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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评价之变迁 “盖棺”却难以“论定”

  发表日期:2010年3月7日   出处:人民网((((北京)    作者:张 红     【编辑录入:多声

  (北京党史授权人民网独家发布)

  陈独秀(1879—1942),是一位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有着重大影响而又十分特殊的领袖人物,对其评价褒贬不一,以致很长时间内“盖棺”却难以“论定”。本文拟就五四以来陈独秀评价的历史变迁作一粗略梳理。

  1919年—1949年:毁誉相参的30年

  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为众多知识青年所仰慕,但为顽固旧势力所忌恨,其言论被视为异端。1919年五四运动中,陈独秀在北京散发反帝爱国传单时被捕入狱,一时成为社会焦点。从陈独秀被捕资料汇编(强重华、王树棣等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所收录的有关报道、评论可看出各阶层对陈独秀的不同看法,也反映出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重要地位。比如,毛泽东称他为“思想界的明星”①,诸多进步人士为营救他而奔走呐喊。

  在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下,北洋政府当局被迫释放陈独秀。李大钊在欢迎陈独秀出狱的诗中写道:“从前我们的‘只眼’忽然丧失,我们的报便缺了光明,减了价值……我们现在有了很多的化身……好像花草的种子,被风吹散在遍地。”②张国焘在北大同学欢迎陈独秀出狱大会的致词中尊称他是北大的柱石、新文化运动的先锋、五四运动的思想领导者、可敬的老师。③

  出狱后,陈独秀很快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在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中,陈独秀不是最早的,但在思想界中其影响却是最大的,他带动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众多青年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不久,“南陈”和“北李”相约创建中国共产党,他被选为首任总书记并连任五届。可见,革命阵营对其评价很高。

  但是,到大革命后期尤其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党内对陈独秀的批评日益激烈,把大革命的失败归咎于他。陈独秀满腹怨气,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和中共中央分歧甚大。1929年9月,陈独秀组建“中国共产党托派反对派”。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中,斥陈独秀为“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反对派”,但仍称他为同志。陈独秀拒绝接受批评。10月27日,王明以“慕石”的笔名在红旗发表论陈独秀一文,称陈独秀是“无产阶级的叛徒”、“自始至终是个自由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1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除陈独秀党籍,并宣布他为“反革命”。对此,几乎无人敢反对,只有“忠厚老者”杨明斋持异议,却遭到严厉指责。愤而不平的杨明斋,偷越国境,历经千辛万苦,向共产国际为陈独秀鸣不平。④1931年,蔡和森在论陈独秀主义中也称陈独秀为“可耻的投降者,顽固的叛徒”⑤。

  1932年10月,陈独秀被国民政府逮捕入狱,再次引起社会关注。蔡元培、杨杏佛、柳亚子、林语堂等社会知名人士以及杜威、罗素、爱因斯坦等国际人士呼吁释放陈独秀。中共中央苏区的红色中华报多次予以报道,但当时依然对陈独秀充满仇恨,称其是资产阶级的走狗,“反共”先锋。国民党方面并未因陈独秀已被共产党开除而宽恕他,对社会舆论也置若罔闻。在法庭上,陈独秀受审时的自辩书逻辑严密,慷慨激昂,成为某些学校的教材。在监狱中的5年时间里,陈独秀开始静下心来作些学术研究,用自身行动来证明了他之前的“研究室与监狱”宣言,并写下金粉泪组诗56首,以嬉笑怒骂的形式抨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揭露国民政府腐败罪行。

  全面抗战爆发后的1937年8月,陈独秀获释。出狱后,国民党要人曾多次拉拢他,但他不为所动。中共也派代表与他会谈,希望他承认以往的错误。不久,陈独秀去武汉,发表了一些抗日主张。11月20日,延安的解放周刊发表陈独秀先生到何处去一文,一方面承认其观点与中国托派的主张已大有区别,希望他“重振起老战士的精神,再参加到革命的队伍中来”,另一方面仍批判他“思想却是资产阶级的俘虏”。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回国不久的王明坚决反对与陈独秀进行谈判,并给陈独秀安上了“杀人犯”、“汉奸”、“领取日本津贴”等罪名。有人提出这不是事实,王明声色俱厉地说:“斯大林正在雷厉风行的反托派,而我们却要联络托派,那还了得。”“陈独秀即使不是日本间谍,也应说成是日本间谍。”⑥很快,在解放周刊、群众周刊以及刚创刊不久的新华日报上出现了一些把陈独秀说成是汉奸的文章。最典型的是史学界经常提到的康生于1938年1月28日在解放上发表的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的长文。部分国民党上层人士和无党派进步人士首先站出来为陈辩诬,一时又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风波。陈独秀极为恼怒,奋力反击。后来经周恩来多次做工作才使此事不了了之。

