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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要研究陈独秀——兼论民主科学与国家安全

  发表日期:2012年4月3日   出处:陈独秀研究网    作者:陈独秀研究Chenduxiu.net主编 万多胜     【编辑录入:多声


 

陈独秀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内在要求

      陈独秀留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最有价值的东西是什么?了解和研究陈独秀的历史意义到底是什么? 200411月安庆 “《新青年》与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学术研讨会上,有陈研专家大胆提出了“陈独秀精神”这一概念,立即引起了与会者的共鸣。

 

陈独秀精神恰恰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内在要求!

 

    一、陈独秀精神是民主的精神

 

     1915年《新青年》创刊,陈独秀提出了“科学”与“人权”的口号,指出科学和人权:乃人类社会进步之两大动力,如同鸟之两翼,舟车之两轮。在《敬告青年》一文中,陈独秀写道:“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人权、科学,便是后来所说的“德”、“赛”两先生,即“民主”与“科学”。

 

19409月陈独秀在《给西流的信》中写道:近代民主制的内容,比希腊、罗马要丰富得多,实施范围也广大得多,因为近代是资产阶级当权时代,我们前面称之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其实此制不尽为资产阶级所欢迎,而是几千万民众流血斗争了五六百年才实现的。科学、近代民主制、社会主义,乃是近代人类社会三大天才的发明,至可宝贵。不幸十月(革命)以来,轻率的把民主制和资产阶级统治一同推翻,所谓‘无产阶级民主’,‘大众(人民)民主’只是一些无实际内容的空洞名词和门面语。

 

在陈独秀诞辰130周年的今天,“民主”与“科学”早已是文明社会广泛认同并尊重的两位先生,具有普世的价值,科学是个好东西,民主是个好东西,都是毋庸置疑的了。

 

 陈独秀是民主的斗士,是民主精神的领袖,民主或 “德先生”是和陈独秀的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陈独秀把民主称为“人类进步之唯一的伟大指标” ,他对民主的执著和领悟,对前苏联社会主义最早的反思以及中国社会主义最早的探索,即使在今天,也不由得让我们惊叹他那超前的眼光。19363月,陈独秀发表《无产阶级与民主主义》,指出“最浅薄的见解,莫如把民主主义看作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民主主义乃是人类社会进步之一种动力”,“史大林不懂得这一点,抛弃了民主主义,代之于官僚主义,才至把党,把各级苏维埃,把职工会,把整个无产阶级政权,糟蹋得简直比考茨基所语言的还要丑陋”。

 

    二、陈独秀精神是科学的精神

 

    《新青年》在力倡民主的同时,提出的另一个口号就是科学。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指出:“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之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所谓科学,既包括自然科学,也包括社会科学和哲学,而重在提倡科学精神,尊重科学规律,用科学的态度看待客观事物。科学的对立面是主观臆断,迷信盲从,愚昧无知,简言之就是蒙昧。

 

    鲁迅先生指出:“现在有一班好讲鬼话的人,最恨科学,因为科学能教道理明白,能教人思路清楚,不许鬼混,所以自然而然的成了讲鬼论的人的对头。”又说:“据我看来,要救治这几至国亡种灭的中国,那种孔圣人、张天师传言由东来的方法,是全不对症的,只有这鬼话的对头科学,——不是皮毛的真正科学。”

 

    正如陈独秀在《新青年》中明确宣告的那样: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这在当时的中国,无疑是正确的,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德先生”、“赛先生”不仅是革命的武器,也是自身建设的法宝。回顾党的历史,只有在坚持民主和科学精神的时候,党的革命事业才能免入歧途,党史上无论是“左”还是“右”的严重错误,都是偏离了民主精神和科学精神所致。民主精神和科学精神对中国未来社会的进一步改造,同样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民主和科学的精神必将成为中华民族自立自强于世界优秀民族之林的双翼和两轮。 

 

    三、陈独秀精神是爱国主义的精神

 

    祝彦先生在《尊重历史,尊重陈独秀》一文中指出,“首先我们必须肯定并褒扬陈独秀一贯的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怀”,并举例说明了陈独秀一生的爱国精神,足以服众:

 

