提供方便。”工会遂放弃了占领租界的做法。更让上海中-共感到纳闷的是,共产国际在对待国民党的问题上十分模糊,导致上海中-共混乱。
  另一方面,蒋介石也加紧对中-共的夺权行动。他首先会晤上海青帮老大黄金荣;三天后会晤了上海商业和金融界代表。对于这两大团体,中-共的行为都损害了他们的利益GCD人威胁了鸦片的生产和销售,而罢工则让工厂停止经营。因此,他们答应为蒋介石筹资,打击中-共组织。4月11日晚,工会联盟主席被谋杀;次日,黑帮开始与工人战斗,军队也开始收缴工人的武器。政变发生后,上海黑社会组织领导了一个反共委员会,继续对中-共成员进行打击。18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国共合作告破。
  没有历史文献证明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前是否得到了苏联的支持,但可以确定的是,蒋介石肯定就此问题征得斯大林的默许。
  蒋介石与斯大林的关系非同一般。早在蒋介石于1926年3月26日在广州举行政变以后,他就请求共产国际接纳国民党做它的正式支部。这是因为在准备发起另一场更大政变的同时,蒋介石需要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给他作掩护。他得到了这种掩护——在斯大林的支持下,国民党以列席的资格被共-产国际批准加入了。
  当蒋介石紧锣密鼓地筹划政变时,他也没有忘记和斯大林称兄道弟,例如互赠像片以示友谊永固。作为这种友谊的象征,苏共中央委员、当权派的布勃诺夫曾专程来中国拜望蒋介石。
  鉴于这种“友谊”以及对中国革命路线的坚持,斯大林当然有理由默许蒋介石的政变行为,而且可以利用自己的权力将这个责任推给托洛茨基的反对派。1927年5月24日,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体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反对派的错误”的演说: 
  “反对派是不满意的,因为上海工人没有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主动决一死战。反对派不懂得,中国革命是不能发展得太快的。它不懂得,我们不能在不利的条件下,盲目地投入到决定性的斗争中去。反对派不懂得在不利的条件下避免决战(当可以避免的时候),就等于是帮助革命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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