  在人生的暮年,陈独秀依然保持着独立人格,关心民族的命运,发表了一些呼吁抗日救国的言论,并对苏联民主、发展资本主义等问题作了反思(即所谓的“晚年民主思想”)。对此,中国共产党认为这是在否认苏联社会主义,否认反法西斯阵线的存在和力量。1942年5月8日,延安解放日报撰文斥之为“汉奸理论”,反映了“陈独秀的汉奸本质”⑦。然而,自由主义者对陈独秀的言论充满兴趣,有的借此攻击中国共产党。几年后,胡适编辑出版陈独秀最后对于民主政治的见解一书,在序言中认为这“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稀有的重要文献”,“只有他能够大胆的指摘‘自列宁、托洛茨基以下,均不懂得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之真实价值’”。

  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病逝。时事新报、新民报都发布这一消息时说:“青年时代的陈独秀,向宗教宣战,向偶像宣战,一种凌厉之气,不失为一个先驱者。”对他的晚期评论说:“他究竟是一个较有操守者,因为我们还得到他‘身后萧条’的消息。”⑧托派理论家之一的郑超麟在悼陈独秀同志中说:“陈独秀同志能够从卢骚主义,进于雅各宾主义,进于马克思主义,进于列宁主义托洛茨基主义。这个繁复而急剧的过程,完成于一个人的一生中,而且每个阶段的转变时候,这个人又居于主动的领导地位”,“第四国际中国支部曾以中国这样一个伟大思想家和伟大人物为领袖,是足可自豪的!”⑨曾与陈独秀志同道合而最终分道扬镳的托派“多数派”领袖彭述之,在悼陈独秀中说:陈独秀的一生是“以一个光耀的民主主义者踏上中国的政治舞台,而以一个最不名誉的民主主义者钻进他的坟墓里去”⑩。

  抗战时期,毛泽东多是从反面教员的角度谈陈独秀。比如,在1939年延安青年举行的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的会上,他说:“陈独秀不是也信仰过马克思主义吗?他后来干了什么呢?他跑到反革命那里去了。”{11}是年秋天,他又说:“过去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特点,就是引导无产阶级适合资产阶级一群一党的私利,这也就是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主观原因。”{12}

  不过,需要特别指出的是,1942年3月30日,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作的一个讲话中提出:“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现在还不是我们宣传陈独秀历史的时候,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 他的功劳。”{13}1945年4月21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预备会上所作的报告中重申并发挥了这一观点,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陈独秀在某几点上,好像俄国的普列汉诺夫,……他创造了党,有功劳。普列汉诺夫以后变成了孟什维克,陈独秀是中国的孟什维克……关于陈独秀,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是要讲到他。”{14}应该说,这个评价是比较客观的。但是,毛泽东又强调,这些话只能到“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讲。这个报告是个内部文件,直至1981年才公布,因而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对陈独秀研究产生影响。

  在国共两党为中国命运而斗争过程中,毛泽东、周恩来多次从总结国共两党关系教训的高度谈到陈独秀,把陈独秀作为反面教员告诫全党。无疑这些评价,与1927年的“八七”会议决议、1929年开除陈独秀党籍的决议以及1945年4月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口径是一致的。这些决议对于维护党的团结和革命发展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就陈独秀评价而言,是有相当局限的。

  1949年—1979年:批判为主的30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学术界对陈独秀的评价都是以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毛泽东选集中关于陈独秀的评论为依据的,基本内容就是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托陈取消派是反革命,是叛徒,是汉奸(对“托洛茨基集团”的注释)。这些决议,加上其他文件和领导人的讲话等,给陈独秀扣了九顶帽子:机会主义的二次革命论、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托陈取消派、反共产国际、反党、反革命、汉奸、叛徒。{15}