    1897年,18岁的陈独秀就以饱蘸爱国热情的笔墨撰写了《扬子江筹防刍议》、《扬子江形势论略》两篇论文。《扬子江形势论略》全文7000余字,从国防战略的高度,阐述了他对加强长江沿线防务重要性的观点。这是中国的大门已被打开,中国正面临着被列强瓜分的民族危亡时刻, 18岁的陈独秀撰写的一篇充满了爱国热忱的论文,希望清政府能够意识到危机四伏的现状,加强长江国防。

 

    1903年,沙俄拒不撤出中国东北,陈独秀在安庆发起成立了安徽爱国会,并召集安徽爱国人士在安庆藏书楼举行拒俄大会。陈独秀在大会上发表演说,呼吁“我国之人有一人不与俄死战皆非丈夫”!愤于中国人“只争生死,不争荣辱,但求偷生苟活于世上,灭国为奴皆甘心受之”。

 

    令人敬佩的是,陈独秀始终把爱国主义摆在首位,并不计较个人得失和恩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陈独秀一走出了国民党监狱,即投入到火热的抗日斗争中去。为了同仇敌忾,陈独秀毅然表示支持蒋介石国民政府的抗日。他深明大义地说:“蒋介石杀了我许多同志,还杀我两个儿子,我和他不共戴天,现在大敌当前,国共二次合作,既然是国家需要他合作抗日,我不反对他就是了。”这些话说得很诚恳也很感人,体现了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的博大胸怀!

 

    陈独秀之所以有如此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是有他深刻的理性思考的,他的爱国主义思想对炎黄子孙具有永远的警醒意义。陈独秀说:“我们中国,家族的制度,在各国之中预算完备的了,所以中国人最重的是家,家家有家谱、有族长、有户尊、有房长、有祠堂……个个人一生的希望,不外成家立业,讨老婆,生儿子,发财,做官这几件事。”至于“国家何物,政治何事”,一概不知。如果与他们谈到国家之事,总认为有皇帝官府作主,与老百姓无关,不知道“国亡家破,四字相连,若国大乱,家何能保”的道理。

    

     四、陈独秀精神是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内在要求

 

    19197月,毛泽东曾在《湘江评论》创刊号上,发表《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热情赞扬陈独秀“为思想界的明星”,认为“陈独秀之被捕,决不能损及陈君的毫末”。“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精神万岁!”1936年,毛泽东在同斯诺谈话中,又说陈独秀:“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

 

    中华民族精神的内在要求是什么?笔者认为,无论是革命前辈们抛头颅洒热血,争取中华民族独立和解放的年代,还是当今中华民族改革开放,建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物质、精神、政治文明和和谐社会的年代,中华民族精神的内在要求,其基本元素应是民主的精神、科学的精神、爱国主义的精神,陈独秀精神恰恰就是中华民族精神内在要求!

 

没有民主就没有科学发展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90年、辛亥革命100年的今天,“民主”与“科学”早已是文明社会广泛认同并尊重的两位先生,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国共产党也系统地提出并阐述了“科学发展观”和“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思想。然而,在学习和实践科学发展观如火如荼的过程中,我们却忽略了“民主”这个主心骨,没有认识到“民主”是科学的方法论,不仅是科学发展的保障,“民主”本质上还是科学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三聚氰胺”到“我爸是李刚”到“高铁追尾”等,不能不引发我们对陈独秀先生关于民主与科学思想的再思考,

 

一、“民主”是科学执政,是科学发展的重要内容:

 

民主本质上也是科学,是社会科学,是科学执政的基础。

 

  “科学”,既包括自然科学,也包括社会科学和哲学,而重在提倡科学精神,尊重科学规律,用科学的态度对待客观事物。科学的对立面是专制独裁,主观臆断,迷信盲从,愚昧无知,简言之就是蒙昧。因此,“科学”最核心的内涵,是指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论,并不是指现成的科学理论学说,这种“科学”概念,才是最符合科学本质的正确概念。

 