  由于言及陈独秀多和路线错误联系起来,且这种宣传深入人心,以致于其子延年、乔年的烈士功勋在很长时间里也得不到重视,在世的三子松年的日子也不太好。1953年2月,毛泽东乘军舰沿长江东下,路过安庆时再次谈了上述1945年4月21日的观点,并指示安庆地方政府照顾陈独秀后人的生活。据此,地方上确立了延年、乔年的烈士身分,颁发烈士证书。由于是烈属,陈松年及其子女平安渡过了历次政治运动。遗憾的是,毛泽东对陈独秀的正面评价依然未得到宣传。

  1954年,三联书店、人民出版社等单位编辑出版中都遇到了如何对待陈独秀的问题。同年底,中宣部向中央报告了这一情况,并提出:“陈独秀在1927年革命失败后,到他1942年死时,一直是和托派相结合来反对革命的。但是在五四前后提倡新文化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运动中,他的作用是不可抹煞的。如果完全否认他在这个时候的进步作用,把他的名字略而不提,把凡是他的文章都删掉,那么当时有不少事实就难于说明。因此,我们认为,有关的历史事实的叙述可以不必避免提及他,有关的历史资料可以选录他的一部分有影响的论文,但是应有适当的批判,或加注解说明他在当时的作用和后来叛变革命的行为。”{16}这种意见实际是遵循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中“陈独秀并不是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基调。此书和20世纪五六十年代作为高校教科书普遍使用的中国革命史讲义(胡华著),写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一般都不提陈独秀,而只提李大钊,或再加一个“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讲建党前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只讲李大钊和毛泽东,也不提陈独秀。当写到中共一大不得不提到陈独秀被选为中央局书记时,要强调陈独秀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并说他实质上是小资产阶级革命家。

  20世纪50年代末,随着政治氛围日益“左”倾,学术界对陈独秀的评价也出现了严重分歧,主要体现在陈独秀是否是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五四运动后是否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在建党中的作用及其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形成等问题上。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也不深入。更准确的说,批判多,研究少。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还开了一门“陈独秀批判”课,并于1958年出版了陈独秀批判一书。当然,批判也是一种介绍。

  需要指出的是,安徽史学工作者沈寂于1959年完成的芜湖地区的辛亥革命(发表于安徽史学通讯)和辛亥革命时期的岳王会,是“文化大革命”前少有的具有分量的研究论文。其中,前文述及陈独秀在芜湖创办安徽俗话报,这是当时学术界所不知道的(在很长时间里,谈陈独秀都是以他1915年创办青年杂志为起点的)。但发表后在国内没有引起什么反映,却引起了日本、法国、香港等地区学者的注意。而后文却迟迟于20年后的1979年才得以在历史研究上刊出。{17}

  随着个人崇拜的狂热,党史研究中形而上学的力量日益猖獗。这种情况下,对陈独秀的批判也越来越厉害,连他前期的功绩也被抹杀,说他是“混入党内”、“窃取了党的总书记”等等;无限夸大他后期的错误,陈独秀成了“右倾机会主义”、“托洛茨基主义”等等的代名词。甚至有人对陈独秀前期的功绩有所肯定的话,也会受到批评。例如,1963年,孙思白在历史教学上发表陈独秀前期思想的解剖后,受到不许为叛徒陈独秀争历史地位、孙思白同志所著〈陈独秀前期思想的解剖〉的错误何在(均载历史教学1965年第5期)和不容歪曲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不应吹捧陈独秀(均载文史哲1965年第2期)等文章的回击。

  “文化大革命”中,陈独秀成了“十次路线斗争”中“第一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对陈独秀的研究更是成了禁区。“四人帮”为了给他们所谓“儒法斗争贯穿到今天”、“党内有大儒”的谬论寻找根据,竟把陈独秀说成是“尊孔派”,说陈独秀发表了一些文章,评论宪法与孔教问题“其实是配合了国会中一派的活动,其性质属于大狗小狗、饱狗饿狗之间的争吵。”{18}而孙思白、丁守和、彭明、林茂生等研究五四的学者还遭到“触及皮肉”的批斗,“罪名”就是“为叛徒陈独秀翻案!”总的来说,这个时期陈独秀研究成为一门“险学”。
 
1979年至今:逐步还真实面目的30年

  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开始在各方面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学术界为配合当时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开始重新评价某些重大历史人物和事件。作为这项活动的一部分,史学界也开始对陈独秀进行重新研究和评价。