然而,我们今天所说的“科学”内涵,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不再被理解为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论,而是变成了现成的学说体系。科学精神没有了,科学方法论缺少了,这种认知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道德与法律是人类社会历史长河流淌演绎出的辨证有机体,古今中外的经验教训启迪现代社会科学:民主是显示人类道德的“人文科学观和政治方法论”,民主乃自然道法地取舍人类德行。人文精神社会风尚与物质享受经济发展并行不悖,民主是实现人类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遵循天理人道,顺天应人,使“道德法律辨证有机体”能够健康成长、良性循环的必要途径和现代社会科学。善于总结古今中外的先念,并具体地应用于社会实践,这是现代社会文明的科学性。(僧藏玉《道德与法律是人类社会历史长河流淌演绎出的辨证有机体》)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科学方法论。科学发展观的具体内容是:在“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的指导下,按照唯物辩证法的科学方法论,与时俱进实事求是地分析和对待发展过程中的一切问题,从而最大限度地促进生产力和一切社会事业的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观本质上反映“科学”的最核心的内涵,体现的是科学的精神和科学的方法论。

 

胡锦涛同志强调科学执政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成功的前提条件,提出要大力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努力使我们作出的决策,特别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决策符合客观规律和科学规律,符合人民群众的愿望。

 

二、“民主”是大智慧,是科学发展的智力因素

 

 “当前的复杂局面,不是任何一个人的智慧能够解决的,所以多一分民主,就多一份智慧。”这是全国人大代表、长沙市市长张剑飞在两会期间接受访谈时所说的一句话。“多一分民主,就多一份智慧。”一位官员能够悟出这样的道理,应该说是一种可贵的清醒。

 

民主是集思广益,蕴含着深刻的群众路线原则。每个人的认识是有限的,再高明的政府也不可能单靠执政者自己的智慧,就能制定出科学的行动方针,他应集中群众的智慧,遍采众人之长,因为群众在自己所研究的领域最有发言权。其次,在某一具体问题上,也要广开言路,不能只听一面之词,考虑一种方法,而要围绕这一问题,充分听取意见,提出各种可能的解决措施,在可供选择的方案中进行利弊比较,选择最优方案实施之。从这个角度说,这也是决策民主化、决策科学化的体现,这些都是执政者须臾不可离开的致胜法宝。

 

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艺术上不同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19621月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指出:“不论党内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说,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要真正把问题敞开,让人讲话,哪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

 

只有“民主”,才能广开才路,凝聚人民的意志、智慧和力量,吸纳各民族、各团体、各阶层、各党派的杰出人士,专家云集,群英荟萃,成为“人才库”、“智囊团”。实践证明,民主有利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因素,激发全民族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民主既符合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又体现了中华民族兼容并蓄的优秀文化传统。

 

应该说,民主是一种极高明的大智慧,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

 

三、“民主”是凝聚力,是科学发展的动力

 

王存兴同志的文章《民主是一种很高的智慧》,提出民主的核心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 通过全民公决产生宪法,它的公平性得到了保障,同时得到大众的认可。宪法的权威性是稳固的。

2 通过自由选举,大众可以选择能够代表他们利益,或者更优秀的人代表他们行使权力,同时,通过弹劾,可以对官员进行罢免。这是对官员最有力的监督和制约。

3 言论自由不但可以对政府进行有效监督,而且可以把社会中的各种利害关系及时的暴露出来,有利于在公开的辩论中得到“化解”,其实这是一种微观的社会协调方式。

4 结社自由,这样共同利益或者共同信仰的人可以形成不同的团体,可以以集体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并可以预防一个集团或党派的做大,维护了社会各种力量的均衡。保证了社会的稳定性。

 

这篇文章,还从另一个角度阐明了现代民主不可取代的社会作用:现代社会的特征是财富的快速增长,财富的来源已经不是简单的土地生产,而是变成了创造和交易。现在世界的财富70%多是创造的结果,资源的比重不足30% 。在这样一个环境下,如果不能有效地协调社会个体或群体的利益关系,保障社会的公平和个人权力,冲突就会更见频繁和激烈。人们不但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潜力,而且会因为内部争夺的而消耗大量精力,并且可能爆发社会的全面冲突甚至暴力革命,对社会产生巨大的破坏。

 

一个不懂得民主智慧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因为他们不懂得社会利益的协调方式,他们跳不出内部争斗,内部破坏的怪圈。同时,他们无法打开通往创造——交换的财富增长的途径。

 

进一步健全民主制度,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和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是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的保障。

 

四、“民主”是依法执政,是科学发展的法制保证

 

现代意义上,特别是社会主义的法制或法治,与民主本为一物。可以说,民主与法制是灵魂和肉体的关系;前者是灵魂,后者是载体。没有民主,法制便是“行尸走肉”;没有法制,民主便是“孤魂野鬼”,无处附着,名有实无。