  (一)1979年—1989年:开始全面研究的春天

  1979年是陈独秀诞辰100周年,又恰逢五四运动60周年,可谓陈独秀研究难得的契机。这一年2月,在京召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研究会,并举办了评价陈独秀等历史人物的讨论会;5月,中国社科院召开了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学术讨论会,也以评价陈独秀为课题;12月,又在上海举办了陈独秀问题讨论会。这几次讨论会的中心议题仍停留在对五四运动和建党时期的陈独秀的评价上,肯定了他在新文化运动、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创建中国共产党等方面的功绩,但在他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问题上有分歧。

  同年,对陈独秀作出全面评价的较有代表性的文章为林茂生、王树棣和王洪模合作完成的《略谈陈独秀》(载《历史教学》1979年第5期)。该文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他是激进民主主义者和思想界的明星;建党时期,他是社会主义的宣传者和党的发起者;大革命时期到被开除出党前,他是右倾机会主义者和取消主义者;托派时期,他是党和人民革命事业的背叛者。此外,全国许多大学的党史、现代史研究单位也举行了多次陈独秀问题讨论会。

  这些都大大促进了陈独秀研究,可以说“解除了对陈独秀研究的禁令,真好似洪水决堤,各式各样的论文相继发表了出来”{19}。“到1980年底……在短短的二三年内,各种报刊发表的有关陈独秀的研究、评论文章及回忆、资料等,即达200多篇。”{20}虽然这些文章开始涉及到陈独秀一生中的许多活动,但多都集中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建党时期,其观点也多是恢复性质。这与陈独秀在五四时期的地位早有定论有很大关系。有些文章还难免带有“左”的痕迹。看来,思想的坚冰不会一下子就能打碎并消融。

  为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开拓新的局面,中共中央决定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1980年3月19日,邓小平在与同中央负责同志谈《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工作时提出:“对建国三十年来历史上的大事,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作出公正的评价。”这自然也适用于对陈独秀的评价。在关于不提路线斗争的谈话中,邓小平说:陈独秀,还有瞿秋白同志、李立三同志这三个人,不是搞阴谋诡计的。这里,虽然没有称陈独秀为“同志”,但主为陈独秀是光明磊落之人,这不由得让人想起鲁迅先生当年所言:“假若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

  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作了科学评价。“这个决议为中共党史研究中历史唯物主义的贯彻树立了榜样。7月16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公布了上述的毛泽东1945年的那个讲话。可以说,这个讲话对于扭转长期以来对陈独秀的负面评价起了关键作用(当然,毛泽东的谈话主要是对1927年前的陈独秀“恢复名誉”,对研究1927年后的陈独秀则会起到一定的束缚作用,这恐怕是整个20世纪80年代晚年陈独秀研究相对滞后的重要原因)。也是在7月,邓小平在陈独秀墓地的有关材料上批示:“陈独秀墓作为文物单位保护,请安徽省委考虑,可否从地方财政中拨款修墓,并望报中央。”{21}同年8月,萧克将军提出全面研究陈独秀的意见,说:“陈独秀问题,过去是禁区,现在是半禁区,说是半禁区,是不少人在若干方面接触了,但不全面,也还不深入,大概还有顾虑……即便他后期犯了投降主义及开除出党后搞了托陈取消派,也应该全面的研究。”{22}他还曾经特别提出,在中共党史研究中,要“不唯上,不唯亲,不唯权势”。{23}

  这三位重量级人物的谈话或批示,对学术界解放思想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学者们向传统的观念发起了挑战,提出了新的论断,“在当时冲破禁区,解放思想,引导人们重新研究和评价陈独秀,恢复历史本来面目方面,的确起了先锋的作用,在国内外引起震动。”{24}陈独秀研究的春天已到来。

  唐宝林利用陈独秀后期的文章、书信以及有关回忆等大量原始资料,写出了《试论陈独秀与托派关系》的长篇论文,在1981年《历史研究》第6期上刊登,立即引起学术界的重视。该文叙述了陈独秀从1929年春到1942年逝世,与托派相结合、争吵、分离的复杂过程,认为陈独秀出任托派中央领导人期间,曾领导托派进行过许多重大的“反蒋抗日”革命行动;抗战爆发后,也做过许多抗日工作。所以,不能称其为取消革命的“取消派”,更不能视为“反革命”。1982年的《中共党史资料》(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和1983年的《党史资料》丛刊(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相继全文发表(经陈旭麓注释的)陈独秀在狱中所作的《金粉泪》56首。这再次为人们了解这期间陈独秀的政治倾向提供了重要素材,使得史学工作者对似乎“铁板上钉钉”的陈独秀后半生的研究得以突破。比如,1983年史月廷就指出:“在这个时期,对于陈独秀这样的人,应该从民族大义的角度去看他,不应该再以共产党的标准去要求他。我们从民族大义的角度去看他,应当说他的抗日爱国思想是主要的,错误思想是第二位的。”{25}1982年,陈独秀的家乡安庆市整修陈独秀墓的请求得到中央批准和专门拨款。

  但是,早春时节,乍暖还寒。1984年3月,中宣部发出的通知指出:“陈独秀自1929年因与托派勾结成立反党组织,并拒绝党中央对他的再三警告,而被开除出党。陈在建党时期有其不可否认的历史功绩,30年代王明、康生诬其为日寇汉奸亦非事实……不能为他被开除出党和进行托派活动翻案,更不能把他看作党内人物。”{26}下发此通知的起因,就是《中共党史资料》刊发陈独秀的《金粉泪》这件事,并认为这“是很不妥当的”;而所谓“为他进行托派活动翻案”,自然是指上述唐先生的文章。由于“不能把他看作党内人物”,使1980年至1991年期间编辑出版的《中共党史人物传》第1至50辑中的600多名人物中没有陈独秀。尽管如此,却也说明“陈独秀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总司令和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以及“陈独秀不是汉奸”的观点已经得到上层领导的认可。这一年,人民出版社在“内部出版”了《陈独秀文章选编》。

  这个时候,陈独秀评价问题还引起了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关注。经胡耀邦指示,由王洪模执笔并经中央党史研究室专家集体讨论完成了《关于陈独秀一生活动的评价》一文。{27}该文发表于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第5期,对陈独秀一生的几个关键问题作出了明确的评述。文章指出: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但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人之一,是党的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但不是一个称职的领导人;他从新文化运动到第一次大革命中期为革命作出了很大贡献,他在第一次大革命中期的一些关键时刻已经犯了严重错误,而到后期就犯了成为完整路线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给党的事业造成严重危害;大革命失败后他由马克思主义者蜕变为托洛茨基主义者,提出了一套取消主义和托派理论,加入了托派组织并成为总首领;出狱后,他没有再从事托派组织活动,但思想上徘徊歧途,日益消极悲观。

  1979年—1989年的陈独秀研究,可以看作改革开放后陈独秀研究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是澄清了许多事实,研究范围也不再局限于新文化运动至建党时期,而是扩展到其一生;研究内容也不再局限于政治方面,开始扩展到其学术思想。具体而言,就是:对过去史学界几乎不涉猎的辛亥革命时期陈独秀的活动进行研究,认为陈独秀为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从新文化运动到第一次大革命结束,陈独秀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人物,认为过去讲“扬李贬陈”是不对的,五卅运动和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暴动的重大决策也出自陈独秀之手;对于大革命失败,认为共产国际也有责任,全归咎于陈独秀是不公正的;对于陈独秀转向托派错误的性质,多数学者认为是革命阵营内部的是非问题;对陈独秀晚年的民主思想也不再简单地予以否定。{28}

  (二)1989年以来:进入研究的新境界

  1989年,值五四运动70周年之际,北京党史学会召开了陈独秀讨论会。这是国内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专门的研讨陈独秀的学术会。此后,每隔两三年召开一次讨论会,并从1992年起编印《陈独秀研究动态》,扩大了陈独秀研究的影响。此外,安庆市、安徽省等也成立了陈独秀研究会。

  1989年9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陈独秀传》(上册为“从秀才到总书记”,作者任建树;下册为“从总书记到反对派”,作者唐宝林),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版的首部展示陈独秀一生的著作。这部著作对于宣传陈独秀,带动一批年轻学者投入陈独秀研究功不可没。

  进入20世纪90年代,受“文化热”的影响,人们重新审视和评价陈独秀在近现代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涉及他在文化、民主、科学、宗教、人性、社会史、国家、教育、妇女、文艺、军事、法律、经济等问题的观点和思想。研究方法也多样化,在解析性研究外,强化了综合性研究、专题性研究、体系性研究、比较性研究以及断代性研究等。尤其以比较性研究为主,主要涉及梁启超、梁漱溟、柏文蔚、汪孟邹、李大钊、胡适、瞿秋白、鲁迅、蔡元培、毛泽东等人,通过他们的思想比较或交往过程,使其形象更加生动丰满。