 

在古希腊,法律被视做城邦安全的基础,具有女神般的尊严,可以说是城邦真正的保护神,而这保护神的灵魂就是古希腊的民主政治。

 

依法执政,就是要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从制度上、法律上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坚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不断推进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法制化、规范化,以法治的理念、法治的体制、法治的程序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愚昧不是社会主义,没有民主不是社会主义,没有法制也不是社会主义。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 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 ”(邓选精装2322页)社会主义不仅要把经济搞上去,而且要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两个方面都超过资本主义。如何做到这一点,邓小平同志的回答是,主要靠两条:一要在经济上进行改革,二要在政治上发展民主,使我们的制度一天天完善起来,并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来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

 

综上所述,民主是人类千百年来思想和智慧的结晶,民主体制是正反两方面社会实践经验的总结。对于现阶段的中国社会改造,“民主”是科学执政,是科学发展的重要内容;“民主”是大智慧,是科学发展的智力因素;“民主”是凝聚力,是科学发展的动力;“民主”是依法执政,是科学发展的法制保证;“民主”是权力制衡,是反腐败和科学发展的利器;“民主”是良性循环的血液,是社会有机体健康的保证。近期的《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指出:我们离民族复兴的梦想,从未如此接近。30余年改革开放,将中国推向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和矛盾凸显期,发展中呈现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出现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我们该以怎样的姿态迎接新的机遇和挑战,推动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进程?陈独秀说得好:“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陈独秀著作选》卷一,第443页)此90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党的前五任总书记说的话,值得21世纪的中国共产党和每一个中国人深思。

民主、科学与国家安全

一国非民智大开,民权牢固,国基总不能大安。徒只望君明臣良,那明君良臣活在的时候,国家还可以勉强安宁,君良臣一去,便是人亡政熄,国家仍旧要衰败下来。”

——陈独秀《十四年共和》(《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

 

20世纪30年代,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入侵中国东北,进而发动“七七”事变全面侵华。一位资深国安干部在谈及这段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灾难历史的时候,不无感慨的说:“小日本觊觎侵略中国,等了100多年!”

 

那么,为什么20世纪30年代,小日本终于敢大举入侵中国了呢?那是因为我们的国家正在打十年内战,兄弟互相残杀。试想,如果当时的中国没有蒋介石政府的专制独裁、政治腐败,国共两党实现了民主共和,中华民族实现了和谐、科学发展,小日本敢于大举入侵吗?

 

“国家安全”既是一门学科的名称,也是一类学科的总称。作为一门学科,“国家安全”是国家安全科学与国家安全哲学的统一;作为一类学科,“国家安全”既包括多门国家安全科学,也至少包括一门国家安全哲学,其实也是国家安全科学与国家安全哲学的统一。就像系统思维应当成为当代国家安全科学的重要方法一样,民主理念应当成为当代国家安全哲学的最高原则。

 

只有把科学与人性、系统思维与民主理念有机统一到国家安全学基本原理之中,确立一种系统的民主安全观,才能使国家安全理论对国家安全实务起到积极的服务和指导作用。

 

早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就已经明确认识到了民主对政权巩固、国家安全的极端重要性。1945 7 月,在延安与毛泽东会谈时,黄炎培说道:

 

“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对此,毛泽东当即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

 

2010 年“两会”前夕,在召开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听取对《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的意见时,温家宝说:“我们回忆起毛主席当年回答黄炎培‘周期律’的那一段有名的话,就是能不能跳出‘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周期律?那就是发扬民主。”

 

近年来,无论是学界还是政界,在破解“兴亡周期律”问题已经达成了思想上的共识,这就是必须依靠“民主”。民主是个好办法,民主是走出“兴亡周期律”的唯一办法,民主是保障国家安全以及相关的国际安全和国内安全的根本办法。

 