  令人欣慰的是,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晚期陈独秀研究开始有了大的突破。民主思想是陈独秀晚年思想的核心部分。长期以来非共产党人一提民主常会被贴上资产阶级的标签,使得陈独秀的晚年民主思想长期处于被批之列。邓小平关于民主和社会主义的论述,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所发生的“颜色革命”,分别给史学工作者提供了重新审视陈独秀晚年民主思想的理论指导和素材。至少在这个问题上,跳出了“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都要反对”的思维圈圈。上面提到的唐宝林和内蒙古师范大学的阿明布和是此领域较早的开拓者。经过众多学人的努力,原来“黯然失色”甚至“灰溜溜”的晚年陈独秀,清理掉积累多年的历史尘埃并重新打磨后,再次发出了令人赞叹的光芒,认为陈独秀在一定程度上预见了苏联的命运。而今,这一领域已成为陈独秀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的研究生以此来作毕业论文。对陈独秀全方位、多层次的研究,为全面客观地评价陈独秀提供了可能。

  1991年,胡绳玉在《学术月刊》第11期发表了《中共党史人物传不能没有陈独秀》,指出:“陈独秀的一生,如果从他1900年参加反清运动算起,到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他已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了整整27个春秋,作出了比他的前辈、同辈都多得多的贡献。就是在生命的最后15年里,在旧中国的泥潭中,陈独秀依然在趔趄向前,尽管步履蹒跚,有时踯躅,有时摔跤,但他毕竟没有当叛徒,没有做汉奸,没有作出丝毫有损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伟大国格和伟大人格的事来。”著名党史专家廖盖隆指出:“总观陈独秀的一生,他的历史功绩是主要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确实有点像俄国革命中的普列汉诺夫。我们应当宣传陈独秀的历史功绩,确认他是中国革命历史上的杰出人物,永远纪念他。”{29}

  在诸多学者的呼吁下,1991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对陈独秀的注释作出了相应改变,原先的“取消派”、“反革命”、“叛徒”之类帽子被摘掉;对托派的注释也发生了相应变化,认为把托派与汉奸相提并论是错误的。{30}1994年,鉴于广大学者对“不能把陈独秀看作党内人物”的规定的强烈不满,《中共党史人物传》出版的第51至100辑时,终于把“陈独秀”列为(第51辑)第1篇。

  学者的研究进一步得到了高层的积极回应。1997年9月14日,《环球时报》披露了陈独秀的小女儿陈子美老人尚在人间(美国)并面临生存危机的消息后,中华海外联谊会对她进行了援助。10月,在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以中国国家元首身分访美期间,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派人携鲜花探望陈子美。对活着的人进行扶助,也是对逝者灵魂的告慰。1998年1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派人专项督办李铁映、曾庆红关于陈独秀故居以及墓地修复批示的落实情况。{31}有了上级的指示和资金支持,2001年,经保护性维修后,陈独秀墓园总面积即达千余平方米。

  苏联解体后,关于共产国际的档案开始陆续开放。从1997年开始,这套档案涉及中国大革命的部分被中国党史研究部门翻译并出版,推动了陈独秀的相关研究。1999年12月,为纪念陈独秀诞辰120周年,陈独秀研究会、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单位,在北京召开了规模空前的“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学术研讨会,会上再次重点宣传了这套档案资料。

  2001年,为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80周年而推出的《中国共产党简史》等官方史书,放弃使用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推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传统说法,仍维持“右倾机会主义”的结论。至于反共产国际以及“二次革命论”等问题,也得到了较充分的研究,越来越多的人对陈独秀持辩护态度。对于“右倾机会主义”问题,也有学者认为需“摘帽”。

  至此,从学界到官方,进而到民间,陈独秀的正面形象已经树立起来了。2001年,北京皇城根遗址公园树立了一座纪念五四运动的雕塑,却没有新文化运动“总司令”陈独秀的头像,此事引起了轩然大波。由此可见一斑。{32}

  2009年10月9日,是陈独秀先生诞辰130周年纪念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在北京举办了座谈会,就陈独秀与中国社会的思想启蒙及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陈独秀与中国革命、陈独秀的学术及文艺贡献、陈独秀的抗日主张等主题进行了学术交流。同日,陈独秀纪念铜像在上海福寿园揭幕,并举办《陈独秀在上海的战斗岁月》图片展。

  为迎接这一重要周年纪念,2009年1月上海人民出版社还推出了六卷本的《陈独秀著作选编》,选编陈独秀多种文体890多篇。这些丰富翔实的一手资料,加上众多学者的努力,必将推动陈独秀评价研究达到新境界。

  有人说,陈独秀(生前)悲剧的深刻意义,首先在于它折射了中国革命的艰难性、复杂性和曲折性。{33}而他死后的“命运”又何尝不是中国革命和建设曲折性的反映?在“左”的环境中,受到此类不公正待遇的又何止陈独秀一人?

  我们常说要把学术与政治分开。实际上,有时两者很难分开。从以上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可以看出,和政治有关的学术研究要取得进展,首先离不开正常的政治氛围。这种氛围首先具有开放、宽松的特点,能够使“双百”方针得到切实贯彻。令人欣慰的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社会逐渐形成了这种氛围。这不仅是学术发展,也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空气”。这种“空气”的内核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①泽东:《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原载《湘江评论》创刊号(1919年7月14日)。

  ②《新青年》第6卷第6号(1919年11月1日出版)。

  ③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65页。

  ④吴晓:《杨明斋为陈独秀鸣不平》,《炎黄春秋》2005年第3期。

  ⑤王树棣等编:《陈独秀评论选编》(下),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原载《布尔什维克》1931年9月第4卷第5期。

  ⑥王光远编:《陈独秀年谱》,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第353页。

  ⑦朱文华:《终身的反对派》,青岛出版社1997年版,第370页。

  ⑧王光远编:《陈独秀年谱》,第380页。

  ⑨《国际主义者》1942年第3期。

  ⑩中国现代文化学会陈独秀研究会编:《陈独秀研究动态》(内部资料)第12期,第8页。

  {11}《青年运动的方向》,《毛泽东选集》(第2卷)1991年版,第567页。

  {12}《〈共产党人〉发刊词》,《毛泽东选集》(第2卷)1991年版,第608页。

  {13}《如何研究中共党史》,《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03页。

  {14}《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94页。

  {15}唐宝林:《歌颂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一首壮丽赞歌——中国学术界为陈独秀正名的艰难历程》,《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

  {16}胡华:《中国革命史讲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62年版。

  {17}2002年6月15日沈寂在安徽省陈独秀研究会第二届大会上的报告,见《学术界》2002年第4期。

  {18}《陈独秀与孔老二》,《学习与批判》1974年第2期。

  {19}[日]横山宏章:《现代中国对陈独秀的研究》,韩凤琴、张惠才译,《国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译文集》(第1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原载日本《中国研究》杂志1981年11月号。

  {20}王树棣等:《陈独秀研究综述》,见《陈独秀评论选编》(上)。

  {21}朱洪:《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谈陈独秀》,《中共中央党校学报》1999年第3期。

  {22}转引自沈跃春:《实录浮沉,公正评说》,《安徽史学》1995年第3期。

  {23}转引自李乔:《誉人不增其美,毁人不增其恶——关于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人物的思考》,《北京日报》(理论周刊)2007年12月17日第19版。

  {24}唐宝林:《陈独秀研究综述》,《党史研究资料》1990年第11期。

  {25}史月廷:《也谈陈独秀在抗战时期的政治思想》,《齐鲁学刊》1983年第3期。

  {26}《关于严肃注意防止发生不妥当地宣传陈独秀的通知》,参见《党史通讯》1984年第5期。

  {27}参见郑惠:《胡耀邦对陈独秀评价的关注》,《百年潮》2001年第9期。

  {28}唐宝林:《近十年对陈独秀的评价》,《群言》1989年第9期。

  {29}廖盖隆:《陈独秀的评价问题》,王学勤:《陈独秀与中国共产党》,东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7页。

  {30}分别参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38、270页。

  {31}《蒙尘独秀峰——祭陈独秀》,李洁:《文武北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87、390页。

  {32}陈铁健:《请还陈独秀“总司令”一个应有的位置》,《北京日报》2006年9月4日。

  {33}冯建辉:《关于陈独秀评价的断想》,《炎黄春秋》2001年第7期。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资源学院 北京 100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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