国家安全与科学的关系同样不可或缺,这里的科学不仅包括自然科学技术,更重要的是社会科学和科学的思维、科学的精神。毫无疑问,当代国家安全实务所需要的科学和哲学,已经不是传统的科学和哲学,而是现代的科学与哲学。经验决策在总体上要弱于科学决策,而基于传统科学的决策在整体上也要弱于运用最新科学成就和方法做出的决策。因此,对国家安全决策仅仅提出“科学化”的要求还是不够的,而必须提出“充分科学化”的要求,即要在国家安全决策中充分利用一切最新的科学理论、方法和技术。同样,国家安全哲学对国家安全的积极作用,也必须建立在国家安全哲学的充分现代化的基础之上。落后的哲学,特别是建立在专制集权社会条件上的哲学,对当代国家安全决策不仅不可能起到积极作用,相反倒可能产生消极的甚至是破坏性的作用。

 

伴随全球一体化的进程,必然将国家安全的观念从传统的“本土生存”,转变为“世界性发展”;在关系国家安全的诸多因素中,科学与人文的因素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现;科学和人文将要面临的变革和建设任务,丝毫不比经济,军事上的任务更小,更简单。无论在当代国家安全实务和决策中需要运用到多少科学理论、方法和技术,系统科学提供的理论、方法和技术都不能被忽略;无论在当代国家安全实务和决策中要依赖什么样的先进哲学理念和方法,倡导民主、科学的当代政治哲学都必须给予充分的关注和重视。

 

国家安全是一个历史动态过程,不是静止状态的被评估物。在动态的国际性、社会性民族政治文化生存中,国家在文化政治、军事结构与功能上的稳定性、适应性、进取保障,决定国家生存的安全与命运。就此而言,人民始终是国家的根本,人民的地位与利益决定国家的前途。得民心者得天下,代表人民才能享有国祉,这是国家社会科学的绝对核心原理。只要违反了这个原理,一切都将无用。这也是政治科学的水桶原理:国家与人民的关系是桶底,各种管理与行政职能只是桶帮。国家管理与发展的水平决定于最短的而不是最长的桶帮木条,而国家的完蛋与否,则决定桶底是否结实!政策的核心是国家与人民的关系。失去了人民,中央还能有什么权力?权力就是人民,国家就是人民,桶帮再高,没有底有什么用呢?!

 

高层向基层辐射的法权腐败,导致基层向高层的专制侵蚀,这种情况无论称之为改革的副产品,还是负效应,都在本质上是由人民民主监督的丧失导致的。一句话,它们已经成为威胁国家安全的严重逆流。中央集权,加强法制,完备社会民主,是二十一世纪中国安全生存的政治出路。

 

 

    古希腊神话故事中有个普罗米修斯的英雄,普罗米修斯名字的意思是“先知”。他是被宙斯放逐的古老的神苰族的后裔,是地母盖娅与天父乌拉诺斯所生的伊阿佩托斯的儿子。他与智慧女神雅典娜共同创造了人类,并教会了人类很多知识。当时宙斯禁止人类用火,他看到人类生活困苦,就帮人类从奥林匹斯盗取了火,因此触怒宙斯,将他锁在高加索山的悬崖上,同时每天派一只鹰去吃他的肝,他每天忍受被恶鹰啄食肝脏的痛苦,他的痛苦要持续三万年,而他坚定地面对苦难,从来不在宙斯面前丧失勇气。陈独秀是中国的普罗米修斯。

 

郭德宏先生说陈独秀是与孙中山、毛泽东具有同等历史地位的伟大人物,一语惊人,一语中的。

 

    实际上,陈独秀于中国近现代史的贡献和影响,在某种程度上是要大于毛泽东的,他所极力推进的“德先生”、“赛先生”,不仅震撼和引领了一代炎黄子孙,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人,而且对未来中国社会的进一步改造,仍然有着深远的启导意义,他的民主的、科学的精神以及爱国主义精神和真实的马克思主义精神,必将成为中华民族自立自强于世界优秀民族之林的精神内核。最后,让我们借用毛泽东19197月在《湘江评论》上的话,来结束本文:

 

    “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精神万岁!”

 

 

 

 

引文及参考论文:

 

《论陈独秀精神》                                   万多胜

《没有民主,就没有科学发展》                       万多胜

《国家安全学是国家安全科学与国家安全哲学的统一》   刘跃进

《民主、腐败与国家安全》                             琦、王良毅

《陈独秀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新世纪以来陈独秀研究述评》                       周建超、魏吉华

《论陈独秀研究之深化》                             马惊涛

《海外陈独秀研究概况》                             政右经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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